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有意识的创造，自从有了人，也就有了文化，开始了人类的历史。中国文化的最初历程是在原始社会度过的。这里所说的原始社会指的是从人类诞生之日起，至文明曙光初现的夏代止。原始社会被称为人类的“摇篮期”，它的时间跨度最长，占据了整个人类历史99%以上的时间，同时它又是人类历史中最艰难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祖先执著而坚定地向前跋涉，创造出悠远而质朴的原始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源头。
一、中国人的起源和文化的源头
人类是怎样诞生的？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种种传说、猜测以神话的形式流传下来，不同的民族、地区可能有相同或相异的说法，于是有了中国盘古开天地，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有了中国的“亚当”和“夏娃”——伏羲与女娲的传说；有了在一些民族中颇为流行的熊、猫、鸟等是人祖的猜测；在国外则有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创世说，有上帝创世说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起源的探索。但是猜测和传说并不代表科学。人类起源的种种疑问需要靠正确思想指导下的科学发掘。现代考古资料表明，东亚大陆是古猿类、古人类化石的重要发现地之一。在中国的云南多次发现古人类的共同祖先——森林古猿、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的遗骸，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早期人类的遗物和化石屡被发现，为中国人的起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发现有：安徽繁昌人字洞古人类活动遗址、重庆巫山人、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北京人、郧县人、和县人、广东马坝人、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许家窑人、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等，他们代表了从约二百万年前的早期猿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是古猿完成向人类演进的主要地区之一，是原始人类生活的重要摇篮。目前，在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原始时期古人类活动遗址遍布全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世界古人类和远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人猿相揖别之时就是人类创造文化之始，最初的阶段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度过的。从年代上来说，原始社会大致从距今两三百万年到公元前21世纪左右，占据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绝大部分时间。处在襁褓中的人类，在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改造了自己，创造出了充满荒莽、淳朴与神秘气息的原始文化。
人类在劳动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变得越来越聪明。劳动是人猿揖别的关键，是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的根本特征。从人能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劳动开始，人类就脱离了一般动物的范畴。有明确意识地制造工具，使之帮助人类获取劳动果实、改善生存条件，也就开始了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创造文化的新时代。只不过肇始阶段一切都显得非常简单。
原始人类最早制造的工具只能是对现有自然物的加工，这些自然物有木、骨、牙、石等，在漫长的岁月中，只有石质工具最易保存下来，考古学上将这段时期称之为旧石器时代。依石器制作的加工技术与精细程度，又有早、中、晚不同的分期，分别与人类体质的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在元谋人、蓝田人化石出土的地层中发现的石器制作技术简单，器形不规则，大多未经二次加工。北京人时期的石器已有进步，已稍作修整。到丁村人阶段，类别分明，二次加工痕迹明显。到新人阶段，石器已较细小，可适应加工精美的装饰品、钻孔等需要。以山西峙峪人为例，发现的石器细小精致、类型清楚，且有小型雕刻器、石镞，表明可能已有弓箭。在许多骨片上有刻画的痕迹，使我们联想到“契木为文”的传说。工具的不断改进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折射出人类创造文化能力的提高。在使用木石工具的同时，人类很早就学会和掌握了火的使用。火的使用和保存既是一种技能，又可作为一种武器，从而提高了人类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人类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当学会钻燧取火时，人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系列的进步改变了此前的原始群居状态，人类开始排除血亲婚配，向氏族社会过渡，从而大大促进了人类自身体质向更健康、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当中石器时代作为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和兴盛的新石器时代的一支间奏曲而结束时，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我国母系氏族开始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此后人类明显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仅仅四五千年就迈入了文明社会。新石器时代又被称之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出现了以农业的发明与养畜业的出现、石器的磨制与钻孔以及陶器的烧制为标志的三大成就，人类改造自然、创造文化的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近百年来，中国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及现今中国领土的所有省区，其中比较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峡文化等。
