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史艺术殿堂创始的历史

第三节　文史艺术殿堂的初创

一、中华文明的“名片”：汉字

（一）文字的发明与应用

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我国古代有“仓颉作书”（《吕氏春秋·君守》）的记载，相传仓颉是黄帝史官。文字的发明与一般器物如陶器、铜器、铁器的创制不同，也有异于那些具体物品如弓箭、舟车、锄镰等的发明，它必须有约定俗成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由一个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强力机构，使之固定化、法律化，然后逐步传播开去，加以推广，发挥其效用。在此过程中，文字不断繁衍、滋生，形成了一套语言文字的法则和体系。文字的这种“约定俗成”的过程，不可能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完成，而必须由少数人来实施，这少数人就是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中的贞人、巫师之类的知识人，是脱离体力劳动的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一群人。他们垄断祭祀、卜筮，秉承国君的意志，充当人与天神的“使者”，自然也需要有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用以组织事务交际、记录宗教仪式、制定法律等。因此，文字的产生是时代的需要，是由少数人约定俗成而创造的。

这些人在创造文字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发挥了他们的集体智慧，并把丰富的想像力与敏锐的观察力糅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可能也借鉴流行于民间的一些刻画符号、图画符号，并赋予每一个他们所创造、所借鉴的符号以“形”、“义”之外固定的“音”，从而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的仓颉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他们共同创造了文字。

文字是由统治阶级中的极少数人创造出来的提法并不排除这样一个事实：即文字在其创造的过程中，曾收集、整理过民间流传的有些符号或图像，更不排除文字在以后发展中曾吸收过更多的来自于群众的创新和简化。但这一切并不表示文字是由人民群众最早创造的，也不能想像是由人民群众来约定俗成的。学术界有人认为文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和图画符号，我们认为这些符号仅具记事性质，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区别更大，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认为，中国正式的古文字，最初发现于商代，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和玉石铭文等类型。自殷商起，中国历史方开始有直接的原始文字文献可考。这是因为，文字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还生活在极小的圈子里，过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时，当习惯法还占有统治地位并具有绝对权威时，人们并不需要公文往来，也不需要记载史实的文字。人们口耳相传结绳或契木以记事，世代相袭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况且当时也不存在一个脱离生产劳动的群体来从事文字的创造。然而，一旦生活分裂成两大对抗的集团，出现了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国家机器时，用以组织事务交际、制定法律、发布政令、记录宗教仪式等等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必需了。这时仅仅依靠语言和习惯法就显得很不够了，于是创造文字提上了议事日程。文字的出现是时代的需要，是国家产生以后统治阶级的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文字的真正产生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而不像有些人所主张的是阶级社会出现的标志。换言之，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才创立了文字，那种认为一进入阶级社会就有文字的观点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中国古文字可能创制于商代或更早些。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字出现的情况来看，也具有相同的特点。

