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戴维斯：都柏林文学地图中的重要人物

托马斯·戴维斯

不远处就是穆尔同时代的托马斯·戴维斯的塑像，这里原本是威廉三世被毁坏的骑士塑像所在之处。塑像底座非常醒目的铭刻着他短暂的生平：一场高烧夺去了他的生命，当时，还差一个月就是他的33岁生日了。这对他所领导的“青年爱尔兰党”来说虽然算不上是致命的打击，但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他去世之后，该组织继续筹划1848年的反叛，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

作为一个诗人，戴维斯并无过人之处；他对爱尔兰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一些民族歌谣。对爱尔兰文学史来说，更重要的是戴维斯从一开始就献身于发展爱尔兰文学，这是他在爱尔兰周报《民族报》从事的许多事业中的一项，他的大多数作品也都发表在《民族报》上。

托马斯·戴维斯是家里最小的儿子，1814年生于科克郡，在他出生前一个月父亲就去世了。父亲生前曾是英国军队里的医生，祖籍威尔士，他们家族很久以前就定居爱尔兰了。戴维斯的母亲玛丽·阿特金斯来自一个新教徒家庭，她们家是随同克伦威尔搬到爱尔兰的。在这样一个根深蒂固支持英国的家庭里，戴维斯是怎么形成他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呢？具体细节没有人知道，但是，考虑到他对混合教育的评论和狂热支持，甚至为此不惜与奥康内尔组织断绝关系，我们可以推断他应该是在都柏林的学校里形成他的观念的。1818年，戴维斯刚刚四岁，他的母亲带着他们搬到了都柏林，他就读的第一所学校就是位于下芒特街的曼根神学院，这所学校实行的就是混合教育。后来，他就教育问题与丹尼尔·奥康内尔辩论时声称，在混合教育的学校里，结交到有着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同学，激发了他对所有国民的热爱。自从他们家搬到都柏林一直到戴维斯15岁，他们一直住在沃林顿大街的一栋房子里，但是，1830年，他们搬到了下柏高特街，在现在的67号，如今还有一块匾作为标志。戴维斯和他的母亲、兄弟、姐姐一起住在这栋房子里，直到1845年猩红热恶化在那里去世。

戴维斯17岁进入圣三一学院，在学校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对除此之外的事情他都不大关心。1836年，他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又花了一些时间在伦敦完成了法律学习，他回到都柏林，成为都柏林历史学会的一员。1838年，他面向学会全体成员发表演说，请求关注爱尔兰历史的学习，但是他的公众生活真正开始于1840年，当时，他在圣三一学院的历史学会发表了一个演说，公开指出大学课程设置过于陈旧，演说结束的时候，他恳求他的听众——大多都是新教徒的圣三一学院英姿勃发的毕业生——运用他们的智慧、知识和他们未来的权力职位服务国家。戴维斯选择在圣三一学院、在权力集团名副其实的堡垒进行这次演说，体现了他对爱尔兰的整体设想。丹尼尔·奥康内尔为解放和取消联合进行的斗争是为了天主教徒，他的斗争对象不仅是英格兰，更多的时候是爱尔兰新教徒，而戴维斯试图联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两个派系来建立一个爱尔兰共和国，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次年，即1841年，戴维斯和他的天主教徒朋友约翰·布莱克·狄龙会见了新闻记者查尔斯·加文·达菲。达菲是贝尔法斯特一家天主教期刊的编辑。第二年春天，他们三人再次在四方院子大楼见面，他们一起到凤凰公园散步，这次散步非常有名，正是此时他们定下计划要发行周刊《民族报》。在宣传他们杂志的广告中，他们写道，尽管已经有一些杂志存在，但在都柏林发行一份开放性的杂志还是大有必要的：

四方院子大楼（Four Courts）：位于利菲河的北岸，建成于1786～1796年间。在20世纪20年代的内战中毁坏。于30年代重建并开放。(www.xing528.com)

争取民族独立是他们的第一要义——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能够带领人民脱离贫穷，让他们享受民主立法的恩惠，还能够通过崇高的英雄爱国主义来点燃他们的激情、净化他们的灵魂，——一个不仅精神上独立而且实质上也独立的国家；——一个可以通过我们的风俗、文学和行动来实现独立的国家——一个可以包容新教徒、天主教徒以及异教徒的独立国家——不管是爱尔兰人还是克伦威尔拓居地的移民——不管是世世代代生活在此的爱尔兰人还是进入我们国门的陌生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会发动内战，但却能够主宰对内团结和对外独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可，也能够得到智慧、美德和远见的认同。（Mulvey 63～64）

戴维斯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达菲是编辑，狄龙是早期的策划人，但是后来只是默默地做着幕后工作。三个人年龄都不超过30岁，所以，以他们为先锋的新政治组织被称为“青年爱尔兰党”（这个名字不是他们自己取的）也是名副其实的。戴维斯仅在第一年就写了200多篇文章和社论，但是有时连达菲也会为杂志写点东西。除了文章之外，《民族报》还发表书评、世界新闻，以及诗歌。为了填充版块，达菲还让戴维斯为报纸写“民族歌谣”，达菲后来写道：

戴维斯向我保证说他从来没有发表过诗，尽管和大多数文化人一样，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他也曾写过很多的押韵短诗，但是，写完就撕了。过了两个星期，他拿给我一首《欧文·罗之死》……之后的三年，一周又一周，他像小鸟唱歌一样自然地大量创作歌曲。（Duffy 69）

戴维斯总共为《民族报》创作了80多首诗歌，其中包括流传至今的民谣——例如，《民族再现》和《西方在沉睡》，以及其他一些优秀的史诗——《冯特诺伊》等——但是他最擅长的还是言辞激烈的檄文。这份杂志非常成功，据估计大约有25万读者。1845年戴维斯去世，达菲组织了一个公开的葬礼，送行的队伍从戴维斯在柏高特街的灵床一直排到圣杰罗姆山公墓的墓穴，一尊高大的雕像标志着他的坟墓。

戴维斯并不是唯一一个为《民族报》创作的诗人。希普兰芝（Speranza）（王尔德夫人），尽管是一个联邦主义者，但是有一个时期跟“青年爱尔兰党”也有来往，《民族报》上刊登的最具革命性的诗歌，有一部分就是出自她笔下。但是她跟该报其他的撰稿人不同，这些人在1848年起义失败之后都以判国罪受到审判，而她却没有，这也许是由她的身份和地位决定的。达菲被捕关在了新门监狱，但是法律方面的杰出才能总可以为他赢得无罪释放或者缓期的判决，所以他绝大多数时候都能免除牢狱之灾。（1855年，他移民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政界滚打了很多年，1877年被封为骑士）约翰·基根·凯西为该报写了几首抒情诗，托马斯·德阿尔西·麦基也贡献了一些民族主义诗歌。但是詹姆斯·克拉伦斯·曼根是为该报创作的诗人中最有天分的一个，而且可能也是那个年代最有天分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