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颁发旭日大绶章-国事续述

第八章　对外合作中的和平友好与互惠发展

中法友好的历史传承

法国与中国合作的率先眼光

瑞士的精美精巧精致

友情与认真——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

日本“旭日大绶章”受勋记事

中法友好的历史传承^[1]

继《国事忆述》中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相继问世以后，我很高兴有机会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作，出版此书的法文版。本书从近40年来中国历史的若干重要侧面，以一个亲历者的真实感受和参与者的思考，叙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事件，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以及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变化。本书法文版的出版，如果能够让法国、瑞士和法语国家的朋友们更多地了解发展中的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并在理解的基础上推动和扩大双边经贸合作，加深彼此的友谊，那将是我本人最欣慰的事了。

2007年9月3日，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收藏《国事忆述》

就我的经历来说，中国与法国的关系、中国同瑞士、同法语国家的关系都是极其友好的。

第一，中法都是文明大国，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的优秀文化和文明传承影响了双方数个世纪的广大读者。

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两国高层和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往来。而较之更为深远的是文化，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卢梭和作家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左拉、大仲马、罗曼·罗兰等人的名著，是在中国译作最早、传播最广、影响最深、读者最多的，特别在知识阶层中影响尤甚。

1980年，陈锦华（左三）陪法国总统德斯坦夫妇参观上海广慈医院

1980年6月，法国总统德斯坦先生访问上海，我陪同总统先生参观瑞金（广慈）医院。这是一家创建于1904年、由法国天主教会主持的慈善医院，法文名叫“圣玛利亚医院”。总统在参观病房和外科手术室的过程中，现场的几位医生都能用流畅的法语直接回答总统的询问并且与之欢快交谈，总统先生非常惊讶，他完全没有想到中国还有法语讲得这么好的医生。我对总统先生说，上海有“东方巴黎”的美誉，不仅在医学界，而且在文学艺术和教育等社会各界都有热爱和熟悉法国文化的人士。

我在北京和上海工作过的部门，同法国都有过比较广泛的联系。印象最为突出的是，即使是商务合作，法国人也不会纯然地讲买卖，而会不时地夹叙文化话题。记得1996年4月我访问法国，在阿尔卡特公司总裁丘鲁克先生宴请的午宴上，双方交谈甚欢，以至顾不上吃饭。在说到儒家话题时，我一时随兴引用了孔夫子说过“食不言、寝不语”的语录，调侃着我们今天的“食欢言”已经“违背”了圣人的教导。没想到这句玩笑话还是引起了法方的兴趣，第二天中午，我所住的酒店就有快递包裹送来一部16开本、羊皮封面、印制精良的法汉文对照的孔子《论语》。这是我在其他国家的商务活动中从未发生过的，表现了法国经济界人士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以至就此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2000年初，阿尔卡特公司将亚太总部迁到上海，成为第一家将亚太总部设在中国的国际电信公司。

今天，法国有5　000名学生在中国留学，中国则有38　000多名学生在法国留学，他们都会成为中法友好和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种子”，在更广阔的领域，传承两个文明大国的友谊和合作。

第二，中法技术合作紧密，中法贸易具有良好的互补、互惠关系。

法国是中国在欧洲的第二大引进技术来源国。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初，法国在西方大国中就率先突破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令，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设备。当时，我在国家轻工业部担任成套技术设备引进办公室副主任，曾参与了从法国引进石油和天然气化工、化纤成套技术的谈判和建设工作，其中辽阳石油化工化纤项目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引进项目，谈判进展缓慢，直到法国总统蓬皮杜先生访华时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商谈才作出最后决定。蓬皮杜总统说，这个项目合作成功将会惊动欧洲，惊动西方世界。他在返回巴黎后专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则强调说，中法双方商定，将进一步研究发展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加强在石油化工、航空、机械和电气工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历史已证明了这个预见。

两国建交以来，中国从法国累计引进技术4　303项，合同金额将近200亿美元。在核电、航空工业等领域，中国已成为法国最重要的贸易主顾和工业合作伙伴，其中发展最为突出、也是影响面最大的是空中客车公司，从1985年上海华东民航管理局购进第一架空客飞机开始，到现在已累计购进738架，占中国大陆现役100座以上飞机总数的46%。中法合作生产的空客A320也于2008年9月正式投产，到2011年6月，累计生产68架，质量优良，受到用户好评。正是这些强劲的合作，使两国贸易额从建交时的1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452亿美元，法国已成为中国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第三，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与法国及法语国家经社理事会开展了友好交往和国际合作。

法国是经社理事会的创始国，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一个思想学派。1946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成立一个经社理事会，并确保对政府和议会的独立性，享有“第三议会”的誉称。在法国经社理事会的倡议和推动下，欧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有关国家先后成立了经社理事会国际协会，成员国有60多个。

2001年7月，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正式成立，我是第一任会长。同月，我同法国经社理事会主席德尔马涅签署了《中国经社研究会同法国经社理事会合作议定书》，开始了中法两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友好合作，先后与国际协会的各成员国一起，就《调控全球化：弱国的当务之急》、《通过可持续发展与贫困作斗争：以建立有目的、有合作的伙伴关系》等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为在广大会员国传播正确理念和有效政策、方法，正确处理劳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持续的工作，受到法语国家及有关会员国公众的重视和欢迎。我也曾为此先后访问过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加蓬、马里、几内亚等国家，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经济、社会界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

第四，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中，瑞士（瑞士四周分别讲法语、德语，还有其他语种，只是临近法国的地区讲法语）同中国的友好合作，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典范。

1950年9月，瑞士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年的双边贸易额只有618万美元。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已达到130多亿美元，瑞士成为中国在欧洲的第九大贸易伙伴、第六大投资来源国和第四大技术引进来源国。中国则是瑞士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房地产市场极为弱小。瑞士经济界极富远见，最早看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广阔远景，看到中国城市土地短缺和与之相关的高层建筑必然兴起后对电梯的巨大需求。1980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先生介绍我认识了瑞士迅达电梯公司，并很快讨论建立合资企业的问题。开始谈判并不顺利，中方代表向我汇报后，我力主放松谈判条件，力争谈判成功。我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扩建的北京饭店新大楼，由于继电器等质量不好，电梯长期不能正常运行。这使我认识到，中国电梯工业要快速发展必须掌握先进技术，必须同西方发达国家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新中国建立之前，上海和中国的电梯市场几乎为美国的奥的斯（OTIS）公司所垄断，但由于种种原因，奥的斯迟迟未能回到中国，而迅达则因其远见卓识而捷足先登，抢占商机，走到了行业的前面，由一家原本规模不大的企业发展到遍及中国20多家分公司的大企业。其生产的自动扶梯和人行道已突破2万台，并成为北京奥运会场馆配套设施的最大供应商，三次荣获“中国杰出雇主”荣誉称号。

当然，除中国与法国、瑞士和法语国家的友谊外，读者还可从本书中的作者经历中看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奉行的共赢理念、包容文化都是真诚的，也是成功的。

