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人民公仆的一生

人民公仆李先念^[2]

今年是李先念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当前的形势下，宣传李先念，学习李先念，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每当我看到媒体报道的重大矿难，就揪心不已。有些矿难死伤数十人、上百人，多少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这些矿难的背后，往往是利欲熏心的官商勾结，漠视人民生命财产。我总想，实在需要为这些人多讲讲像李先念那样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为民情怀和种种业绩，多做好事，少作孽。

陈锦华在政协办公室接受《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专题片摄制组采访

大概两个月以前，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经中央批准，李先念的传记片正在拍摄，片名叫“人民公仆”，希望我担任总顾问。我回信同意，并表示这是表达我对先念同志敬意的一次好机会。我觉得，用人民公仆概括李先念，是很准确的。今天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李先念的一生就是公仆的一生、为民的一生。我感觉，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等，都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群众观念、为群众办实事的言行都很鲜明。其中最为突出，一生为老百姓的事情呕心沥血、操心操办的，我认为是周总理和李先念。李先念当了26年的国务院副总理，长期分管财贸工作，不能不抓人民生活，这种工作分工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完全。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他心系人民。革命胜利以后，回到故乡和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访贫问苦，寻找一同参加革命、现在是普通老百姓的伙伴闲话家常，了解民间疾苦的，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不是很多。他们下去，往往是为了调查研究重大政策问题，要听到真话，而选择了出生地和根据地。只有李先念，是在在位的时候而不是退休以后，一再重回故乡和老根据地访贫问苦，并且为老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好事。有些国家重点项目，他从不避嫌，安排在老区建设，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受到老区人民的赞扬。

群众生活是执政根基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始终不脱离群众，真正关心群众疾苦，是永葆青春的法宝。世界上有一些政党，上台以前和群众联系很密切，上台以后就把拥护它的人忘掉了，高高在上，以权谋私，因此很快失去执政根基，自己也就下了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要关心群众生活，碰到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国家很穷，国力很弱，有限的资源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安排之间如何分配成了一个两难的大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农业、轻工业不受重视，发展受到影响。但是，由于我们党是在群众斗争当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观念强，关心群众生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遇到“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加上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

1959年7月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讨论的18个问题，其中就有“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实行“农、轻、重”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安排和保证农业、轻工业的需要。毛主席还强调，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人民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东西，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1961年12月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搞十年计划，并分为两个阶段，1967年以前（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1962年初，在中央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周总理有一个著名的插话。他说，现在应该就国民经济的方针写一副对联，上联叫“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

作为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是“农、轻、重”方针的重要执行者，为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操心操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个人和李先念工作上有所接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我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先后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纺织工业部原本属于工业交通口，归薄一波领导。因为当时整个方针是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交通口的国家资源分配和重点项目安排，纺织工业部很难排得上队，事关人民群众穿衣的大问题解决不了。中央在决定实行“农、轻、重”方针以后，于1959年把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从工业交通口划转到财贸口，交给李先念领导。当时，李先念每周都召集会议，我经常随钱之光部长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当“后排议员”听会，直接感受了李先念在严重困难情况下的为国为民情怀。

我觉得，如果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这些部门不归李先念管，他没有手段，解决不了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的问题。但是，归他管了，如果他不是发自内心地关心群众，在这上面花大力气，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好。下面，我就讲讲李先念为解决吃、穿、用问题所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举一反三，管窥李先念的人民公仆一生。

用“民以食为天”理念抓粮食

中国的吃饭问题，本来经过合作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农业发展比较顺利，解决得比较好。但是后来“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浮夸风盛行，各地都弄虚作假，争放粮食高产“卫星”，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改口，还是虚报。这就导致了粮食的高征购，向农民征了过头粮，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陷入困境。

1958年，纺织工业部机关组织了140多个机关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到河南农村锻炼。我们去的地方是河南偃师县大口公社，由一个副局长担任领队，我和另外一个同志担任副领队，分别带领六七十人，住在好几个村子里。副局长是一个老干部，他参加县委班子。我开始的时候挂名高级社的副主任、副书记，不久高级社改成人民公社，我在人民公社里面挂了一个副书记的职务。挂职是为了有事情找当地政府方便，人都还在村子里，和老乡一起，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时候，我们也去公社，参加会议，听上级指示，讨论当地的一些工作问题。这段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老百姓的生活那时真是很苦啊！我们一直吃白薯，没有一点别的东西可以吃，弄得成天老是大便。后来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实在没有东西吃，我们就吃“跃进馍”。“跃进馍”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用很少的一点玉米面把榆树叶子和榆树花粘在一块做成，人吃了胃发烧，不舒服。当年国庆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中组部要我们去汇报，了解农村情况。纺织工业部领导一再告诫：你们要注意，不要尽讲问题，问题和成绩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但我还是汇报了老百姓的艰难生活和干部的浮夸风、强迫命令风。

