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文化传播生态失衡的影响分析

论当代中国城乡文化传播的生态失衡

张爱凤⁽¹⁾

摘要　在200多年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研究都是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都明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从经济到文化，都市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和霸权地位，而在“城市中心主义”的社会文化传播系统中，乡村成了被忽略的“他者”。当代大众传播研究和建设应努力改变欧美国家以都市文化传播研究为主的模式，重点关注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乡文化因传播失衡而面临的生态困境。

关键词　中国城乡;文化传播;生态失衡

在生态学开创的初期，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自然界。20世纪初，生态学被逐渐运用到人类社科的研究领域中。而在当代，“所谓‘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观点，一种崭新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²⁾。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生态”观念也随之渗透到传播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研究起源于北美，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最早提出，媒介生态学应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来做研究”。媒介生态学的基点是考察传播媒介与社会文化之间交叉、渗透的关系，并剖析媒介生态的变化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

媒介对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建构力。“我们的世界”并非一个客观的真实世界，而是通过各种媒介“符号”所建构的社会现实，而媒介符号作为文化的表征，不断影响、界定、修改个人的价值与行为。而在当代中国关于城市化进程和主流媒体发展的研究中，“城市”成为传播学界始终关注的一个主位视角，而在这种主位视角中，乡村社会被忽略为一种与城市无关的符号。

一、城市化——当代文化传播的复杂背景

欧美发达国家用了近200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与此同时，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和成熟，已率先进入都市化发展阶段。都市化的进程意味着社会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而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传播科技高度发达、经济快速发展、文化观念产生根本性逆转的社会。从经济领域来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远未完成，这意味着中国还处在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大量的外来思潮的影响下，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已经带上了明显的后现代特点。但是由于中国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尤其是城乡之间，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相比，毫无疑问获得了更丰富的人力、自然、科技、经济、文化等资源优势。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金融、交通、信息、教育、服务业的中心，也是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方式的诞生地和集中地。当今中国的传媒市场中，众多的传媒机构也都集中在城市。

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突破传统文化传播的局限，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迅速地把各种信息由城市传播到乡村。在当前，我国的电视已进入频道分众化的时代，节目的制作也从以“生产者”为中心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但是，在接入家庭的数字电视频道中，真正以农村或农民为目标受众群体的专业频道寥寥无几。大都市在审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等方面取得了对中小城市以及乡镇农村的决定性的“文化领导权”。

著名的社会学家孙立平用“断裂社会”来描述当今中国社会现实。这种断裂的含义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既是经济层面的，更是社会结构和文化传播层面的。首先，城乡断裂体现在从经济到文化，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平衡流动。城乡之间存在当今社会最大的断裂带，这不仅表现在人口、资源流动等表层现象中，同时也深刻地反映在社会心理和文化结构中。城市化的表层现象是城市用地向乡村的侵蚀和扩张，农业人口向城镇、中小城市与大都市的迁移。而城市化的深层内涵则是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经济与文化、技术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这体现为城市审美文化、价值观念及消费方式等，通过大众传媒从城市单向流向农村。“由于生产与消费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展开，而且主要是城市本身的精神结构，它不仅迅速地扫除着历史上一切美好的精神遗产，也迅速地败坏着它周边广大的、尚残存着朴素人性的农村地区。”⁽³⁾城市化进程在文化领域表现出的一道深刻的断裂层便是“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断裂，前者强势，后者弱势。在当今的电视荧屏上，影视剧、广告和新闻资讯仍是电视播出节目的头三魁。以通常在电视播出的节目类型中占据首位的影视剧来分析，“武侠剧”“战争剧”“日韩剧”“偶像剧”“都市言情剧”等题材电视剧大行其道，而农村题材的电视剧却只占有很少的市场份额。尽管近几年，东北乡村题材的电视剧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但主要还是凭借赵本山、范伟、潘长江等喜剧明星的社会效应拉动的。反映广大农村现实和农民生活的优秀电视剧在当今的影视剧市场中仍是屈指可数。因此，在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在大众传播的生态系统中，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厚此薄彼的传播现状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

