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如果不能解决好住房问题,我们的城市没有未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21世纪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现在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47%,大约有6亿多人口居住在城市。仅以这个数字作比较,它是美国全国人口总数的两倍多,是日本全国人口的近五倍,只比欧盟27国总人口少1亿。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在2025年前还将迎来2.43亿移民,城市人口总数将达到近10亿人。在城市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的同时,地方政府向市民提供服务的能力将面临巨大挑战。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将经营城市奉为“圣典”,实际上却是“政绩秀”。当地方政府把大量资金都投向城市建设时,工薪阶层的收入分配却总是得不到提高、农民工进城难享市民待遇等“城市病”也在蔓延,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住房问题。
历史地看,始于1997年的房地产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实质进展,居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据住建部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只有18.7平方米,2010年达到31.6平方米。但与此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另一面景象:越来越多的房子从生活必需品变成了投资品。资本逐利“一面倒”地压倒了经济民生,拥挤的“蜗居”和艰难的“房奴”相应而生,制造了非常不和谐的社会现实。早在2007年,当买不起房成为大多数人苦恼的时候,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广告用词显得格外刺眼。时任北京市市长的王岐山,在加强城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问题研讨会上表示,广告词中反复出现的至尊、豪宅、奢侈、顶级享受等字眼严重影响了首都的和谐氛围。(www.xing528.com)
住房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与家庭稳定,是社会管理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城市化不仅是漂亮的外表,还要有内涵,要有充分吸纳就业的能力。2010年,上海的相关部门曾组织实施过千名上海青年科技工作者住房状况抽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无产权房者比例高达58%,2/3以上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因租金负担重或还贷负担重而觉得生活压力很大或较大,明显影响到他们在上海的生活质量和创新积极性。对此,上海市市长韩正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住房问题,我们这座城市就没有未来,因为青年人在这个城市里面没有归属感,他们感到没有希望。”
进入2011年,中国楼市的“牛市”渐行渐远,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楼市不再坚挺,房地产泡沫开始泄气。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其代表作《艰难时代》中有这样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楼市大变局的激荡岁月里,城市管理者和决策层不妨将这句名言倒地过来看:“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抓住楼市大洗牌的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切实负责任地保障百姓居住权益,并以此为契机,将多年以来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化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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