农业的发明为人类稳定的生活、财产的积累提供了可能，这就为私有制的萌发创造了条件。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或地区无一不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古代埃及、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印度、中美洲玛雅文明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一些从事畜牧业或以狩猎为生的民族由于不具备农业民族的优势，而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新石器时代晚期，伴随着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男子在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加大，逐渐取代妇女而成为主要劳动力，妇女则以纺织、家务为主，从而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崇高地位，父权制最终取代母系制是历史的必然。在父系氏族社会，农业生产出现了原始的犁耕，石器厚重锋利、陶器普遍轮制、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剩余产品出现、私有制发展，这一切都表明冲破原始社会桎梏的力量正在迅速增长。到了距今五千年前后，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掠夺财富和人口使少数部落首领的权力与资产膨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到禹时终于为“家天下”所取代。
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犹如满天星斗，散布于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塞外海岛，总数已达七八千之多。已经发掘的有四百多处，以文化性质和地区分为若干个文化圈（也称文化区系），这些文化系列的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有的还有较大的差异，但都有自己的特色，创造这些文化的先民们共同缔造了中国的原始文化。
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的祖先对自然界的种种现象都难以理解，也无力控制，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恐惧和崇拜心理，对人本身的来源以及生老病死也充满了疑惑。人们普遍地认为，人死亡后只是肉体的终结，灵魂将在故里或另一个神秘的世界中复活，已故的祖先对现实生活中的后代仍会有较大影响，因此灵魂不灭、祖先崇拜的观念也早已存在，原始宗教的萌芽在不知不觉中滋长。冯天瑜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曲折反映，并与人们的终极关怀密切相连。在本能与文化间起联络作用，在人的精神需要中起主观自足作用，故原始宗教曾经是原始时代的主流文化。（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第38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经过无数岁月的积累，原始宗教问题变得越来越庞杂，原始宗教包括自然崇拜、灵物崇拜、巫术、神话、禁忌和图腾崇拜等等。我们认为原始宗教与人类求生的愿望密切相关，一方面通过各种崇拜以及诸如巫术、祭祀、舞蹈等活动，企图取悦鬼神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恐惧心理，“恐惧创始神”，渴望创造出来的神保佑人类的繁衍康泰。
（一）从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到图腾崇拜
宗教最初始于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所谓自然崇拜，是认为自然物和自然力具有生命、意志以及伟大力量的信念。中国原始人的自然崇拜和灵物崇拜主要有对日、月、星辰、山、石、火、水、土地、天以及自然现象风、雨、雷、电、洪水等的崇拜。新石器时代墓葬采取头东足西或头西足东的埋葬方式，表明当时人已有对日出日落现象的某种信仰。陶器上的太阳纹、日、月、山等形象，应是自然崇拜物的图像。灵物崇拜的对象主要是一些早期人类有所接触或想像中的动物，如鸟、熊、鱼、龙、凤等，有的则化为图腾成为传说中氏族的祖先。自然和灵物崇拜的对象与生活方式相联系，生活在渔猎阶段的原始人，经常与动物相伴；生活于农耕阶段的先民对自然力产生普遍的膜拜；而到工艺技术时代，许多自然神便会变成文化英雄。
对自然物的崇拜以后又抽象为对图腾的崇拜。“图腾”源于印第安人土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社会人相信本氏族与某种动物或植物保有亲密的关系；或认为是本氏族的祖先，这种动植物的名称或图画即为图腾。图腾往往被视作族徽，是本氏族的保护神。在中国，图腾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较多，有黄帝为有熊氏、太昊氏姓风（凤），商族以玄鸟为图腾，周族以天鼋为图腾等记载，还有以鸟、虎、狼、狗、鱼、龙等为图腾的氏族或民族。在河姆渡遗址发现的象牙雕刻常有鸟形图案，半坡遗址的陶盆上有人面鱼纹，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常见鸟纹，还见蛇形纹，可能是越人龙图腾的遗留。伏羲女娲在汉画画像石上作人首蛇身的形象，属变形图腾。中国的图腾文化非常丰富，在何星亮先生的《中国图腾文化》一书中有较深入的研究。图腾崇拜被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大特征，但其遗留和影响却很久远。