二、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偏向——都市文化研究的繁荣与乡村文化研究的冷清

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市政文化”⁽⁴⁾。李欧梵也指出:“欧洲自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文学几乎完全以城市为核心，尤其是所谓现代主义的各种潮流，更以巴黎、维也纳、伦敦、柏林和布拉格等大城市为交集点，没有这几个城市，也就无由产生现代西方艺术和文学。所以，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唯在城市，城墙以外就只有野蛮和无知;不论城市如何光明或黑暗，没有这个城市，世界就无法生存。”⁽⁵⁾在20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研究是以都市文化为核心的。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国内学术界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都市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就已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具有学理性和实践性的学术问题。经过近20年的发展和讨论，都市文化传播已成为当代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显学。在当代都市文化的研究方面，对上海、北京、深圳等大都市文化的研究成果最丰。当代纷纭的都市文化现象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思考的论题和素材，他们从审美文化、消费文化、法治文化、传媒文化、流行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多方面对都市文化进行了研究和批判。由于大都市集中了最优势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资源条件，而从事都市文化研究的学者多生活在都市之中，长期的书斋生活和都市化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与中国的现实环境尤其是乡村环境距离较远。正如《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说的:“(以上海为例)上海的知识分子没有13亿的感觉，关于农民群体的存在，上海的知识分子恐怕还靠我的那本书《黄河边的中国》被输入到某些知识分子的意志中去。”⁽⁶⁾在当代文化传播研究中，相对于都市文化研究的蓬勃与繁荣，中国乡村文化的研究则显得冷清、落寞得多。

在当代文化传播研究中，乡村文化成为一个被都市文化遮蔽的“他者”。在所谓的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这一系列被建构起来的二元关系中，都体现了一种深层的厚此薄彼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文化差异，在一对对关系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崇尚一方、贬抑另一方的等级性，而这种等级性有的是现实真实的存在，有的仅仅是被大众媒介的符号书写或表述出来的。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培育了一大批现代都市文明的赞赏者和拥护者，即使他们会在某个时刻对生活其中的城市环境，如拥堵的交通、污染的环境、冷漠的人际关系、巨大的竞争压力等表现出不满，从而在心里浮现对传统、素朴的乡村田园生活的向往，但这种向往仅仅是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补充和点缀，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城市文化优越于乡村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还是把城市生活描述得舒适、便捷、浪漫、丰富，而把乡村生活看得肮脏、慵懒、粗俗、单调，就连大众传媒也难以逃出这样的思维定势。在影视剧、广告和中央电视台每年春晚的节目中，被虚构出来的滑稽可笑、穿着土气、言谈缺少修养、知识面狭窄的“农民”和“农民工”的形象，常常是供城市中心的人们集体娱乐和文化消费的。

大规模、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改变了中国社会以农业和农村为主的面貌，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以及伴随而生的都市审美价值观，正通过大量的传媒文化产品深刻地改变着农民置身其中的乡村文化。

三、大众传播——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施以的两重“霸权”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提出和论述，对当代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影响尤其深刻。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有时候也翻译为“领导权”，是指一种控制性、主导性的权力。在城市化进程中，大都市在审美意识形态、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审美趣味与生活时尚等方面取得了对中小城市以及乡镇农村的决定性的“文化领导权”，即“文化霸权”。这种文化霸权主要是通过大众传播系统得以实施的，都市文化在中国社会表现出来的“霸权”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际性大都市文化对中国大都市文化的“霸权”。国际大都市在全球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那里不仅是全球金融贸易中心，也是新技术、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和交流地，还是审美趣味、时尚生活方式的传播集散地。国际大都市生产出来的审美文化通过发达的传播网络如电影、电视、广告、互联网等向全球各个角落进行辐射。同时，作为当代人类文化生产与精神消费的中心，它本身还意味着一种新的霸权话语体系的确立与完成。中国的大都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在全球都市文化格局中，显然不属于核心世界城市，因而在文化上明显处于被核心世界城市辐射和影响的地位。因此，中国的都市文化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文化的烙印，这也是西方大都市对中国的大都市施以“文化霸权”的过程。在当今中国的电视界，大陆学港台，港台学日韩，日韩学欧美这一“向成功学习成功”的电视节目的流行轨迹背后，实际上揭示了发达国家在文化领域对发展中国家的领导权。西方国家大都市文化凭借传媒产品对中国都市文化施以“霸权”的本质是:国际大都市借助传媒文化的霸权话语使得其他城市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其本土性的审美活动、审美传统、审美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日益走向困境。

