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儒学独尊与宗教探析

第二节　儒学独尊与宗教

一、“顺民之情，与之休息”

秦王朝的二世而亡，给汉王朝的建立者以深刻教训，也促使政治家、思想家去思考与反省，如何才能长治久安而不蹈秦之覆辙。以陆贾为代表的黄老思想家认为秦亡于专任刑罚，故有“倾扑缺覆之祸”，提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这一主张被认为是以《老子》为理论基础产生的黄老新道家。新黄老之学既讲道又讲法，以无为掩饰无不为。黄帝之学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它与老子学说的不同在于：黄帝之学不仅讲道，而且讲法。汉初把黄老糅合在一起，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西汉初年，体现黄老思想的代表作品是陆贾的《新语》。陆贾在这本书中总结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后，提出了无为的政治主张。他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篇》）主张统治者对老百姓少“有作为”，使其安居乐业、安心发展生产，这样就可以缓和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新黄老学说的特点是：在政治上肯定新的封建一统王朝的统治秩序，在承认君臣关系不可改变的前提下，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用少所作为的办法，就能休养生息、缓和矛盾。相反，统治阶级愈“有为”，民就愈“难治”；统治者的法令愈多，反而使“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这和原来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不同，它是一种维护统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了“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汉书·艺文志》）的政策，以适宜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汉初的几任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实行“无为而治”。如萧何死后，曹参为相，举事皆循旧例，无所变更。对于“言文深刻，欲务声名”（《汉书·萧何曹参传》）的人，斥而不用；对于“谨厚长者”，给予提拔，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所以当时老百姓歌颂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汉书·萧何曹参传》）汉初真正建立起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是以司马谈和刘安为代表的淮南学派。他们提出了“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的积极人生态度，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为了更有所为。《淮南子》中就包含着变相的有为思想。

西汉无为而治的思想和某些做法，对战后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为以后的王朝树立了一个榜样。

二、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天授君权”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刚刚继位不久的汉武帝，即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京师应对“当今治道”。当时参加应对贤良共100余人，其中，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最受汉武帝的赏识。董仲舒是文景时期的大儒，专精《春秋》公羊学，景帝时为《春秋》博士。他以传统的儒家思想为根据，兼取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家体系。他根据《春秋》大一统的思想，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丞相卫绾遂提议：“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武帝准其奏，儒学独尊的局面基本形成。其后武帝通过设明堂、兴礼乐、尊儒兴教、以儒术取士、制度教化等一系列措施，确立了儒家的一统地位，将教育、考试、选官三者结合起来，逐步把儒学推向国学的地位。

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学是以《春秋》公羊学为核心，兼取刑名及阴阳学说而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封建神学的思想体系。在提出独尊儒术的同时，又提出了“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扬“天”有意志，是主宰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神，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是天的意志的表现。“天”和人能够感应相通，宣称，“天”不仅创造人类，而且还为人类安排了君主，帝王受命于天，且秉承天意统治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理论。还提出“天道不变”说，论证封建统治和伦理道德不会改变。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依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了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合阴阳之道，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上有至高无上的“神权”，下有君权、父权、夫权，形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四权”。从而为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制造了神学的理论根据。同时，董仲舒又将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原则。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在当时就享有“群儒之首”的声誉，他自觉地运用儒家精神改造阴阳五行说，建构起天下一统的宇宙论系统图示，学者认为“天—人”一统的阴阳五行系统论，将宇宙的万事万物统统组织进一个整齐划一、“以数为五’的先验模式之中，这并不单纯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就。从更广阔的文化演进大趋势看，把零碎、分散的种种经验组织起来，以数字来组织整理从而解释宇宙发展，是思想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出现的现象，例如在古希腊，就有毕达哥拉斯的显赫学派和理论。因此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化进步的阶梯。但在当时，最直接、最恶劣的文化后果，便是诱导了谶纬神学怪胎的投世。

三、谶纬神学的盛行及经今古文之争

（一）谶纬神学的盛行

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到西汉末年有了恶性发展，谶纬迷信广泛流传，毒化了整个思想学术领域。所谓谶纬，即谶记和纬书。“谶”又称图谶、图书或符命，是一种预言凶吉的符验。“纬”与“经”相对，多以宗教神学观解释、附会儒家经义，因而称为“纬书”。谶记与纬书充满荒诞、迷信的内容。到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危机深重，图谶随之流行起来。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利用谶书，鼓吹汉室再受命。汉平帝死后，王莽利用孟通所得符命，做了假皇帝；他不满足，又利用广汉人哀章所作“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邦）传予黄帝金策书”，称“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终于登上了真皇帝的宝座。王莽时期，图谶不仅成为他攫取最高统治权力的工具，而且在官方的利用和倡导之下，其影响日益扩大。

