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卡尔顿和查尔斯·马图林-都柏林文学地图

威廉·卡尔顿和查尔斯·马图林

如果说勒夫尔和里维尔缺乏真诚与现实主义的态度，玛丽亚真诚但是不现实，那么威廉·卡尔顿非常现实，但是却一直都在努力让大家认为他是真诚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他完整地描绘了爱尔兰农民的生活，但是却没有人说他是真诚与现实的结合，一方面是因为他爱喝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好色，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经济状况迫使他经常为钱而写作，谁给钱他就为谁写。找他写东西的人经常都是那些新教徒的出版商，因为卡尔顿曾经为了成为一名天主教牧师而接受训练，后来又放弃了，他们想让卡尔顿写一些反对天主教的宣传作品。仅仅是出于经济需要，卡尔顿任由他们摆布，因此，尽管在他的一些最优秀和最普及的作品中卡尔顿立场鲜明地站在天主教一边，但却一直背负着偏执狂的恶名。也许，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文笔那么犀利，他一生中以及死后所遭受的污蔑也不会那么严重。

卡尔顿出生在蒂龙郡一个贫穷的天主教农民家庭，他是家里1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中有6个孩子在卡尔顿出生之前就夭折了。卡尔顿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佃农。他的父母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过父亲英语和爱尔兰语都说得很流利，而且记忆力非凡，能够背下整部《圣经》，能够按音节和诗行的数目背诵段落，最出名的是，他知道很多的故事、诗歌以及其他一些爱尔兰民间传说，卡尔顿宣称没有一个是他父亲没有讲过的。生前他并没有完成他的自传，自传中他无时无处不在哀悼爱尔兰教育的贫乏，他肯定在想如果不是法律禁止天主教平民接受教育，他的父母亲会是什么样的。卡尔顿在学校成绩很好，所以被指定为牧师的储备人才，但是年龄大一些之后，他觉得很难接受罗马天主教堂的一些教义。他熟知古典文学，又受到一期《吉尔·布拉斯报》的鼓舞，于是1818年他来到了都柏林。

他的自传详细描述了他在都柏林的早期生活，当时，他连找到食物都很难，更不要说找工作了，但是，卡尔顿觉得自己谋生的最好选择是当一名教师。时而诙谐风趣，时而高深莫测，他详述恐怖的厄运和陌生人的鼎力相助。步行到达都柏林的时候已是深夜，他在德提街租到一间房（卡尔顿生前这条街已经改名为桥墩街）。但是房东发现他几乎身无分文，就认定他是一个穷光蛋，大半夜里威胁说要把他赶出去。他再三祈求，房东才允许他睡在地下室。在地下室里，成群的乞丐、醉鬼、流浪汉和残疾人都睡在稻草铺成的床上，就这还多亏了都柏林的《济贫法》（Poor Laws）制度，这些身无分文的人才不用睡到公园里或者大街上。

地下室可真大，相比之下，但丁的地狱入口简直就是天堂。我了解都柏林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也许比任何身在其中的人都更了解它。在都柏林，我一直生活在自由之中，生活在它每一次的终结与重新开始，因为贫穷，我被迫住在城里最差的地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那天夜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若非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绝对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的。（Carleton，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eton 163～164）

这些不幸的人，要么缺胳膊少腿，要么就是大脖子病，他们组成的可怕场景“让我不禁想到这么大的群体想要维持生命而行骗时所需的不正当天资与才智”（164）。卡尔顿估计都柏林大概有二十多个这样的地下居所，1832年霍乱爆发之后，这些场所都受到严密的监视。他的估计还是很保守的：在1841年到1857年之间，都柏林曾经关闭了2205个这样的地下居所，另外还有几十个一直使用到1873年。难怪卡尔顿会接受任何工作和救济。

没有钱，没有朋友，卡尔顿在都柏林到处游荡。走到城堡街的时候，站在一家与他同名的人开的鞋店前面，想到自己一贫如洗，他忍不住放声大哭，鞋店店主给了他5个先令。他住在穆尔街4号，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白痴裁缝，这个裁缝委托卡尔顿帮他写回忆录，作为报酬，裁缝为他的食宿买单，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到了该结账的时候，裁缝突然消失了，卡尔顿没有办法也只好突然消失。之后，他又搬到圣玛丽巷，在那里他受到女房东的青睐（据说卡尔顿英俊潇洒，体格健壮），后来他离开的时候，为了不付巨额租金还拿两人的关系做威胁。之后他就搬到了弗朗西斯街，那间房刚好临近一家开放的图书馆，在那里他尽情欣赏了图书馆里所有的淫秽书籍，有时候一天都能读16个小时。“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淫秽、下流的书籍……放到一起过。很难说他们是怎么找到书商来出版这些书籍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逃避检查的。”（176～177）