2012年是中法建交48周年。按照中国孔夫子的教导，四十不惑而五十知天命，其意思指的是四十岁和五十岁是人的一生中的成熟之年、理性之年，是能够妥善处理复杂问题、推动历史前进之年。个人如此，群体活动也是如此。中法两国都是文明大国，我真诚希望中国同法国，以及同瑞士和法语国家的友好交往和经贸合作不断造福各国人民，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共同构造和谐世界。

法国与中国合作的率先眼光^[2]

1964年1月中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毛泽东主席称赞说：“戴高乐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很有魄力，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交。”回顾和分析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的国际环境，可以看出，作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确实需要高瞻远瞩的率先眼光和力排众议的魄力。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既是讲戴高乐将军的，也是讲法国的。

我对法国的认识和友好往来，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历经了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事交往，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从《最后一课》最先知道法国

我最早认识法国是在1946年，那年刚刚16岁，正在我的故乡青阳中学读书，语文课本中有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语文老师施先生在朗读这篇课文时的严肃神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都德的名字，第一次读到《最后一课》，也是第一次对法国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文章讲述了贪玩逃学的小弗朗士，在接受老师韩麦尔先生讲授最后一次法文课时的思想震撼。已经教了40年书的韩麦尔先生，那天特地穿了“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的绿色礼服，打着绉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对着全体学生，包括坐在后排的前镇长、前邮递员等人讲课，神情庄重地说道：“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韩麦尔先生讲了一件又一件事情，最后说到法语，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小弗朗士聚精会神地听韩麦尔先生讲解，老师的形象在他心目中“从来没有这么高大”。韩麦尔先生讲到最后，已“脸色惨白”，他“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法兰西万岁！’”。

学习《最后一课》的心灵震撼，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而挥之不去。后来我不断读到古今中外有关爱国主义的诗词文章，都引起过不等程度的共鸣，像中国南唐最后一个君主李煜那首脍炙人口的《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首词的写作技巧确实感人，生动表述了作者的内心感情，但是从思想上分析，总觉得那是一种亡国之音，缺乏奋起改变的向上激情，不能催人奋发。再加上那些句子都是表达一种身处帝王之位的成人感情，对一个没有阅世经历的青少年来讲，很难引起思想深处的共鸣。比较之下，《最后一课》写的小弗朗士，那种少年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情节，就让人感到鲜活得多了。《最后一课》的生命力也正是在这里。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阅读《最后一课》的印象依旧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1995年，我的母校青阳中学70周年校庆，校长要我写纪念文章，我特别写了学习《最后一课》的感受，我写道：“现在，每当见到法国政界、经济界知名人士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些为法国的独立和强盛，为法兰西荣誉而做了重大贡献的人们。他们当中一定有人读过《最后一课》，一定懂得拥有自己尊严的祖国是多么重要，多么珍贵。”这篇文章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好评。

我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使“最后一课”变成了认识法国的最先一课。从都德开始，以后不断读到伏尔泰、卢梭、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福楼拜、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知道了从拿破仑称帝到第五共和国的历史演进，认识了法兰西民族的伟大和光荣，认识了中国与法国两个伟大民族的灿烂文明和相似追求。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送给我一本戴高乐将军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写的《我的父亲戴高乐》中文译本，里面有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在授予作者“荣誉与祖国”文学奖时讲的一番话，希拉克说：“法国人在阅读这部珍稀的资料时，寻找到的也许首先是有关荣誉、爱国和忠诚的教诲。”希拉克总统的话同都德在《最后一课》中要表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和法国都是拥有伟大而光荣历史的民族，两个国家的合作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只要我们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我们就一定能合作共赢，一定能为人类的和谐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周恩来与蓬皮杜谈定化纤成套项目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在中断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十几年后，决定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成套化学纤维和大型化肥成套设备，计划“从法国、日本进口4套化纤装置，约需2．7亿美元。建成后每年可生产合成纤维24万吨，约等于500万担棉花，可织布40亿尺”。

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后经周恩来总理审定并报告毛泽东主席批准，1972年2月开始实施，迅速在国外引起广泛反响，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把它看成是同中国做生意的最新、最好机会，争相同中国洽谈合作。以后这个计划又不断扩大，最后达到总规模为引进26个大型和特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共需外汇43亿美元，涉及的国家有：法国、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荷兰、瑞士等。这个时期，我正担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和引进成套设备办公室副主任，直接参与引进项目的实施工作，同法国企业界开始了直接的交往与合作。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决定引进这批项目时，西方大国中只有法国于1964年同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他国家则是既想同中国做生意，又在政治上与中国若即若离，不敢公开合作，处境有点尴尬。与别的国家明显不同的是中法合作，不仅法国的德希尼布公司、斯贝西姆公司、隆贝利公司表现极为热忱，相关的一大批设备、材料供应商同样积极，法国政府更是不避嫌疑，热心同中国做生意，从不同层次介入谈判，努力促使合作成功。

1973年9月11日至17日，法国总统蓬皮杜应邀访华，这是法国，也是西方国家第一位元首访华。在两国领导人的正式会谈中，蓬皮杜总统希望中国能购置法国的化纤设备。周恩来总理重申了中国对法国“同等优先”的原则，强调中国和西欧贸易首先要考虑从法国进口，只要是好设备我们是要的，但是法国的价格比别国高，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蓬皮杜结束北京访问的前夕，在法国大使馆宴请周恩来总理，法国总统在谈话中再次表达了法方希望化纤合同能够签字的愿望，强调同中国合作建设的辽宁辽阳化纤项目一旦签字，必定会在欧洲、在世界引起轰动。周总理鉴于当时的中法关系和国际影响大局，对法方做了照顾，谈判成功，签订了总值12亿法郎的特大型石油化工、化纤成套设备合同。这在当时和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笔数额很大的生意，是同西方大国签订的第一个重大合作项目，在中法经贸合作事业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蓬皮杜总统在回到巴黎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中法双方商定，将进一步研究发展合作的可能性，特别是加强在石油化工、航空、机械和电气工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后来的中法双方经贸合作，正是沿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

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迎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

当时决定从法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项目是两个，一个是辽宁辽阳化纤厂，另一个是四川维尼纶厂。辽阳化纤厂从法国共引进13套生产装置，其中主要的装置有：环己烷、尼龙66盐、锦纶、蒸汽裂解、乙二醇、对苯二甲酸二甲酯、聚酯等，设计能力为年产尼龙盐4．6万吨、锦纶长丝4　000吨、聚酯8．7万吨、乙烯7万吨、乙二醇4．4万吨。全部装置于1974年4月开工建设，1981年8月投产，1986年收回全部投资。辽阳化纤厂投产以后，成为当时辽宁省最现代化的工厂，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从法国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另一个项目是四川维尼纶厂，是用天然气作原料生产聚乙烯醇，然后抽丝成维尼纶纤维。这是中国实行纺织原料多元化的一项重要选择，即在化学纤维中先后开辟以石油、天然气、煤（电石）和棉短线为起始原料，生产各种化学纤维，它们都为中国最终圆满解决穿衣问题，并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大国和化纤生产大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法两国领导人推动航空工业合作

