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史：突破与初创，社会制度文化的演变

第一节　突破与初创：社会制度文化的演变

一、商周时期的宗法结构和礼乐制度

宗法制度和礼乐制度是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制度，它们基本形成于商周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化与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一）宗法结构

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这一制度萌芽于父系氏族社会晚期，至商代晚期已经有不严格的嫡庶之制，宗法制度初步形成；而西周宗法进一步严格化、完整化，形成了周密有序的宗法制，包括立子立嫡之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其核心内容是在维护父权的基础上，确定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使权力早有归属，以免争夺残杀。宗法制度确定了贵族的亲疏、等级、分封和世袭的关系，解决了统治阶级内部诸子、诸弟的继承权争端，成为巩固分封制的重要手段。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掌握全国最高的政权和族权。周代在宗庙或陵寝中，实行所谓的“昭穆之制”，将先祖按照辈次排列为左右二列，始祖居中，左昭右穆，以等级轮流配享。祖庙为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祖之地，称为“太庙”。只有天子及其嫡长子有这种祭祀始祖和历朝先主的权力。天子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按照宗法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公羊传·隐公元年》）的基本原则，嫡长子的继承权得到了维护。

与宗法制密切相联系的是分封制。周天子按照宗法的等级秩序将诸子、功臣授封为诸侯或任为王室官尹，即所谓的“授爵授民授疆土”，其目的是“众建亲戚，以藩屏周”。诸侯在所封国内建立政权和相应的宗庙，称之为“别子”。相对于周王来说，是为“小宗”。这样，宗法制就与分封制相结合，使族权和政权合一，形成完善的等级制度。这一制度同样适用于异性贵族，通过姬姓贵族和异性贵族之间的婚姻结成亲戚之国，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周王室前后分封了一百多个诸侯。作为“小宗”的诸侯对“大宗”周天子必须按期纳贡、朝见，应召出兵助王征伐，而内政自主。这种按宗法制原则世袭的分封制，盛行于西周，东周渐式微，秦汉以降被郡县制所取代。

（二）礼乐制度

当周朝开始建国的时候，相传周公曾制礼作乐。我们认为所有礼乐的形成不可能全是周公的功绩。周朝的礼乐沿袭夏、商而来，不过是在周初由以周公为首的一批大贵族陆续加以修订、增补、汇集，渐渐成为法定的制度而已。周人原为商朝的属国，按照礼乐是不能反抗或推翻商朝的，但在他们翦商成功后，用礼乐来对付自己的反抗者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周人反复强调“殷鉴”的道理。(www.xing528.com)

礼乐制度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地位和等级特权，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因此，特命贵族的视听言行必须合乎礼乐制度，这种敬德的精神，使他们的政权得以保住。相传周朝的礼有以下五类：吉礼（祭祀鬼神，祈求福祉）、凶礼（哀忧患，多属丧葬凶荒之类）、宾礼（会同亲附，多属朝聘迎宾）、军礼（兴师动众，征讨不服）、嘉礼（宴饮婚冠等吉庆活动），这些制度涵盖并浸透到贵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每个贵族从出生到死亡、从人事到祭祀、从日常生活到政治活动，都享受应有的特权，处在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礼乐之中。这些“礼”通过一定的规则、典礼仪式以及表示身份的舆服旌旗、宫室器用，体现宗法等级制度，故“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富贵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到了周代，礼乐的规范、刑政的强化，使国家走上了相对稳定的道路。所以有学者认为，夏代是服从命定的“尊命文化”，殷代是崇尚鬼神的“尊神文化”，周代则是礼乐刑政目标合一的“尊礼文化”，这种思想文化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二、变革之会、“士”阶层的壮大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这是古往今来公认的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被称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在政治方面，随着各诸侯国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强大，形成了诸侯争相割据称霸的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代替。随着周王室势力的日趋衰弱，诸侯间争土地、扩城池，兼并战争连绵不断，最终导致诸侯国日益减少，形成赵、魏、韩、楚、燕、齐、秦七国并立的局面，史称“战国七雄”。它们彼此征战，且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由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

