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史概论：先秦哲学的历程与成就

第二节　先秦哲学的艰辛历程与成就

一、重天敬鬼到重民轻天的转变

（一）从重天敬鬼到敬德保民

殷商时期，迷信的氛围特别强烈，事无巨细，每事必卜，且一卜多问、一事多卜。殷人信仰的神灵很多，主要有上天、祖先和包括鬼神、星辰、山川在内的自然神，他们非常小心地侍奉各种神灵，是因为他们确信在冥冥上界，祖先的亡灵时时刻刻都在监视着人间的事务，随时随地准备予以训诫和惩罚。殷人尚鬼，成为一大特殊的文化现象。日常起居，诸多禁忌，神经紧张，疑神疑鬼，诚惶诚恐，几乎到了无处不拜、无神不祭的程度，动辄生怕得咎神灵，这在甲骨卜辞中随处可见。但即使这样，他们的祖宗和神灵并没有保佑商朝千秋万代，反而被周人所灭亡。

周人的思想体系和礼乐制度因袭于商代，宗教思想占据着支配地位，以“帝”或“上帝”为最高神。周人逐渐用人格化的“天”来称呼“帝”或代替“帝”的概念，周人把天奉为有意志的人格化的至上神，这有别于商人。周王宣称自己是上天的儿子，是受了“天命”，取代商朝而统治天下的。但是，周人在关于天的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们只是在政策上继承商人关于天的思想，把宗教思想当做一种愚人的工具。他们从商的覆灭中认识到“天命靡常”的道理，懂得“受禄于天”的必要前提条件，不在于祭物的丰厚和礼拜的虔诚，而在于统治者是否施惠于民。于是周人又提出了一个“德”的概念来。“德”从字面上看来是从“值”（直）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不要胡思乱想。周人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从政治、个人修养上，要求达到德的境界。“敬”字的意思是警，要人时常警惕自己，不要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他们提出“敬天法祖”、“敬德”的思想，其标准是当时的礼乐制度，其最终目的是保王、保社稷。同时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的民本思想，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周人还提出了“孝”的思想，对天命而言有德，对祖先而言有孝，两者结合更有利于统治。周人的这些统治思想影响中国古代甚为久远。

（二）由神本到人本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变动与思想领域的变化相辅相成，周天子的衰落标志着天的权威的动摇。这是神、天地位沉沦，士阶层崛起，人被重新认识和力量大迸发的时期。从重民轻天到民贵君轻，标志着民本思想的真正形成。

殷商到西周，天道、鬼神的观念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历史一进入春秋时期，一个有目共睹的政治事实是：周王室衰败了，原来神圣不可动摇的天——周天子已徒有天下共主的虚名，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现实动摇了人们对于神圣天道的崇拜。周内史叔兴曾发表过“吉凶由人”（《左传·僖公十六年》）和“妖由人兴”（《左传·庄公十四年》）的见解；鲁闵子马也提出了“祸福无门，惟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的论点；郑子产说得更加透彻，他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主张把人事与天道分开，力求脱离天的羁绊。在一些人心目中，天神已远非凌驾一切之上的神灵，而是处于人的附属地位。“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神……依人而行”。虢国的史嚣就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的论调。季梁曾谏议随君“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僖公十九年》）天神必须按照人的意志行事的思想，以及人神关系的颠倒，确是一大进步。

这一时期民本思想的重点之一是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突出人的地位。战国时荀子认为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四时寒暑、阴阳万物等都有自己的规律，指出：“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但如果“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这种“天人相分论”，第一次从理论上把人与神、自然与社会区分开来，是对天命论的有力批判。他还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强调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被称之为“戡天”和“人定胜天”的思想是十分杰出的。

民本思想的另一表现是强调民的作用。重民与轻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春秋战国时期，从君主到一些大臣对民的认识都有了提高。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财力和军事实力，而且取决于民心的向背。一些王国的兴起和衰落都与民心的向背有着直接的联系。田氏在齐国的崛起并最终取而代之，其重要手段就是收买人心，搞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结果“得齐民心”，民众“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甚至连采野菜的老妇人都“归乎田成子”了。三家分晋、鲁国三桓之争的成败都与民心的向背密不可分。历史展现出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经过士阶层的阐释、鼓吹，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老聃认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第四十九章》）孔丘进而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修己以安百姓”，“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仁政学说”。墨翟则代表“贱人”的意愿而大声疾呼，主动地要求民的地位、民的权利，谴责王公大人的骄奢淫逸，主张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节葬。儒学大师孟轲继承老聃、孔丘以来的“重民”思想，又从新的时代环境中吸取营养，使其主旨更明确。孟轲首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他又提出君主必须“爱民”、“利民”，否则像夏桀、商纣那样“虐民”、“残民”，就“不成其为君主，国人可共讨独夫民贼”。他的名言是：“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还要统治者给民以“恒产”、“恒业”，使民能安居乐业，使五十岁的人可以衣帛，七十岁的老人仍有肉吃。他还提出轻刑薄税、听政于民、与民同乐的思想。法家虽主张严刑酷法，强化君权，但也提出过“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韩非子·六反篇》）