1996年初，应法国财政经济部阿尔莘部长和法国工业部加朗部长的邀请，我准备以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于1996年4月初率代表团访问法国，法国政府和有关大企业、银行也都作了相应准备。不料到了这年的2月，国务院决定，李鹏总理于4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并决定我参加代表团。消息传到法国，法国有关方面纷纷提出要求，仍希望我以国家计委主任身份单独访法。钱其琛副总理和罗干国务委员先后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表示我的出访计划在先，李鹏总理出访计划在后，我的访法是早有的安排，我可以服从李鹏总理出访需要调整出访计划，具体怎么调，请他们定。后经反复研究，并征得法方同意，我仍以计委主任身份先期访法，并为李鹏总理正式访法做前期工作，商谈有关合作事项，最后由李鹏总理到达法国后作出相应决定。我的工作告一段落后，留在巴黎等李鹏总理到达后汇合，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活动。这是一个既服从了中国政府全面安排，又照顾了法方要求的两全方案，各方都同意。

我先期到达巴黎，信息不胫而走，说我带了数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各方纷至沓来，应接不暇，每天都要会见会谈十二三个部门、企业和单位，十分辛苦，实实在在感受到树大招风。重要会谈有：空中客车、核电站、高速铁路列车、石油化工、钢铁、汽车、卫星、直升飞机以及兴业银行等。分别会见了法国总理、外交部长、财政经济部长、工业部长及大公司、大银行的负责人。

我在同法国总理、外交部长、财政经济部长的会谈中，介绍了中国宏观经济情况和中法有关合作项目的中方态度。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软着陆”成功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详细询问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情况，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作用尤为赞赏，并表示他们的国家做不到。在商谈有关合作项目时，我特别强调技术转让，说这是企业竞争力与合作筹码的重要因素，中国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将特别重视技术转让。

1996年访法，法国政府为了争取高速铁路合作项目，特地开出一列专列，由工业部长陪同去外地考察

在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的商务活动中，同空中客车的合作尤为重要和突出。在代表团准备的计划中，预计向空中客车公司购买30架A320飞机，其中10架为合同，20架为协议，另有3架A340是以前已达成协议的，总金额高达120亿法郎（合15亿美元），是一个让世界为之震惊的特大合同。

在商谈购买飞机的同时，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还先期派出一个代表团同空客公司商谈合作生产100座飞机项目。中航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朱育理参加了中国政府代表团，他到达巴黎后与空客公司进行了紧张的谈判，达成合作意向，并在爱丽舍宫希拉克总统、李鹏总理的共同主持下签订了100座飞机合作生产协议。世界对中法两国在航空领域的合作反应强烈。朱育理总经理对我说，美国波音公司半夜里给他打电话，询问合作情况并发出怨言。在公开报道中，波音公司则指责美国政府执行了错误的对华政策。

1997年5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中法（欧）合作生产100座客机框架协议签订，注册地点为北京，法方认为香港可免税，经中方解释内地同香港的免税政策关系，法方未再表示异议。

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和法国希拉克、萨科奇都对两国航空工业的合作给予高度关注，以战略眼光和互惠原则推动这个领域的深度合作。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航空市场，容量大，前景广阔。从1985年引进第一架A310开始，到2011年已累计购进738架，占中国大陆现役100座以上客机总数的46%，中国已成为空客公司的全球最大客户。

在引进整机的同时，空中客车公司不断深化和扩大同中国有关企业的合作内容，提升合作层次，从单纯购置整架飞机到零部件分包，再到整机生产线引进和合作设计。1997年在北京成立华欧航空及技术培训中心，为中国各航空公司培训人才。2002年签署A320飞机部件转包生产合同，共有中国成都、沈阳、西安、上海、陕西三原、哈尔滨六家航空工业公司参加，分别生产空中客车公司的零部件和复合材料。2005年7月，空客（北京）工程技术中心正式启用，2008年6月，获得法国国际检验局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认证。

2006年10月，空中客车公司同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第二集团公司组成的中方联合体签署在中国共同建设A320系列飞机总装生产线的框架协议，并在天津滨海新区开工建设，2008年5月正式投产。温家宝总理、空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托·恩德斯、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共同为空中客车A320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正式投入运营揭幕。这条生产线与欧洲制造的标准完全相同，生产A319和A320两个机型。截至2011年11月，天津总装线已完成总装并交付68架A320系列飞机，全部质量优良，受到用户好评。

2011年10月3日，我与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同志参观天津A320飞机总装厂，我对他们说，我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时，于1994年陪同江泽民主席参观法国图鲁兹空中客车公司总装厂；1996年陪同李鹏总理第二次参观，商谈有关合作事宜；后来到了全国政协，又第三次应邀到图鲁兹参观A380样机。我算得上是中法航空工业合作的见证人。

好事多磨的大连西太平洋炼油厂

大连是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是中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有着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贸易条件。1990年，大连市以及中化（香港）石油国际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同法国道达尔公司合作，在大连建设一座现代化的炼油厂，进口原油，加工后出口。工厂规模为原油年加工能力500万吨，总投资10．13亿美元。参加合资建厂的，还有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大连市政府和大庆市建设投资公司。

工厂开工建设后，由于购置的主要设备是二手货，又缺乏建设人才和管理经验，加上资金短缺，以致困难重重，先后两次进行工程考核验收，都被专家认定不具备投产运营条件，工厂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道达尔公司更是焦急，一再通过法国外交部门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早日改变企业的被动状况。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伊朗前国王巴列维的石油顾问，在东西方论坛上发言说，西太平洋炼油厂要是能开工生产，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这个讲话不符合实际情况，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也有损道达尔公司的形象，使得解决西太平洋炼油厂的问题变得更为紧迫。

1996年初，李鹏总理应法国政府邀请，定于同年4月正式访问法国。在出访准备的各项议案中，西太平洋炼油厂的问题被提上日程，需要作出最后决策。在李鹏总理主持的会议上，有关方面意见不一，李鹏总理要我发表意见，我当即表示：这个厂只有划归中国石化总公司管理，才能最终找到出路，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我讲完，钱其琛紧接表态，赞成我的意见。李鹏总理作结论说，锦华的意见说到点子上，就这样定了，西太平洋炼油厂的中方合作伙伴，由外贸部的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划转到中国石化总公司，并相应调整中方股权，继续同法方道达尔公司合作，把这个合资企业办好。划转后的股比为：中国石化总公司占22．862%，中化（香港）石油国际有限公司占22．5%，法国道达尔公司占20%，大连市建设投资公司占15．525%。