（二）甲骨文、金文

甲骨文是指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写而不刻的字在甲骨上也有所发现，但数量很少。在已发现的甲骨文里，最重要的是殷墟甲骨文。殷墟甲骨文发现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河南安阳市西北），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商王室的占卜记录，即研究者所说的甲骨卜辞。从清末发现以来，在殷墟已经出土了十多万片刻有卜辞的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这是研究商代文字最重要的资料。在殷墟也发现了刻有跟占卜无关的文字的兽骨和骨器，但数量不多。在商代，占卜已成为贵族进行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商人“每事必卜”，卜问的对象除自然神以外，更重要的是“上帝”和被神化的先公、先王。卜问的内容无所不包，国家大事、私人生活皆有，如祭祀、年岁、征伐、天气、祸福、田猎、疾病、生育等。当时设有专掌卜事的卜官。卜官的政治地位很高，他们可以代神发言，指导国家大事和国王的行动。殷墟出土的带字甲骨约有16万片，约6000单字，现代能认识的约1500字。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山西、北京和陕西的一些地方陆续发现了一些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其中以周原的发现最为重要。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西周前期宫室废墟的窖穴里发现了大量卜甲碎片，其中有近300片刻有卜辞，是用微雕法刻在甲骨上的。据研究，有一小部分卜辞的时代早到周灭商之前。1979年在同属周原范围的扶风县齐家村一带也发现了一些刻有卜辞的西周时代甲骨。甲骨文的字形结构，已出现了后世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其中以象形字为多，还有会意字、形声字、指事字、假借字、转注字。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它的发现对研究商周的历史和中国文字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古代称铜为金，金文即铜器铭文。商前期（盘庚迁殷以前）的铜器极少有铭文；商后期带铭文的铜器也不多见，即使有铭文，一器物也只有一两字，多者几字，最多30余字。金文到周代方发达起来，一铜器铭文洋洋百余字的并不稀奇，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497字。西周是铜器铭文全盛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铭文已不如西周时多见，但其史料价值仍很重要。金文是王室大事的铭记，内容多为歌功颂德、作器缘由以及希望子孙保有器物等类的话，由于金文多铸于礼器“鼎”和乐器“钟”上，所以又称“钟鼎文”。周代的金文比盛行于商代的甲骨文单字增加很多，其造字法以形声字为主，表明汉字形声化的发展趋向。

早期文字资料除上文所说的甲骨文和金文外，还有陶文、玉石文、简牍文、帛文等。

（三）中国汉字的意义和影响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符号有三种：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中国的象形文字。这三种文字都由图画发展而来，如今前两种文字早已成为历史陈迹而被拼音文字所取代，惟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独存，长时期为它的国家和邻邦所使用，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相对稳定地保持着自身的特色。汉字这种长期稳定的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每一个汉字都蕴涵着一个故事，生动地再现了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昭示着历史演进的轨迹，细加玩味，就可以从汉字形体走进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圈中去。汉字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其概念意义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表现一般的概念意义，即通过视觉符号直接表现概念；一是蕴涵于其中的深层意念，它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表现。在这深层的文化沉淀中，有来自于政治、道德、宗教、艺术等多种文化外在因素的影响，又受到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认识方式等深层文化心理的制约。汉字的深层表意功能所蕴涵的文化学意义旁及文化结构的多种形态，以至帕默尔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汉字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它一经创造并被社会认可，就在运载传播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汉字传播着文化，文化又不断向汉字内部渗透。这首先取决于汉字自身的特点，作为运载文化的工具，汉字在传播中能够吸收文化信息，同时，又为这种文化的沉积增加了内容。其一，我国古代形成了一种独立的学科——文字学，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文字学又叫“小学”，原是古代童蒙的必修课程，为“六艺”之一。它既促进了汉字的普及运用，又为汉字的文化移入创造了一个好的前提。其二，汉字是一种单音缀的孤立语，在很大程度上字即是词。这种迥异于其他语言文字的特征决定了人们在运用它时较少注意词汇，而集中在汉字的分析诠释上。这种以字为本位的诠释方式也体现了它的文化学构成。其三，汉字使用区域广袤、时代久远，尤其是它的寿命似乎还没有哪一种文字可以跟它相比。在这种广延的时空中，其文化积淀自然会更加丰富。其四，汉字具有“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的特点，具备激活人们思维的魅力。其五，汉字在使用过程中，不仅保持了自身的超稳定性，而且也体现出了它的神秘性和尊严性。这种神秘性和尊严性，一方面使人们视汉字为天书，视造字者仓颉为神人；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对人们的心理起着刺激作用，加深了人们对它的迷信和崇拜。在这当中，无疑凝结了丰厚的文化内涵。几千年来，汉字不仅世世代代充当着人们文化交际的媒体，使人类的科技文化超越了时空，而且一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被联合国确定为少数几个国际通用的官方文字。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影响的扩大，许多国家已掀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且经久不衰。有的学者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也将是中文更加流行和普及的一个世纪。

二、诗以言志

艺术的多样性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艺术冲破官府的牢笼走向民间，呈现出美观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灵巧与精美相统一的新气象。

