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尔与詹姆斯·斯蒂芬斯：都柏林文学地图

拉塞尔和詹姆斯·斯蒂芬斯

《迪尔德丽》是拉塞尔对戏剧所做的唯一尝试。1897年，都柏林的一位立法委员霍勒斯·普伦基特爵士得到了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的帮助，当时拉塞尔是那里的经济学家，负责建立农业合作组织，尤其是在爱尔兰西部的农民中间。1905年，他建立合作组织，担任该协会杂志《爱尔兰家园》的编辑，这是一个像他一样兼收并蓄的周刊。拉塞尔开始在这里讨论政治、传播农业新技术并介绍爱尔兰新作家。20年里，拉塞尔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爱尔兰家园》，但与此同时在文学和神智学圈子里他也依然很活跃。

拉塞尔的早期诗歌鲜有读者，因为这些诗歌大都是关于印度教诸神和尊崇神智神灵的，这让初学者很感兴趣，但对许多现代读者来说却过于晦涩冗赘。1904年从自然环境中找到了灵感创作了他的第三本作品集《天眼及其他诗歌》，这部作品体现了他对爱尔兰西部农民和民间故事的熟悉。1913年，他成功地出版了《诗歌集》，该书收录了以都柏林为背景的一些新诗。四年后，他完成了《先见之明》，该作以散文的形式记录了他的神秘经历，比他在诗歌上做的任何尝试都成功得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拉塞尔的诗歌写作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他的散文《先见之明》和发表在《爱尔兰家园》及周刊《爱尔兰政客》上的文章是他最好的作品。

因此，人们常常把拉塞尔看做是都柏林名义上的领袖，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培植者，而不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后来，他乐于发现和培养年轻作家的嗜好在都柏林成为了某种笑柄。“我生命中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发现年轻的新诗人”，1908年在给凯思琳·泰南的信中他这样写道。凯思琳·泰南和凯尔特文艺复兴运动的许多作家走得都很近。拉塞尔是第一个给詹姆斯·乔伊斯机会的人，其中有一种版本是这样的：1902年8月，将近半夜时分，有人敲拉塞尔在科尔森大街25号拉斯格的家门。他和维奥利特婚后就一直住在那里。这个年轻人自称是詹姆斯·乔伊斯，并问拉塞尔现在来找他聊天是不是太晚了。拉塞尔回答说，什么时候都不晚乔伊斯和拉塞尔谈论自己写的诗歌和故事，俩人一直畅谈到凌晨四点多钟（据说谈话中乔伊斯强烈攻击叶芝）。拉塞尔邀请乔伊斯给他的《爱尔兰家园》写文章，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收入了《都柏林人》中。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很聪明地用一个双关提到了他欠拉塞尔的人情，即“A.E.I.O.U”。

拉塞尔和叶芝明争暗斗，由于叶芝发现了辛格，为了对此做出回应，1908年，拉塞尔也开始在都柏林寻找一个新人。阿瑟·格里菲思是新芬党的创始人，后来当上了爱尔兰自由联邦的第一任总统，他一直在发行一个名为《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周刊，拉塞尔发誓要在这里找到他的千里马，他确实找到了。那一年，他走进梅克里蒂法律事务所在都柏林的办公室，告诉打印机后的小个子职员，他想找一下斯蒂芬斯先生。那个职员回答说“我就是。”拉塞尔激动万分地写信给泰南：，。

我发现了一个名叫詹姆斯·斯蒂芬斯的小伙子，他具有成为诗人的潜力，很有创新能力。可怜的小伙子吃过不少苦，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才能挣20先令，但他对此还很满足。他曾失业一年，无家可归，饥饿难耐，后来承蒙一名摆摊儿卖水果的女人收留才没被饿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有时身体不好。（Russell 65）