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由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发起，同大连市和法国道达尔公司合作，联合创办工业企业，形成工业和商贸一体化的经济综合体，如同日本的大商社，在改革和发展的模式上探索新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贸易公司不拥有兴办工业的人才队伍和管理经验，也不具备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要在短期内从无到有地主办一个现代化工业企业，确实不是容易办成的事。大连市政府和中国石化总公司的主要负责人都找过我，要我帮助走出困境。我赞成划归中国石化总公司管理。只是考虑到我有过在中国石化总公司工作的经历，说话不方便，就尽量避免参与讨论。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为了想方设法把这个企业留在外贸管理体制内，曾商同大连市负责人多方奔走，想尽各种办法。大连市政府曾相信韩国一家公司的许诺，说他们可以出资参加，条件是允许他们另建一家中国政府当时明令限制的重大产业项目。我表示不可信，不可能合作成功。不久，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正确，韩国企业正式主动退出。大连市负责人再次找到我，我说这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996年4月，我率领国家计委代表团访问法国，道达尔公司董事长在协和广场著名的克里翁酒店宴请我，一见面就说：“我刚刚从纽约赶回来，为了赶上今晚的会见和宴请，我特地改乘了‘协和’号飞机。”他忙不迭地问我西太平洋炼油厂解决方案。我考虑到这件事已经牵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中国政府的决定应由中国首脑宣布，我过早地透露不合适，于是对他说，中国政府已经作了最后决定，解决方案将由李鹏总理对法国政府正式宣布。他一听，就没有再询问，但已看到希望，显得很满意，很高兴。一件好事多磨的大事终于胜利在望。

中国石化总公司在接到国务院的决定后，立即着手交接工作，决心尽快改善局面，搞好这个当时国内最大的中外合资工业企业。他们作了两项决定，一是配备领导班子和充实管理队伍，选调了洛阳炼油厂厂长王安顺和若干副手，向各厂选调了一批生产技术、管理骨干，并限定五天内到大连西太平洋炼油厂报到；二是通知邻近大连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石化厂，打开仓库，西太平洋炼油厂需要什么供应什么，先调用、后算

与法国道达尔公司商谈大连西太平洋炼油公司合资事项

账。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办事效率，立即产生积极效果，现场工作迅速改观。大连市负责同志讲，多年不见的好作风回来了，真让人高兴！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大连西太平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于1997年5月全面投产，中法双方都表示满意，并趁希拉克总统访华的机会，在现场举行了隆重的投产庆典。法国工业部长代表法国政府参加，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也讲了话，强调了中法双方的合作成功。由于经营情况良好，工厂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两次进行了扩能改造，年加工原油能力由500万吨扩大到1　000万吨，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都大幅度提高。从2004年至2008年年加工原油均在750万吨～850万吨上下，销售额达到了年350亿元，年出口量在250万吨～300万吨，最高一年的税后净利润高达13．14亿元。西太平洋石油化工公司已成为中法合作的成功之厂、友好之厂。太阳并没有从西边出来，而是依然每天从东方升起，照亮中法合作的康庄大道。

同法国经社理事会的合作

中国全国政协为了对应各国经社理事会的交流与合作，特地于2001年7月2日在北京成立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并正式成为经济社会理事会和类似组织国际协会会员，我被选为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第一任会长，开始了与法国和其他国家经社理事会的交往与合作。

法国是经社理事会的创始国。1925年创立法国经社理事会，1936年得到法律确认，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成立经社理事会，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再次确认相关条款。从此，法国经社理事会稳定地立足于法兰西国家机关之中，并日益发挥出自己的独特作用。所谓“第三议会”就是这样来的。在欧洲和非洲，首先是在讲法语的国家，经社理事会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活动，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成为反映社会民意、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沟通政府与公众关系的一条重要渠道。

中国经社研究会与法国经社理事会签署合作协议（前排左为德尔马涅，右为陈锦华，后排右二为冯永珍）

2001年7月，我同法国经社理事会主席德尔马涅在海牙进行了友好会谈，共同签署了《中国经社研究会和法国经社理事会合作议定书》，就中法双方两组织之间的合作宗旨、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合作费用、合作期限达成原则协议，并商定了合作交流项目，开始了双方高层互访、专题考察和专项交流等活动。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会从这些活动中了解到法国经社理事会通过各界沟通协商，对政府的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事先咨询，发挥各方专业人士作用，妥善处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缓解社会诸多矛盾，推动了各界相互理解和合作，促进了社会和谐进步。我们将这些经验适时向中国有关部门和企业推介，促使交流合作成果务实化，造福两国人民。

法国和各国经社理事会的成果来自经济、社会、大学、研究单位和政府等部门，在各自国家拥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经社研究会通过交流、对话，推动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成为双边和多边外事活动的积极因素，显示出活跃的生命力。

瑞士的精美精巧精致^[3]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先后在中央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全国政协等部门和地方工作，同瑞士各界，上至联邦主席、政府部长、大企业董事长、世界著名社团领导人，下至一般专业人员、平民百姓，先后有过多种形式的交往、接触和合作，深感瑞士各界对华友好，热心合作，做事实在。

我到过瑞士多次，伯尔尼、日内瓦、苏黎世、洛桑、达沃斯、因特拉肯等地都到访过，给我的印象是：精美、精巧、精致。精美是环境，从自然风光到社会景观，都给人以精美的感觉，不是一般的美，是精美，让人感觉于细微处见精神，给人一种高品位的享受；精巧是瑞士人的工作精神、做事作风，精工、精巧，周到、细致，处处追求完美，让人无可挑剔；精致是功夫所到，巧夺天工，从各种名牌手表到雀巢食品，从立达纺纱机到精密机床，从高山雪场到湖边别墅，无不给人以精致完美的感觉。一个国土面积只有4．1万平方公里，人口仅700多万的国家，却创造了巨大财富和生态良好的宜居环境，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9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5．5万美元。瑞士

陈锦华在瑞士

的发展告诉人们，精美、精巧、精致的品格具有多么大的能量，它为世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借鉴榜样。

迅达电梯的迅速发达

迅达的中文含义是迅速发达的意思。从电梯本身讲，迅达即迅速到达，表达产品的快速性能和优良品质。从瑞士同中国合作的层面讲，迅达则有迅速成功发达的含义。瑞士迅达电梯公司同中国的成功合作，正像她的名字一样，具有多重象征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在上海市任常务副市长，经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谢北一副主任的引荐，我认识了瑞士迅达电梯公司的董事长。当时这家公司并不大，但眼光锐利，富有远见，看上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广阔前景，认识到了中国由于土地紧缺，势必要着眼于高层建筑，电梯的需求必定旺盛。迅达电梯公司希望同上海合资办企业，在中国生产电梯。开始谈判并不顺利，中方向我汇报后，我主张放宽条件，力促谈判成功。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北京饭店扩建新楼的遭遇，由于继电器等质量不过关，电梯一直不能正常运行。为此周总理特地指定当时主管电梯生产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孙友余住在北京饭店解决此事。孙友余同我是好朋友，他告诉我这件事。由此我认识到中国电梯的落后状况，必须引进先进技术解决电梯质量问题。否则，工作将越来越被动。

1980年谈判成功，正式成立中国迅达电梯有限公司。本来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电梯市场基本上是由美国奥的斯公司所垄占的，但奥的斯不知什么原因，姗姗来迟，迅达却捷足先登了。现在迅达已在中国成立了20多家分公司，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在苏州设立制造基地，累计生产了2万台自动扶梯和人行道，并成为北京奥运会场馆配套设施的最大供应商，三次荣获“中国杰出雇主”荣誉称号。