二、《道德经》和《论语》

（一）老子及其《道德经》

老子，即老聃（约公元前580～公元前500年），相传为楚国人，曾是周守藏史。其思想保存在《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中。老子提出了一个超绝一切的虚无本体，叫做“道”，又叫“大”。“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认为“道”是万物的初始源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即“道”是“万物之宗”。这里的“一”，是原初的物质，比原初物质更早的“道”则是一种“视之不见”的精神。老子还提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无”比“有”更根本，是万物产生的根源，“无”即是“道”。很显然，这里的“道”，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玄妙虚幻的超感觉的精神状态。

老子的社会政治和人生主张是“无为”，认为“无为”方可“无不为”，倡导无为而治，崇尚自然，道家以“自然”为最高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是虚伪的，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复归于人的本性，回归“自然”。

在老子的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形态是“至治之极”的小国寡民，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远离争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这实际上是一幅被老子美化过的、保留有原始公社遗迹的早期奴隶社会的画卷。

今天看来，《老子》中的精华应是它所包含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揭示了世界上的事物包含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依存、相反相成。同时又指出，独立双方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即所谓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第五十八章）这是非常可贵的。

（二）倡导“仁者爱人”的孔子及其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祖先原为宋国贵族，后避难于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曾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看管牛羊的“承田”。中年后，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去职后周游卫、宋、郑、陈、蔡、楚等列国，到处游说。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讲学。其言论与主张，保留在由其弟子整理成的《论语》一书中。

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孔子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他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应结束诸侯、大夫、陪臣僭越、擅权的现象，天子的权威必须恢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正名”，即正名分。要求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自己的本分，不越位、不僭越、不作非分之想，从而使西周以来的奴隶制国家秩序和等级制度得以恢复和维护。而“正名”就要实现“德治”（礼治），所以他提出把“德”和“礼”作为首要的统治手段，要求人们以礼约束自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对于如何实现“德治”（礼治），孔子指出，必须倡导“仁”学，即通过人的内心修养，形成“仁”这一美德。

“仁”是孔子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孔子从不同的角度对“仁”进行了解释：“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等等。孔子认为，作为一个仁者，在消极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积极方面，则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要求统治者做到“因民之所立而立之”。（《论语·尧曰》）孔子提出的“爱人”思想，反映了对人的重视，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当然，孔子提出“仁”的目的在于“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的行为举止，使一切行为和规范符合周礼的要求，才算有了仁德。孔子将伦理范畴的“仁”与政治范畴的“礼”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孔子相信“天命”，认为在“天命”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要求人们不要怨天尤人，要听从“天命”的安排。但是却怀疑鬼神的存在，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

孔子的思想，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整理，最终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波及整个华夏文化圈，影响极其深远。孔子大半生精力都用于从事教育活动，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提出和倡导的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思想和主张，至今还散发着无穷的生命力。在教育过程中，孔子系统地整理、编修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献，并以此作为教材。这些文献至今还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宝贵资料，孔子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遗产的功绩不可磨灭。

三、中国的“轴心时代”——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既互相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还有农家、纵横家、杂家、兵家等。西汉司马谈曾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史记·太史公自序》）百家争鸣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百家争鸣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出现，是因为：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旧的思想观念的打破，需要思想理论上的重新认识，诸子百家之间的争鸣是思想领域对种种历史的、现实的问题斗争的反映；各个国家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也需要理论指导；“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聚徒讲学之风大盛，自由的学术风气使各个学派得以发表自己的政见和主张；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论据，使得思想认识进一步深化。

从世界范围看，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所提出的，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前后延伸300年，即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文明曾大放异彩，进入了理性思维的新时期，即所谓的“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这一基础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在这被称之为“轴心时代”的数百年间，世界发生了许多不平常的事件，尤其是思想文化方面，创造了人们今天仍信仰的世界性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等，在中国诞生了孔孟、老庄、墨等学派，其影响超越时空，深远而持久。(www.xing528.com)