拉塞尔将永远是斯蒂芬斯可信赖的顾问，在都柏林，拉塞尔向人们介绍了这个身材矮小、彬彬有礼的诗人。在那里，斯蒂芬斯给文学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纷纷猜测，他究竟是怎样积累了如此渊博的知识。斯蒂芬斯向大家介绍，他生于1882年2月2号——和詹姆斯·乔伊斯同一天生日——但事实上，他很有可能是生于1880年的，而且他自己大概也知道。对自己的身世斯蒂芬斯常常讳莫如深，非常神秘：他坚信，人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艺术，作家的生活和性格对他的作品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细心的传记作家透露，他可能出生在圣凯瑟琳教堂附近的托马斯巷5号，1880年他父母住在这里。在他2岁时父亲死于痨病，所以他从来不认识自己的父亲。父亲死后，母亲对他疏于照顾。而且很有可能正是他母亲捏造说他在大街上乞讨，这项罪名让他6岁时就进了米斯新教男子工读学校。从此以后，他再没见过自己的母亲。进入这样一个学校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几乎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因为在这里，男孩儿们接受教育，为将来找工作做准备。斯蒂芬斯在都柏林城外的米斯待了十年。在那里，他交了一些朋友，在学校藏书不多的图书馆里尽情汲取知识，并且开始喜欢体操，对体操的兴趣持续了一生。1896年春天，他离开了这里，和两个亲如手足的同学以及他们的妈妈一起住在了约克街。

约克街那时是一排排的廉租公寓，一边条件好，一边条件差，柯林家就住在条件较好的一端，这里离约翰·叶芝的画室不远。斯蒂芬斯在都柏林很多地方做过职员，但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尤斯塔斯街9号给律师华莱士先生当初级职员。但是，作为一个天生的故事家，他非常渴望写作。他阅读手头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把糖纸保存起来，去杂货店问老板要白纸匆忙写下脑海中浮现的故事和诗歌。(www.xing528.com)

1901年，他开始想，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就应该不受他人影响，甚至要放弃安逸的生活，于是他离开了约克街，离开了他的朋友们。就这样，他开始了鲜为人知的创作生活，这是斯蒂芬斯自己鼓励和提倡的。他常常编些关于自己的异想天开的故事来应对文学界人的询问。例如：曾经有一次他太饿了，和狗争一块儿面包。他还常常和都柏林穷人一起，在天黑以后藏在圣斯蒂芬斯公园的大门外，抓野鸭。频频遭到出版商的拒绝，绝望之中，一天晚上他跳入了利菲河。在水中，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但差点儿上不了岸，承蒙一个妓女相救，才保住命。她给他食物吃，给他床睡。很难说这些故事的可信度有多高。斯蒂芬斯留下的唯一书面线索是他在图书馆借书时的登记表，上面记载了他1901年后移居的住址，在波托贝洛路。

1905年，阿瑟·格里菲思终于出版了斯蒂芬斯的作品。一两年后，斯蒂芬斯见到了出版商，他肯定给出版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从此之后，他的散文和诗歌就经常出现在《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格里菲思的第二份杂志《新芬党》上面。由于《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内容让当局紧张不安，于是就被查封了，这才出现了《新芬党》。尽管格里菲思主张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和平的民族主义，但是在他的杂志上，他还是呼吁当选的爱尔兰议员们在爱尔兰建立一个议会，开始立法，1919年这一切成为现实。1922年，领导者们为他们的新政府设立了总统一职，新政府取名为爱尔兰自由联邦，这就是爱尔兰共和国（Republic of Ireland）的前身。阿瑟·格里菲思成了这个准国家级别的政府的首任总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人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就爱尔兰而言，由格里菲思这样一个文人当权，这本身就证明了知识界和文人的极高地位，同时这也是政治和文学结合的唯一范例。康格里夫在这里挂职，理查德·布林斯里·谢立丹把他在众议院的职位看做是新的舞台。20世纪拉塞尔在农业方面做出了如此瞩目的贡献，因此在普伦基特大楼里有一块牌匾，专门用来纪念他。1922年以后，威廉·巴特勒·叶芝在爱尔兰参议院任职。凯尔特学者道格拉斯·海德是1937年爱尔兰共和国总统的唯一候选人。