（一）诗歌始祖：《诗经》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的传统非常悠久，标志这方面成就的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汇——《诗经》。《诗经》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305篇作品，俗称“诗三百”。其中的《周颂》、《大雅》、《小雅》和《国风》中的《周南》、《召南》以及其他部分篇章，是西周时期的作品。这些篇章，有的是王室用于庙堂的颂歌，有的是贵族们的欢乐和怨忧之声，而《国风》中的大部分篇章则是下层庶民的真情流露和对贵族统治者的愤怒控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进步的重要表现。

诗歌和音乐是结合在一起的，《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大部分和“小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原本是流传在民间的民歌，各有不同特点的声调和风格，“颂”和“雅”都能配乐歌唱，组成一定的乐章。这些乐章是国家制定的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国家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需要鼓乐齐鸣，而且一般贵族社会交往的宴享也要演奏一定的乐章。

（二）楚辞和散文勃兴

诗歌在战国时期有重大突破，楚国诗人吸收南方民歌的精华，融会古代神话与传说，创造出新体诗——“楚辞”。楚辞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次大解放。它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采用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形式活泼多样，适宜于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篇幅和容量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任意扩充。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者。

《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全诗373句、2490字，是我国古代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糅合在一起，编织成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屈原：“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天问》是一篇奇特的长诗，这是屈原在放逐以后，忧郁彷徨，精神上发生激烈的动荡，旧信仰完全崩溃，因此对自然现象、古代遗闻、宗教信仰以及对社会的传统思想都产生了怀疑，通过疑问，诗人尽情宣泄了自己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痛苦。《九歌》则是屈原吸取楚地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并利用民间祭歌的形式写成的一组风格清新优美的抒情诗。屈原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他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也是全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宝贵遗产。他的高尚品质以及他的爱国精神更是后世的宝贵遗产。(www.xing528.com)

春秋战国时期的散文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议论、说理为主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一是以记述历史人物思想、活动、历史事件为主的历史散文。诸子差不多都是优秀的散文家，他们大量吸收民间语言，思路开阔，语言丰富，文辞多彩，议论风生。其中以孟、庄、荀、韩四家的文学价值最高。孟子的议论语言犀利，善于辩论；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想像丰富；荀子的文章峻峭尖刻，锋芒毕露。诸子都善于用寓言故事阐明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如《庄子》中用河伯“望洋兴叹”的故事，讽刺见识少而又自高自大的人；《韩非子》中引用“守株待兔”的故事，讽刺政治上的保守派，文笔生动活泼，很有说服力。孔子的言论集《论语》是以记言为主的散文，是一部语录体的著作。其特点是吸收和灵活运用大量的口语虚词，把说话人的语气、性格逼真地表现出来，且语言简练、含意丰富，是诸子散文的早期代表。

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都是学术著作，前者注重记史，后者侧重论理，但由于这些著作者们在记事或说理时，往往极注意对人物语言技巧的描绘，注意逻辑、修辞，有时还调动许多形象化手段来谋篇构思，因此这些著作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史学、思想或政论著作，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例如这一时期出现的历史著作《左传》和后来汇编而成的《战国策》，在记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都能对某些历史场面做出具体描绘，注重刻画人物形象。不少篇章，情节生动，很有故事性；而所写人物也栩栩如生，具有个性。

三、中国古代史学的开山之作——《春秋》

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为举世所公认。甲骨文既记事又记言，朝廷已有了记史的官吏。铸刻在青铜器皿上的金文也记录了相当重要的历史信息。

一般认为，主要记载古代帝王言论的《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典之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史学著作。中国史学的开山之作应是《春秋》。《春秋》记载的是鲁国的历史，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叙述了以鲁国为主的242年历史。《春秋》创立了一种史学体例，即编年体。所谓编年体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指四季），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春秋》有明确的写作目的，那便是“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孔子作《春秋》“寓褒贬，别善恶”，使那些“乱臣贼子惧”，所以中国真正的史学著作当首推《春秋》。《春秋》到汉代被定为五经之一。

