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文学地图：《联合法案》与衰败

《联合法案》及都柏林的衰败

到了18世纪90年代，西敏寺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变爱尔兰的形势。成立于1791年的“爱尔兰人联合会”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辩论小组，它学习法国大革命，准备开始暴动；各个城镇都充满了反叛的喧嚣；英国忙于和法国作战，也没有多余的军队渡过爱尔兰海来镇压暴动。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和“爱尔兰人联合会”原本预想这场反叛是不同派系的联合行动，但是与往常一样，刚开始不久，对反叛据点的一次大扫荡就彻底熄灭了反叛的火焰，这次反叛彻底失败。事实上，1801年的《联合法案》意在干净利落地清除爱尔兰的所有麻烦。他们承诺解放天主教徒，爱尔兰可以和英国自由贸易，爱尔兰可以在西敏寺拥有席位，但是爱尔兰议会需要解散。

约翰、罗伯特和莎拉

约翰·菲尔波特·柯伦生于科克，1775年到圣三一学院学习，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法律职业生涯。他通过公开演说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成为18世纪最有天赋的演说家之一。作为律师，全的才智和勇气相当。1798年起义爆发的那个年代，法庭腐败，贿赂盛行，武力威胁极为嚣张，当时，他主动承担为哈密顿·罗恩、西奥博尔德·沃尔夫·托恩、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及其他一些起义领袖辩护。在他的公众生活中，柯伦一直都在为爱尔兰独立和天主教解放而努力。在18世纪末期，尽管他不赞同武力反叛，但他也强烈反对联合。

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柯伦不允许自己的女儿莎拉与年轻的反叛者罗伯特·埃米特来往。但是两个年轻人深深相爱，他们仍然保持着秘密通信。为了不让父亲发现他们的恋爱及后来的订婚关系，莎拉给罗伯特写信一般都用电码，而且也不写落款。后来，埃米特到都柏林与莎拉相会时被捕，当局在他的外套里搜出了所有的匿名情书，并逼迫埃米特说出其恋人的姓名，但是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埃米特设法巧妙地掩护了莎拉的身份。1803年秋，埃米特被狱友出卖，莎拉身份暴露。士兵到柯伦家里搜查，趁他们还在楼下的房间搜查，莎拉的姐姐在楼上烧掉了罗伯特的所有来信。得知真相的约翰·柯伦大怒，与莎拉断绝了父女关系，莎拉逃往科克。而埃米特在发表了著名的《被告席上的演说》的当天就被严刑处死。

都柏林出现了暴动，亨利·格拉顿和钱塞勒勋爵进行了一场决斗，并亲手射杀了钱塞勒勋爵。

这件事在都柏林引起了轩然大波。失去了世界之都的地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维持经济，都柏林很快开始衰败，直到20世纪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社会精英都离开了，大部分都去了伦敦，他们带走了他们的文化和财富。之前，这个城市的贸易主要依赖于这个群体对奢侈品的需求，现在他们一走，需求也就没有了。有钱人都在郊区建房，这更加剧了市中心的贫困。监狱里关的都是债务人。乔治亚风格的房子都空了，失去了其价值，随着都柏林人口的持续增长，这些房子都成了贫民窟，结果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景象：一贫如洗的人住在破旧失修的房子里，入口却是大理石铺就，楼梯也是富丽堂皇。负责城市改进的“街道拓宽委员会”逐渐失去其意义和权力，最终于1841年取消。甚至曾起草方案要将圣斯蒂芬公园都建上房子，幸亏这一计划没有实施。本着很大的希望建成的议会大楼却以4万英镑卖给了爱尔兰银行。英国政府宣布，议会大楼内部进行结构整修，以后这栋楼永远不得用作辩论场所。以后的很多年中，这一改变成了被剥夺公民权的都柏林人永远的噩梦，不断提醒他们“要是……”。詹姆斯·乔伊斯在《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有关于它的回忆：(www.xing528.com)

迪达勒斯先生又在大厅里迟迟不肯离去，他不停地朝四周和屋顶张望，对催着要他走的斯蒂芬说，他们正站在昔日爱尔兰议会的下议院里。

上帝保佑！他虔诚地说。斯蒂芬，想想那个时代的人吧，希利·哈钦森，弗勒德，亨利·格拉顿，查尔斯·肯德尔·布希，再想想我们现在的这些贵族，国内外爱尔兰人的领导。哦，向上帝保证，他们绝对不肯和那些人在一起死在十英亩的一块地方。他们不会的，我的大小伙子斯蒂芬。很遗憾，他们只不过像我过去那样，忘乎所以迷三倒四地到处流浪。（Joyce，A Pro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96～97）

雪上加霜的是，天主教平等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联合法案》实施之后，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地位仍然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在一些权力部门。对真正意义上公民权的需求将伟大的丹尼尔·奥康内尔推上了历史舞台。他的出生地不在都柏林，也没有在都柏林上过学，但是，1824年却被选举为都柏林市长。为了纪念他，萨克维尔街，这个都市的主干道，也用他的名字重新命名。他的塑像和福尔利的塑像一起立在这条街靠近桥的位置。这个“爱尔兰的无冕之王”在都柏林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高档的梅瑞恩广场58号。

奥康内尔来自克里的一个古老贵族家庭，这个家庭从来没有受到过《刑法》的迫害与影响。作为一个法律专家，他第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800年，当时他面向都柏林的群众发表演说，猛烈抨击《联合法案》提案，他勇敢地宣告，如果非要在《联合法案》与《刑法》之间作出一个选择，天主教徒宁愿选择毫无道理的《刑法》。他真正赢得“解放者”的称号始于1823年，当时他开始参与天主教联合会。深感天主教人民急需公民改革，奥康内尔不是在立法上（这是由法律负责的），而是在大规模的公众论坛方面努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在都柏林伯码头的谷物交易所大楼，奥康内尔开设了商店。在全爱尔兰天主教教士的帮助之下，他的很多草根组织就成了兵营，为天主教徒提供夺取领导权的工具。在这里，丹尼尔·奥康内尔对爱尔兰文学的影响也许比历史上的任何人都要大：他倡导使用英语语言。他认为说英语可以推进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也能使实现独立的和平战争更加容易。奥康内尔的建议，加上1848年大饥荒对爱尔兰人民造成的毁灭性的影响，带来的结果是富有戏剧性的：盖尔语不得不被19世纪信仰复兴运动的人永久“缅怀”。

他的组织于1829年为天主教争取到了参与议会的权力，然后又进一步到西敏寺争取废除《联合法案》。尽管有爱尔兰人民的鼎力支持，但是事实证明想要在这方面建立新教徒联盟是非常困难的。奥康内尔多年的对头罗伯特·皮尔爵士最终于1844年将其投入监狱，尽管他很快就被释放了，但是这一段经历搞垮了他的身体。奥康内尔在伦敦硕果累累，但是却没有达到最终的成功，这一点激励了急于求成的“青年爱尔兰党”（Young Irelanders），这个组织将再次为其事业拿起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