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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史:制度文化的构建与完善

时间:2024-06-1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制度文化的构建与完善何为制度文化?各项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的正常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精神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催化剂。政治体制是秦汉文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规定无一不体现出封建国家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史:制度文化的构建与完善

第一节 制度文化的构建与完善

何为制度文化?史学界通用的制度是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选举制度等等。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或文化现象,同时它又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制度文化的建立是秦汉文化的特点之一,它标志着国家的强盛、政治走上成熟、社会相对稳定、人们生活不同程度地提高。各项制度的建立为社会的正常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精神文化的发展增添了催化剂。国家统一,使先秦多元文化得以统一,在整合的过程中,文化的整体地位加强了,水平提高了。整合后的统一文化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又反过来促进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初创

公元前221年,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扫灭六国,终于统一了全国,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关于统一以后的政治体制问题,秦朝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多数官员,主张在燕、齐、楚等地区另设封国,立秦始皇诸子为王,以便控制这些边远的地区。廷尉李斯则提出异议,认为周初所封弟子同姓很多,结果形成诸侯混乱的局面,连周天子也无法制止。如今天下统一,他建议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用赋税赏赐诸子功臣,不宜再分封诸侯,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安宁。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决定全面推行郡县制,从而开创了一整套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政治体制是秦汉文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体制的具体内容是:

首先确定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嬴政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早已不能显示他的至尊地位,故兼取三皇五帝的尊称,定帝号为“皇帝”。自此,“皇帝”一词便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此外,还规定皇帝的“命”称“制”,“令”称“诏”,皇帝自称“朕”,“印”称“玺”。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以维护皇帝的权威。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称“二世”、“三世”,依此类推,“传之无穷”。这些规定无一不体现出封建国家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地位。

其次,以秦国的官制为基础,设置一整套的官僚体制。朝廷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宗正、典客、少府、治粟内史、廷尉),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朝廷任命制、非世袭的官僚制。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在全国分设36郡,秦末增至40多郡。郡设郡守,直接受中央管辖。郡内设若干县,县设县令。县下为乡,乡下为亭,亭下有里,邻里连坐,组成严密的垂直统治网。

这个制度在创立之初,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其主要特点是:君主的地位极大地提高,权力高度集中。在整个国家机构中,巫师和宗室贵族不占重要地位,而君主的臣仆和侍从上升到主要的地位。秦以后,统治的地区越来越辽阔,国家机构越来越庞大,职务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致,变化也比较多。秦朝仅存在15年就二世而亡,但其所确立的专制集权制度却垂之久远,为后世列朝所沿袭,在中国沿用了2000多年。

汉承秦制,两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得以完善与确立。在秦末农民战争以及楚汉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汉,在重建封建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至高无上的皇帝之下,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国家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物的“九卿”。一些有作为的君主为进一步加强皇权,采取了限制相权、重用位鄙职轻的尚书台官员等措施,以致于出现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如汉武帝、光武帝时即出现过这种情形。和帝以后,也出现过由宦官担任中常侍、小黄门等职,负责传达诏令和掌管文书,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情况。东汉末年,权臣董卓曹操等恢复丞相或相国的官职,且自己担任此职,实权则在皇帝之上。地方行政机构,仍然沿袭秦朝的郡县制,汉初还同时分封了诸侯王,形成了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以此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统治机构。

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保障,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不同,分别设置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皆由郡守和郡尉(后改都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当。这就加强了对付农民的军事镇压力量,同时也巩固了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除建立军队,汉初还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就曾“约法三章”,但那只是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识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汉书·刑法志》)便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萧何除去了《秦律》中的夷三族以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律》、《户律》、《厩律》三章,合成九章,故称《九章律》。后来,叔孙通作《傍章律》18篇,弥补了《九章律》的不足。同时还规定,除法律外,皇帝的命令也起到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的执行。这突出显示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

二、统一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战争频繁,各项制度都不统一。秦统一以后,雷厉风行,推行了一系列文化发展的新举措,使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形成,改变了此前“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序》)的局面。秦王朝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书同文(www.xing528.com)