《春秋》用简洁而谨严的格式，朴素而精确的语言记载了历史，但过于简单。到战国时鲁国人左丘明作阐释《春秋》的《左氏春秋》（简称《左传》）。该书对东周王室和各主要诸侯国的盛衰兴亡，以及几次有影响的大型战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此外还保存了一些早期社会的传说，文字优美，刻画人物细致、生动，是难得的史学佳作，堪称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编年体官史，因原本写于竹简而得名。该书久埋于地下，直到279年的西晋，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时才被发现。记有上起夏代，下迄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的历史。该书到宋代已经散失，现在所看到的是王国维编成的《古本竹书纪年辑校》，它已成为研究上古史的重要资料。汉人所传《战国策》是一部关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策谋和权变之事的汇编，也有一些战国史事的记载，按国别划分，是战国时代最基本的史料。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可以订正传世《战国策》中的部分错误。此外还有《国语》，这是一部国别史，以记言为主，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看，其价值远不如《左传》。

四、建筑工艺的改进

夏代时，房屋的基址已经采用夯筑技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遗址、作坊遗址、陶窑、水井和墓葬等。其宫殿遗址虽不及后世的宫殿华丽，但其主要建筑坐北朝南和布局封闭，以及高筑的基台、木架结构等特征，都为后世所沿用。

商代的都邑建筑，规模宏大，布局结构较为规则。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偃师尸乡沟、郑州和安阳殷墟商城遗址。殷墟的宫殿遗址大多建筑在夯土的台基上，有范围宽阔、笔直的版筑遗迹。或以卵石为基，或以铜作柱础，竖立木柱，再安梁上架，覆盖草顶，安装门户。这种建筑方法，奠定了我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其大型台基长46.7米，宽10.7米，正东南向，与周围建筑一道形成了一个有周密布局的建筑群。此外，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的商代中期城址，有城墙残基和一座大型宫室遗址。这座宫室的台基东西39.8米，南北12.3米，四周有回廊，中央有中室，顶为四坡重檐，全木结构，顶盖茅草，为一座大型寝殿。这些遗迹都反映了当时的建筑技术水平。商周时期城市建筑的特点很鲜明：宫殿是城市中最主要的建筑物，以中轴对称的原则排列设计，成为统治者居住和执政的居所；手工作坊成为建筑物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些较大的城市都筑有城墙，城墙外有人工挖掘的壕沟，这些城市都是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心。

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以土木结构为主体。瓦是覆盖建筑物屋顶的材料，瓦又分板瓦与筒瓦两种，瓦当则是筒状瓦的瓦头，由瓦当心和边轮构成。它可以有效地保护屋顶檐部的椽头免受风雨侵蚀而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同时还是美化房檐的一种装饰构件。在陕西岐山凤雏村歧周宗庙遗址中就发现有少量带有瓦钉或瓦环的绳纹瓦，这是发现较早的瓦的实物。当时的屋瓦还只用于铺设屋脊和天沟。西周中期时，宫室宗庙的屋顶已经全部铺瓦，有板瓦、筒瓦，并逐渐出现了瓦当。这显示出建筑技术的重大进步。

春秋末期，在建筑机械方面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鲁国工匠公输般（又名“鲁班”）。他不仅能建造“宫室台榭”，而且在攻伐征战频繁的年代，曾造“云梯”、“钩拒”等攻城、舟战的器械。相传他发明了“机关备具”的“木车马”，以及磨子、碾子等设备，被后人誉为“机械之圣”。鲁班对后世有巨大影响，被奉为木工、石工、泥瓦工等行当的祖师爷。