（一）“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和墨家

墨翟是墨家的创始人，其生活年代约在春秋战国之际。墨翟早年曾研读儒家思想，后抛弃儒学，创立了墨家学派，成为儒学最强劲的反对派。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同为“显学”，墨家学说载于《墨子》。墨子代表社会下层民众的利益。他们不满殷周以降的等级秩序，猛烈抨击维护这种等级秩序的儒家。墨子最主要的思想是“兼爱”和“非攻”。他既反对“大攻小，强执弱”的兼并战争，又反对强凌弱、富欺贫、贵傲贱等阶级压迫，企图把“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作为救世药方。这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平等、厌恶战争、希望安居乐业的愿望。但这种不分任何阶级的“统一的爱”是不存在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墨家“兼爱”的思想与儒家爱有差等、亲疏有别和贵贱有序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

墨子又提出“尚贤”、“尚同”的主张，建议打破等级局限，选举贤能的人当君主和各级官吏，“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他们相信“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些都具有进步意义。墨家的思想还有“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有的具有积极意义，有的则是消极的。墨子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判断是非的三项标准，其知识论重实证，其逻辑思想开辟了中国逻辑史的先河。“墨辩”与希腊形式逻辑、印度因明学相并列为世界古典逻辑的三大流派。《墨子》还记载了科学技术知识，在几何学、光学、力学等领域多有卓见。

墨子的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被儒家学者视为洪水猛兽。墨子身后，其后学者分为许多流派，影响也很有限。直到晚清，其平等要求和科学实证精神才又再放异彩。

（二）行仁政，重修养：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

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八派，较重要的是“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儒家以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用理性、重道德修养而独树一帜。儒家以继承和发展西周的礼乐传统为己任，尤其推崇文、武、周公，言必称尧舜。

孟轲，战国中期人，子思的学生，他的思想保存在《孟子》一书中，是孔子学说的直接继承人，被后人尊称为“亚圣”。孟子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兴王道”，行“仁政”，力主“法先王”。他提出“性善论”，并以此作为仁政学说的人性论的基础，认为人皆有是非善恶之心，只要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从本性上否定了平民与贵族间天生的界限。孟子发挥了古代的民本思想，倡言“民贵君轻”，是西周以来“重民轻天”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荀况，战国中后期人，著有《荀子》，他的思想集百家之大成，又对百家都有批判，主要糅合了儒法两家的思想。他提倡儒家的礼治、孝悌、任贤思想，又融合了法家君权、法后王、统一等思想，力主“性恶论”。荀子学说中最精华之处是对天道的论述，他的思想奠定了秦汉文化的基石。

（三）“虚己以游世”：庄子与道家

庄子，战国中后期人。他承袭了老子的思想，对老子所讲的“道”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得“道”，得了“道”就可以与“道”同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更进而导向虚无和相对主义，并在老子“出世”的基础上，倡导“超世”、“顺世”、“游世”，认为“虚己以游世”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而“心斋”、“坐忘”则是达到这种境界的修炼办法。他竭力想逃避现实，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庄子的这种消极、颓废、只求精神上自我解脱的思想，对后代的知识分子有较大影响。庄子的学说载于《庄子》。道家的“出世”于儒家的“入世”共同构筑了战国式的人生态度，士大夫进可“入世”，治国平天下；退可“出世”，归隐林泉。统治者既可用儒家学说求得文治武功，又可用道家学说确保休养生息。“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

（四）法、术、势结合：韩非子与法家

法家起源于春秋的管仲、子产，前期的代表为战国初期的李悝、吴起和商鞅，其思想的主题是“变法”，力主以今法取代古礼，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法家与儒、墨、道所崇奉的先王观明显不同，倡导的是历史进化论。后期的代表为战国末年的韩非子，他是荀子的学生，又继承了老子的法术和前期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提出以法为本，法（政令）、术（策略）、势（权势）三者结合的“南面术”，以充作“帝王之具”，并辅之以赏（德）罚（刑），使帝王能利用众智、众力，集大权于一身，“操杀生之柄”。韩非主张的是极端的君权主义思想，比较适应当时的形势需要。据《史记·韩非列传》载，秦王嬴政读韩非书，感叹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而中国第一个一统帝国——秦王朝，就是以法家代表作《商君书》和《韩非子》提供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治为蓝图建造的。汉代以降的各王朝，虽因法家赤裸裸地宣布专制，而不便公开张扬其旗帜，但法家的“法”与儒家的“礼”同样为历代帝王所用。两汉以降帝王的典型形象是一手捧着儒家经典，宣示教化；一手高举法家利剑，厉行专制。

