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卡瓦那
尽管两人偶尔会发生口角，但是诗人帕特里克·卡瓦那却不可避免地跟奥布赖恩的战后文学圈走得很近。他也不是土生土长的都柏林人，出生在莫纳亨郡因尼斯基恩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才搬到都柏林。“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Kavanagh，Self-portrait 11）。他一直在写自己熟知的爱尔兰农民，但是在都柏林，却被迫要遵循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传统。由于自己对爱尔兰农村生活非常熟悉，他很及时地认识到了文艺复兴的矫情造作产生的后滞影响：很明显，这些人——那个时候把写作当做唯一谋生手段的作家们——对农民生活一无所知。1942年，他写了《大饥荒》，这是他最长的，也是最有名的小说。这部小说以农夫为中心，他放弃了肉体和精神享乐而去耕耘不知感恩的土地。
他会意地摇摇头
对他的灵魂假装
四月忙忙碌碌的田地里的孩子是多么的无聊
男人正在那里跳过宽宽的犁沟。
他们沉浸在从来不需要老婆的激情里头——
扎人的刺是尖尖的耙齿。
孩子如此大声地尖叫以至于乌鸦粗鲁地嘲笑着他们
足以把一英亩开外的种子带过来。
这本书被查禁了。这首诗的一部分刊登在伦敦期刊《地平线》上，于是都柏林警察开始搜查此书。读者很喜欢当代人的虚伪，这让卡瓦那非常生气，于是40年代到50年代，他转向新闻业，开始写漫谈随笔专栏以及电影电视评论。1952年，他创建了自己的报纸《卡瓦那周刊》，但是发行了13期后就停发了。
1954年6月16日——乔伊斯和诺拉·伯纳克约会50周年——卡瓦那加入到庆祝第一个布鲁姆日的一小群人中。随着布鲁姆日的过去，他们的奥德修斯之旅几乎流产了。那天早上他们从圆形炮塔出发时，弗兰·奥布赖恩已经喝醉了。其他的人，包括文学杂志《外交使节》的编辑约翰·瑞安（最初要庆祝布鲁姆日就是他的主意）、后来成为奥布赖恩传记作者的安东尼·克罗宁、詹姆斯的表兄汤姆·乔伊斯，那天下午也喝得像奥布赖恩一样醉了。由于浑身湿透，不能继续沿着利菲河往北走去不夜城了，于是他们在杜克街上的约翰·瑞安的贝里俱乐部停了下来。后来，瑞安有远见，拯救了埃克尔斯街7号的门，使之免遭拆除，并把它带到贝里，在一个小型的仪式中，帕特里克·卡瓦那宣布“关闭俱乐部”。这个门在那里展出了好多年，后来成为詹姆斯·乔伊斯中心的永久展品。最近一次重建，贝里俱乐部曾经接待过都柏林文学圈人们时代的任何痕迹都没有了，但是每天晚上7:30（冬天几个月是每周有四个晚上）都柏林文学圈串酒吧活动都在这里开始。去都柏林最有名的作家最常去的场所，串酒吧之行的游客们将会碰上扮演叶芝、贝汉、乔伊斯、王尔德、贝克特、奥卡西、斯蒂芬斯和其他作家的演员。
1955年夏天，卡瓦那刚做过一次手术，正在康复。他沿着都柏林大运河的河岸散步的时候，突然找到了灵感。后来，他把这灵感叫做“诗学大逃亡”，他抛弃了以前的著作，放弃了对文学伟大性的追求，从此以后，将以某种消极的态度写作，漫无目的地从他周围的事件中寻找写作素材。在《河岸漫步》（1960）中，他用韵文来记叙他的顿悟，恳请世界“填满我感觉的空白需要，给我即兴表演/不自觉地跟着不停地祈祷”（11～12行）。通过允许词语自己发挥作用，卡瓦那最后找到了平静。
枝叶繁茂充满爱意的河岸和运河里碧绿的河水
拯救了我，我确实
按照上帝的旨意，沉浸在这种惯常的、平凡的行为中，(www.xing528.com)
像我长大前一样再次随着大自然成长。
（“Canal Bank Walk”）
1967年卡瓦那结婚，同年去世。今天，人们如他所愿，用大运河岸边的长凳来纪念他。爱尔兰人风趣地称它为“臭烘烘的凳子”，在这上面刻着卡瓦那自己的话：
在有水的地方纪念我吧，
最好是运河水，仲夏时分
伸夏时分的水如此平静如此碧绿，同胞啊
用这样优美的方式来纪念我这个人。
7月中旬。一路来到帕纳赛（Parnassian）半岛的这些人
不会用诗歌说话
一只天鹅低着头充满歉意地从此处飞过，
桥眼透出不可思议的光芒—
啊，不要用勇敢英雄的坟墓来纪念我
只要在岸边摆放一张供游客坐的长凳即可。
（“写在都柏林大运河长凳上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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