法定规划　不能改变

1980年3月，我第一次去瑞士，从日内瓦乘汽车去伯尔尼，时间已是傍晚5点多钟。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到一个小镇的附近道路“断头”了，要走小道绕过小镇再重上高速公路，花费一个多小时，道路又窄，让人很不舒服。这段断头路约10多公里。我们问陪同的瑞士朋友，为什么差这么一点距离不抓紧连接上？他回答说那是联邦政府有预算规定的，不能随意突破。议会通过了预算，公路主管部门定了实施规划，大家都必须严格遵守。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设施，任何行政官员都不能随意改变。代表团听了解释，立时引起热烈议论，有的说太“机械”，只差这么一点点，应当赶紧修完；有的讲人家有道理，既然有了规划，就应当按规划办事。这是瑞士人办事的精确、精到。我同意后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学习瑞士人的严守规划、精细准确作风。

瑞士人做事有规有矩，还可以从日常小事中体验到。我们乘汽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在进入郊区和丘陵地带以后，道路多半是双向单车道，中间的隔离线画明实线的，表示汽车不能超越；画明虚线的路段，汽车可以超越行驶。我们走了半天，不论是有人有车，还是无人无车，驾车人都严守规章，碰上实线标记，即使前方无人无车，司机也绝不超越。政府依法管理，公民依法行事，保证了社会秩序井然，确实有利工作，方便生活。

精心操作　一丝不苟

我们参观欧米茄手表厂，厂长陪同参观，边看边讲，介绍工厂的严格规章和工艺操作。厂长说组装手表的工人都是女工，年龄上限为35岁。这主要是考虑女性的生理特点，视力好，手巧精细，可以确保装配质量。工人都戴口罩，不容许对手表讲话、哈气。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故事。当时中国手表市场上，外国表以瑞士的英纳格为主要品牌。中国主管手表工业的轻工业部邀请英纳格手表厂人员访华，进行技术交流。领队的为英纳格手表厂董事长，在参观北京手表厂时，中方邀请代表团现场组装演示技术，团长欣然接受。他穿上工作服，戴上口罩，聚精会神地操作示范。组装完成后，中方一看一听，所有零部件都准确到位，走动声音精细悦耳，没有不和谐的声音。中方请他指点，他说他参观时发现有工人不戴口罩，甚至对着手表说话、打哈欠，这都有可能导致细微唾沫水汽进入表内，影响零件走时准确。中方在场的人员不禁惊叹：瑞士表好，原来如此！

诚信至上　广告真实

中国经济代表团在日内瓦雀巢总部会谈后，董事长在总部餐厅宴请，最后上的点心竟是上海春卷。我一看，喜出望外，连声称赞。我问董事长，进口上海春卷，吃的人多吗？反应怎样？他说，只进口了两次，数量都很少，不敢多进。我问为什么，他说，第一次进口后，他们进行了化验，发现春卷中的蔬菜农药残留量极少，符合标准。他们本来想做广告扩大宣传，增加进口，推广销售，但为慎重起见，又进口了一些，结果一化验，蔬菜农药残留量严重超标，他们害怕了，不敢再进货，更不敢做广告，怕消费者发现后控告，损害雀巢声誉。他强调说，广告必须真实，对消费者负责，所有产品，包括它的原料、辅料，都必须确保质量始终如一，不允许时好时坏，前后不一，更不允许广告虚假宣传。瑞士产品信誉是靠商业道德支撑的。这同中国的著名老牌子产品经久不衰是一致的。中国著名的中药“胡庆余堂”的店训就是“戒欺”。他们一代又一代身体力行，保证了“胡庆余堂”药店百年不衰。

珍惜资源　爱护环境

走遍瑞士各地，处处青山绿水，干干净净。瑞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5万美元，但瑞士人不显富，不比富，到处都体现出节俭美德，珍惜资源，爱护环境。在瑞士旅行，除了日内瓦、伯尔尼、苏黎士外，其他城市很少见到大排气量的汽车，一般都是一升左右的小排气量汽车，不仅省油，还减少了尾气排放，有利于保护环境。我们在因特拉肯，特地去看了小镇后面的一条河，二三十米宽，流量不小，沿河有铁路、公路、住宅，河的两岸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垃圾，河水清澈，没有漂浮物，看上去也不像设有专人管理，而是靠了居民的自觉爱护，就像照顾自家的庭院一样，不糟蹋、不祸害。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真让人心旷神怡。在伯尔尼，我还听大使说过，全市没有自来水厂，居民直接饮用流经城市的河水。瑞士所以能一直保持环境优美，主要是每个人都注意珍惜资源，爱护环境，从自己做起，成为一种生活理念，一种社会文化，一种品质追求，一代又一代人地去做，锲而不舍，最终形成了目前这种良好的宜居环境。

中国石化巨资收购ADDAX公司

ADDAX公司成立于1994年，总部设在瑞士，在英国伦敦和加拿大多伦多上市，是一家跨国油气勘探开发公司，是西非最大的独立油气开发商，具有良好的声誉和社会形象，拥有数额不小的石油天然气资产。

2009年8月，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以88．74亿美元的巨资成功收购ADDAX公司，成为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海外并购举措。瑞士发达而完善的资本市场、良好的服务，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活动，提供了有竞争性的商业环境。

ADDAX公司有多年的工作基础，资源落实，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勘探和生产都有潜力。在收购后的第二年，即2010年实现权益原油产量700万吨，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

中国石化收购ADDAX公司，在瑞士和国际上引起热烈反响，被认为是中国石化扩大非洲油气资源合作的重要平台，它标志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迈出了新的重要步伐，也标志着中国在瑞士的经贸合作开辟了新的重要领域。作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首任总经理，我对中国石化在瑞士实现跨国经营、成功收购ADDAX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国企联同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

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只是重视硬件的合作，同时也十分重视软科学领域的合作。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讲过：“管理也是一门科学，是更带有综合性的科学”，“这比做生意还重要”。中国同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先后担任会长和名誉会长的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持续了26年，我本人同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主席施瓦布教授也已多年交往，有着良好的合作记录。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二年，即1979年10月，施瓦布教授率领欧洲管理论坛代表团访华；1980年1月中国组团参加欧洲管理论坛达沃斯年会；1981年6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与欧洲管理论坛在北京联合召开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以后又发展成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我还先后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和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参加达沃斯年会，多次参加中国企业高峰会。我一直主张，把论坛变成中国企业家的对外交流平台，及时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信息和知识，结识来自各国经济界和学术界的精英，寻找合作机会。要通过这样的窗口和平台，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中国的联想集团柳传志、海尔集团张瑞敏、中远集团魏家福、宝钢集团谢企华、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等，都在论坛中获益良多。同样的，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等一大批跨国公司，也从论坛中开始了它们同中国的最早接触，寻找到重大商机。