新朝末年，刘秀利用图谶起兵，后又称应了火德之运，以“神意天命”的资格登上了帝位。谶纬之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越发兴盛，儒生要诵记谶纬，对策要引用谶记，经学谶纬化的趋势日渐加强。公元79年汉章帝亲自主持了白虎观会议讨论经学，以“使诸儒共正经义”，使谶纬迷信合法化，会后整理出的《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白虎通义》），把儒学思想（今经文学派）法典化，一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后汉书·张衡传》）《白虎通》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与谶纬迷信融合在一起，加以系统化、神圣化，并把一些自然现象、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等问题牵强附会地拉扯在一起，作一番曲解和比附，为巩固封建政权和皇权服务。使由董仲舒改造过的神学化的儒学更富于迷信色彩，使其神学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加符合东汉社会现实的需要。当时，朝廷一些重大事情也要用图谶作决断的依据，如议修灵台、郊祀、立明堂辟雍等，一些知名的古经文学者，如桓谭、郑兴都因反对谶纬迷信而惨遭迫害。

（二）经今文与经古文之争(www.xing528.com)

谶纬神学定为国宪的过程，是经今文与经古文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秦火以后，儒家的经典损失惨重。西汉初年，重新发掘整理的古籍，整理老儒生记忆与口耳相传的儒家著作，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经”。汉初，今文经流行。武帝时鲁恭王拆除孔子住宅，发现《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用先秦古篆写成，其后又有人发现类似的古籍，称之为“古文经”。经今文与经古文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经书的文字书写方面，而且在版本、篇目、师承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别，以后又引申为学术观点、治国方略等一系列问题的重大分歧。西汉中后期，今文经学独居官学地位，其大师为董仲舒，《春秋公羊传》备受重视，他首倡独尊儒学，并把儒学神秘化，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神话皇权，使今文经学派向神秘主义的方向发展。西汉末年，在王莽的扶持下古文经学得以兴盛，古文经成为王莽托古改制的理论依据，古文经得以立为官学，取得了合法地位。东汉时古文经学发展较快，它虽未立为官学，却逐渐成为私学的主流，渐居正宗，学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古文经学大师辈出，如贾逵、许慎、桓谭、班固、王充、马融各在某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今文经学由于其自身的弱点而日趋衰落，其对经文支离破碎而又烦琐的解释，充满荒诞不经的迷信邪说。到东汉末年，马融的学生郑玄（127年～公元200年）遍注古、今文群经，综汇今古文经学，集两汉经学之大成。后世（特别是清代）推崇的“汉学”，即指两汉经学，尤其服膺东汉古文经学考其源流、辨章学术的治学路线。汉代儒家经今古文之争，对儒学的发展有过一定的作用，至于那种不能脱离对经典的依傍，以注经、释经透露已见的“经学方式”，更成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影响中国文化至远至深。

四、反神学思想的提出

在东汉谶纬神学风靡一时的时候，反谶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猛烈批判，其代表人物是桓谭、王充。

桓谭（公元前40年～公元23年），沛国相（今安徽淮北市）人，著有《新论》（已佚），现存有后人辑录本。桓谭攻击谶记纬书是“奇怪虚诞之事”，必须抛弃。他反对一切灾异迷信，认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新论·谴非篇》）把灾异作为上天警告的说法是荒谬的。桓谭藐视权势，当着刘秀的面表示对谶纬的蔑视，结果被贬。桓谭还反对方生术士所宣扬的“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神仙思想，认为服“不死之药”就可长生不死是根本不可能的。桓谭的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影响。

王充（27年～约100年），会稽上虞（浙江上虞）人，著有《论衡》，是反对谶纬迷信，批判唯心主义的不朽著作。王充对“天人感应”的虚妄进行了批判，触及了封建神学的理论核心，认为天不可能有意志，因而天不能谴告于人，也不能降祸福于人，否定了“天人感应”的神学论，使“王权神授”灾异之变的神话不攻自破。揭露谶纬神学的同时，王充对鬼神之说也作了有力的批驳。王充认为，“人，物也。物，亦物也”，（《论死篇》）在自然属性上，人与物是相同的。那么，“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同上）。他进一步说明：“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同上）不能变为鬼，也不能害人。他说：“今人死，手臂朽败，不能复持刀，爪牙堕落，不能复啮噬，安能害人。”（同上）王充在谶纬迷信思想猖獗的东汉，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封建神学分庭抗礼，实为难能可贵，但也难为社会所容，其著作《论衡》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书”，其本人“贫无供养，志不娱快”，（《自纪》）为世俗所吞没。

