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与拉塞尔：都柏林文学地图中的超自然力

叶芝和拉塞尔

部分是对19世纪末期科学表面统治地位的反应，部分是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哲学的反应，部分对是达尔文进化论打破旧传统的主张的反应，神智学——所有那些它声称的与未堕落的异教历史的联系——轻而易举地就同爱尔兰民间传统研究和诗歌创作结合了起来。深受父亲实证主义困扰的叶芝，很快就发现了旧文学、新文学和神秘主义之间的联系。他后来写道：“伟大的诗人在他们鼎盛时期所证实的就是我们能够接近权威宗教的最近距离，他们的神话学，他们的风水神灵，才是真理。我们最初建立都柏林秘术兄弟会时，我就建议大家考虑这些”（Autobiographies 3：97）。好的文学作品才是真理，当然也是叶芝所要的。但这并没有让他们的父亲高兴，双方的父亲都认为，是儿子的朋友误导自己的儿子走入这个充其量只是谬论的神智学中的。事实上，引导他俩接触神智学的，是那时经常去约翰·叶芝画室的他的旧日大学校友爱德华·道登。道登教授后来写的《雪莱传》和他在伊顿公学浅尝神秘主义的记述激发了这两个年轻诗人，他们竭力乞求爱尔兰古代英雄神灵显灵。后来他俩还到道登教授家登门造访，在他家里，道登教授向两人介绍了布拉瓦茨基派的辛尼特所写的《密宗佛教》。这两人后来远离了海伦娜·佩特洛娃·布拉瓦茨基夫人这个大骗子，抛弃了她宣称的神智学。拉塞尔是先不信神智学的，但是辛尼特的书对他们的确产生了较早的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叶芝疯狂地寻求超自然的具体证据，争取多接触布拉瓦茨基宣称的超自然力。早在1888年，在都柏林的一次降神会上，叶芝饱受恐怖的精神折磨。当时他太害怕了，以至于当他尽力想祈祷的时候却什么也记不起来，最后，只能记起《失乐园》开头的几句话，这才渡过了难关。从他的文学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次经历让他从心底里恐惧，尽管他把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欺骗抛置脑后，但依然在寻求秘教的真谛。他长期与神智学者交往，这为他早期的作品集《十字路口》注入了印度气息。

叶芝一直奔波于伦敦和都柏林之间，直到1896年，他才开始和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在她库尔公园的家定居下来。与此同时，拉塞尔也离开了艺术学校，在南乔治大街的皮姆兄弟布店找到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布拉瓦茨基死前一个月，拉塞尔搬到了艾利大街8号，这里通常被称作艾利之家或者是大家庭，为安妮和弗雷德里克·迪克斯所有，被当做神智学会在都柏林的总部。19世纪90年代，拉塞尔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直到他和同住在大家庭的维奥莱特·诺斯结婚才搬走。现在这里是一个天主教会圣克拉姆巴纳斯骑士团集会的地方，不过至少拉塞尔画的一些装饰壁画还保存了下来。

乔治·穆尔是那个时代的另一个文化巨人，他的自传《问候与再见》提供了爱尔兰文艺复兴人物的宝贵资料，是一笔财富。当时他住在伊利大街4号，这栋房子曾经属于著名的律师约翰·菲尔波特·柯伦，他的女儿和反叛者罗伯特·埃米特保持着暖昧的关系，这位受人尊崇的大律师因此而蒙羞。正如叶芝在《剧中人》（1935年）中描述的那样，乔治·穆尔在这个死胡同里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他不顾违反房东和住户之间的协议——这个街区所有的门都必须漆成白色——把门漆成了绿色。穆尔辩解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是一个艺术批评家，这招致了住在附近的一对儿姐妹的怨恨。他们买了穆尔的小说《埃斯特·沃特斯》，把它撕得粉碎，装到一个信封里，上面写着“太肮脏了，不能放在屋子里”，然后投到了他家信箱。对此，穆尔也进行了报复。他一晚上起来三次，用棍子猛敲她们家的铁栅栏，让她们家的狗狂吠不止。于是，这对儿姐妹雇了一个街头手风琴师，在穆尔写作时到他家窗外拉手风琴。后来，穆尔威胁要采取法律措施来起诉那位手风琴师。街对面的花园也是穆尔的，他常常坐在那里，或在那里举行宴会，或聆听他最喜欢的一只乌鸦的歌唱。过了一段时间，穆尔开始担心那对儿姐妹家的猫会抓走他的乌鸦，于是他用石头砸她们家的猫，但那只猫神出鬼没（穆尔担心猫起来的太早），于是就又设了一个陷阱。后来，叶芝偶然碰到绝望的穆尔时问他：“‘还记得那个陷阱吗？’‘记得。’‘还记得那只鸟儿吗？’‘记得。’‘是我逮住了那只鸟。’”（Autobiographies 3：328～329）