中国领导人一直重视论坛与中国的合作，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都先后参加和会见与会代表，发表主旨演讲，介绍中国经济情况和对外开放政策，受到中外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和欢迎。(www.xing528.com)

下面是最近十年，中国企联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举办“中国企业高峰会”的主题，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热点问题，了解中国企业界对外合作的意向。

年度　会议主题

1998　面向改革与稳定的市场经济

1999　持续增长：周期性调整及长期的体制改革

2000　中国日益显著的全球角色：影响力、机遇与挑战

2001　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全球视角的变革与创新

2002　中国：启动一个新的变革时代

2003　新领导，新变革：中国经贸发展新动力

2004　中国的发展：快速与理性的平衡增长

2005　中国下一阶段现代化：制定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2006　着力创新，持续发展：中国的创新之路

友情与认真——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4]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作为一个亲历者，想起许多日本老朋友为发展经贸合作、增进中日友谊付出的心血，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的引进工作，前后引进48项大型和特大型工业成套技术设备，合作方有日本及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著名企业。应当讲，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都是友好的，成功的。但是，由于项目规模、技术复杂程度不同，加上双方历史、文化的影响，比较之下，与日本的合作则有与欧美国家不同的特点。

一个是感情的因素，最难忘的例子是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先生。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稻山先生在日本是影响力最大的经济界领袖人物。1974年，中国政府决定同新日铁合作引进一米七热轧、冷轧薄板机，以及相应配套的镀锌机组、镀锡机组、硅钢片机组等，项目放在武汉钢铁公司。在执行合同、开工建设的时候，稻山先生在日本的新日铁八幡制铁所指着建于1901年的一座高炉说，当年这个高炉用的是中国大冶的铁矿石、开滦煤矿的煤，可以说是用中国的矿石和煤炭点燃了日本近代钢铁工业的第一把火。现在我们能帮助武钢建设现代化的一米七连轧机和硅钢项目，是有了报答恩情的机会。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快事，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稻山先生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建设武钢一米七轧机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当时的种种干扰，都没能挡住中日友好合作的前进步伐。以这个项目建成投产为起点，武钢逐步发展成了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精品基地之一。

稻山先生报答中国恩情的理念，也贯穿在宝钢建设过程中，而且经历了新的、更大的考验。宝钢开工建设不到两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深层破坏的恶果开始暴露，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1980年底，中央决定对经济进行调整，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宝钢是引进中的最大项目，建设需要调整，并受到责疑、批评。面对这种情况，稻山先生没有动摇，确信中国坚守信誉，并认为调整工作处理得非常好，宝钢的工作很圆满。他要求新日铁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宝钢做好调整。现在宝钢已成了中国最现代化、最大的钢铁企业。

中国同工业先进国家的合作，有许多佳话，但像稻山先生那样怀着报答中国恩情的思想进行合作，则是绝无仅有的。

这两批引进项目同日本合作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企业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认真负责精神。中国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是从4个化学纤维项目开始的，批准的时间都是1972年，但建成的时间却相差很大，分别是4年、5年、6年、7年，其中建设最快的是从日本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4个项目的建成时间相差这样大，有多种原因，其中合作伙伴的认真负责精神是一个重要原因。上海石化总厂厂址是填海造地，地质比较松软。日本方面不放心，担心设备的基础承受不了，于是不断提意见，一直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总理很重视，一再指示，要重视日本专家的意见，确保地基不发生问题。本来日本只是设备供应商，土建由中方自行设计建设，地基好坏同他们没有关系，更没有列入合同，日方不需要承担责任。他们不断提意见，完全是出于对整个工程的责任心。

宝钢的原料场，因为堆放矿石要承受很重的压力，需要打很密的沙桩。这件事，中方是很重视的，但新日铁主管宝钢合作的副社长大柿谅见运到现场的沙子不多，就一再向我提意见。我说，请放心，中国别的物资不多，沙子还是不少的。但他仍不放心，见了面总提。于是我就请上海市建委派人将在山东开采沙、运沙子的现场情况拍成电影，送给大柿谅看，他这才放心了。本来这件事也不涉及日方的任何责任，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但是出于对整个工程负责，他们还是三番两次、认真负责地向中方催询、建议，有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味道。

陈锦华同日本“新日铁”负责与宝钢合作的副社长大柿谅先生在一起

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我总禁不住想起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一文。1904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读书，教课的老师名叫藤野严九郎。鲁迅记的讲义笔记，他从头改到尾，包括授课内容和文字语法，一丝不苟。鲁迅在文章中说积存的笔记有3大厚本，实际上据鲁迅博物馆后来的收藏整理，共计是6厚本。有一次，藤野在黑板上画了上臂的解剖图，鲁迅觉得不太好看，就把血管的位置移动了。藤野找他谈话，严肃地说，解剖不是美术，实物长在什么地方就应当画在什么地方。藤野先生的严肃认真态度，对鲁迅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事隔20多年，即到了1926年，鲁迅先生写了著名的《藤野先生》一文，并强调，要学习日本人的认真精神，克服中国人的马虎毛病。

我对日本朋友说，一个是友好感情，一个是认真态度，它们构成了中日经贸合作的成功元素。在今天中日两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新的合作事业中，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感情和这种态度。日本朋友很赞同我的看法。

陈锦华在日本富士山

日本“旭日大绶章”受勋记事^[5]

“旭日大绶章”是日本政府颁发给外国人的最高级别勋章。中国获得这个勋章的先后有三个人，第一位是廖承志同志，1983年受勋时的职务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第二位是谷牧同志，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我是第三人，职务是中国第九届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

廖承志在北京受勋。谷牧由于身体原因，由他的长子在北京代领“旭日大绶章”。本次授勋由日本政府邀请外国人到东京，在日本皇宫由天皇亲自授勋。从受勋的具体情况讲，我是新中国在日本皇宫接受天皇亲自授勋的第一人。

在中日交往史上，这是值得记述的一项重要活动，应当留下资料存史。

提名过程

2008年8月，我在会见日本外宾后，陪同的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明星同志对我讲，日本驻华使馆找中国企业联合会了解我的情况并索取资料，研究给我授奖。我没有问是什么奖，也没有问送了什么资料，因为事情关系到我本人，我不便深问，只能听之任之，也没有往心里去。

2008年国庆节前夕，我在会见三井商事的常务副社长和朝阳商社名誉会长华井满先生时，李明星也在座。会见后，李明星正式对我讲，日本驻华使馆找他，说要提名我授予“旭日大绶章”，征求我的意见，并介绍了“旭日大绶章”的勋章地位及颁发情况。我想这是中日友好合作事业中的一件好事。在中日两国领导人倡行的“破冰之旅”和“暖春之旅”的推动下，双边关系已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正在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双方的友好活动对大局有利，于是我表示同意日方的建议。

过了国庆节，即10月8日上班以后，我收到日本驻华使馆致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和外交部的正式函件副本，内称：“日本内阁府与日本外务省决定，对陈锦华先生予以授勋”，“此授勋是日本政府给外国人士的最高级的授勋”，“日本政府希望在10月15日之前能够收到中方对此次授勋的同意书”。日本使馆函件的原文如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办公室：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向贵办致意，并请就以下事宜给予合作。

