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文化圈的孕育与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

第七节　大中华文化圈的孕育与形成

文化的发展因生态环境的不同而各异，不同的地区有不尽相同的生态条件，其文化发生、发展的道路、状况、趋向就可能大相径庭。因周代大肆分封，经数百年的发展，文化的共同因素在增加，但文化的地域性差异仍非常突出，语言、习俗、民风、民情、思想等多有不同。《诗经》中的《国风》按15个地区汇编诗歌，显示各地风土人情之异。《史记·货殖列传》按地区分述物产、经济、民情等方面状况，反映各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面貌。文化的生态环境对诸子思想的产生和传播范围有直接的影响。儒、墨都以鲁国为中心，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一度在楚、秦产生影响；道家源于南方的楚、陈、宋，后北上于齐；法家则源于三晋，成就于秦；阴阳家发端于燕，在齐流行；兵家盛于齐、魏、秦；周、卫则产纵横家。文化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在吸收其他文化因素的同时，其主要倾向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区域文化的格局是在不断变化中形成和发展的。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地域文化主要有以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和以楚、吴、越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另有一些一度曾相当发达的区域性文化，如巴蜀文化、燕文化等，后来或衰落或主要因素被改变。

一、浑厚雄奇：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

（一）齐鲁文化

齐是东方大国，自周初吕尚受封以降的数百年间，一直是雄居东方的大国。其封疆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山东沂水县北穆陵关），北至于无棣（山东无棣县北），在列国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于违抗王室的诸侯国，齐国具有征伐的特权。鲁国受封之初享有高规格的礼遇，分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具备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成为代表王室镇抚徐、淮夷及僻远和“海邦”的大国。齐鲁是殷的故地，所以备受周王室的重视。上溯到原始社会，这一地区是东夷的居住地，曾创造过较为发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发达最早的地区之一。商周时期仍为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春秋时，王室衰微，华夏文化中心东移至齐鲁。其突出表现有三：其一，周礼为代表的文化典章制度在齐鲁保存最完整，“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其二，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儒家产生于鲁，光大于齐鲁；其三，齐鲁大地成为最早的各家思想的荟萃之地，前有管仲、孙武、墨翟，后有孟轲、邹衍等思想文化界巨匠诞生于齐鲁，先后活跃在这一地区的巨子更多，齐稷下学宫集中了儒、墨、道、法、名、兵、阴阳、纵横诸多学派的学者争辩切磋，这在其他各国都未曾有过。正如冯天瑜等所著《中国文化史》中所言：“稷下多辩士，邹鲁产圣人。齐文化兼有阴阳家的空灵和儒家、法家的注重功利，鲁文化则呈现周孔之学肃穆、理智的风范，以后弥盖中原，被及百代，成为中华文化的正宗。”（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第80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二）三晋文化

“三晋”即韩、赵、魏三国，故地是原周初分封的晋国，其地居中原，包括今山西及河南中北部、河北中南部。晋始封时设置有“职官五正”的国家体制，既适应诸夏之政令，又兼顾到诸戎的习俗。春秋时期，晋国一度称霸诸侯，在百余年间成为中原的马首，经济文化都非常发达。较早使用铁器和铸铁技术，率先铸刑鼎，较早奖励博学的贤士为大夫。三家分晋后，魏文侯最早任用贤才，起用李悝实行变法，使魏国成为战国初年最强大的一个国家。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是我国成文法的第一次公开。强调法制是三晋的传统，魏之李悝、吴起、商鞅，赵之慎到，韩之申不害均具法家思想，且皆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韩国的公子韩非子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倡言法、术、势结合，强化君权。同时三晋中韩魏又是列国的咽喉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故兵家、纵横家多出于此。

三晋文化实为周文化在河东的重要发展，只是更多地吸收了夏、诸戎的文化因素，使之更有生命力。战国时期三晋中偏北的赵国与胡人为邻，民风强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使游牧民族的骑射之术为中原民族所掌握。秦汉以后，三晋文化中的精髓与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共同凝聚整合为华夏文化。

