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至1992年酝酿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关情况的回顾[3]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在计划和市场的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有不同意见。江泽民同志到中央主持工作后,这是他当时面对的国内最大的问题之一。他亲自主持开座谈会,经济学家当面争论得非常激烈,各不相让。这件事情不仅学术界、理论界认识很不一致,党内领导干部中的认识也不一致。泽民同志这边的意见要听,那边的意见也要听,不同意见之间怎么取舍?这对他是个很大的挑战。记得他跟我说过:各方面的意见我都听,最后还要听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总得有个决断嘛。小平同志一直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而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的东西。但由于大家认识不一致,小平同志在这个事情上也很慎重,注意不把步骤搞得太快,弯子转得太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泽民同志处理这个问题也很慎重。他曾经找我聊过,谈到苏联失败的教训,也谈到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苏联的那一套东西证明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应该改变。国内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势头不错,他是肯定的,但他对西方市场经济那一套的负面影响很注意,对国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良苗头也很警惕,总想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模式来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泽民同志非常注意了解国内外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研究情况,认真吸收好的建议。1990年,我到体改委工作后,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直接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计划与市场问题。为了搞清情况,便于进一步研究问题,我布置体改委国外经济体制司整理了一个材料,反映国外关于计划与市场由来已久的争论和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题目叫《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争论和实践以及对中国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评论》。这个材料讲得很清楚,说明20世纪初就已经有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起源于对资源配置方式的选择。那时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只是到了苏联新经济政策调整的时期,这个争论才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了。如何看待这些争论,体改委本身也有不同看法,主要还是有顾虑。1990年12月初我把这个材料送给泽民同志、李鹏同志。泽民同志收到这个材料以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材料他看了两遍,觉得很好,能看清楚问题,并印发中央有关同志了。这是一个大问题,泽民同志当时不好轻易表态,他就尽量通过个别交谈、开座谈会、印发研究材料等办法来推进这件事,实际上这些都是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做提高认识和统一思想的工作。这样一步一步取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掀起了一轮新的思想解放高潮。小平同志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尽管如此,党内外和十四大报告起草组内部对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还并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泽民同志的态度就非常重要了。泽民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我还给泽民同志送过一个材料。1992年“两会”期间,一天晚上11点多,泽民同志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很不一致,将来究竟怎么搞好,大家还在等待,看中央是一个什么态度,这件事情不能老等啊,你们体改委要好好研究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给中央提出建议。我想光体改委自己研究还不行,于是就找了广东、江苏、四川、辽宁、山东五个有不同代表性的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范围很小,不带助手。当时没讲是泽民同志要我们研究这个事,而是要求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对外注意保密。会上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是政府机构改革问题,重点是谈前面一个问题。座谈会开过之后,我于4月21日给泽民同志和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大家认为,今后应当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手段、方法,应当也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附上了两个材料。一个材料是基辛格的一篇书面讲话稿。在同五个省体改委主任座谈前,我们召开了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找了很多外国专家,也邀请了基辛格。基辛格给我写了封信,附上他的书面发言。我觉得他讲得还是客观的,没有什么政治化的东西,而且他强调各国情况不同,各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认为可以参鉴,于是在送泽民同志关于经济改革的材料时,就附上了基辛格的这封信。另一个材料是五省的经济发展对比数据,说明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同而产生的发展差距。
1992年6月9日,泽民同志到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在那个讲话中,关于经济体制他讲了几种提法,并且说:“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这既是探讨,也是表态。那次讲话后,他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表示赞成,并说把这个事定下来,十四大报告就有了主题了。十四大报告就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调来写的。(www.xing528.com)
十四大报告起草过程中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泽民同志推荐我们起草小组的同志看看恩格斯访问美国后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1888年去美国考察,写了篇《美国旅行印象》,指出:“这个前进最快的民族,对于每一个新的改进方案,会纯粹从它的实际利益出发马上进行试验,这个方案一旦被认为是好的,差不多第二天就会立即付诸实行。在美国,一切都应该是新的,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一切都应该是实际的,因此,一切都跟我们不同。”大家都看了。恩格斯对美国接受新事物快和高效率很赞赏,实际上是讲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我感觉泽民同志是借恩格斯的观点来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但他没有把这个意思点穿,而是通过学习经典著作来进一步提高大家的认识,统一大家的思想。
从泽民同志到中央主持工作至1992年,也就是三年的时间,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就在全党统一了认识,最后大家都同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这是很不容易的。这里有一个细致稳妥地进行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工作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那就很可能会增加解决这个问题的困难。
对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上也有不同看法,有反对的声音。泽民同志跟我讲过,他和撒切尔夫人就争论过这个问题。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说,你们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成功,是搞不下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和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你不搞私有制,市场经济怎么搞下去?泽民同志不同意她的看法,说我们就是要按这个路子走,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就是要搞成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2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和实践证明,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是正确的,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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