最后，卡尔顿确实设法找到了几份教书的工作，等他有了一点钱，就开始造访都柏林的奢侈场所，他频频光顾皇冠街剧院和皇家剧院，去听音乐会、看戏。皇冠街剧院是1758年由演员施普朗格·巴里出资所建，皇家剧院位于霍金斯街，两个剧院都没有保存下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马什图书馆的助理图书馆员，据他所说这个图书馆“几乎无人知晓”，从那时候开始他成了那里的常客。“这是我见到过的第一家公立图书馆，”他写道，“我当时都不知道那么多的书该怎么去读，或者换句话说，不知道哪里能找到那么多的学者来读这些书。”（189）

这个利用率并不高的图书馆为数不多的常客之一是哥特式小说家查尔斯·马图林，他的好几部小说都是在那里创作完成的。马图林出生在都柏林的一个胡格诺教徒家庭，他们这些家庭都是1685年《枫丹白露赦令》颁布之后移民到都柏林的。他在圣三一学院学习牧师专业，1800年毕业被任命为爱尔兰教堂的牧师。1805年他结婚成家。他获得了昂基亚大街圣彼得大教堂的助理牧师之职，但是，跟斯威夫特一样，他的牧师生涯也到此为止。由于缺钱，马图林开始辅导学生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同时开始创作小说。1807年，他自费出版了《致命复仇》，这部哥特式小说几乎无人问津。1808年，他完成了《爱尔兰野蛮男孩》，这完全是之前一年悉尼·欧文森·摩根夫人的《爱尔兰野蛮女孩》的翻版。后来他发现一篇匿名书评对他的《致命复仇》评价很高，而其作者正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至此，他时来运转，并开始与司各特通信，给马图林增添了信心，也给他带来了朋友，而二者都是马图林渴望的：1809年他的父亲刚刚丢了爱尔兰邮政总局道路稽查员的工作，1813年他的兄弟又宣布破产。马图林把他的剧本《伯特伦》寄给了司各特，司各特把它推荐给拜伦，1816年拜伦在伦敦将该剧搬上舞台。这一戏剧最终赚了不少钱，也给马图林挣了1000英镑，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替兄弟还债了。

尽管手头依然不宽裕，但此时的马图林已经小有名气，卡尔顿在马什图书馆都能认出他来，而且还知道他就住在约克街37号。卡尔顿在自传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决定去造访阴森的马图林，去看看“天才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他说这种话并非出于真诚，是挖苦话。在他的笔下，这个哥特式小说家穿着拖鞋和一件宽大的棕色外套，像是救济服一样。“当时我很少读到天才的行为习惯和个人外表的描述，所以也不知道根据他的行为习惯和个人外表得出什么样的推断”（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eton 190）。事实上，马图林的古怪早在卡尔顿遇到他之前在都柏林都是出了名的，直到卡尔顿写了与他的相遇，可以说除了他的古怪大家对他都知之甚少。原因之一就是这位牧师好像无法停止跳舞，他白天躲在约克街自家的窗帘后面跳，一直跳到深夜。他的衣着也变化不定，从卡尔顿见过的破衣烂衫到最新款的马裤。他喜欢当着众人的面写作，为了向周围的人表明他正在工作，他会在额头上贴一张纸条。他要是觉得自己对周围人的谈话产生了好奇心，就会用面糊把自己的嘴巴紧紧粘住。他很自负，但也缺钱，他写作既是为了名也是为了利。当时，他努力想找一种恰当的文体来表达自己古怪的看法——碰巧他找到了日渐衰败的哥特式小说——他也创作了该类作品中的一些经典。