鉴于原国家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先生对发展日中友好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日本内阁府与日本外务省决定，对陈锦华先生予以授勋。授予陈锦华先生“旭日大绶章”。此授勋是日本政府给外国人士的最高级的授勋。

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书之后日本政府才能够给予授勋，此前，日方已经取得陈锦华先生同意。日本政府希望在10月15日之前能够收到中方对此次授勋的同意书（形式不限，电话亦可）。如果未完成上述之事，此次将不能予以授勋。希望贵办能尽早答复本馆为盼。

陈锦华先生的简历如下。请参阅附件。

另：如欲与陈锦华先生联系请咨询中国企业联合会李明星主任。

电话：68701991、68701002　　传真：68414280

联系人：总务部长谷川

电话：65322639　　　　　　　传真：65324625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2008年10月8日

10月10日，我收到日本驻华使馆的信，正式函告日本政府提名情况，并要我及早取得中国政府同意。我表示，此事应按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我本人不宜采取行动。日本使馆给我的原信如下：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2008）第1198号

中国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锦华　先生：

今日本国政府基于先生在推进作为日中官方及民间经济合作先驱、象征两国合作的宝钢项目方面所做出的功绩，以及为日中经济合作及日中关系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拟定于今年（11月5日）向先生授勋，旭日大绶章。此授勋是日本政府给外国人士的最高级的授勋。就此，望请先生尽早（10月15日前）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2008年10月10日

全国政协于10月14日正式答复日本驻华使馆，同意日本政府授予陈锦华“旭日大绶章”。

10月15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批准授勋人名单，共计12人，其中外国人5人，即陈锦华（中国）、阿部杜拉（卡塔尔副总理兼能源大臣）、阿部都拉扎可（吉尔吉斯斯坦原国务大臣、吉尔吉斯斯坦日本友好协会会长）、约瑟夫（瑞士原联邦主席、前外交部长）、袍梅可（老挝保健大臣、老挝日本友好协会会长）。日本本国7人中有4人为“红绶带旭日大绶章”，他们是：渡边恒雄（《读卖新闻》社长、主笔）、泷井繁男（原最高法院法官）、奥田硕（原经团联会长、丰田汽车前会长）、大西淳（四国电力会长），另有三人为“瑞宝大勋章”。

日本内阁通过名单后，我于10月28日收到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麻生太郎的通知和邀请信，内称：“将于2008年11月3日公布授予您旭日大绶章的决议”，“天皇陛下将于2008年11月5日上午10：30亲自在皇宫接见您并亲授旭日大绶章”。原信如下：

陈锦华先生：

您好！

将于2008年11月3日公布授予您旭日大绶章的决议。

天皇陛下将于2008年11月5日上午10：30亲自在皇宫接见您并亲授旭日大绶章。请您于当日9：50至10：10之间到宫殿南车寄。

尊夫人可同您一起参加拜会。

请您填好附表上的可否出席等栏后尽快回复为盼。

敬具

2008年10月28日

内阁总理大臣麻生太郎

据这次获奖的日本人士奥田硕对我讲，他们是由行业协会提名，经严格评审后报内阁府，最后由内阁会议审议批准。提名和审批历时一年，评选的资料多达一尺厚。奥田硕还对我说，在评选的一年中，被提名人不能发生任何问题。按日本交通管理规定，驾车超速，超过规定时速30公里的要追究刑事责任，“旭日大绶章”的提名资格也被取消。因此，这一年中他的秘书对他看得特别紧，决不让他自己开车，怕发生意外。我还听别的日本朋友说，被提名者所在的大公司，在这一年内，其全体员工中也不允许发生重大事故。否则，也要连带追究，取消提名资格。

陈锦华与日本“经团联”会长、丰田汽车董事长奥田硕合影

授奖情况

在日本内阁通过名单以后，我接到中国企业联合会转来的日本外务省的通知，要求受勋人穿燕尾服，并附录我的身材尺寸等图样，只要我表示同意，东京就可立即代为制作。还有个选择是：穿本民族服装。我考虑穿燕尾服不适合，就选择穿中山装。经与东京联系，答复同意。受勋的时候，外国和本国的12名获奖人，只有我穿中山装，卡塔尔的阿部杜拉先生着阿拉伯长袍，其余10人都是燕尾服。在工作人员帮我佩戴红绶带和勋章时，极其讲究悬挂位置、整体仪表和视觉效果。估计是他们第一次为穿中山装的人佩挂，花了很大工夫才找到正确的位置，表示满意。

11月5日上午10：00，我按通知要求，从新大谷饭店乘汽车到达皇宫宫殿南车寄，然后步行到休息室，受勋的外国人和日本人已陆续抵达。这间休息室很简朴，除了椅子和茶几外，没有别的陈设，四壁墙上也没有任何装饰。10时15分，宫内府礼宾官把我们领到皇宫的正殿“松间”，介绍授勋程序，并由礼宾官演示了两次。

10时30分，正式授勋开始，先是日本本国受勋人，而后是外国受勋人。我列为外国受勋人的第一位，被领至“松间”外的走廊上坐定，然后依次由礼宾官唱名进入正殿。走到离天皇约1米处，向天皇鞠躬，上前一步，从天皇手中接过用托盘盛放的“旭日大绶章”。再后退一步，走向右边站立的内阁总理大臣麻生太郎，由麻生授予“旭日大绶章证书”。然后回到原位，向天皇鞠躬后走出正殿。“旭日大绶章”共两枚，一枚正章（金制，上镶嵌红宝石），一枚副章（图形略大，质地较轻）。我问陪同的外务省翻译，为什么要两枚。她说从明治维新开始实行时就是两枚，一直沿袭了下来，成为惯例。我估计是悬挂时上下侧身对称，以求美观。也可能是正章需隆重保管，不轻易佩挂，平时即佩用副章。这时礼宾工作人员把我领到另一房间，有三个人帮我佩挂绶带和勋章，然后全体受勋人重回正殿。待天皇就位后，先由受奖人代表渡边恒雄致感谢词。接着，由天皇致辞，分别对本国和外国受勋人的功绩与贡献表示感谢。现场没有翻译、摄影记者等。然后全体受勋人和他们的夫人同天皇一起照相。天皇退场后，受勋人退场，聚集到皇宫的庭院草地摄影留念。先是外国和日本受勋人一起合影，然后是分开摄影。在照相以前，麻生首相还特地过来跟我打招呼，还用中文对我说：“谢谢！”

全部活动在11时25分结束。

整个授勋活动，我的感受是庄重、简朴，有隆重的氛围，

受勋后陈锦华与夫人董启丰摄于东京日本皇宫内

没有花花哨哨的东西。

受勋后，我陆续访问了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外务大臣中曾根弘文、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加藤弘一、“经团联”会长御手洗富士夫，以及奥田硕、渡里杉一郎、三村明夫、根本二郎、濑户雄三等，在同他们的交谈中我感到，日本社会朝野对天皇亲授“旭日大绶章”都看得很重，认为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授奖后活动