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李先念能听到真实反映，涉及群众生活的问题又归他管，因此他很着急。但是他要讲真话，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他都是挨批对象，他完全清楚毛主席的态度。各地的领导在毛主席面前拍着胸脯说亩产多少多少，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基本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李先念虽然没有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也被列入有右倾思想的“一批二帮的对象”，被迫检讨。但李先念没有顾忌这些，1960年初几次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全国粮食危机状况，提出解决意见。他的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主席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主席正靠在床上看书。毛主席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主席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毛主席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李先念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毛主席不仅细心地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通过这次谈话，毛主席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讨论粮食问题，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从国外进口粮食、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精简城镇人口四项紧急措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应对粮食危机。

有一种说法，曾经流传很广，说李先念是“不倒翁”，这种说法是不公道、不负责任的。李先念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确实没有倒。为什么没有倒？依我看，是因为他没有个人野心，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党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并没有为了保职保位而一味逢迎，更没有颠倒黑白。在关键问题上，他是能够挺身而出的。刚才说的粮食问题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如果他一味为了保职保位，就不会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反映真实情况，这样最后倒霉的是国家，是老百姓。当然，李先念自己把话讲得更明白，他曾对一位高级将领说：我要倒是很容易的，但我倒了，以后谁来做事情，你们谁来解放？

那时候，粮食问题只是暂时缓解了。没过几年，随着“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极左思潮泛滥，“农、轻、重”方针实际上被改变了，农业、轻工业再次受到破坏，人民生活的困难更加严重地凸现出来。粮食、棉花的生产供应长期徘徊，甚至每况愈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李先念主持下，我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当时称“四三方案”，引进了4套化纤项目和13套化肥项目以后，情况才逐渐改善，并最终为80年代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奠定了有力的物质基础。

粮食生产，由于受耕地面积限制，我国多年的努力方向都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单产有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肥料，所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就是这个道理。我国化肥工业，在著名化学家侯德榜的主持下，设计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氨”工艺，规模为年产2　000吨装置，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小化肥”。全国共建了1　533个。小化肥数量上来了，但质量不行，它的肥效，即有效养分只有17．7%，有些还达不到。而当时国际上已经兴起的大型化肥厂生产的尿素，有效养分高达46．3%，肥效接近“小化肥”的3倍。据农业部门施用资料介绍，施用1公斤尿素可增产稻谷4～5公斤。尿素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四三方案”的最早引进计划是4套化纤项目、2套化肥项目，后来发现这批装置先进，生产的尿素增产效果显著。李先念决心扩大引进，经请示周总理同意，增加到引进13套化肥项目。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项目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　593万吨。按照1比4～5的增产效果计算，1　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6　500万吨～8　000万吨，占200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46　218万吨的14%～17%，增产效果十分显著。(www.xing528.com)

上面讲的事，现在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以为粮食增产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我认为，我国吃饭问题的解决，除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因素外，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条是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为代表的高产品种，一条就是尿素。没有这两项物质技术条件，面对市场急剧增长的粮食需求，我们将无法应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总是希望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把生产搞上去。事实证明，这样做作用是有限的，操之过急还会适得其反。农业要发展，从根本上来讲，还是要靠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李先念对此很清醒，一有机会就在这方面做文章，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我们今天的好日子，不要忘记第一代领导人所花的心血，他们是幸福的真正播种人。

用“衣被天下”情怀抓纺织

穿衣问题，上面牵动到中央，下面牵动到家家户户。从1954年国务院通过《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开始，到1983年宣布取消布票，中国实行了长达30年的发布票的政策。我查了一下，1968年我们城乡居民布票的定量，每个人只有9尺，勉强可以做一套衣服。穿衣问题成了家家户户的心病。现在年轻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旧的，老三穿补的”，现在哪有这种事情，都成了历史故事了。

当时解决穿衣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当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　000多万担的水平上。毛主席曾经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但实际上，种粮食与种棉花有一个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增加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那就会影响到全局，毕竟粮食是最重要的。

