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科学事业：咨询与研究相结合的新方向

软科学事业要走咨询与研究相结合的路子^[6]

第七届理事会审议并通过了研究院的工作报告、章程和基金会章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理事会和院的领导班子，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和基金会。半年以来，在深圳市委的关心和支持下，李灏同志、白天同志、秦文俊同志和马蔚华同志、叶黎成同志以及院内的有关同志为这届理事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会议已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最后，我再讲四点意见。

一、关于研究院17年工作的总结和评价

我完全赞成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对研究院17年工作的总体评价。研究院从1989年2月成立以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基本形成了以政策研究、企业咨询、人才培养、出版传媒为主的业务体系，在研究和咨询领域不断开创新局面，在国内外的经济界和学术界确立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研究院创业发展的过程是改革探索的过程，是把研究院不断做强做大的过程。今天有这样好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这应该归功于马洪同志、李灏同志，以及各位在座副理事长长期热心这个事业；归功于全院的同志为这个事业做的奉献；李罗力同志多年主持日常工作，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还要归功于历届深圳市委、市政府多方面的关心、指导和有力支持。没有上下左右各方面的通力合作，研究院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好局面。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左起：李灏、李德水、陈锦华、余健明、李鸿忠、郑良玉）

研究院的成绩，不光是培养了人才、出了大量成果、建设了一个比较好的硬环境，更重要的还是贯彻了国务院以改革的精神来办研究院的要求，闯出了一条“民间、自主”性质的研究机构的路子。这个路子，对中国软科学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我们软科学研究单位很多，有些规模很大，但是由于体制、机制的问题，不少单位的成就还没有达到它应该贡献的程度。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体制和机制比较灵活，有活力、有效率，它所探索的路子对发展中国软科学的全局事业是有益的。

在研究院内部，独立的、民主的氛围比较好。这和马洪同志、李灏同志的民主作风有关，工作放手，对大家支持很大。尽管内部有不同意见，有争论，甚至争吵，但总体是和谐的，是有凝聚力的。研究单位从事独立思考的思想性活动，没有一个宽容的环境是出不了成果的。有同志讲这已经成为研究院的一种文化、一种特色，这是有道理的。不然就不能解释在这样短的时间，为什么能做这么多的工作，为什么大家的积极性能得到发挥。一个研究单位需要多种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利于开展创造性活动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小环境搞宽松，有利于调动内外积极性，有利于协同配合，有利于开展多领域、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活动。

另外一方面，在研究院的外部，这些年通过咨询服务，为社会、为政府、为市场提供知识产品，不仅仅是找些任务，找些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与咨询的结合，促使研究工作理论联系实际，打破传统的、封闭的、经院式的研究。如果没有这种开放的、面向市场、面向社会的咨询服务，我们不可能形成现在这样的机制，也不可能拥有现在这样的活力。研究院内部的民主、独立、自由研究的氛围和文化，有助于我们面向市场，利用市场的机制来推动内部的改革、推动全院的发展。研究院内部的民主氛围和自主研究，同外部的面向市场的咨询服务相结合，造就了研究院的生机活力，成为研究院的重要特色。研究院的这种文化和特色，应该是17年来探索获得的最宝贵的成果。我赞成要保持、要发扬。当然我们不能到此为止，还要进一步发展、完善，还要做得更好。

我看过美国兰德公司的有关资料，兰德公司的生机和活力就是建立在它的研究工作和咨询服务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它的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也是得益于这种结合所带来的生机和活力。我认为研究院现在所走的路子和方向与兰德公司是一样的。我们跟它的差距就是兰德公司研究咨询的层次高，研究的是战略问题、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等等，并且有军方和政府部门的重要订货和经费渠道。我们选择的研究与咨询相结合的路径，要继续走下去，不断地拓展创新。

二、关于研究院的定位问题

章程第四条规定：“本院是经国务院同意建立，立足深圳、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民间性、公共服务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我认为这个讲法是准确的，体现了国务院领导的批示精神，这就是我们的定位。“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是指我们的研究对象；“综合性、民间性、公共服务型”，是指我们研究院的性质，不是官方的、也不是传统的研究机构；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就是研究院的功能和主要的服务内容。章程通过以后，我们的认识要统一到这上面来。按这个定位去做，就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而现在我们做得还不够。“立足深圳”首先是要继续为深圳服好务。深圳在建设强大硬实力的同时，需要发展相应的软实力。研究院的工作，一方面为深圳的企业、社会、政府服务，为深圳争创新优势出一份力；另一方面，就是研究深圳、宣传深圳、推介深圳。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两者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从实践的成效看，对改革一直走在前列的深圳来讲，“开放”起的作用更早、更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特区的开放形势、开放条件，才促进和加快了内部的改革、变化和发展。深圳已成为我国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最丰富的地区。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听取江泽民汇报后明确表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十四大的主题，并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对邓小平的论述，对这种体制的形成及其与开放的关系还研究得不够，还需要多方阐述，并把研究的成果向国内外推介。

