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工作的最大难题是处理“条”、“块”关系。“条”是通常讲的“条条”，即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包括它辖属的各大类行业。“块”是通常讲的“块块”，即地方，包括省、自治区、直属市及其管辖的地区、市、县，它们既是地理概念，也是行政边界。在一般情况下，“条条”比较熟悉专业，关注全国平衡；“块块”重视市场、资源开发，注意民生关切。国家计划就是统筹“条”“块”关系，照顾各方利益，尽可能做到平衡协调，综合发展。
上个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我任轻工业部计划组（即现在的计划司）副组长，从事“条条”职责的计划工作。70年代下半叶至80年代中期，我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管的是“块块”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后期，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做的是统筹“条”“块”关系，主持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与中长期计划。我的前后三十多年经历，可谓因缘际会，既做过“条条”的部门计划主管，又担任“块块”的地方计划负责人，最后从事综合“条”“块”关系的国家计划编制负责人，我对计划工作中的各种感受可谓一应俱全。
我的最大、最多、最深感受，就是计划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工作，而是执政理念、治理政策、民众需求和市场变化的多方融合，单顾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做好工作。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从来都是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范畴进行研究的，他们科学地观察到经济活动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能动作用。把政治经济学演变成单纯的经济学是后来的事。历史已经证明，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引起的全球政治、社会动荡，波及北美、西欧、亚洲、非洲许多国家号称代表“99%人口”的“占领运动”，都再次证明了政治经济学经典作家的远见卓识。(www.xing528.com)
我在“条条”“块块”计划部门感受到的政治经济学理念，是教科书和各种计划数字中看不到的。这里，我讲两个小故事。
在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任内，最头痛、最难办的是分投资。轻工业部有多达数十个大行业，纺织、化纤、服装、造纸、制糖、盐业、日用机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皮革塑料、工艺美术，都要发展，都要投资，僧多粥少，不可能做到各方满意。还有意想不到的事需要临机处置，特别安排。上个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美国人不知道听了哪位“中国通”的建议，还是心血来潮，在离开北京前夕要买中国黄酒（绍兴酒），可偏偏当时北京各大商场短缺，翻遍各家仓库才找到4坛（每坛5斤装）。这个突发情况最终报到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那里，在研究应对预案时提出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多备黄酒。命令下达到轻工业部，曹鲁副部长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决定要绍兴酒厂准备增产供应3 000坛。绍兴酒厂提出，他们可以增产供应，但没有盛酒的坛子，配套供应的是山东淄博陶瓷厂。于是我们又找到淄博陶瓷厂，厂里说可以生产，但能力不够，需要改造扩建，提出要投资200万元。我们心里明白，改造扩建生产车间根本来不及，这明明是借机要价，乘国家急需“咬一口”，但鉴于政治任务紧迫，只好同意。后来尼克松正式访华，随行的庞大队伍，确是采购了不少中国商品，但却一坛黄酒也没有买。这个情况反馈到轻工业部的时候，管酒的同志很有怨言，表达不满，我则认为这是典型的“计划赶不上变化”，既然是政治任务，以后只要有政治，还会有任务，不值得计较。
我再讲一个国家计委任内的故事。1997年的一天，我正在国家计委办公室内办公，秘书进来说西藏自治区负责人要见我，我立即放下手中工作，开门迎接。我们是熟人，见了面相互热情问好，接受完哈达，我开门见山地问有什么事要计委办。他说我们要建个卷烟厂，请国家计委批40万箱指标。卷烟生产，国家实行指令性计划，严格控制生产，没有批准，没有指标，多生产一箱都不行。我当即问西藏是高原地带，怎么能生产烟叶？他说林芝可以种，建烟厂有利于西藏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改善藏民生活。我答应认真研究。送走客人，我找主管卷烟建设生产的轻纺司研究，他们讲了相关情况和不能同意的意见。我说算了，西藏情况特殊，民族关系是政治问题，能变通就变通，能照顾就照顾。他们同意了。我想这大概就是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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