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穆尔：爱国主义者与文学地图

托马斯·穆尔

托马斯·穆尔总是画蛇添足。很多人赞扬这位音乐诗人，因为他用爱尔兰语给英语增添了新的魅力。的确，他的爱尔兰曲调经过英语词汇的重新包装就成了19世纪早期伦敦沙龙的时尚。后来，很多纯粹主义的批评家称穆尔是叛徒，他以牺牲爱尔兰诗歌为代价，硬是把它介绍到了英国其他地方；当然，只有在严格的民族主义背景下这才算是一种失败。即便是在穆尔最初的系列作品《爱尔兰歌曲集》（Irish Melodies 1808）中，也模糊提到了罗伯特·埃米特之死。罗伯特·埃米特是一个倒霉的爱国主义者，和穆尔关系很好，1803年起义之后被处死。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穆尔支持天主教解放，这一点在他的讽刺小说《洛克上校的回忆录》中尤为明显。然而，一方面因为他与英国贵族关系密切（1800年，他曾把《阿纳奇瑞恩颂》（Odes of Anachreon）献给了雷金特王子），一方面因为他不支持奥康内尔的取消联合运动，另一方面，正如普利斯特里在《穆尔日记》（ix）的序言中所言，“英国人心目中爱尔兰人就应该是他这个样子”，所以，穆尔和他的作品在爱尔兰并不成功，因为他不符合爱尔兰饥荒及其创伤背景之下一触即燃的民族主义。然而，这对他来说并非坏事，在国内受到冷落的穆尔带着他的伤感的爱尔兰形象漂洋过海来到英格兰。

穆尔是食品酒水商的儿子，1779年出生在昂基亚街12号，现在，这栋建筑上还有一块匾标注他的出生地，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这里是一个爵士乐俱乐部。他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很同情民族主义事业。在学校他也是一个好学生，先是在格拉夫顿街79号谢立丹的母校塞缪尔·怀特学院就读，1793年禁止天主教徒就读圣三一学院的禁令解除之后，他又第一批进入圣三一学院。在那里，他遇到了埃米特，并积极参加历史学会的辩论，草率加入“爱尔兰人联合会”，也熟悉了爱德华·邦廷的新作《爱尔兰古典音乐选集》。毕业之后，他又回到伦敦学习法律，《阿纳奇瑞恩颂》的初步成功为他在百慕大赢得了一个清闲而报酬丰厚的职位。1808年开始，《爱尔兰歌曲集》由最初的创意人鲍尔（J.Power）在伦敦出版，这些歌曲多半都配上邦廷的曲调。这帮助穆尔走向了成功之路，直到1834年他还在继续为该系列写东西。他的歌曲《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和《水之会》最初都发表在《爱尔兰歌曲集》上面，直到今天还很受欢迎。他成了拜伦和沃尔特·司各特的朋友，他的长诗《拉拉路哈》（Lalla Rookh 1817）为他带来了一笔3000英镑的巨额预付稿酬，根据拜伦的建议，这篇诗歌被赋予了东方情调。故事讲述了一个公主从德里长途跋涉到克什米尔，去与布卡里亚（Bucharia）的国王成婚。在路上，年轻的诗人费瑞穆尔（Feramore）为其讲述了很多故事逗她开心，结果公主爱上了他。这首诗花费了穆尔四年的时间，完成之后，其浓厚的东方情调打动了读者，其故事细节甚至给中东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表面看来，《拉拉路哈》的叙述技巧之一就是寓言，波斯拜火教徒与残暴穆斯林之间的对抗象征爱尔兰和英国的斗争，而哈费德和欣达之间的爱情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穆尔的朋友罗伯特·埃米特和他的秘密未婚妻莎拉·柯伦。1852年穆尔去世的时候，该书已经印了20版。

穆尔的读者多半是英国人，很久以后他才受到爱尔兰的重视。“为英国客厅创作的歌曲，”穆尔的传记作家斯特朗写道，“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爱尔兰人民那里”（Strong 138）。1830年，穆尔回过一趟故乡，他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记录在他9月14日的日记中：

（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不会相信的）跟英国人相比，爱尔兰人（至少在听我的歌的时候）冷漠得多。没有我在英国演出时常见的那种热烈场面，没有我所习惯的那种朝向钢琴的拥挤，也没有想要听更多的热切。这也许是因为我在这里被当做了所谓名人，也许是因为良好教养和优雅礼貌的观念，也许有些东西更时髦更英国化而无法感动他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我最不期望的事情。（Moore 151～152）(www.xing528.com)

这种情形也许是因为穆尔离开都柏林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住过，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伦敦或者在欧洲大陆完成的，为了还清一笔坏账，他曾经被迫住在欧洲大陆。他雇用了一个人代他在百慕大任职，结果，这个人挪用公款被抓，穆尔不得不承担这笔债务。在巴黎，他不停地写作筹钱。他见到了拜伦，拜伦委托他替自己写回忆录，后来跟拜伦的朋友和家人激烈争吵之后，经过再三思考，他决定出于对拜伦太太的尊重而烧掉回忆录。1822年，穆尔最终还清了债务并搬回英格兰。

晚年，穆尔在散文方面获得了一些成就，他写了几篇传记，其中甚至还有一篇是不惜冒犯他的英国赞助商而以反政府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为传主的。考虑到这些，考虑到穆尔为爱尔兰人赢得的英国人的情感，只有在中世纪爱尔兰反复无常的环境之下他对爱尔兰文学的贡献才能被当做缺陷。而身处这种反复无常之中的托马斯·戴维斯曾经在其周刊《民族报》上批评穆尔，宣称即便是他的政治歌曲也“太沮丧柔弱，根本无法激励人民忘记自己作为奴隶的屈辱自豪地走向独立”（Davis 206）。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关于爱尔兰民族（以及爱尔兰民族文学）的呼声越来越高，穆尔也被贬低到了爱尔兰文学史的边缘，被看做是一个没有爱尔兰生活背景，或者没有意愿获得爱尔兰生活背景的人。叶芝在概述《爱尔兰流行民谣诗歌》的时候直接就把穆尔排除在外了，他在文章中说穆尔、勒夫尔和里维尔“从来都不是人民的诗人”。

穆尔生活在客厅里，到现在还可以在那里找到他的读者。里维尔和勒夫尔因为民族的原因而持不同的观点，写作的时候考虑的都是伦敦。他们从来都没有为人民而创作，因此，不管是诗歌还是散文，他们都没有忠实地描写人民。对于穆尔来说，爱尔兰只是一种比喻，对于里维尔和勒夫尔来说，爱尔兰只是快乐的小丑，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一说“陛下”他就会被表扬、怜悯和嘲笑，根本就不会被当做一个严肃、悲剧的人物来看待。（Yeats，Uncollected Prose 161～162）

尽管他的立场游移不定，一般说来穆尔仍然被看做爱尔兰的民族诗人，他去世之后的第6年，即1857年，学院公园竖起了他的塑像。在《尤利西斯》中还曾经提到利奥波德·布鲁姆从“汤米·穆尔调皮的手指下”走过，记录了安放该塑像时的趣事。“他们恰好把他放在了一个便池的上面：这正是‘水之会’啊！”（Joyce，Ulysses 133）暗指穆尔出名的爱尔兰曲调《水之会》。之后，便池就被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