叶芝和拉塞尔都幻想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文学能够起催化作用，引发形而上学的变化。1896年，拉塞尔写信给叶芝：

“还记得我在给你的信中提到的要唤醒古代的火种吗？啊，现在这一点已经从其他渠道得到了证实，我们很可能要公布这一消息。诸神已经重返爱尔兰，盘踞在圣山上，让这股火烧遍整个国家。有些人在幻觉中已经看到了这些火种，它们将唤醒各地神奇的天性，这个民族将皈依督伊德教……一缕曙光将从爱尔兰升起，改变很多年代和民族……我深信，新的天神将要下凡……”（Russell 17）

1898年，叶芝预测世界将爆发“最严重的危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先前人类接受上天启示，拥有真理，却逐渐退化，现在形势就要逆转；他还认为，世界正处在：(www.xing528.com)

这样一个时刻，人类将带着他们长久以来积蓄的财富，沿着最初降落人间时走过的台阶，升上天空……

我相信，艺术将接过牧师肩膀上的重任，用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事物本身，来充实我们的思想，带领我们回到原来的征程。（Yeats，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192）

这是一个文学艺术享有特权的地方，爱尔兰文学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叶芝觉得，通过恢复在民俗和诗歌中保存下来的古老的爱尔兰思想，爱尔兰人民将能带领导人类回到更高级、更真实的状态。但是在现实的层面上，他又不能坚持这一论点。他宣称，古老的凯尔特文学有利于促成优秀而又有新意的文学作品。1897年，他在散文《文学中的凯尔特元素》中这样写道：

如果文学中缺乏对古代的热情和信仰，它将逐渐退化成一本流水帐，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和毫无感情的思索。在古代欧洲所有斯拉夫、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和凯尔特激情和信仰的源泉中，只有凯尔特文化多年以来一直接近欧洲文学主旋律。（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185）

这是叶芝心灵和艺术体系中一种历史民族主义的切入点，它把民族主义的观点融入到文艺复兴中去。

叶芝赞同爱尔兰人民通过复兴文化起到救世主的作用，但他却很谨慎，不冒卷入政治民族主义的风险，但是后来爱尔兰最漂亮的女人莫德·冈娜敦促他这么做了。莫德·冈娜富有革命精神，叶芝爱上了她，这种爱恋激发了叶芝的灵感，他写出了最具政治色彩的剧本和诗歌，但她却远远不满足于此。她至少曾经三次拒绝了叶芝的求婚。后来，叶芝又向冈娜的外甥女伊索尔特（其实是她的私生女）求婚，但是伊索尔特觉得他过于慈祥，更像一个父亲，也拒绝了他。在余生中，叶芝一直都深爱着冈娜。

叶芝一边写关于充满泥土气息的大自然旅程和爱尔兰神话的早期诗歌；一边忙于编选集、批评过去的爱尔兰作家。他为学术界的爱尔兰文学制定了总的原则和标准，在这一点上，他比谁的功劳都大，这也为他的同代人推陈出新打下了基础。1894年，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把拉塞尔作为一个诗人隆重推出。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通常从1885年即叶芝首次发表诗歌算起，至1939年叶芝去世为止，这足以证明他在这次文艺复兴运动中所起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