（二）灵魂不灭和神灵崇拜
灵魂不灭的观念是原始人朴素的生死观，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在山顶洞人的遗址中，发现了有意识的埋葬遗迹，遗骸周围撒有象征生命意义的赤铁矿粉，以石器、装饰品、骨针随葬，这显然表现了对人死后生活的某种设想。新石器时代墓葬这种现象更普遍，对死者头向、面向、葬式的安排和随葬品的放置，表示人们相信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人死后灵魂是不灭的，后来发展到杀殉杀祭，也同样受这一思想的支配。神灵崇拜源于对血亲先辈的敬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母系氏族社会盛行女性祖先崇拜，传说中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娲就是女权时代的崇拜对象。父权制确立后，男性祖先备受尊崇，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创造八卦、教民嫁娶的伏羲，创造华夏文明的炎、黄二帝，便是父权时代的崇拜对象。母系和父系氏族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象征生殖崇拜的遗物、遗迹。中国最早的人神是带有始母色彩的女神，而早期的男性祖先均为“英雄时代”的造物主，他们在后人的心目中也就成了英雄和圣贤。对祖宗的崇拜在中国尤其受到重视，构成了中国人传统观念的重要部分。原始时期众多的崇拜信念，成为神话最丰富的源泉，灵魂不灭、祖宗崇拜和神灵信仰等思想长期延伸。在经历漫长的岁月后，作为对客观存在虚幻的、歪曲的反映的原始宗教，就逐渐形成了。在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有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遗迹，如辽宁喀左东山嘴发现的石砌祭祀建筑基址、辽宁建平牛梁河女神庙等。
（三）沟通阴阳两界的巫术
与原始宗教信仰相伴随的是宗教行为，这种行为以谋求控制自然力、沟通鬼神为目的，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定的仪式，这就是巫术。巫术的基本目的无非是祈求借助神的力量来达到免灾祛病、保障安全，以保证丰衣足食、子孙繁衍昌盛等。据研究，巫术的方式有祈求、诅咒、占卜等多种。在原始宗教初期，还没有专门的巫师，也没有专门的祭司，仪式通常由部落中的长老来主持。后来，随着原始宗教的进一步专业化、精致化，分化出一些专门人员，由他们负责和神秘的超自然的神交往，他们被称为法师、巫师、祭司或萨满。这些人主要从事最初的文化活动：记史、占卜、疗病等，是知识人的前驱。《国语·楚语下》载：颛顼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南正重”指善于观察天象通晓巫术的巫师之类的人物，“火正黎”由部落首领担任，专管地上的“民事”，神事与民事的分离，标志着国家权力和政府机构雏型的出现。在河南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里，发现有卜骨，龙山、齐家文化的许多处遗址中也发现有用羊肩骨或牛、猪、兽骨占卜的卜骨，类似的发现多有报道，应该是原始祭祀活动的遗物。
原始宗教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演变，到原始社会末期，成为一种稳定而顽强的文化力量，对后世文明具有极大的影响，而专门从事巫术活动的人，可能就是最早的知识人。
三、原始文字与艺术的创造(www.xing528.com)
（一）记事符号和图像符号
在长期实践中，原始人类早就学会了用结绳和刻木的方法帮助记忆和记事。我国古代就有“结绳记事”和“刻木为契”的传说。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其口沿上有100多个共约32种刻画符号；以后又在陕西姜寨发现120多个40多种刻画符号；在大溪文化的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发现刻符50多种；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发现600多个200多种刻符。在大汶口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笔画整齐、规则的图形符号，被认为是中国早期的图像文字。这些刻画得较为复杂的带有图画性质的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画的，代表一定的意义，许多学者都认为可能是文字，或是我国古代文字原始形态之一。在乐都柳湾马家窑文化的晚期墓葬中，发现有多片骨质记事工具。
中国自古就有黄帝之臣仓颉造字的传说，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一般学者多以为甲骨文应是中国文字（汉字）的流而不是源。他们推测从文字发端至甲骨文，其间必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于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郭沫若先生以为，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这一论断似乎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了，但细加推敲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仰韶文化和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刻画符号简朴而且不太规范，一般一器一符，极少见数符连刻的。它可能是一种有意刻下的帮助记事的符号，有同志从民族学资料论证半坡等地的陶符，可能是标明个人所有权或出自制作时的某种需要而刻画的，并无确定含意，它与传说中的契木为文、结绳记事相类，属于原始记事范畴，或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约定符号的性质，这些符号像其他原始记事方法一样，对后世文字的发明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本身决不是文字。这些符号在当时的意义尚无法揭晓，可能具有记事的功能。大汶口、良渚文化图画符号可能更接受早期的文字。
