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都柏林文学地图

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

这并不是说曼根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当然和戴维斯、达菲等人截然不同。事实上，我们看到曼根在一系列期刊上都发表有作品，这只是让人觉得他更模棱两可（如果不是难以捉摸的话）。对于这个诗人大家知之甚少。他总是离群索居，很少有人跟他交往密切而了解他。即便是他的自传资料中也有一些自相矛盾和时代错误，这些足以令人怀疑。传记作家曾经试图通过他人生最后较为公众化的十年来描述他的一生，这十年中他一直是精神空虚、经济紧张。

当然，曼根是都柏林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算穆尔和乔伊斯，曼根研究者布伦丹·克利福德描述这个诗人“是世界文学主流中一个真正的都柏林人”（Clifford 7）。这样说不无道理，不仅因为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都柏林：这一点跟其他爱尔兰作家不同，曼根在英国文学圈里几乎是默默无闻的；还因为曼根是纯粹的都柏林的产品——别的什么都不是——曼根一方面在“世界文学中默默无闻”（7），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国家也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克利福德看来，爱尔兰总是根据英国文学来决定出版哪个作家的作品，而且，从事创作的那些作家——甚至包括叶芝——事实上写的都是英国文学，因而，克利福德认为，曼根生存在夹缝中完全是因为他坚持站在爱尔兰人民的一边。克利福德的看法的确有点尖刻，但是至少解释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都柏林诗人会被排斥在诗选和学术研究之外。

曼根出生在菲山伯大街3号父母开的杂货店里，他的父亲本来是一个老师，后来转行开始卖杂货。现在，这栋房子已经不存在了。他外祖母家是从事牲口买卖的天主教徒，生意做得很不错，所以当曼根家继承了这家杂货店之后，他们总能轻易地得到外祖母家慷慨的资助。杂货生意很赚钱，曼根的父亲开始投资地产，特别是下卡姆登街附近的土地。不过，参加派对和开舞会等应酬活动需要一笔固定的开支，他生意上又赔了几笔，这样一来所有的财产都被挥霍一空了。家里光景好的时候，小詹姆斯在达比巷的考特尼学校读过一些书，还在钱思睿巷14号的布朗先生学院上过学，但是15岁开始，他就被迫成为了一位公证人的学徒。后来，他还曾得到牧师的资助，还曾在圣三一学院的图书馆工作过，他丰富的文学和语言知识也许就是这些时候获得的。

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的童年是不快乐的。他性格内向又体弱多病，而且还有偏执狂的倾向，“总是莫名其妙地感觉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萦绕在心头”（Mangan 9），因为这一点，他不愿与人交往。他父母以为他疯了，即便还没有到那一步，也差不多了，曼根在他混乱的自传中记载着，“那颗精神错乱的种子已经扎根于我的身体，后来便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15）。

曼根的《自传》（也许创作于他去世前的一年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经过了他作为诗人的创造性润色或者遭受精神错乱的干扰，这一点是不得而知的。根据这部作品，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改善他精神上承受的折磨。但是，很多学者总是回避某些细节：曼根人生最后几年一直精神错乱。他把自己在公证人那里的学徒生涯描写成了狄更斯式的地狱生活。整整三年，他不停地抄写，“大部分时候都不得不一动不动地坐着从早抄到晚”（Mangan 19）。当时来说，这样的工作时间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对于像曼根那样有创造性的人来说，让他做抄写员确实是一种折磨。随着家境日益败落，他们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在曼根的笔下，这是“欧洲最偏远荒凉的地方也难找到的最阴森的住所”，房子四面透风，到处漏雨，布满蛛网，地板肮脏，根本无法让人居住（19）。他的叙述中最荒诞的就是说，他生病的时候被迫和一个麻风病人睡一张床。不管是真是假，曼根将他一生的臆想症都归咎于这一段人生经历和随后感染的某种皮肤病。

情况真的有那么糟糕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找到时间学会了怎么写作。19世纪20年代后半期，他开始为都柏林的《难解之谜》杂志创作押韵的谜语，19世纪30年代早期，他开始为《都柏林便士杂志》写稿，这是一份专门研究爱尔兰古迹的学术期刊，存在的时间很短，由乔治·皮特里和约翰·奥多诺万共同担任编辑，后来二人都成为了曼根的朋友。后来，皮特里到都柏林担任地形测量局的局长，他聘请曼根为抄写员，这一职位为这位诗人提供了很多的时间待在图书馆，亲密接触爱尔兰过去的文学。(www.xing528.com)