并不是马图林的所有作品都可以彻底地归为哥特式的——特别是最初《致命复仇》失败之后创作的两部民族主义作品——但是，即便他最现实的小说也总是保留着一种阴郁、悲壮的基调。他的成功之作《伯特伦》刚刚完成，就又写出《女人》，这部作品刻意地进行现实主义描写，但是，在马图林的笔下，小说还是从空寂无人的凤凰公园开始，深夜里，主人公德库西独自一人，而且多少有点迷路，走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

晚上七点半，他终于到达了都柏林市郊，当时他已经到了巴拉克大街的街口，结果走错了方向，走到北环路上去了，听着城市的喧嚣就在不远处，看着城市的阑珊灯火就在眼前，感觉就在身边，他来到了大运河桥。桥上一个人也没有，他刚一上桥，忽然听到一个女人刺耳的尖叫，他吓了一跳，但是尖叫声嘎然而止；——他向前冲去，——一辆马车从他身边疾驶而过，很快，滚滚的车轮声就消失在了远方，唯一能够辨别的就是它朝着乡村方向驶去了。（Maturin，Women，or Pour et Contre 10）

恐怖的黑暗、疾驶的马车、女孩痛苦的尖叫和男人“恶言恶语”催促车夫的声音直到一间破旧的小屋那里还在继续，这里住着一个精神失常的老太婆（德库西在这里将女孩救了出来），但是哥特式的描写到此戛然而止。尽管此处似乎稍微有点不平衡，这本书卖得还是相当好。(www.xing528.com)

马图林今天依然是声名远扬，或者是因为他的哥特式代表作《漫游者梅尔莫斯》，或者是因为他是奥斯卡·王尔德的伯祖。王尔德因为鸡奸罪名在伦敦的老贝利中央刑事法院刑满释放之后流亡法国，当时他用的化名是塞巴斯蒂安·梅尔莫斯，这个名字就是再三思考之后借用的马图林的浮士德式人物的名字。《漫游者梅尔莫斯》是一部框架小说，有时叙述层次有三四层之多。故事主要围绕圣三一学院的学生约翰·梅尔莫斯展开，梅尔莫斯的叔叔因为受到惊吓奄奄一息，他交给约翰一份破旧的抄本。从叔叔和抄本那里，约翰发现他的祖先（漫游者）为了长生不老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他已经150岁了，他周游世界，纠缠别人像他一样卖掉自己的灵魂。然而，不管处境如何艰难，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梅尔莫斯做这笔交易。马图林的目的在于展开说教，这也是他在该书前言中引述的核心内容：

此时此刻我们在场的各位，无论我们是否已经背离了主，是否违反了主的意愿，是否忽视了主的福音——是否有人愿意拿自己的灵魂来换取人类可以利用或者尘世可以给予的一切呢？——没有，没有一个人——在尘世间没有这样的傻瓜，谁提议反对谁就是人类的敌人。（Maturin，Melmoth the Wanderer ix～x）

尽管这个动机很高尚，但是这一主题思想在小说中并没有体现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小说主要叙述了引人入胜的可怕经历，另一方面因为它着重描写了人性的残酷。《漫游者梅尔莫斯》出版仅仅四年之后，马图林就去世了。尽管当初这本小说一举成名，但是他去世不久之后，小说和马图林就一起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直到1894年，奥斯卡·王尔德为该书写了一篇新的序言，小说才得以再版。如今，这本书还可以买得到，在哥特式作品爱好者看来，它俨然已经成了不朽的经典之作。

1824年马图林去世的时候，卡尔顿还没有开始出版作品。但是，从1828年开始，他的文章和故事定期出现在都柏林的各个杂志上。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多格湖朝圣者》是应恺撒·奥特韦之邀写成的，恺撒的《基督徒察验者》反对天主教的遁世。虽然卡尔顿离开了教堂，但是他宣称自己对天主教徒和牧师并没有任何仇恨。尽管这一点在他的作品中并不明显，但也许是真的。其他还有一些作品刊登在《家庭杂志》、《都柏林大学杂志》和《民族报》上面。《民族报》是托马斯·戴维斯和民族主义的“青年爱尔兰党”的传播媒介。尽管如此，在写给《基督徒察验者》“反罗马天主教”的作品的背后隐藏着他的冷漠，所以，卡尔顿从未产生任何民族主义的观点，或者即便他真的产生了这种观点但从未公开过。

