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伯克：都柏林文学地图

埃德蒙·伯克

埃德蒙·伯克最终在文学俱乐部和约翰逊、戈德史密斯，以及其他一些名人走到了一起。在圣三一学院拿到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伯克1753年来到伦敦，在坦普尔学习法律。尽管在都柏林的时候他能够轻松应付所有的作业（这一方面他跟曾经留级的戈德史密斯截然不同），现在却发现文学更能引起他的兴趣。伯克1729年元旦出生于都柏林阿兰码头路12号。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也是爱尔兰教会的成员；他的母亲是一个天主教徒，其父母这种混合信仰的婚姻使这个家庭免遭《刑法》的迫害，伯克被作为英国国教徒抚养，这也保证了他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由于他体弱多病，伯克童年时代主要和母亲的亲戚一起生活在爱尔兰乡下。近距离地感受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年少聪明的伯克肯定非常痛心：因为作为社会上层，他完全可以养尊处优，但天主教解放运动却令他欣喜不已。后来伯克娶了天主教女孩简·纽金特为妻，这无疑更增强了他的这种意识。正如早期的一篇传记所述：“由于她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伯克先生对这一宗教教派愈感亲切与同情”（Aikin 366）。18世纪晚期甚至有流言传说伯克秘密受洗加入天主教，这一点始终没有得到证实。

1744年回都柏林就读于圣三一学院之前，伯克曾在巴里托尔的贵格教会学校学习。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伯克广泛阅读文学、玄学、逻辑和诗歌作品。他的父亲希望他能够从事法律工作，这样就可以到伦敦和坦普尔发展，而伯克决定从事写作，这一分歧曾导致父子关系破裂了许多年。

到伦敦不久，伯克开始给这个城市的各种报纸杂志投稿以增加收入，之后，很快就在文学圈崭露头角。1757年，其作品《论崇高与美丽概念根源的哲学探讨》寥寥数语提出假设：崇高导致恐惧，美丽带来关爱。这篇文章绝非累赘冗长之作，而是短小精悍，至今仍对美学理论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他还与人联手创建了《年鉴》，百科全书般地记载当年的大事要事，30年来，他一直从事该期刊的出版发行工作。随之而来的荣誉让伯克结交了很多有权有势的朋友，也正是他们在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使他能够从政多年。伯克成了众议院里呼声最高的成员之一，成了被压迫人民的捍卫者。令人吃惊地是他弹劾了英印总督沃伦·哈斯丁（Warren Hastings），以借此凸显更广泛的英国统治的不平等。他为美国殖民地居民的权利而斗争，其《调和不同群体的演说》表明王权侵犯殖民地居民的自由就是侵犯自由本身。在人权启蒙思想的鼓舞之下，他勇敢地捍卫爱尔兰人的公民权。然而，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后来的民族主义者将他推到了一个令人崇拜的高度，但伯克从来没有支持过爱尔兰独立，也许他当时并不能领悟独立的内涵。

那么到底是什么使伯克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呢？考虑到他生活的时代和他的社会地位，公平地说，他确实已经为爱尔兰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坚决捍卫爱尔兰议会的权威，他为解除有害的贸易管制而奔走，他为爱尔兰人民大众谋取福利。

爱尔兰《刑法》始定于1641年，当时是为了应对起义，后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补充而最终完成。对于一些社会阶层来说，它基本没有法律效力，但根据《刑法》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受教育权、选举权，同时很多其他权利受到限制，如从事法律、教书、参军、参加陪审团、担任公职或者执法职务、拥有武器、雇用两名以上员工（除非是从事纺织生产业）、甚至拥有或转让财产的权利。很多人缴纳的税费是他们的新教徒邻居的两倍。《刑法》明确指出，其目的就是为了根除爱尔兰的罗马天主教。当然，即便是在成文数十年后，该法律也没有生效。英格兰创造了不幸的天主教徒，而不是英国国教徒。

伯克一直都在忙于界定英国国会的权力，通过为美国殖民地居民辩护来竭力挽回英国的面子，直到晚年，他才开始真正关心自己祖国的大业，却没有成功；他为爱尔兰人民而战，也失败了。但是他的演说也许是西塞罗以来少有的精品，丘吉尔的演说至多也只是望其项背。丘吉尔在其作品中提到伯克，说他是“可与祖先相提并论的演说家……也许是爱尔兰培养的最伟大的人”（Churchill 143～144）。伍德罗·威尔逊描述道，对他的那个年代来说，伯克太聪明了，反倒没有什么益处：