皮特里和地形测量局的所有职员都属于这一关键时期最重要的古代爱尔兰编年史学者。为了确定历史古迹的确切位置，皮特里派他的团队到野外进行考古勘探，到都柏林各个图书馆进行文学调查。奥多诺万主要负责实地勘察，他的妹夫尤金·奥柯里负责从古代抄本上翻译传统文化知识，皮特里除了其他才能外还擅长画插图，所以他就负责绘制古代名胜，并发表相关论文。地形测量局只存在了很短时间，在此期间，他们一共从古代抄本中搜集了400多卷资料，详细介绍爱尔兰文化、语言和专门知识。通过皮特里的工作，一幅古代的爱尔兰完整画卷得以形成，这是一幅通过孜孜不倦的科学调查才绘制出的画卷。“从长远来看，他比托马斯·戴维斯、道格拉斯·海德，甚至也许比叶芝都重要。”维维安·默希尔在《爱尔兰现代文学》中评论说，“19世纪80年代受过教育的爱尔兰人都获得了对祖国历史的认识，而这一切都归功于皮特里……”（Mercier 13～14）。

皮特里的员工，特别是奥柯里，让曼根读到了古代爱尔兰韵文的译本。翻译德国诗歌选集时曼根初步展露了其翻译技巧，之后他开始着手将古代诗人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我们不知道曼根本人是否懂盖尔语，更让人捉摸不定的是，他经常在创作时参考几种不同的英语译文。他的《黑暗罗莎琳》也许是他所有诗歌中最令人难忘的，但是这首诗很多地方都借用了塞缪尔·弗格森的研究。该诗1846年发表在《民族报》上面，其原文作者是一个名为休·雷德·奥唐奈的诗人，奥唐奈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爱尔兰英雄，在诗歌中，郡主向爱尔兰（罗莎琳）讲述了他为国家进行的斗争。

《民族报》以及后来的爱尔兰人联合会都印刷了曼根的一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诗歌。例如，《西伯利亚》将饥荒困扰的爱尔兰比作狂风怒吼的荒原，这里的人民已经麻木、恐惧到不会“诅咒沙皇政府”。而《致英国异教徒约翰·布尔》则猛烈抨击了英国，因为在波斯语中“Djaun Bool”就是“John Bull”，如同美国是“汤姆大叔”，约翰·布尔也是英格兰的拟人化称号，而“Ingleezee Khafir”即“英国异教徒”，在中东地区这一说法用以指英国殖民主义者。

1849年霍乱大流行，夺去了羸弱多病的曼根的生命。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走在都柏林的大街上大家都感觉他像骷髅一样：脸色苍白、浑身疼痛、一顶宽大的黑色巫帽盖着满头白发。他吸食鸦片的瘾有多大并不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总爱喝酒。据说，很多个美丽的夜晚他都和威廉·卡尔顿在韦克斯福德街度过。尽管说法不一，但是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似乎大多居住在约克街6号。后来某个时候，他搬到布莱德街的一间陋室居住，一位老朋友米汉神父硬是把他送进了一家慈善医院，46岁时，曼根在医院去世。他死后葬在格拉斯尼文公墓。一块匾标志着他的出生地，而为了纪念他，在圣斯蒂芬公园也有一尊由奥利弗·谢泼德为他立的半身像。

圣斯蒂芬公园：位于都柏林市中心，是都柏林最大的乔治时代风格公园。曾是复活节起义的战场之一。

曼根的800多首诗歌中，只有少部分幸存到今天。特别令人困惑的是，我们所知的这些诗歌特征变化不一，从作品本身无法辨明他的精神信仰，尽管他为《民族报》写了很多作品，但他也经常为托利党的《都柏林大学杂志》撰写稿件，后来他酗酒过度，不仅他自己无法承受，该杂志的编辑也无法容忍了，自此他才不再为其写稿。该杂志是1831年由塞缪尔·弗格森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创办的，意在宣扬保守的新教徒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