相传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一直有学者把八卦作为文字，实际上可能是早期人类沟通神明、天地并以此解释社会、自然万事万物的一种方式，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发展。
（二）原始艺术之花
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步培养起造型技能，逐渐萌发出爱美、审美观念，这一时期艺术的明显特征是艺术与实用的结合。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在不断丰富物质资料、改善生活的同时，也培植出质朴的精神文明之花，改善和美化了人们的生活，为以后文化和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绘画、岩画。古籍关于初民绘画的记述，如《吕氏春秋·句躬篇》的“史皇作图”，《路史》的“颗首作画”，都说明绘画古已有之。母系氏族公社繁盛时期，彩陶上的植物、动物和几何形装饰性图案已十分匀称美观，既有写实性的，又有抽象装饰性的图案。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尤其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案，更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仰韶文化的彩陶图案除了简单的几何纹样外，还有相当准确的动物图案，有着浓厚的绘画意味。例如人面鱼纹彩陶盆，盆上画的人像有着圆圆的脸，三角形的鼻子，眉毛和眼睛细长，有的耳边画出两条鱼，有的嘴边衔着两条鱼，人面像常与网纹相伴，与某种原始信仰有关，具有神秘色彩，是仰韶文化的绘画杰作。马家窑文化彩陶多具有构图繁密、回旋多变的特点，色彩丰富强烈，内壁绘彩更是马家窑彩陶的一大特色，例如舞蹈纹彩陶盆，在接近盆口的内壁上画有三组舞蹈纹饰带，每组两边用内向弧线分隔，两组弧线间还有一条斜向的柳叶形宽线。每组五人，皆腰系兽皮，携手起舞且面向一致，头上有辫子，人的手臂外侧有两道线，好象表示舞蹈动作的意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个人的脚下有四道水平圆圈线，似乎是人们在水边舞蹈的情景，富有诗情画意，这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的精品。
史前的岩画也是当时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史前时期的岩画多为敲凿而成，题材广泛，形象古拙生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连云港市郊将军岩发现有一处岩画，这一岩画刻在长22.1米、宽15米的平整而光亮的黑色岩石上，主要内容为人面像、农作物、兽面纹以及各种符号。人面多为尖顶形头饰，花纹上下相对成菱形的复线三角纹、弦纹、网纹。其中最大的人面纹高90厘米、宽110厘米，头饰与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鼎纹相一致。在近十个人面像中，多有一条向下通到禾苗、禾穗上，显然是农作物的图案。此外还有各种兽面纹以及类似太阳、星象的图案。兽面纹的构图和山东、苏北地区龙山文化中玉锛的上兽面纹饰相比较，显得十分简略、粗糙、古拙。这是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原始社会岩画，这一重要的艺术创造，直接反映了四千多年前东方沿海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面貌。
2.陶器工艺。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不仅丰富了生活用具，也使人类的审美意识得到了提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能制作出较为复杂的“彩陶”，这种彩陶是指用天然矿物质颜料在打磨过的陶胚上画上装饰花纹，再入陶窑去烧制，烧后形成具有黑色或深红色美丽图案的陶器。彩陶的装饰多以几何纹的形式出现，这种装饰图案是原始人对与生活有直接联系并具有深刻影响的事物，如山、水、动物等，从写实到高度概括，再到抽象性表现，这种形式感所产生的装饰效果，体现了原始人的审美趣味。彩陶分布很广，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彩陶工艺，有着其不同的艺术特色，其中黄河中上游最为发达。在彩陶工艺后期，山东的龙山又兴起了黑陶文化，黑陶是在烧制结束时，从陶窑顶慢慢加水，木炭熄灭后产生浓烟，使陶器渗碳而成，它具有黑、薄、光的特点，造型也比彩陶丰富多样。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工艺是原始手工业的重要门类，彩陶和黑陶则是我国美术创造的第一次高峰，在技术上、造型上都为青铜器的出现做了准备
3.雕塑艺术。我国迄今发现最古老的装饰品，是距今两万八千九百四十年峙峪人制作的一件石墨装饰品，该物呈扁平椭圆形，中央有穿孔，可系绳配挂，充分说明了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先民已经有了审美创作活动，并且峙峪人的装饰品，呈现出成熟的钻孔技术，这在雕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钻孔冲破平面，它是三度空间的第三空间，是雕塑造型的基本因素，是中国立体装饰的开始。从大汶口出土的透雕象牙梳和象牙雕筒，可以看出先民已有较高的雕刻艺术。象牙雕筒是用整段的象牙切削雕镂而成，筒身周围布满透剔的花瓣纹，十分精美。