大家都知道伯克的一生都在议会度过，大家也都知道他表现出来的口才如同我们的文学一样不朽；但是面对确凿的事实，所有的人都疑惑为什么一牵涉到扭转乾坤的大事他就无计可施……作为人民的领导，你必须领导你这一代人，而不是下一代……而且，伯克的天分让保守派不安，这样一个思想丰富的人又怎么会安全呢？（Wilson，Leaders of Men）(www.xing528.com)

这并不是说埃德蒙·伯克在自己的时代不受欣赏。塞缪尔·约翰逊一向很吝惜对别人的褒奖，但他却对伯克大加赞扬，他说：“下雨了，你跟这个人一起在棚屋下躲雨，过不了五分钟，你就会认为他是你见过的人中最伟大的一个。”（Piozzi 209）他的演说迷住了众议院。最令人惊奇的是伯克能够有效地将具体的政治辩论提升到柏拉图式的理想层面。以他支持自由贸易的演说为例：

上帝将大地交给了人子，在这一给予之中，他无疑赋予人子丰富的资源以供其需，他慷慨给予、不容不足。我们自然的缔造者已经提前写下了这一点，也已经写下了相同的法则，那就是：人类通过劳动才能吃到面包。因此我相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能仅仅为了他们的一己私利而大不敬地说自己无须劳动便可得食；我也相信他们没有权力阻止别人劳动，或者扣留面包。不管直接还是间接，爱尔兰都没有为其贸易管制得到任何补偿，因此，不管是出于公平正义，还是出于一般的诚实，爱尔兰都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制约。（Burke，The Beauties of the Late Right Hon 408）

关于禁止天主教徒受教育的法律，他说：

但是当我们宣称要恢复人们财产的时候，拒绝给予他们发展思想的权力就和阻止他们积累财富一样，既不理智又不公正。事实上，我一直认为，禁止他们享有提高理性的途径是人类曾经的傲慢和乖张中最为专横残暴的一种。这适用于任何情况下所有被剥夺受教育权利的人。（Burke，A Letter from a Distinguished English Commoner 15）

需要特别强调一点：他代表人民猛烈抨击了自己所属的集团，事实上，他与自己所捍卫的人民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甚至连语言都不同。仅仅出于合乎情理的原因，伯克推进了统治阶级的消亡，对此，他也别无选择。

爱尔兰新教徒人数众多，根本不可能满足于贵族统治，但仅仅新教徒还不足以形成民主制。羡慕是顺从的第一要素，是少数人索取的，也是他们的欺诈手段。（天主教徒）无疑是平民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两百万平民看着六七十万同胞享有特权或者天生就是位高权重的主人还会心满意足或者心甘情愿地去爱戴他们，在我看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表面看来平民喜欢的是他们自己，因为这些同胞中很多都是商人、仆人，或者其他一些地位比他们还要低的人）；毕竟，环境决定了他们时时刻刻都会运用他们的这种优越性来侮辱别人、令人恼火。跟其他一些贵族统治的国家一样，爱尔兰绝大多数人的权益都没有得到保障，因为他们是贵族阶级的附庸，事物和关系的本质往往都因此而被颠覆，他们所从事的都是低贱的行业。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在艰辛费力的领域，还是在有利可图的行业，他们的生活总是受到竞争的：所有的特权、荣誉、信任，直至那些最无足轻重的职位都留给了主人来支配。（Beauties of the Late Right Hon 139）

如果伯克的想法能够实现，那就意味着一种如此舒适安逸以至于他的多数同龄人都不愿放弃的统治体系的终结。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一重大问题，伯克才跟另外一位权力集团的民族主义者亨利·弗勒德决裂，面对爱尔兰议会的权力问题，亨利像一头猛狮一样战斗，但是他就是不能容忍将爱尔兰天主教徒提升到和他一样的社会地位。尽管改善爱尔兰人民生活质量的努力都失败了，伯克对爱尔兰的解放事业依然功不可没。但是，那些自称是伯克民族主义继承人的后人争论的问题却完全不同，这些人，例如托马斯·戴维斯，以及其他一些为爱尔兰独立而斗争的人，都将在后文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