1830年，都柏林出版商布鲁克出版了卡尔顿的《爱尔兰农民的特性与故事》中的两卷。到1834年他发表在奥特韦的杂志上的故事被选编成册再次印刷，书名为《爱尔兰故事》。1842年《爱尔兰农民的特性与故事》的插图摘要本出版，书中的人物性格描写十分精准，以至于后来被当作了人类学文献。卡尔·马克思对第一卷非常着迷，1879年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该书，该书作者虽然根本不懂什么文体，但是“他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对事实的描写。作为爱尔兰农民的孩子卡尔顿比里维尔和勒夫尔都更了解自己的描写对象。”1876年，《爱尔兰农民的特性与故事》出了第11版。1845年，卡尔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瓦伦丁·麦克拉奇》，这是一部针对奥兰治党政治活动的讽刺作品，卡尔顿小的时候该党成员曾经半夜闯到他们家里恐吓其家人，而且还用刺刀刺伤了他的妹妹。（18世纪晚期，为了回应偏向天主教徒的立法而出现了这一新教徒组织，1795年为了保护新教徒的利益，奥兰治党成为一个秘密社团，甚至在英格兰都有其地方分会）这本书很明显的是偏向爱尔兰天主教徒的，驱逐天主教徒的场景特别让人伤感。

《瓦伦丁·麦克拉奇》出版的同一年，大饥荒开始在爱尔兰肆虐。细心的观察员已经指出爱尔兰农业存在发生灾难的潜在危险：耕作方式老化，国民没有文化、人口日益增长、土地数量太少而且他们完全只是依赖一种作物——土豆——这与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市场需求密切相关——当时一种新型真菌在爱尔兰潮湿的天气中侵扰土豆生长，所有这一切共同导致了最坏的结果。土豆歉收之前，很多人都已经在死亡线上挣扎了。最后的统计数字是惊人的：一百多万人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还有一百多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仅在1847～1851年之间，爱尔兰人口就锐减180万，进入20世纪还在继续减少。

卡尔顿在《黑先知者》中曾经描述了大饥荒，他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大饥荒还在农村快速蔓延，“那是一个无比萧条、贫乏、穷苦的时期”。在前言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意图：详细介绍饥荒的种种细节“以唤醒那些立法者能够以一颗仁爱之心来认识我们国家持续已久的灾难”（iii），像介绍历史一样来叙述，让那些足够遥远的人不至于忘记这场灾难：，

（鉴于）我们的立法机关在这样的事情上一向比较健忘，恰如我们中间那些无情之辈。作者认为在此记录下大饥荒时期的真实历史，记下人们不断地忍受着的死亡饥饿时期，对国民是有益的，这样，也可以指望那些或许会对救灾产生兴趣的人。（iv）

该书是写给首相约翰拉塞尔（John Russell）的，拉塞尔和他的前任皮尔一样选择坚持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而不是为挨饿的人集中购买食物。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消灭国内的不良分子，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主张是错误的。

不管是《瓦伦丁·麦克拉奇》还是《黑先知者》都没有《韦利·莱利和他亲爱的珂林·布朗》那么成功，该书曾印刷了50多版。以《刑法》为背景，该书根据同名的流行街头民谣创作而成，但也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卡尔顿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的自传——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尽管结尾有些唐突，但整部作品强劲有力、幽默风趣、如数家珍。从大约1853～1855年，他住在都柏林北郊马里诺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就在费尔维尔公园北面的马里诺街3号。现在，那个街区的卡尔顿路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后来，他在南都柏林伍德维尔的拉斯格大道2号的一栋房子里安度晚年，直到1869年去世。本尼迪克特·基利，可敬的卡尔顿传记作家，到杰罗姆山公墓扫墓时曾经献上了这样的颂词：

站在栗子树的荫凉里，我总是很难相信安睡在地下的是一个苍老、虚弱、长满胡子的老人。风吹动着树叶，小鸟大胆地飞进城市，站在枝头歌唱，地下回应他们的肯定还是一颗年轻、热切的心，而身体呢，也必将是一个小男孩强壮的身体，他和爱尔兰那些迷失的人们一起永远在绿色的山谷中闲逛。（Kiely 197）

20世纪初的凯尔特复兴运动者把他们能搜集到的一切荣誉都给了卡尔顿，叶芝在1889年的《卡尔顿故事选编》的引言中指出，他是“爱尔兰最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完全从凯尔特的视角讲述故事”。（Carleton，Stories from Carleton x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