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国家剧院：挖掘本土演员，激励民族团体，成功改名

爱尔兰国家剧院

格雷戈里夫人从1896年开始和叶芝同居，以自己的名义搜集民间故事。他们是1894年在伦敦认识的，从此以后一直都是朋友。格雷戈里出身于一个很有权势的家庭，1892年开始守寡。她承认，这样的遭遇让她有了写作的自由。跟格雷戈里夫人合作以后，叶芝的诗歌开始内敛。她从事地方自治事业，1898年，她开始与叶芝和天主教剧作家爱德华·马丁商讨建立爱尔兰国家剧院以推进爱尔兰文化自治的计划。除了模仿伦敦的舞台之外，都柏林从来没有兴起过深厚的戏剧传统。因此，他们把建设爱尔兰剧院看作是对爱尔兰文化的重要贡献和取得国家独立的前提。

叶芝早期曾经认为会有凯尔特英雄神灵或者爱尔兰救世主出现，由此看来，文学在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能否起作用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但是这样的想法让叶芝开始考虑爱尔兰特性的重要性，因此这场新的文学运动的重心是建立独立的爱尔兰文学。拉塞尔曾经担任过爱尔兰国家剧院的副团长，他在一篇社论中提炼了这种观点，文章写道：“一个国家要生存，关键在于对自身的设想”（quoted in Kain，26）。至19世纪末期，地方自治的政治运动已趋于停滞，爱尔兰文艺复兴肩负的建立文化的重任吸引了民族主义者们，因为他们把这看做是使爱尔兰国家合法化的途径。

1899年，爱尔兰国家剧院租用位于皮尔斯街的都柏林古代音乐会大厅，进行了首场演出——叶芝的《凯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和马丁的《石南花地》（The Heather Field）。这本将成为剧院将来发展的趋势，但是随之而来的论战却扭转了这一趋势。在《凯瑟琳女伯爵》中，爱尔兰农民饱受饥荒折磨，为了得到食物，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农民阶级遭受苦难时会背叛自己的信仰，这种想法伤害了一些群体，包括都柏林天主教当权者。在首场演出的那个晚上，人们在剧院外边游行示威，但不管怎样，这次演出最后还是取得了成功。(www.xing528.com)

但是9个月以后，爱尔兰国家剧院就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能否在都柏林经营一家先锋派的剧院。1901年，观众对爱尔兰演员（大部分都是当地的业余演员）蹩脚的演技很失望。这个时候，乔治·拉塞尔和莫德·冈娜出面挽救了剧院，使它免遭垮台。多年以来，弗兰克和威廉·费经营的爱尔兰国家剧团专门为爱尔兰舞台挖掘和培养为数不多的本土演员。应他俩的要求，拉塞尔为他们的《迪尔德丽》（Deirdre）写了两个剧本。拉塞尔把费氏兄弟引见给了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他们安排《迪尔德丽》和叶芝的民族主义戏剧《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年4月初在位于克拉伦敦街的圣特雷莎大厅同台演出。莫德·冈娜领导的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爱尔兰之女全体成员对此全力支持。拉塞尔负责背景和服装，冈娜扮演叶芝剧本中的女主角凯瑟琳，梅尔·奎因扮演爱尔兰英雄迪尔德丽。演出非常成功，这确保了改名后的爱尔兰国家剧团未来的发展。1903年，爱尔兰国家剧团接手了阿贝街的力学研究所，至此，该公司拥有了自己全新的家。从此以后该剧院改名为阿贝剧院，并沿用至今。1951年，该剧院在上演肖恩·奥卡西的《犁和星》（The Plough and the Stars）时着了大火，后台被烧毁，15年以后，政府拨款重建阿贝剧院。今天，游客们可以在阿贝剧院里看到很多人物的肖像，他们为阿贝剧院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叶芝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讲话

我终生都要感激斯堪的纳维亚这个国家。年轻时，我曾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和一个朋友一起解读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哲学著作。布莱克最初是你们伟大的斯维登堡的门徒，后来他开始强烈反对斯维登堡，再后来一边反对一边从他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布莱克的作品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不切实际，自相矛盾，难以理解，为了弄清某一晦涩的段落，我和朋友常常不得不向斯维登堡寻求帮助。英国人极富想像力，科尔律治影响了他们的思想长达40年之久，在接下来的40年中，布莱克对其发挥了同样的作用。通常，布莱克的诗歌和绘画理论要么是对斯维登堡作品和理论的诠释，要么是对他们的批判。近年来，我经常去拜访斯维登堡本人。当我受到你们的邀请，要我来斯德哥尔摩时，我还通过阅读他的传记来获取信息。如果没有易卜生和比昂松剧院，就不会有爱尔兰戏剧。现在，你们把这个伟大的荣誉授给了我。30年前，一些爱尔兰作家结成社团，无情地批判自己国家的文学作品，为的就是让它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得到欧洲人的认同。我非常感谢这些人，也感谢随后加入这场运动的人。这些人，现在已经像我一样年迈，等我回到爱尔兰，看到我的奖杯，他们就会明白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深知，如果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