在这个历史时期，许多周边民族加入到逐鹿中原的斗争中来，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中国的疆域也得到了扩大和巩固，从而基本奠定了中华民族在先秦时期活动的疆土区域。这个时期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以铁制工具的使用、牛耕的推广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获得显著发展。各个社会生产部门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和传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繁盛，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兴起。井田制逐渐瓦解，土地的自由买卖日益盛行，诸侯国赋税制度的改革风起云涌。于是，在政治变革和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双重因素作用下，诞生了新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新兴地主阶层。与以往的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瓦解，继而出现了“礼乐征伐由大夫出”和“陪臣执国命”的现象。一批从旧贵族中蜕化而来的、从社会下层上升而来的，以及因战功卓著而崛起的新兴地主阶层登上了政治舞台，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他们对政治权利提出了迫切要求。在鲁国，叔孙、孟孙、季孙夺取了鲁国的政治经济大权；在齐国，以田桓子为代表的田氏家族执掌了齐国大权；在晋国，赵、魏、韩三国瓜分晋国，形成三个各自独立的封建政权。最终，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各国夺取了政权，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封建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春秋战国时期的土壤与环境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术活跃、思想解放的时期，旧的思想观念、旧的礼乐制度在崩解，新的思想观念在形成发展中。这种新旧势力的消长、对立和斗争，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知识分子——士阶层活跃起来，社会需要使他们大有用武之地，传统文化的整理和发扬光大因此而成为可能。

士是中国古代“四民”士、农、工、商中一个很特殊的阶层，“士”在商周时代既泛指包括诸侯在内的各级贵族，又专指贵族中的最低等级，在许多时候主要指政府部门的中下级官吏，是一个处于分化之中的阶层。士可食田，多为武士，为卿大夫家臣，或为自由职业者。宗法制动摇后士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大多受过礼、乐、射、舆、书、数等六艺教育，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春秋战国时，士队伍扩大的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旧贵族及其子弟在社会变革中门庭衰败，他们中有的发奋攻读、积极投入到新的社会变革中，如商鞅、韩非、苏秦、公孙衍等；也有的消极厌世，独处不仕，对现实持不合作的态度，庄周就是典型的代表。另一方面来源于庶民阶层或地位更低的众、皂、隶等，他们通过“积文学，正身行”（《荀子·王制》）而上升为士，如淳于髡就是由赘婿而为稷下名士；虞卿原为干粗活的苦力，后来成为赵国的上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时期的士特别活跃，他们与以往的士不同，较少受宗法关系的束缚，行动比较自由，思想比较解放，时代为他们的大有作为提供了舞台，创造了条件。

士人中大部分专门从事政治文化活动，一般都具有相当的知识或某一方面的专长，思想比较敏锐，善于思索，敢于作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然和社会运动，打破了传统的生活观念，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跃跃欲试，寻找机会施展才华，游说就成了他们求官干禄，谋取荣华富贵的主要途径。此时，各大国都面临着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新问题，在空前复杂的斗争中，如何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如何削弱以至消灭敌国，是各国关心的共同问题。一些励精图治、雄心勃勃的国君逐渐认识到人才和谋略的重要性，争相招揽贤士，组织决策智囊团，出现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局面。有才能的士人为谋官求职，为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于各国，他们朝秦暮楚，合则留，不合则去，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这样，游说和招贤相结合，形成了春秋战国历史的一大特色，使这一时期的历史更加生动，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外交政治斗争的历史剧。斗争历来不仅是物质力量、军事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和谋略的较量。游说之士要赢得君主的赏识，首先必须对各国间冲突有明确的认识，有自己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措施，以其谋略在国君面前展示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既不能好高骛远，使人望而生畏，也不可高深莫测，使人感到迂阔而不合时宜，否则都很难成功。

士的崛起为春秋战国这一动荡的年代注入了活力，使历史变得生动。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使士人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再像巫师那样全然依附王室，而是赢得了相对的人格独立。与过去的巫师和同时代的其他阶层相比，士阶层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身份羁绊，形成了新的品格。这些品格包括：博大胸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开放心态；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严格的道德自律。（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3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时代呼唤人才，人才推动社会发展。春秋战国时代才俊辈出，思想家如老聃、孔丘、墨翟、孟轲、庄周、邹衍、荀况、韩非；政治家如管仲、子产、晏婴、商鞅；军事家如孙武、吴起、孙膑；外交家如蔺相如、苏秦、张仪；史学家如左丘明；诗人如屈原、宋玉；论辩家如惠施、公孙龙；医家如扁鹊；水利家如李冰、郑国；天文学家如甘德、石申等等，可谓群星璀璨，蔚为大观。这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而时代又造就了巨人。在世界古代史上，就学术人才出现的密集度和水平之高而论，大约只有古希腊的群贤可与之媲美。就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而论，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