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特勒·叶芝与爱尔兰文学的命运

威廉·巴特勒·叶芝

威廉·巴特勒·叶芝生命中的第20个年头不仅仅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也决定了爱尔兰文学的将来。当时，他正在位于基尔戴尔街的大都会艺术学校学习绘画。他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本人就是一个刻苦奋斗的画家，也在那个地方教学。尽管叶芝出生在都柏林的桑迪芒特大街5号（这栋三层小楼至今还在），但他父亲一直想找一份画家的工作，而且他家人经常到斯莱戈度假，于是他性格形成时期大都是在大都市伦敦和充满民间故事的爱尔兰乡村斯莱戈度过的。1881年，由于经济窘迫，约翰·巴特勒·叶芝被迫回到了生活费用开销比较低的都柏林，在约克街44号开了一间画室，威利（那时大家都是这样称呼威廉的）也转到了哈克特街的伊拉斯马斯·史密斯中学上学。那时，叶芝的父亲已经小有名气，他经常带着自己的儿子出入文人圈。1885年，叶芝和父亲一起去参加现代俱乐部的一次聚会，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见了芬尼亚会老会员约翰·奥利里。

威廉·巴特勒·叶芝毕业于都柏林艺术学校。其诗歌作品都是围绕其爱尔兰祖先的辛酸故事展开，既有浪漫的表达，也有理智的诉说，反映出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其同时代人所有的风格。叶芝还对超自然、因果轮回、东方神秘主义以及通灵语等情有独钟。

叶芝对奥利里着了迷。奥利里博学睿智，声音沙哑，超然卓立，蹲过监狱，被流放过。曾因出版叛国文件，被判有罪，当时他选择在监狱服刑，这样刑期短些，只需5年，但前提是他必须离开他深爱的祖国爱尔兰。1885年初，他才结束了15年的巴黎流亡生活回到都柏林。对于民族主义和文学，他有自己的看法。

芬尼亚会这个名字来自传说中古老的爱尔兰军队——爱尔兰芬尼团，1858年爱尔兰流亡者率先在美国建立芬尼亚会，同一年晚些时候在都柏林建立了分会。芬尼亚会不仅得到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资助，也得到忍饥挨饿的农民大众的支持，它放弃了通过立法手段来获得爱尔兰的独立，而是诉诸武力。1865年，由于发行芬尼亚会的报纸《爱尔兰人民》（The Irish People），约翰·奥利里、查尔斯·奇克汉姆、詹姆斯·斯蒂芬斯、杰里迈亚·奥多诺万·罗萨等人以叛国罪名被捕。1867年，芬尼亚会发动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但是却因此引起了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的注意，首相做出让步，颁布了第一部《爱尔兰土地法》（Irish Land Act），以改善爱尔兰佃户的悲惨处境；接着又宣布取消爱尔兰教会作为国家教会的地位。奥利里返回都柏林的时候，芬尼亚会和其他民族主义团体已经转而支持政治奇才查理斯·斯图尔特·帕内尔，他为谋取爱尔兰独立所进行的尝试比19世纪60年代芬尼亚会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希望。

叶芝认为，奥利里从事民族主义运动不是因为他相信经过他们的努力可以建立一个爱尔兰共和国，而是因为他觉得民族主义事业可以振奋人们的精神，这有利于提高爱尔兰人民的道德修养。对奥利里来说，个人尊严自始至终都是他关注的焦点。叶芝非常喜欢这个老人身上表现出的真诚，因此，他把奥利里的座右铭当作指导他自己艺术生涯的准则：(www.xing528.com)

有一次，我为一名被当做普通重罪犯的爱尔兰政治家辩护时，奥利里说：“即使是为了拯救国家，有些事也一定不能做。”他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说出这样热情洋溢的话，过后就忘了。（Yeats，Autobiographies 3：101）

这是告诫大家，不要因为任何事业牺牲自己的艺术，甚至更广义地讲，牺牲自我。如果为民族而战可以提高品德修养，那么写作糟糕的诗歌，就是对尊严自身的亵渎，是弄巧成拙，这是万万不能做的。叶芝在他后来的自传《面纱的颤抖》（The Trembling of the Veil 1922）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他写道：“……他曾经希望通过二流文学作品而不是二流道德修养来促进爱尔兰民族主义，现在他不这样想了……当我问他二流文学作品指的是什么时，他说：‘在公众面前大喊大叫，’我想，如果我继续追问，他很有可能会补充说：‘创作出华而不实或者矫揉造作的作品’”（Autobiographies 3：178）。奥利里把爱尔兰历史引入了叶芝的作品，叶芝为从旧的传统里建立一种文化的可能性所吸引。但是他也警告叶芝，写诗的时候不要掺杂过多的民族主义色彩。

遇见奥利里时，叶芝刚刚在《都柏林大学评论》（Dublin University Review）上发表了一些诗歌，但是他同时还在为成为一名画家而努力。奥利里的赞助让叶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更多的诗作。当时奥利里借给叶芝一部青年爱尔兰党的诗集，在些之前，20岁的叶芝还从未听说过托马斯·戴维斯以及他的诗。当时“他（奥利里）并没有……说这些诗歌写得非常好”（Autobiographies 3：100），只是把戴维斯看作一个善意的爱国者。叶芝在斯莱戈时已经开始迷恋爱尔兰民间传说，弗格森、戴维斯、斯坦迪什·詹姆斯·奥格拉帝和其他人为盖尔文学所做的贡献更加深了这种感情。考虑到当时叶芝家经济窘迫，叶芝通过写作或者编选集挣的钱也不多，因此，奥利里的推动是叶芝步入文学殿堂必不可少的条件。

爱尔兰斯莱戈的洛夫·吉尔地区的一处风景：叶芝曾在洛夫·吉尔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这里的风景为他的诗提供了许多灵感。

乔治·拉塞尔是叶芝在大都会艺术学校的朋友，尤以笔名AE而闻名于世，对诗歌也很感兴趣。事实上，他步入公众生活的时候，就已经真正地参与都柏林文艺复兴运动了。拉塞尔是一名画家、诗人、记者、散文作家、经济学家，和叶芝一样，对神秘主义很感兴趣。在爱尔兰，宗教观念、神秘主义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作家们产生了惊人的影响。拉塞尔认为，上帝的惩罚是不公正的，所以很早就摆脱了基督教。十八九岁时，他开始有了和古代爱尔兰神灵有关的幻觉，这让他进一步卷入了神智学的研究之中。他的笔名AE来自于他神秘的敏感性，是偶然得来的：据说，他正沉浸在自己的一幅画中时，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AEon。后来，他又在国家图书馆看到一本字典，刚好翻到那一页，上面写着，在诺斯替教里，AEon指的就是宇宙中的第一人。1888年，他用笔名AE给杂志《金星》（Lucifer）写了一封信，让校对者大惑不解：“AE——？”，这个双元音后面就发不出来了。尽管叶芝和拉塞尔势不两立，但两人共同促进了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影响他们诗歌的唯一因素就是他们自身高度发展的、植根于深奥体验论和对大自然尊敬的唯灵论。1885年是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俩共同创立了都柏林秘术兄弟会。次年，他们的朋友查理斯·约翰斯顿，一位都柏林神秘主义者，建立了神智学会都柏林分会，叶芝和拉塞尔都成了其中的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