（三）秦文化

秦人的祖先原是黄河下游夷人的一支（也有学者以为是西戎嬴姓部落的后裔），西周时迁到西部的黄土高原。周宣王时，其先人因功受封为“西垂大夫”。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送有功，始封为诸侯，划歧、丰之地作为封地。歧丰之地原是周的发祥地，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可惜为相对落后的戎狄所占。秦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与戎狄反复争夺，至秦穆公时（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国势强大，开疆拓土，于是“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始转强大。秦地以今陕西关中、汉中为核心，西达甘、青地区，以后又西南包罗巴蜀。秦文化融周文化、西北诸戎狄的多种文化于一体，注重实用，强调功利。其地民风古朴，对农垦、攻伐、徕民等关系存亡发展的问题非常重视，不讲究礼乐。当时人称秦为“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只要有利于国家，秦人就不择手段，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约束。需要之时，可以打破常规。以用人为例，突出地反映秦的功利主义色彩。秦国的用人政策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其一，秦国逐渐建立了一套保证人才得到任用的制度。自商鞅变法以后，有了明确的军功爵定等级的官僚制度。对于军功者有相应的经济待遇，使“宗室非有军功者，不得为属籍”。立军功者则“各以差次名田宅”，同时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秦被认为是“上首功之国”，做到“功赏相长”，所以秦军比其他国家的军队勇敢善战。其二，秦国缺乏严格的宗法制度，旧贵族势力相对薄弱，这为任用才学之士创造了条件。秦国历来重视任用山东的人才，坚持接纳、使用宾客的政策，重要的良将辅臣如百里奚、商鞅、张仪、公孙衍、范雎、吕不韦、尉缭、王翦、李斯、蒙恬等几乎均非秦国人，但都为秦所重用。

在物质文化方面，秦国由于重视耕战，在许多方面并不比山东六国落后。比如战国时期两项大规模的水利设施都江堰和郑国渠均由秦国兴建，秦国的铁器使用也相当普遍，秦国还招徕山东的游民为其垦荒，使其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处于稳定发展状态。在精神文化方面，文学艺术似乎并不发达，也不擅长哲学的玄思，而是注重功利色彩特别浓烈而又励精图治的法家，比较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可知，法制思想虽然兴起于三晋，但却在秦国得到重视并加以推广，使之成为统一的思想武器。

二、瑰丽灵巧：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www.xing528.com)

（一）楚文化

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的一种区域文化。它与东邻吴越文化和西邻巴蜀文化一起，曾是盛开在长江流域上的三朵上古区域文化之花。早在商周之际，楚的先祖鬻熊在今湖北荆山一带立国，就与中原发生了密切联系。其中孙熊绎在周成王时被封，立“楚”为国号，其时楚尚不为中原列国所重视。春秋以降，王室衰败，偏居南方的楚国日渐强大，积极参与争夺土地和人口的争霸战争。一度饮马黄河，问鼎之轻重，在很长时期与晋国平分霸业。楚国据有今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大部，灭越后又占有今江浙一带，其势力远达五岭以南，几乎控制了整个南中国。战国时与秦、齐同为举足轻重的大国，是统一全国的最有力竞争者。

楚文化最初只是糅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荆蛮文化的余绪，特色还不多，水平也不高。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异军突起，标新立异，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在某些方面竟有后来居上之势。至此，“华夏文化就分成了南北两支：北支为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支为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这北南两支华夏文化是上古中国灿烂文化的表率，而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遥相辉映”。（张正明：《楚文化史·导言》，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人们对楚文化的认识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加而不断加深，以前人们只知道楚人信巫鬼，重淫祀，长于幻想玄思，所以哲学上的老、庄和文学上的庄、骚都产于楚地，它的玄妙、多辩、虚无、神奇、浪漫，无不给人以启迪。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如安徽寿县李家孤堆楚幽王墓、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郢都纪南城所在地湖北江陵的张家山、马山、望山等墓地的发掘，以及大量珍贵文物如青铜器、漆器、帛画、丝织品等的重见天日，改变了也深化了对楚文化的认识。张正明先生提出楚文化的六个非常突出的文化要素：其一，是青铜器的冶铸工艺；其二，是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其三，是髹漆工艺；其四，是老子和庄子的哲学；其五，是屈原的诗歌和庄子的散文；其六，是美术和乐舞。（张正明：《楚文化史·导言》，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楚文化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对楚文化的全面认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彼此交融的状况，以及楚文化对秦汉文化的影响，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都是研究的重点。