11月5日当天下午，日本NHK播出天皇授勋电视报道。

11月6日晚，日中经济协会为我被授予“旭日大绶章”特地在新大谷饭店举行庆祝招待酒会，发出请帖120份，实际到会170多人。我见到了许多日本经济界的老朋友，也结识了些新朋友。到会的知名人士有：“经团联”会长及几位副会长、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及众多副会长、自民党干事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大企业负责人，中国驻日使馆公使、参赞，以及中国驻东京的媒体记者，陪同我此次访日的宝钢集团前董事长谢企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高级副总裁蔡希有、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理事长李明星、我的夫人董启丰等也出席了招待会。气氛友好、热烈。

受勋后在日中经济协会举办的大型庆祝招待酒会上展示勋章和证书

今年5月7日，胡锦涛主席访日，在日本“经团联”等日中友好经济团体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赞扬日本经济界一直是维护和推动中日友好的重要力量，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胡锦涛主席的讲话精神，我以自己半个世纪的经历，列举从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成功合作事例，讲了日本经济界朋友的工作和贡献，叙发了我的感受。我说中日关系良好时，日本经济界积极作为；在两国关系遇到挫折时也依然不改初衷，坚持推进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维护中日友好大局。我强调“旭日大绶章”的荣誉属于所有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各界人士。我的讲话受到热烈欢迎。

我的讲话内容如下：

胡锦涛主席在今年5月7日日本主要经济团体为他举行的欢迎午宴的讲话中指出：“长期以来，日本经济界一直是维护和推动中日友好的重要力量，为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的近半个世纪的经历，见证了这段讲话是最好的总结，是最公正的评价。

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我在纺织工业部工作，经历了中国同日本仓敷株式会社合作建设的北京维尼纶厂的全过程。这个项目是在松村谦三先生、冈崎嘉平太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下，由中国廖承志先生和日本高碕达之助先生亲自策划、操办和推动，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合作成功。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对华出口成套设备，具有里程碑意义。70年代初，我在轻工业部工作，直接参与筹划和组织实施从日本等国引进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等一批成套石油化工和化纤项目，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最早、最大的合作成果，在当时和以后的中日交往与扩大经贸合作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我先后在上海市政府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工作，直接领导和建设了一批钢铁、石油化工、化纤和化肥等重大项目，特别是其中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中国从国外引进的最大工业项目，它所体现的中日友好合作成果，正像稻山嘉宽先生在宝钢一期工程投产庆典讲话中所讲的，是“划时代的纪念碑”，是“基于互相信任的国际化出色典范”。我是1978年1月认识稻山嘉宽先生的，在以后的多年交往中，我对他坚持中日友好和推进经贸合作的精神始终怀有敬意，他是我一直尊敬的日本友好人士。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主持了日本协力基金第三、第四批贷款中的一批重要项目的规划、审定和相关实施工作，并由此结识了更多的日本政府官员以及经济界人士。

从80年代起，由于稻山先生的关系，我同日本“经团联”和日中经济协会开始了友好往来。21世纪前后，我出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和博鳌亚洲论坛中国首席代表，继承和扩大了同日本“经团联”和日中经济协会的友好交往，同两团体的历任会长携手并肩，共同推动两国产业界和学术界开展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陈锦华（前排右六）陪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中举臂招呼者）参观宝钢

我在近半个世纪中经历的这些重大合作领域，可以说是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窗口，见证了日本经济界在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中所做的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发展两国关系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中日关系遭遇挫折的时候，日本经济界的朋友依然不改初衷，坚持对华友好合作，极力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我还深切地感到，双方的合作成果，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促进了日本相关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生效三十周年。《条约》第三条明确规定，要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在《条约》的指引下，两国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48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2　360亿美元，30年增长了48倍，在两

国和世界贸易史上都创下了辉煌的纪录。更让人高兴的是，两国领导人近年开创的从“破冰之旅”到“暖春之旅”的全新局面，把中日关系推进到新的历史起点上，并确认双方共同努力，面对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遇，发展战略互惠关系。在当今世界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开始影响实体经济的时候，中日两国加强沟通与合作，力促相互经济关系平稳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一个多年关心和参与中日友好及经贸合作的80岁老人来讲，没有比看到这个大好局面更高兴的事了。此时此刻，我要特别寄语中日两国的年青一代，希望他们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再接再厉，努力开创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我还要借这个机会，感谢日本政府授予我“旭日大绶章”！

我还要再次强调，“旭日大绶章”的荣誉属于所有从事中日友好的各界人士！

同中曾根等人的对话

受勋以后，我看望了日本各界的老朋友，对他们多年来为发展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在看望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和“经团联”会长御手洗富士夫时，都谈到了当前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各国都在反思，我看了不少报道、文章，反思都是就金融讲金融、就经济讲经济，很少涉及金融、经济活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文化的、思想的、道德的因素。美国引发危机的金融机构及其负责人，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数十倍地追求杠杆效益，设计和推行了算计别人腰包的种种金融衍生产品，政府又放弃监管，对其他国家和公众造成的破坏和伤害，既不埋单，也不负任何道义上的责任，更不从文化、道德上反思，吸取教训。我说雷曼公司的CEO几年拿了五亿美元的报酬，美国国际集团（AIG）高层一面从美国政府获取巨额纳税人的钱解危，一面去佛罗里达进行豪华旅游。这类事在中国、在日本、在东方文化的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儒家文化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利义兼顾”，讲“不能见利忘义”，都是强调在经营活动中不能道德缺位，反对不顾公众利益和推卸社会责任的行为。我还举例说，明治维新时日本最早的现代企业家涩泽荣一，在他晚年写的《论语与算盘》中，提出要一手举算盘，一手举《论语》，强调的就是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不能见利忘义，为富不仁。我强调说，不从文化、思想、道德层面反思，就不能从根本上吸取教训，不能教育后代，不能建立健康、有益于社会的金融秩序，也不能有效防止重蹈覆辙。中曾根和御手洗都表示赞成我的看法。

在授勋消息发布后，我还陆续收到了日中经济协会、东芝、三井商事、三菱重工、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住友、昭和电工、朝日啤酒、日本邮船、日本石化协会、伊藤洋华堂、千代田、朝阳贸易等企业和个人发来的贺电、贺信，表达了他们的友好祝贺，以及对增进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的热切期望。

在此文成稿以后，11月19日我把文章送给人民政协报社刊登。同时，也另送给贾庆林等同志。11月20日，贾庆林主席阅后致信说：“祝贺锦华同志所获的殊荣，这也是全国政协的荣耀。希望您继续为中日友好和经贸合作做出新贡献。”

【注释】

[1]＊本文是作者为《国事忆述》（法文版）所作的序。

[2]＊本文是应《国事忆述》法文版的要求，特地为《国事忆述》法文读者补写的一章。

[3]＊本文是作者为《国事忆述》法文版的瑞士读者专门补写的一章。

[4]＊原文载《人民日报》，2007　12　19。

[5]＊本文原载《人民政协报》，2008　11　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