陶雕艺术与制陶工艺几乎是同时产生的，仰韶文化遗址中、马家窑文化遗址以及大汶口文化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的陶塑作品。扶风姜西村发现了男人面部浮雕；黄陵出土了男人头部雕塑；乐都柳湾的彩陶壶雕一男性裸体像。在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中，集中发现了成批红陶捏塑的小动物，数量丰富，品种多样，形象真切，有鸟、长尾鸟、猪、牛、羊、象、龟，还有鸡、狗、猴、鼠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辽西建平、凌源两县交界的牛河梁村发现的一座“女神庙”和几十处积石冢群，以及发现较多的陶塑人像残片，多为裸体，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特点，其中有因年龄差异而发育不同的乳房、圆润的肩膀、肉感极强的修长手指，还有一些是孕妇形象。在陶塑残块中有体型较大的主神，有一尊基本完整的女性头像，大小与真人相当。头像面部的艺术刻画既强调外型轮廓的美观柔和，又追求内在神态的流露。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玉球镶嵌而成，堪称五千年前中国的“维纳斯”。在积石冢墓中，出土了数量较多雕刻精细的璧、环和龙、虎、鸟、鱼、蝉、猪形玉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期）
我国发现最早的圆雕，是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一件石雕人头，五官造型极其夸张。当石器工具逐渐被金属工具所代替时，玉器工艺就渐渐成为独立的工艺种类发展起来，在大汶口、龙山和良渚文化都发现了大量的玉石制品，运用浅浮雕与阴线刻相结合的技法，雕出神人与兽面组成的神徽图案，形象生动威武。
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艺术来自实践，其题材多与现实相结合，体现了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结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中国艺术的发展。
4.音乐、舞蹈。对原始社会音乐和舞蹈的认识，我们只能根据史书记载、出土乐器和一些原始绘画来了解，还可以辅之以部分民族志的资料。声乐是人们表达思想的重要形式，可惜无法具体了解，从现代尚存的一些原始民族来看，歌唱的内容非常简单，往往是一句呼声或号子连续重复，节奏强烈，带有舞曲性质，这是因为音乐与舞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器乐保存下来的极少，鼓应是大多数民族都有的，其制作容易，声音远扬，敲打方便，《世本》称“夷作鼓”，可惜无法保存。《路史》称，“庖牺灼土为陨”，“伏羲削桐为琴”，“伶伦造磬”，陨、磬等古乐器时有出土，证明这些传说并非向壁虚造。
《礼记·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许多出土文物和远古壁画上，都有描绘舞蹈的图画，青海大通县上孙村出土的一件彩陶盆上，便有三组十五个跳舞的人的形象，他们手拉着手，摆动着发辫和尾饰，生动地再现了舞蹈的韵律和节奏。原始人的舞蹈活动很频繁，舞蹈的功能十分繁多，它既是宗教仪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各种庆典、狂欢活动的重要内容。舞蹈的动作多是模仿动作，许多是模仿动物的动作，也有的把狩猎的动作节奏化、规范化。还有大量的是爱情动作，而且带有强烈的性诱惑感。舞蹈是带节奏的人体动作，它表达了先民们纯真的情感和欢乐的情绪。
四、源自生活的原始科学技术
原始社会阶段，科学存在于技术之中，科学处于萌芽状态。这些技术和知识主要是适应生存的需要，在与物质生活与生产有关的领域开始的。其进步性表现在工具的改进、房屋的建筑、生活器具的制造工艺等方面。经长期的积累，到阶级社会形成了技术与科学的分化。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为满足狩猎、农业和日常生活的需要，石器制造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从大量出土的农业、手工业和渔猎工具看，类型趋于明确，用途专一，使用和携带方便；从石料的选择、打制、切割、磨制、钻孔、雕刻等工序来看，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蕴含有力学和矿物学、地质学知识的萌芽。弓箭的发明与使用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重要发明，我国最早在山西朔县峙峪村遗址发现有石镞。弓箭由弓背、弦、箭组成，是一种复合型工具，其本身制作需要多种零件的组合，每一部分又都制作得较为精巧，而且要组合成适用的具有杀伤力的工具或武器需要长时期的经验积累，它的发明提高了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
生产生活实践中人们认识了某些自然现象，发现其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如天气的冷暖寒暑交替、日月星辰的出没变化、动植物生长规律，以及一些生产技艺方面的知识。例如在原始采集、狩猎、农业中，包含着对野生动植物生长规律的认识和人工栽培、人工驯养的尝试，久而久之，人们学会了原始农业、动物饲养，增强了生存的能力。在长期的火的使用以及后来的制作陶器过程中，人们不仅制造出大批精美而又实用的生活用器具，满足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塑造实用物体、器具的经验，了解了一些控制火候、化学方面的知识，为冶炼铜矿和铸造青铜器技术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许多陶器制作不仅考虑到造型的美观实用，而且符合科学的原理，如仰韶文化遗址中常见的小口尖底瓶是一种汲水器，汲水时重心下垂，空瓶子自动倾斜盛水，水多后瓶子自动垂直，便于提水。人类的科学知识及技艺就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得到积累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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