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当时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它们解决穿衣问题的出路，都是走发展化学纤维、以工业原料代替农业原料的道路，而化学纤维占它们纺织用原料的比重达到40%甚至更高。为了解决中国纺织业的原料问题，进而解决穿衣问题，纺织工业部曾借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专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得到中央的批准。

发展化学纤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技术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所以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主要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展纤维素纤维，即粘胶纤维，俗称人造丝、人造棉。粘胶纤维的主要原料是木材，后来我们又采集棉花籽上的短绒作为原料。但这样发展粘胶纤维，原料仍受到很大限制，我们国家木材是很短缺的，而棉短绒也有限，100斤棉花也采集不到1斤棉短绒。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从日本引进技术，以煤作为原料，发展维尼纶纤维。全国共建了9个维尼纶厂，产品在市场上一度热销，因为购买它不要布票。但维尼纶穿在身上不舒服，不挺括，给人感觉疲疲沓沓的，不受群众欢迎，最后也搞不下去了。第三阶段，以石油作为原料，发展合成纤维，最受群众欢迎的涤纶（商业名称叫“的确良”）、腈纶（人造羊毛）这些纤维，都属于此类。

发展化学纤维，起步是很艰难的。新中国的化纤工业没有基础，1957年只有一个实验性的小厂，年产量仅200吨，是做人造丝的。而且化纤工业最早归化工部管，在化工部主管的13个主要行业中，化纤工业的地位排名倒数第一，资源分配排不上位置，因此化学纤维一直发展不起来。直到纺织工业部划归李先念管，中央又把化纤工业划到纺织工业部，化纤工业才开始真正起步。化纤工业的每一个阶段，从粘胶纤维、维尼纶纤维到合成纤维，都是在李先念领导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发展粘胶纤维，用木材作原料，在加工过程中，要把液态的纤维浆料变成丝，需要经过一个关键的喷丝板，而制造喷丝板则需要一种精密机床，国内不能生产，要从国外进口，1台设备就要100万美元，在当时来讲，是相当昂贵的。我听李先念讲，他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讲，你不是管财政吗？你可以“三只手”嘛。毛主席的讲话是很有深意的，所谓“三只手”，就是可以用一些不那么合乎程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事情。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走的话，钱可能批不下来，但毛主席说可以“三只手”就有了变通的根据，谁也不能怎么样了，后来李先念就批了钱，进口了这台精密机床。再比如，做喷丝板的材料，耐腐蚀性非常强，它的板面一定要用铂金。当时铂金归人民银行管，而人民银行也是李先念领导的，他就给纺织工业部批了铂金。

在70年代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中，最早计划引进的是4套化纤项目，合计投资占总投资的34．14%，比重很高，由此可见李先念解决穿衣问题的决心。打倒“四人帮”以后，纺织工业部提出在江苏省仪征县建设一个全国特大型化纤企业，这个企业建成投产以后，再加上原有工厂的扩建，全国化学纤维总产量可以达到100万吨。李先念同意这个规划，并把目标提高到200万吨。

通过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李先念为发展化学纤维、解决穿衣问题而作出的努力。我觉得，虽然中央批准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如果没有李先念的领导、策划，并亲自解决关键问题，化学纤维还是不可能快速发展，穿衣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经过长时期的努力，特别是引进4套化纤项目的“老母鸡”作用，加上后来改革开放大环境的推动，中国化纤工业发展迅速，2008年产量达到2　405万吨，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也是世界第一纺织品生产和出口大国。中国使用的纺织品原料总量中，化纤占了2/3还要多，这对于减轻农业负担，对于衣着的丰富多彩，对于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都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条件。中国在穿衣问题上的翻天覆地变化，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了周总理和李先念的远见卓识与领导有方。

体恤民情，抓民生日用

最后讲用的问题，因为涉及的范围太广，只能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妇女用的头发夹子。这是我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刚开始接触到李先念，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当时，我随钱之光部长参加国务院财贸办公室会议，听到李先念在会上谈这件事。李先念讲得很风趣，说现在妇女买不到头发夹子，都是披头散发，脑袋上顶的几百吨钢没有了。当时正值“大跃进”的高潮，“钢铁元帅升帐”，钢材大都用于建设重工业了。头发夹子是手工生产的产品，归第二轻工业部管。妇女买不到头发夹子，就向商业部门反映。商业部门找第二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说订不到钢材，没法生产。李先念因为这个事情，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特别是冶金部，强调无论如何要解决几百吨钢材，妇女不能再披头散发了。在他的努力下，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李先念确实心系群众，一个大国的副总理，为这样一件具体的事，操心操办到这个程度，怎么赞扬都不过分。一个执政党的纲领不管说得多么伟大，如果妇女老是披头散发，在妇女心目中就是伟大不起来，连头发卡子都买不到，怎么拥护你啊！

