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奥法莱恩：都柏林文学地图

肖恩·奥法莱恩

如果在德瓦莱拉统治期间要树立至高无上的知识权威的话，肖恩·奥法莱恩肯定会站出来反对。他出生在科克一个坚定的亲英派家庭，1900年被授予约翰·弗朗西斯·惠兰的教名。1916年复活节起义期间目睹了英国的“正义”之后，转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1918年，他进入科克的大学学院念书，蓄起了长发。在新的民族主义的激励下，他开始学习盖尔语，并改了名字，加入了爱尔兰志愿军，后来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军。年仅23岁，对制造炸弹不感兴趣的他开始为这个组织服务，负责它的宣传策划。他成年时期刚好和爱尔兰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吻合。于是，他开始写的小说主要都是围绕爱尔兰自由战士展开。和朋友弗兰克·奥康纳一起，他们碰到了长住在科克的作家丹尼尔·科克里，并成为了他的追随者。很快，他就对众多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不假思索的狂热行为大失所望，又对科克里把他们的努力在故事中浪漫化感到愤怒，于是，他决心用其他更好的方式服务于爱尔兰。他发现，爱尔兰艺术的内向性和对农民文化与贫穷的痴迷过于狭隘，更糟糕的是，过于保守。于是，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研究员职位，他结了婚，到美国和伦敦任教，1933年返回爱尔兰，定居在距离都柏林15英里的威克洛郡。1937年，在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快出世时，奥法莱恩一家在都柏林南郊的诺卡德里买了一英亩土地，建造了一所大房子，从那里可以看到都柏林城。除了在意大利较长时间的旅居外，1972年以前奥法莱恩一直居住在诺卡德里，并在这里写作。1972年，他和妻子搬到当莱瑞一所名叫罗斯敏公园的房子里，这里离乔伊斯塔很近。

肖恩·奥法莱恩一生总共创作了四部小说和几部非文学作品，但主要还是因短篇小说而出名。他的第一部小说集《仲夏夜的疯狂》于1932年出版，但很快在爱尔兰被查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提到了一个年轻女子的“乳房”，但是这部小说集却让他立刻世界闻名。《纽约时代》的一个评论家称赞他是体裁大师，是继乔伊斯和他的《都柏林人》之后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他第一部小说集中的作品和下一部小说集《铜钱包》中的作品都提倡要节制狂热的民族主义。故事中的人物都选择了远离这项事业，而不是为它而献身——哪怕是在精神上。30年代，奥法莱恩在小说中很悲观地提出了爱尔兰何去何从的问题，却无法做出回答。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的第三本小说集《特丽莎和其他故事》中融入了幽默、人类的洞察力和怀旧情结，这些成为了他余生的写作特点。

奥法莱恩关于爱尔兰的设想在他的杂志《钟》中得以实现。从1940年杂志创始之初，奥法莱恩就为他的杂志寻找新意，它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表明它和其他任何旧的民族主义象征没有任何关联。爱尔兰不再为争取国家地位而战斗了——已经取得了独立地位，到了决定这个新的国家怎样发展的时候了。“我们所有的标志都必须重换，”他在第一篇社论中这样写道，“创造一个新标志的唯一途径就是找到一个全裸的东西，用我们现在这里生活的全部活力赋予它新生命、新联想、新含义”（Harmon 127）。他认为，停留在过去并不能促进爱尔兰的发展。他关心的是现在，目前最需要做的就是引导广大读者去关注爱尔兰的现代生活。“当爱尔兰真实地、毫不畏惧地展现自己的时候，她会拥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可以建立思想上层建筑，但是，只有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132）。就这样，奥法莱恩引导他的撰稿人先做资料员，然后再做艺术家。文章就是报道，短篇小说就是简单、真实的生活片段，而不再是抽象的观念。

由于采用这样经验主义的方法，《钟》自然成为被审查制度争论的焦点。在奥法莱恩看来，爱尔兰的审查制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然的副产品，它艰难地作出抉择：决定自己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尽管编辑本人在1941年和1942年遭到审查者的镇压——他的《仲夏夜的疯狂》和他的第二本小说《唯有鸟》（1936）都被查禁了，《钟》刊登了有关这个问题正反两面的专题文章。铁证如山，正如许多人一直怀疑的那样，审查委员会确实有一个行动计划时，《钟》参与了斗争。奥法莱恩和弗兰克·奥康纳从一开始就和《钟》扯上了关系，他们开始给《爱尔兰时代》写信。奥法莱恩向爱尔兰文学研究部部长暗示了这场危机。众议院新教徒议员约翰·基恩在爱尔兰议会领导了对审查委员会进行改革的提请。但是，当他想朗读《裁缝和安斯蒂》中攻击性的段落来表明他们并无恶意时，他的敌人把它从记录中删除了，以防议会的记录被当做淫秽资料来卖。奥法莱恩的传记作者莫里斯·哈蒙经过对作者日记的思考，写完了有关这场灾难的故事。(www.xing528.com)

（审查）委员会主席麦根尼斯教授拒绝讨论此事。他称裁缝是一个性变态狂，他的妻子是一个傻瓜，并指责基恩用《爱尔兰时代》中奥康纳和奥法莱恩的来信作为他的论据。基恩的提议被否决了。“真见鬼！”奥法莱恩对自己说，“一个人怎么能在一个恶棍制造如此偏执无知气氛的国家工作？”（Harmon 139）

在《钟》广为人知的社论中，奥法莱恩严厉斥责了德瓦莱拉统治爱尔兰的结果，那么多人奋斗了那么久，事情却变成了这样。人们呼吁罢免国防部长，因为士兵们在打高尔夫，踢足球，而不是打他们的“国球”曲棍球。要是两个人同时竞聘一个职位，根本就不考虑资历，会说爱尔兰语的人会被录用。有人很严肃地建议，犯罪细节不应该出现在报纸上，因为这种事不会发生在爱尔兰。

很容易看出来，我们这一代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和血统。和农村传统紧密联系的健康、慷慨、仁慈的情感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不复存在。学校灌输给孩子的历史、生活意象同我们的本质和事实迥然不同。这是彻头彻尾的童话——我曾经研究过这些书，说这些是有根据的——它建立在幻想的凯尔特主义之上，如果骑上自行车在乡间寻找这一主义的倡导者，你是找不到的。它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历史之初，我们就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摆脱所有外国的方法、民族、方式和传统——当然，这是彻头彻尾的胡扯，堆积在这种幻想之上的是这样的信条：西部圣洁而东部邪恶，从传说中的一群圣人和英雄那里流传下来的所有本土的习俗和传统都是能产的、纯粹的、纯洁的；人们不仅渴望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习俗和传统，还渴望事实上已经消失了或废弃的东西的复兴；独裁主义可以使这些想法得以实施，残酷无情的经济压力（我们都感觉到了这种压力，商人很小心地在观望）压制着每一个反对者，对此，我们需要严格审查。这种混杂物就叫做民族主义。（Deane 101）

在奥法莱恩眼里，对建立在神话上的不自然的同质文化的依赖让整个国家生活在幻想之中。根源就在于，没有人费神去想过，这一切成为现实后这个国家怎么办。德瓦莱拉在教育和艺术上保守、孤立和防守的立场将会，而且只会使这个国家的思想资源越来越少。奥法莱恩一如既往地赞同他和科克里争吵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关于爱尔兰性短视的定义只能创造出目光短浅的爱尔兰人；过分停留在爱尔兰失败的过去无益于爱尔兰的将来；爱尔兰属于（并对之做了很大贡献）欧洲传统和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