都柏林堡：建成于13世纪。1922年以前是英国政府在爱尔兰的管理中心。1922年在此签署了爱尔兰独立宣言。

海德（1860～1949）漫长的一生对爱尔兰文化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在文学圈的地位无人可以动摇，他不仅明确了当时爱尔兰在文学中的地位，也明确了文学在爱尔兰的地位。海德出生在罗斯康芒一个新教牧师的家庭，跟当地人学会了爱尔兰语，还在圣三一学院出色完成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的学习，之后，他于1893年创建了旨在复兴爱尔兰语的盖尔语联盟。为达此目的，他要求进入爱尔兰国立大学的学生必须先学会盖尔语，自己也用爱尔兰语写作戏剧和诗歌。Sinn Fein这个名字的含义是“我们自己”，来自他的诗歌《等待帮助》的最后一节。他的爱尔兰语剧本《小炉匠和仙女》在艾利大街乔治·摩尔家的花园里上演，嘲弄他拥护政治联合的邻居（当然，这让摩尔很开心）。海德的《爱尔兰文学史》（1899）只收录了盖尔语作者的作品，他认为，如果一种新的爱尔兰文化要出现的话，应该是植根于爱尔兰语言的。（这对叶芝来说太难以接受了。叶芝认为，举国复兴盖尔语是不可能的。很明显，连他自己都学不会这门语言。）尽管海德和文艺复兴运动走得很近，持民族主义的论调，但却竭尽全力避开政治。他一直担任自己建立的盖尔语联盟的主席，1915年，他辞去了这个职务，因为那时候它差不多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在20世纪初那动荡的几十年里，海德的清誉吸引了很多的爱尔兰政治家，但他却只是一心钻研学问。后来他在爱尔兰自由联邦的参议院中任职，1937年爱尔兰共和国设立了总统一职，众望所归，德高望重的海德当上了第一任总统。

1911年《爱尔兰评论》以《玛丽，玛丽》为名连续刊登了斯蒂芬斯的第一部小说《女仆的女儿》（The Charwoman’s Daughter），1912年出版。1913年，斯蒂芬斯的《金罐》出版了，这可能是他最好的散文作品。第二年，他的《半神半人》出版。成名之后，斯蒂芬斯几乎每年都要去美国作报告。谁也不知道在此之前他是否离开过都柏林，但是1920年以前，他的作品都是以都柏林为背景的。学者斯蒂芬·普策尔的文章《詹姆斯·斯蒂芬斯眼中自相矛盾的都柏林》准确地诠释了斯蒂芬斯对这个城市的态度。该文详细描述了詹姆斯对都柏林的看法：由于它的污秽、卑劣和贫穷而令人顿生反感，又因为它联系了艺术和文化而美丽可人。《女仆的女儿》是部带有童话色彩的小说，书中主人公的玛丽·梅克毕利英从凤凰公园注重感官享受的伊甸园般的花园搬到了贫穷饥饿的都柏林贫民窟。《女士》是斯蒂芬斯的短篇小说集，它和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非常相似：两者都是关于居住在一个患了幽闭恐惧症的城市里的都柏林中层阶级，为了得到精神上的发展，他们必须离开这个城市。《金罐》表面上是一个混杂的神话故事，但评论家却把它看做一个新版的布莱克神秘主义的化身。它也把都柏林描述成了一个朦胧的大都市，充满了只知道物质享受而无精打采的人们。故事的末尾，古老的爱尔兰神灵回到这里，把这个哲学家从这座毫无价值的城市中解救出来，并呼吁其他人逃跑：

投靠我们吧，你们这些热爱生活和幸福的人民。伸出你们的手——一个兄弟将从远处抓住它。暂时离开犁和马车吧：把针线和锥子放到一边——难道皮革是你们的兄弟吗？离开吧！离开吧！离开织布机，离开桌子，离开挂着肉的商店，离开服装店，离开黑暗中缝补的地方：严重的背叛！苍白的人啊，你坐在经纪人的家里是为了得到欢乐吗？律师让你喜悦吗？……离开吧！因为舞会已经悄然开始，和风吹拂在小山上空，太阳微笑着降入谷底，海水拂过石头，快乐地喘息着，跳舞吧，跳舞吧，快乐地跳舞吧……（Stephens，The Crock of the Gold 227～228）

但是1915年都柏林除了蛊惑人心的律师外，还有更具破坏性的力量，武装起义即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