第二个例子，就是做洗衣粉原料的烷基苯项目。洗衣粉是现在每家每户每天都少不了的，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是如此。但是过去要凭票供应，数量极少，洗衣服主要靠肥皂。肥皂是用天然油脂做的。三年困难时期，人都没有吃的了，哪里还有油脂来做肥皂呢？当时李先念找轻工业部研究，用合成脂肪酸工艺技术，搞了一批小厂，用化学原料来生产肥皂。但是因为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出来的肥皂臭味太大。李先念给我们讲笑话：煤矿工人从井下上来，没有肥皂洗手，脸是黑的，老婆不让上床；后来用了合成脂肪酸做的肥皂，脸上有一股臭味，老婆还是不让他上床。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后来我们把几十个技术引进的小厂统统关了，这主要靠了70年代“四三方案”中引进设备建成的南京烷基苯厂，当时引进的规模是年产5．2万吨，后来经过改造扩建，2003年达到93　453吨。以这个厂为基地，又同台湾的企业合资，另建了2个厂，3个厂加在一起，2003年产量是14．6万吨，除了充分满足国内需要外，还部分向国外出口。现在看起来洗衣粉算不了什么，但当年解决起来是相当艰难的。

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瓷器。前几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出版一本《中国丝绸史》，请我作序。后来，学校专门为该书出版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发布会，请了很多人出席，我也参加了，并作了简短发言。我说，中国四大发明了不起，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指南针对人类贡献很大。但是，我同时认为，瓷器、茶叶、丝绸，这些中国从古代到近代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对人类的影响不在四大发明之下，从某些方面来讲，甚至影响更大。在这些物品上，中国历朝历代不知下了多少工夫，但现在同西方发达国家比，中国瓷器的质量已不敌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高端产品。

由此我又想到了李先念，在他领导下，中国的瓷器制造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外国人看瓷器，有几个要求，一是瓷器外形要严格一致，无论多少个，都应该完全一样；二是所有瓷器上的图案要一致，颜色不能有深有浅；第三是瓷器底部要光滑。当时我们的瓷器，有的外形、图案不太一致，底部也比较毛糙。有一次，我听李先念专门谈到这件事。他说，外国人西餐招待会都是长桌子，几十个人坐在一起。服务员放盘子，不是像我们一个一个摆，而是一个一个扔。如果盘子底部是光滑的，就能自行移动到相应位置；如果底部毛糙，就会在桌子上停住。这样的盘子外国人不喜欢，不会进口。李先念是听外贸部门的同志反映知道的。他听进去了，而且给我们讲，要我们想办法解决，以便增加出口。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控制炉窑和焙烧时的温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李先念特批我们进口炉窑，并以此为借鉴，研究改进。现在中国瓷器的质量，已在整体上上了一个大台阶。

上面所讲的，就是李先念为执行“农、轻、重”方针，解决人民群众“吃、穿、用”问题所做的大量工作中的一些事例。其中，我觉得最集中、最突出的是“四三方案”。这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贯彻了“要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的指导原则。这是“四三方案”规定的六条引进原则中的第一条原则。当时，我国国民经济面临许多问题，其中影响面最大的是八亿七千万人的吃饭、穿衣等问题。“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全部引进项目26个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重点十分突出。

我认为，评价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是看他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三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民族独立、国家富强都是矢志追求的，成绩斐然，但对于人民生活，则往往过于强调牺牲、奉献，在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上有偏差、缺陷。这种做法，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是不行的。我拿这三条评价李先念，他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到位。李先念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众所公认的。在李先念的一生中，西路军的经历是很伟大的一段。西路军所承担的牺牲、屈辱，只有李先念这样的人才能经受得起。我今天重点谈了李先念为人民幸福所做的工作。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不行的，因为这涉及国家安全问题，涉及捍卫民族独立的根本问题，但是长期这样搞，不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也不行。李先念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不仅当时解决了一些关键问题，而且为后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纵观历史，用人民公仆概括李先念，是恰当的、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