上个世纪8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兴起发展，得益于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深圳等特区的开放；90年代长江三角洲后来居上，也是得益于浦东的开放、开发。现在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天津滨海新区开发等，并制定了很多重大的举措，我感到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开放。最近的例子是江西，孟建柱同志主赣以后，明确提出大开放带动大发展，现在江西赶上来了。研究院要立足深圳、面向全国，就要好好研究深圳，研究深圳以开放促进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研究开放所形成的新观念、新体制、新机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府职能和法制环境。这些反映软实力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对西部大开发，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对中部崛起都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立足深圳、面向全国，绝不只是地理位置的概念，也不是行政属地关系上的划分，而是有更深、更广的内涵，这就是依托处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良好环境，依托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观念、制度、政策，依托这里的开放文化，进行研究、总结、阐述，更好地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服务，特别是为开放比较晚，开放度还不够大的地方和单位服务。这样的大题目可以作出很好的文章。这就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加强研究工作的针对性，不讲套话。我们是独立的研究机构，不受利益群体的影响，以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发表研究报告、提供咨询建议是我们的优势。把握好定位，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工作，就可以更好地为全国服务。

在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里，在“立足深圳、面向全国”的后面，还有“走向世界”一句话。这句话，在研究院的定位里同样要把握好。走向世界是潮流，是大势所趋。深圳研究院要有所作为，必须走向世界；也只有走向世界，我们才能得到更高层次的磨炼。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中国的软实力。在中国发展模式中，深圳的实践和经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要向世界宣传中国、介绍中国，我们就应该重视这一部分内容。走向世界是双向的，我们有推介自己的一面，还有学习、吸取外国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一面。两者应当并举，相辅相成。当然，走向世界的基础在国内，国内工作做不好，要走向世界就不切实际。国内工作是我们的根基，是出发点和着力点。

三、关于研究院的今后任务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共27条，第1条即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地位、培养科学家、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和发挥作用等方面同样重要。文件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面对新的时代课题，肩负新的历史任务”。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10月在《关于加强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民办社科研究机构：“办院（所）方针和科研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所从事的各项活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以改革的精神，把研究院办成一个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机构，发挥积极的决策咨询作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些指示和要求，应当成为研究院制定今后任务的指导方针。

对于研究院今后的任务，在工作报告里已提出了建议，各位理事也发表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樊纲同志和新一届的院工作班子，还要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我认为研究院应当更自觉地接受深圳市委、市政府和国务院研究室的指导，认真做好落实工作。下面我要讲的可能都是重复话。

第一，加强研究工作，打造重点品牌。

中央的意见指出，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积极开展研究工作。研究院今后研究的重点领域，要根据国家和深圳市的需要，根据研究院的工作基础和人才结构，由专家委员会研究确定课题。我想，面太宽了，研究力量不够，工作难以保证应有的深度，因此需要有重点，明确重点领域和重点课题，组合院内院外力量形成优势，打造重点品牌。譬如说物流问题，这些年研究院做了大量工作，并与国际著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应当继续做好。又譬如宏观经济问题。过去，在马洪同志主持下，研究院曾重点研究过，研究的成果还被路透社等西方主流媒体引用报导，后来这项研究工作由于力量缺乏而放下了。现在看来，应当重视。没有宏观视野，不能对宏观经济领域开展研究工作，我们讲“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就没有依托，就会在国家最重要的领域没有我们的声音。樊纲同志、李德水同志都是多年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专家和政府官员，我们完全有条件，也应该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而且要借重深圳特区的良好环境和优势，打造重点品牌，扩大影响，为政府决策服务。又譬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在高速发展中也积累了些问题，主要是社会问题，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后，各方面的认识已大致趋同，认为在坚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重视和解决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涉及政府的职能和公共政策。综合开发研究院，过去也专题研讨过这些问题，出过些成果，我看还有潜力，还可以选择在深圳实践中超前的、有成效的领域开展重点研究。这也是急国家所急。在这些重点领域，应当有计划地选择有影响力的课题，研究和发表有造诣、有创新、有权威的研究报告，精心打造品牌。举办有特色的论坛，是研究院精心打造品牌的另一个方面。深圳开放环境好，每年都有重要的国际活动，包括来访的国际知名人士。研究院应当积极物色重要的、有影响的人士来研究院作演讲。这对深圳市也是重要的造势活动。我就曾应英国政府副首相邀请，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作过报告，在英国经济界和媒体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www.xing528.com)