五、佛教的传入和本土道教的兴起

宗教是人类社会产生的一种远离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宗教广泛传播，对人类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在古代，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不少是通过宗教来完成的。一些宗教人物，也往往是文化的使者。汉代佛教的传入和本土道教的兴起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极为深远影响的大事。

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它在中国的传播与丝绸之路的开辟有着直接的联系。本来两汉时期官方推崇的儒学自董仲舒以后已包含浓厚的神学色彩，西汉末谶纬迷信之说甚嚣尘上，导致儒家经典中的神学成分更突出。但儒学毕竟与真正的宗教有较大区别，从严格意义上讲，在中国以后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都难以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宗教。在汉代以前，中国还没有一种宗教，而贫困的土地最容易滋生或吸收宗教。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5～公元前485年）约与孔子同时，原为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太子，因不满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又对人生诸多烦恼深感忧虑，遂出家修行，领悟到苦、集、灭、道“四谛”和“十二因缘”，形成最早的佛教教义。佛教宣扬平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倡导行善和来世，受到民众的欢迎。信徒们尊称其为“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或佛（觉悟者）。其后数百年，佛教在中亚、西亚广为流传，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原地区。

据载，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使臣伊存到达长安传经，博士弟子景宪从其学经。东汉初佛教在宫廷贵族中开始流传，楚王刘英因信佛斋戒，信奉“五戒”受到明帝表彰。明帝永平十年（67年），明帝派蔡喑到印度求佛经，从大月氏带回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并用白马驮回一些佛教经典，史称“白马驮经，菩提西来”。明帝遂下令在洛阳建白马寺，翻译佛教经典。所以，白马寺有中国佛教“祖庭”之称。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桓灵时代，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都前后来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汉时期所流行的佛教，属于小乘教派。从袁宏《汉纪》的记载看，当时佛教所宣扬的教义，主要有如下几点：其一，宣扬“神不灭”论，认为“人死精神不灭”，人死之后能够重新投生，轮回转世，精神也就“随复受形”；其二，宣扬因果报应，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宣扬依法修行，脱离苦海，进入涅盘境界；其三，以慈善为本，要求不杀生，清除欲念。佛教所宣扬的教义，比之儒家的天人感应说和道教的长生不老说，更容易为贫苦民众和企求永葆荣华富贵的贵族所接受，所以佛教较为迅速地兴盛起来。

中国道教产生于东汉时代，与佛教的传入大致同时。道教主要渊源于战国秦汉的神仙方术和托名黄老之学的太平道、五斗米道，并夹杂有古代的鬼神崇拜。方生术士曾相当活跃，他们迎合统治者长生不老的愿望，编撰出“神山”、“仙药”的谎言，一些君主包括秦始皇不惜耗费巨资入海求仙，结果只能是一场空。同时又有方士炼丹，服食可长生，封禅升天，占卜吉凶，驱鬼求神，祈福禳灾等手段或“能耐”，致使许多贵族包括汉武帝在内，都曾深信不疑。

西汉成帝时，齐国方士甘忠可汲取中国传统的原始宗教和当时流行的谶纬神学著作《天宫历》、《包元太平经》，托言真人赤精子下凡传播太平之道。东汉顺帝时，宫崇献上他老师于吉所得神仙书《太平经》（又称《太平青领书》）共170卷。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奉《太平经》为经典，建立“太平道”。东汉顺帝时，张陵（即张道陵）到四川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修道，造作符书，以符水及中草药为人治病，凡入道者须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张陵就是后世所说的张天师。五斗米道教人学习《老子》，现在流传的《老子想尔注》就是五斗米道的著作。他们按照神仙长生的理论来解释《老子》，而且把老子神化，“太上老君”的称号最早就出现于此书。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原始的道教，两者的教义大体相近。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在佛教未传入之前，它的教义缺乏系统，被认为“道家之术，杂而多端”，是神仙思想、道家学说、鬼神祭祀以及占卜、谶纬、符录、禁咒等巫术迷信结合的产物。道教修行的终结目的是炼丹长生、羽化登仙、“得道成仙”。它是一种入世的宗教，不仅追求人生的享乐，而且希望长生永世。道教对中国文化有多侧面的影响，对中国古代化学、医药学等科技发展有较大影响，故而鲁迅先生曾言：“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