（五）其他学派

除上述四家外，先秦还有一些学派也很有建树。

阴阳学派发展了原始五行学说，主张五行相生相克，把人间的一切事情都和阴阳五行作比附，以确定吉凶祸福。齐人邹衍用“五行相胜说”来解释朝代的变更，创立了“五德终始说”。名家，又称“刑名家”，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他们讨论的是名（概念）与实（事实）的关系，主张“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或主张“合同异”，强调事物的同一性；具有思辨的色彩。名家在探索一般与特殊的逻辑关系上有积极贡献。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也是解决列国间矛盾的最高形式，数百年间涌现出了一批军事家（兵家）和军事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孙武、孙膑、吴起、尉缭子等，他们均有著作问世，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其丰富的谋略思想和充满辩证法的战略战术原则对后代影响至深，被尊称为“百世兵书”，时至今天仍是世界各国竞相研习的“中国智慧”。

战国之际，游说之士遍及天下，张仪和苏秦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且这两人进行合纵、连横活动的游说词为游说之士争相传习。所以这类游说之士被合称为“纵横家”。纵横家的言论大量地被记载在《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等书中。

秦相吕不韦当政时，召集手下的门客编成了《吕氏春秋》一书。书中糅合了阴阳五行家、道家、儒家、兵家、墨家的部分学说，所以班固将其称为“杂家”。此书收辑了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对研究古代天文、农业生产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农家主张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劳动果实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反对不劳而获。农家的代表人物是许行。他带领其弟子及信其道者，都穿着劳动人民的衣服，以编草鞋、织席来维持生活。农家的主张反映了农民对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劳动的理想社会的迫切要求和愿望。

先秦诸子争鸣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各家在春秋战国特殊的条件下，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种种问题做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不迷信盲从古人，也不因学派不同而封闭排斥。冯天瑜先生的《中国文化史》总结道：“先秦诸子各有性格，如儒的醇厚、墨的谨严、道的超逸、法的冷峻、名的致密、阴阳的流转，绝无雷同，各自独步千古；然而，诸子又并非各不相及、自闭门户，它们遵循和而不同的路线，广采博纳，在融通的基础上攀登新的学术高峰”。（冯天瑜等：《中国文化史》，第2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荀子以孔子儒学为主宗，吸纳法家思想，批判诸子各派，礼、法兼治，王、霸并用，成为古代思想的综合者；韩非子师承荀子，改造老子学说，综合前期的法家思想，而集其大成；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兼儒、墨，合名、法”；成书于战国晚期的《易传》更综汇儒学各派，又吸纳道、法、阴阳诸家，全篇洋溢着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又蕴含着墨家、法家式的冷静和道家、阴阳家的辩证思维，体现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下》）的一与多的统一。

四、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商周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十分有限，但随着人们对自然和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入、随着科学文化的不断进步，也产生了十分珍贵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火花。

《尚书·洪范》将水、火、木、金、土等五种物质称为“五行”，人们认识和利用了它们各不相同的属性，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希企使整个世界就能够在物质相生相克的秩序中发展前进。值得注意的是，“金”的提出表明，我国古代矿冶业的发达水平和金属工具的普遍应用。这种五行观念是我国较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商周时期的古代盛行占卜，以其预测凶吉。《周易》就是关于占卜的记录，它依据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来解读占卜所得的“卦爻”，因而含有一定的科学思想因素。八卦，即八种基本的卦相，来源于自然界中的天、地、雷、火、风、泽、水、山等八种自然物质或自然现象，作为万物的起源，而天、地两者又是总的根源。同时这两者又被抽象化为阴、阳两个基本的范畴，这一对相对的力量相互斗争、变化，从而产生了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关于万物诞生的十分质朴、自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同时，人们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有其自身的历史进程，一旦超越某种极限，就会发生物极必反的现象，从而转变为它的对立面，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当然，《尚书·洪范》和《周易》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辩证法观念，还没有摆脱神学思想体系的束缚。但这些科学思维的萌芽，对后世哲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深远的影响。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对天和神信仰的动摇，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西周末年，伯阳甫以阴阳二气失调来解释泾、渭、洛三川发生的地震。（《国语·周语上》）晋国史官蔡墨提出了“物生有两”的命题，明确指出事物是由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组成的；引用“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诗句，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的结论，包含了难得的朴素辩证法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