五、先秦雕塑、绘画艺术和音乐

（一）雕塑

雕塑是这一时期很有特色的艺术种类。主要有陶塑、青铜雕塑和玉石雕塑三种形式。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中都发现了陶塑的人像、龙、羊、龟和鱼等艺术品。晚商时期，陶塑艺术品的种类更加复杂多样。商代的青铜器造型体现了商代雕塑艺术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其中有一尊青铜立人像，该像身高181厘米，通底座高262厘米，头戴华冠，浓眉大眼，身着饰有云龙纹的长袍，右臂上举，左臂平举，整个造型生动精美，气势逼人。这尊雕像铸造于3000多年前，重达500公斤，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雕像，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三星堆还出土了20多件青铜人面像，同青铜人头像一样都为浓眉大眼高鼻阔嘴，形象粗犷生动，这些都足以说明3000多年前的能工巧匠们对青铜治铸技术的掌握和运用，显然已经达到了高超的地步。在玉石雕刻方面，其种类有平面浮雕和浅雕，有半立体的动物形雕像，也有立体的雕像和塑像。其主要特点：一是造型简洁，讲究对称，立体感很强；二是圆雕、浮雕通常与线刻紧密结合；三是题材广泛，宗教色彩较浓。在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大石磬是石雕中的珍品。妇好墓中发现的玉石雕刻品有几百件之多，有几十个动物种类，其中有龙、虎、熊、鹿、象、牛、马、兔、怪鸟、凤、鹦鹉、鹅、鹤、鹰、燕、蛙、鳖、蝉、蚕、螳螂、猴、狗、龟，另外还有玉人等。西周时玉雕特别发达，《诗经》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描写。玉器在商周时主要制成礼器和装饰品，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用途。可分为琮、璧、圭、璋、璇玑、璜等。这些玉器既是精美的工艺品，也是贵族等级名位的标志。

（二）绘画

先秦绘画以人物肖像画为主，寓有兴衰鉴戒、褒功挞过之意，为封建礼教服务。我国传世最早的帛画是在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的三幅帛画，一幅四周画有奇异的动植物图案；另一幅称为《人物龙凤帛画》，画有一长袖细腰女子，侧身向右，合掌而立，上有搏斗的凤、龙形象；第三幅称为《人物御龙帛画》，画一高冠长袖的男子，侧身握剑，驾驭一巨龙，龙尾站立一仙鹤。后两幅帛画都体现了战国肖像画的特点：人物皆为正侧面的立像，通过衣冠服饰表现其身份；比例均匀，仪态肃穆；勾线流利挺拔，设色采用平涂与渲染兼用的方法，格调庄重典雅。

（三）音乐

商代已有成组的演奏乐器，现已发现的有陶埙、石磬、铜铃、铜铙、鼓等。如安阳武官村大墓出土的大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浮雕表面呈瞪目张牙的虎形，纹饰与器物浑然一体，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大型打击乐器，同时是一件杰出的艺术雕塑作品。

西周时期音乐的发展，除表现在与礼乐制度的完美结合上，“乐”不仅指歌、舞、乐曲，而且包括与礼制相偕配的所有艺术程式和行为规范；还表现在乐器的种类增多和音乐理论的发展上，当时的乐器除编钟、编磬和大小不同的鼓等打击乐器以外，还有琴、瑟、笙、竽等弦、管乐器，考古发掘中青铜编钟、石编磬多有出土。我国古代宫、商、角、徵、羽五声，即五个音阶，可用上述乐器演奏出和谐动听的音乐。后来五音发展为十二个音，即十二律，十二律分六律六吕，所以称之为“律吕”。当时的贵族教育就很重视对贵族子弟诗和音乐方面的教育。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有了重要发展。河南淅川县一号楚墓出土了春秋末年9件编钟（纽钟），每个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改变了过去人们认为中国只有1、2、3、5、6五声音阶的传统看法。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乐器，有编钟、编磬、鼓、瑟等，其中编钟65件、编磬32件。编钟完好地分三层悬挂在铜木结构的钟架上，经过实测，每件钟均可敲出两个音阶，整套编钟音阶结构和现代C大调7个音阶同一音列，音域广阔，共跨5个八度，中心音域具备12个半音，可以旋宫转调，至今仍能演奏各种曲调，包括贝多芬交响曲。编钟的发音与淅县编钟相同，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音乐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