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斯威夫特：都柏林文学地图

乔纳森·斯威夫特

乔纳森·斯威夫特生于1667年11月30日，当时的都柏林看起来与其他的欧洲首都城市相去甚远。在都柏林城堡附近的船街牌楼有一块匾纪念他的诞生。他出生的地方——在赫宜斯科特街7号的那栋楼曾经就在城堡的西墙外，但现在早就不存在了。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一个遗腹子。老乔纳森·斯威夫特是从赫里德福郡移民过来的，自从到都柏林一直都是都柏林皇家酒店的管理员，他去世之后，斯威夫特和母亲、姐姐靠几个叔父资助生活。6岁时，他开始进入吉尔基尼语法学校学习，这个学校当时很有名气，吸引着很多海外学子。剧作家和诗人威廉·康格里夫也差不多这个时候来到这所学校，他后来也成了斯威夫特的密友之一，但是，因为比斯威夫特小几岁，当时两人可能并无交往。1682年，斯威夫特进入圣三一学院学习，两人才真正相遇。

在学校里，斯威夫特是一个典型的班级小丑，他人很聪明，但不爱学习，老是搞一些恶作剧，因为“特别通融”才拿到了学士学位。之后，他留在圣三一学院继续攻读硕士学位，1688年，学校关闭，他未能拿到学位。战争的乌云再次笼罩爱尔兰。

詹姆斯二世是数年来爱尔兰天主教徒最大的福音。他加冕时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一上台就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变革与整顿，不仅提拔了大批天主教徒担任政府要职，还废除了很多刑事法规。由于人们不清楚他的意图（也许詹姆斯本人也不清楚），很多有权势的英国人担心詹姆斯会将罗马天主教定为国教，因此，在他的一个继承人出生之后，害怕天主教徒继任的英国领导阶层邀请詹姆斯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来继任英国王位。

爱尔兰随时准备着为了自己的国王而战。理查德·塔尔博特（Richard Talbot）是泰克内尔的公爵，也是爱尔兰的总督，他准备好了一支军队供詹姆斯调遣（然而，却在英格兰引起了更多的麻烦）。詹姆斯逃往法国寻求军事援助，忐忑不安的爱尔兰新教徒转而支持威廉。值得一提的是，1689年詹姆斯率军从金赛尔北上时，阿尔斯特的德利和恩尼斯基林为威廉在爱尔兰提供了据点。詹姆斯一到都柏林就把圣三一学院变成了士兵的营房，所有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包括乔纳森·斯威夫特和威廉·康格里夫，暂时都被赶出了学校。

1690年，詹姆斯国王的军队与威廉的军队在博因河相遇。富有历史意义的博因河之战本不至于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詹姆斯的军队在威廉的进攻之下只有防御之力，但是伤亡并不严重，本可以重整旗鼓再战，然而，詹姆斯国王却丢下他的人民以及为他而战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军队，一路南下逃往法国。就此，爱尔兰天主教徒注定以失败告终。成王败寇，在接下来的大约100年里，天主教徒一直扮演着坏人的角色。

被迫离开圣三一学院之后，斯威夫特和康格里夫都在英格兰找到了工作。斯威夫特当时20出头，担任威廉·坦普尔爵士的秘书。威廉·坦普尔爵士原本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外交官，上了年纪退休在家著书立说。作为他的秘书，斯威夫特的任务就是帮助坦普尔整理他的回忆录。当然，斯威夫特肯定还要帮助他做其他的文字工作，其中包括整理文学和文化意义研究的文章。坦普尔的《论古今学术》（1690年）不仅引发了盛行一时的“古今”之争，也被当做英国散文的典范。斯威夫特从坦普尔的作品中学到了很多，他不仅受到其风格的影响，也迷上了相同的写作内容——不久之后撰写的《书的战争》表明了斯威夫特对当时学界的看法，也是对坦普尔地位的赞扬与维护。

与此同时，斯威夫特遇到了爱丝特·约翰逊，一个在萨里与坦普尔同住的年轻女孩，并成为了她的家庭教师。这就是斯威夫特后来所称的“史黛拉”，也是他的多篇书信假想的收信人，不管他们是否结婚，她都是他一生的挚爱。1702年，史黛拉和她的同伴瑞贝卡·丁格雷随同斯威夫特来到都柏林。其《致史黛拉书》就是写给这两位女士的，作品中包含了斯威夫特博士与历史人物亲密交往的种种细节，也不乏充满孩子气的表达。

在斯威夫特那个时代，关于他们的关系流言四起，与今天类似关系引起的传言颇为相似，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曾“秘密成婚”。

1694年，出于对社会地位及前景的不满，斯威夫特决心要当牧师。之前，他已经开始从事创作，并于1692年发表了第一篇《雅典社会颂》，但一时之间，教堂深深吸引了他。他在爱尔兰教堂接受委任成为牧师，之后就被任命为贝尔法斯特附近一个小教堂的受俸牧师，贝尔法斯特是一个令人沮丧、破败不堪的地方。这完全是一个英国主教耍的花招，他告诉斯威夫特，在这样一个职位上他能够结识博学之士，还可以充实精神自我。1696年，斯威夫特回到坦普尔身边。

1696年，斯威夫特开始创作他第一部伟大的讽刺作品《桶的故事》。这一作品鞭挞了两大社会势力：腐败的宗教与当时的作家。书中的三兄弟，彼得（意指罗马天主教徒）、马丁（英格兰教堂天主教徒的化身）和杰克（一个沙文主义的异教徒），面临着一个问题，即阅读其父亲（上帝）的遗嘱（《圣经》），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曲解该文本。作品尖刻地讽刺了各大基督教组织对宗教的误读。三兄弟的故事是通过一个叫“黑客”的叙述者的讲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就像当时的很多作家一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黑客在所有他能够的地方都穿插了很多荒谬而无关的偏离主题的内容，而这些观点完全破坏了故事本身。很明显，在《桶的故事》中，黑客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讲述三兄弟的故事，而是为了传播自己无处宣讲的观点。而黑客的愚蠢与无知也体现在另外两篇文章之中，一篇是《闲话英联邦疯狂的起源、应用与发展》，另外一篇是《闲话赞闲话》。(www.xing528.com)

1699年，威廉·坦普尔爵士去世，斯威夫特返回都柏林，成为伯克利伯爵的助理牧师。1700年，他获得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受俸牧师职位，这一职位在该教堂还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如果说斯威夫特的牧师生涯似乎正朝着他所渴望的主教发展的话，1704年，《桶的故事》、《书的战争》和《话说精神的机械化操作》三部作品的联合出版对此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这本合集使得斯威夫特一夜之间成为国际闻名的文坛巨匠，这一点令那些虔诚信教的读者非常反感，其中也包括安妮女王，她无法容忍斯威夫特超越地方主教的头衔。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斯威夫特自称的所谓“放逐”。毕竟，都柏林距离文学和文化中心伦敦太远了，尽管英国的统治地位已经给佩尔带来了一抹国际化的气息，但是还是没有机会和当时声名远扬的大师亲密交往。斯威夫特在他后期的一部作品《悼斯威夫特博士之死》中写道：

流放，去意已决，

以此打发暗淡无光的岁月；

这里有愚昧、傲慢和摇摆不定的派系，

那里是圣约翰、蒲柏和盖伊。

友谊，朋友少数仅存，

亦不火不温。

社会等级血统定，

贫家子弟一场梦。

（Gulliver’s 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