（二）吴越文化

吴越是春秋战国时代崛起于东南太湖流域的两个毗邻的国家。吴在北面，建都于姑苏（今江苏苏州），越国偏南，建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两国在春秋以前尚很少见于史籍，后在晋、楚等大国的扶持下迅速崛起，参与春秋后期的争霸。吴国曾五战五捷，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后一度灭越，北上争霸。越国利用吴内部的矛盾，二十年卧薪尝胆，最终覆灭吴国，北上称霸诸侯，直到战国中期才被楚国吞并。

吴越文化起源于石器时代太湖钱塘江流域的古文化。该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水网密布，雨量充沛。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古吴越地区先民的物质与文化创造提供了理想的舞台。与中原地区以粟、稷旱粮作物为主的农业不同，春秋战国时代，吴越地区的水稻种植已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考古发掘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家蚕已驯化成功。春秋战国时代，吴越已成为丝绸之乡。吴越地区的铜矿采冶和青铜铸造技术堪称一绝，某些技艺甚至为列国之首。如制作青铜兵器剑、戈时采用不同部位不同的合金比例和特殊的防锈处理，使之锋利无比。考古发掘出土了多把吴王、越王的剑或戈（如吴王光剑、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葬了2000多年至今仍寒光闪烁、锋利依旧，这是其铸技高超的实物证据。其实，史料上有关江南盛产铜锡和铸技高超的记载很多，如《周礼·考工记》载：“吴越之金锡。”《史记·李斯列传》：“江南之金锡。”并盛赞吴越兵器之精美。庄周以为吴越之剑是“宝之至也”，只可“押而藏之，不可用也”。（《庄子·刻意》）它“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战国策·赵策三》）近些年来，在安徽皖南地区的铜陵、南陵、青阳、繁昌等地发现多处先秦时期铜矿采冶遗址，包括矿井、支架、炼铜炉和大量的矿渣等遗迹遗物。学者认为，中国青铜器的冶铸、技艺、形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来自南方的影响，吴越青铜工艺为古老的青铜业注入了新的生机，是春秋战国之际中国青铜业中兴的主要原因。

吴越文化的其他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如遍布苏、皖、浙的平地起封，外形宛如馒头的“土墩墓”，盛行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崇奉鬼神的习俗，“断发纹身”的习俗。在语言上，形成了自己的方言——吴语。在文字上，虽使用汉字，但在笔画上却附加鸟形装饰，即所谓的“鸟虫书”。

（三）巴蜀文化

巴蜀指以今四川为中心，包括陕南、鄂西及云贵的一部分地区。巴、蜀既是族名，又是地名，也指以巴族和蜀族为主分别建立的巴国和蜀国，春秋战国时代巴蜀地区已经形成了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区域文化。大约从殷代开始，巴、蜀就进入了青铜时代。从一开始，其青铜器形、冶炼技术、纹样风格等就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与商周青铜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关于这一时期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1980年以来，已多次对这一遗址加以发掘，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陶、石、玉、骨、青铜器和雕花漆木器等，还发现城墙遗迹和大量的房屋、墓葬、窑等遗址。其中，两个祭祀坑中还出土了青铜兽面、青铜神树、大型人面像、人头像、车形器、金手杖等。据研究，这是古代蜀族的祭祀遗迹和遗物，距今3000多年。这表明巴蜀已有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且并非完全受中原影响。

据传说蜀王杜宇、开明时期就有许多发明，当地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很早就学会酿酒、织锦。春秋时巴蜀为秦所并，遂成为秦国的后方物资供应地。战国时，蜀守李冰父子率众兴修水利，筑都江堰，变水患为水利，巴蜀地区加快了发展的步伐。巴蜀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其习俗与中原迥异，当地盛行船棺葬和崖葬。在巴蜀文化的青铜器上常见特殊文字的铭文和玺印，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的巴蜀文字，目前尚无法释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