我国文字经过长期的演变,到殷商时已基本定形,至晚周天下大乱,逐渐出现了文字异形的现象。战国时期,诸侯分立,各自为政,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同一个字所采用的声符、形符都有较大差异,这有碍中央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交流发展。于是秦始皇令李斯主持“书同文”的工作。李斯对六国文字加以整理,汲取齐鲁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将繁难的大篆创改为匀圆整齐的“小篆”(即秦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颁行全国作为范本。与此同时,狱吏程邈根据民间流行的简化字,整理创制出笔划方折平直、比篆体更简化的隶书。书同文字为文字新书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政令的畅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行同伦

就是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秦始皇据五行说,自以为得水德,因亥属水,便以亥月(十月)为岁首。黑属水,故衣服旌旗均尚黑,庶民以黑布裹头,称为“黔首”。法律也从水德,所以崇尚严刑峻法,“以法为教”。会稽刻石严令“禁止淫溢”,以杀奸夫无罪的法律条款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使之无异于中原。“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修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间同则,嘉保太平”。秦始皇多次出巡各地,颁令刻石,“大圣作治,建立法度,显着纲纪……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秦政府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这一制度为秦以后的历代所承继,成为中国封建政治的一大特色。“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士者,皆匾表其门,以兴善行”。(《后汉书·百官志》)

(三)器械一量

器械一量即统一度量衡。为巩固政治上的统一,秦始皇对货币、度量衡进行了改革。战国时各国货币不一,有布币、刀币、蚁鼻钱、圆圜钱等不同式样,还有金质的郢爰。其形状、大小、轻重和单位各不相同。秦将之统一为外圆内方的铜钱,即“半两钱”(下币),另一种为黄金,以“镒”为单位(上币)。币制的统一,有利于商业交换和经济的发展。秦还下令推广商鞅所统一的度量衡制度,称之为“一法度衡石丈尺”。(《史记·秦始皇本纪》)秦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将诏书全文刻于度量衡器上,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度量衡标准。

(四)车同轨

为了清除割据自守,加强地区间的联系,秦朝一方面堕壁垒、决川防,一方面修冶驰道,统一车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割据称雄,往往据险修建关塞、壁垒和堤防,以抵御敌国的军事进攻。这些防御性的军事设施,自然成为地区间的交通障碍,不利于各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秦统一全国后,下令拆除上述各种防御设施,为消除地区间的隔绝铺平了道路。同时,还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两条贯穿全国的“驰道”,一条向东直达燕齐,一条向南直通吴楚;命令蒙恬修建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又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同时规定车轨的宽度统一为六尺,确保了全国交通的畅通无阻。

共同的生活地域,是统一文化的空间条件。秦朝完全彻底废除周朝以来的封邦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撤除人为障碍,打通关隘阻隔。将东至大海、西达陇右、北抵阴山、南越五岭的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廷的政令、军令之下。又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长城沿线、南岭以南的广大地区,传播中原文化。

(五)明法度,定律令

在秦国原有刑法的基础上,整合六国的有关法律条文,制订统一的法律制度。秦始皇“明法度,定律令”,使之推行至全国。《秦律》现已佚失,1979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竹简可见其部分条文,其特点是法律种类繁多,律条涉及面广,且以严酷著称,肉刑仍广为使用等。有关治盗和要求各级官吏依法行事的规定,都十分严厉。

秦朝统一文化的举措,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为目的,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广阔地域人们社会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同一性,从而为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一种好的政策必须有相应的措施予以保证,否则不会达到好的效果。统一后,秦始皇在颁行一系列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同时,也做了许多蠢事,致使他迅速地从英雄宝座上跌下来,向孤家寡人的境地滑去。一方面是“书同文”,一方面又“焚书坑儒”、毁灭人文。在统一车轨大量修筑的道路上,运输的是囚犯和军队而不是发展经济的物资。在一片神话声浪中,听不进不同意见,他好大喜功,超越战后的物资匮乏、人丁稀疏的现实,不惜动用民力、财力进行一系列浩大工程的修建,如长城、阿房宫骊山墓等。急政暴虐致“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庞大的秦王朝终成历史的匆匆过客。只有到了汉朝,秦统一文化的许多措施才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考察,秦统一文化的措施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弥合了政治上的分裂,共同的文化、同样的文化心理促进和巩固了统一。秦王朝以后,中华文化共同体基本形成,这无疑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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