开展研究工作最大的问题是人才，当然还有资金。人才队伍的扩大，一方面是研究院自身的队伍，要有计划地吸纳优秀的研究人才，特别是年轻的、有志于发展中国软科学事业的研究人才。另一方面，要按照“小机构、大网络”的要求，通过信息网络，联系和整合院外专家，包括境外专家。我想，只要课题选得好，能出成果，就能联系人、团结人、凝聚人。高尚全同志、樊纲同志和林凌同志等，都有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同众多的境内外专家、学者有联系。研究院应当充分运用这些资源优势，在联系和聘用院外专家上多下工夫。这个路子，是改革的路，创新的路，一定要走好。

第二，继续做好咨询工作，为政府和企业服务。

咨询服务是研究院的强项，已经拥有的人才、经验、工作网络和运作机制，成为研究院的重要特色，受到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欢迎。

从“立足深圳，面向全国”来看，深圳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经验，可以更好地面向全国，为全国服务。深圳对国家的贡献，不单是各项经济指标，不止于财政、税收和外汇收入对国家的贡献，还在于，甚至更在于深圳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中形成的开放观念、全球视野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是说“软实力”是一种影响力吗？对深圳在境内外的作用来讲，这个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就是开放，就是在开放中形成的文化，就是海纳百川的胸襟，就是原始创新和合成创新的进取精神。

咨询服务是一个载体，它的内容也不止于项目、指标、数据等硬指标，还应当包含有文化、理念、价值观等软指标。软硬并举，就能创造新的生产力，成为有生机的综合实力。

咨询和研究，应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咨询服务有具体对象，有生动的实践内容，咨询的成果应当成为研究的对象，成为总结上升到理论的元素。咨询服务要借助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完善，提高咨询质量。研究工作同咨询结合，可以从咨询服务中吸取养分，吸取来自第一线的实践知识，克服脱离实际的泛论。

咨询和研究结合，可以带来生机和活力，形成广阔的工作天地。我看过一个材料，到2002年底，全国有软科学研究机构1　634个，总人数达48　589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本单位的领导决策服务，不承担为企业、为社会、为跨地方、跨部门的单位服务。我在不同部门和地方做过或领导过研究工作，我感到它们的共同不足就是缺乏实践，缺乏生机和活力。

研究与咨询相结合，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在各自领域提高水平。这个路是正确的路，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之路。应当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努力做大、做深、做好。

第三，坚持改革，用创新精神办院。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要“以改革精神，把研究院办成一个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机构”。17年来，研究院一直是这样做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在国内外确立了影响日益显著的地位和作用。

研究院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需要我们继续深化改革。本届理事会上通过的《章程》和《基金会章程》，都表达了我们的改革愿望，希望继续得到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通过深化改革，把研究院进一步做强做大。

我同樊纲同志谈过，研究院不仅自己要改革，还要通过自身的改革，探索中国发展软科学的领导体制和运作机制。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第4条明确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在12条又强调，要“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有利于激发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活力的引导机制”。我同樊纲同志讲，研究院有这个责任，也有工作基础，继续进行改革探索，创造经验，为国家的全局需要提供我们的建议。

四、关于基金会问题

马蔚华同志的报告已就这个问题作了说明，请各位理事给以关心和支持。企业的理事，还请你们更多地给以扶持。不仅你们自己，还请运用你们的重要影响，发动与你们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与企业家，一并给以关心和支持。

研究院现在有企业、有咨询服务收入，这些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凝结辛劳的创收收入支撑了研究院的事业。但是负担太重，影响了研究院的研究工作。需要构架另外一个轮子，同原有的咨询服务轮子一起，来支撑研究院的运行。

中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益事业还没有进入社会各界的视野。在发达国家，许多重要的公益事业都是靠不同财团，特别是大企业资助的。由于它们数十年、上百年的支持，造就了一批在国际上声名卓著的公益机构，包括研究单位。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就是由福特基金会于1948年提供资金成立的。中国软科学的繁荣，中国研究单位的发展壮大，希望能得到中国广大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的支持。

当然，现在各方面伸向企业的手太多，企业很为难，无法应对。但是，我看许多赞助是没有社会意义的，对国家更无益处。我希望通过各方努力，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企业、基金支持研究工作，研究工作的兴旺发达，也就是中国软实力的增强，回过头来也有益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扩大吸引力，使中国的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我的讲话，供新一届院领导班子参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