都市文化表现出来的第二个层面的“文化霸权”是:处于中国城市化进程金字塔顶端的都市文化对处于金字塔底座的乡村文化的霸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霸权也是包含着西方国家都市文化内涵的，是“霸权”的霸权。城市化既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方式，它对农村与农村地区的冲击与影响由来已久。当代社会的大部分审美文化产品，也是以“都市文化”为中心的，当代都市文化模式按照自己的意志与需要重新改造与组织了审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如各类商品广告、影视剧、小说、时尚杂志、“学术”研究等等，都汇入了崇尚城市化、鄙弃乡村生活和文化的潮流中。乡村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包围中，在都市文化的熏染下，农民除了向城里人看齐，除了不断通过各种各样隐含着意识形态偏见的审美文化产品认同城市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消费方式，此外别无选择。而农民不断认同都市文化的结果就是他们更加轻贱自己的生活，逐渐远离甚至丢弃传统的乡村审美文化，如民间文学、传说、歌谣、手工艺等，丢弃乡村文化传统的结果便是农民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失去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

四、消费文化——大众传播中都市文化霸权的权力内核

都市文化是后工业社会的文化，其核心是消费主义。消费文化本质上是近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是都市文化中一种占主导性质的文化形态，消费社会是消费文化得以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消费社会的根本特性是商品符号系统的运作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文化活动和表意实践都以消费为中介，消费也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符号和形象的消费。“消费文化标志着消费不再是一种效用或者使用价值的简单实现，而是变成了符号和形象消费，其着重点在于有能力无穷无尽地重塑商品的文化或象征层面，使它更适合充当商品符号。”⁽⁷⁾人们在这个社会，消费、购买的不再是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而是通过商品符号系统所传达的意义，如欲望、身份、修养、品位等。诞生在都市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典型的消费文化。

都市消费文化通过现实传播和媒介文化传播两种方式对农村社会的消费进行三个方面的引导:首先是通过大众媒介播放的各种广告引导农民对具体商品的购买和消费;其次是通过各类传媒文化产品引导农民对城市生活消费方式的认同和推崇;最后是通过各种传媒文化含化农民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和对都市文化的文化认同。大众传媒消费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符号性和虚幻性，传媒利用媒介符号制造了现实世界的“幻影”，如各类商品广告、影视剧中对城市漂亮景观、有品质的城市生活、丰富诱人的城市商品、衣着得体风度翩翩的城市成功人士的描画，使得被大众传媒深深控制的人们，极度信赖由媒介符号建构起来的城市的幻影。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通过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当代审美文化，不仅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大都市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都市消费文化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乡村社会中。对于农村人来说，在都市消费文化的引导和影响下，会从心理上产生一种渴望进入城市、成为一个城里人的愿望。

消费文化在向乡村传播蔓延的过程中，乡村社会遭受到消费文化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侵蚀。消费文化培育了农民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激发人们对于物质以及物质符号的消费欲望。所谓欲望，按照丹尼尔·贝尔的看法，就是指超过了绝对的需要，满足个人优越感，表明个人地位的永无止境的东西。农民从电视里收看各种各样的广告，在广告的引导下进行消费，消费文化的兴起摧毁了以“节俭为美”的传统消费观。如在最先富裕起来的广东和浙江的沿海农村地区，农民对奢华商品的消费欲望和行为丝毫不逊于大都市的人，包括对豪华住宅的建造和装修，对名车的购买，对国际名牌家具用品的使用，对奢华珠宝饰品的消费等等。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在都市消费文化的引导下，热衷于对高档名牌商品的追逐与消费，而这与满足人们的实际生存的基本要求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性，而是更多地展示为享乐型、奢华型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消费主义发生的逻辑起点和最终诉求。

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是不均衡的。大都市与小城镇，东部农村与西部农村，同一区域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消费主义激发并调动起了农民的消费欲望，但是在广大中西部农村，收入增长的缓慢以及口袋中很少的现金收入使得他们的这种消费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但他们内心勤俭节约、过朴素生活的传统信条与价值观念，在消费广告满天飞的商业刺激下早已被‘格式化’。”⁽⁸⁾消费文化作为都市社会发展的产物，一旦脱离其生长的环境到了农村，就有可能引导农民形成一种畸形的生活消费观念，即举债消费、赤字消费。在当今的审美文化研究和“三农”问题研究中，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并深入讨论这种隐含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都市文化在文化传播系统中对乡村文化实行霸权的问题。学者们对于纯理论研究的偏好，或者对置身其中的都市文化的关注，使得他们与现实的乡村社会之间几乎完全脱节，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研究和“三农”问题研究热中的巨大遗憾。而当前农民的苦，“不是苦于纯粹物质的方面，而更苦于精神和社会的方面。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的问题，而更是生活方式的问题。”⁽⁹⁾都市对农村的文化霸权，尤其是都市消费文化通过大众传播产生的影响，已经使得乡村的文化生态处于一个极端恶劣的境地。(www.xing528.com)

五、城乡文化传播中的生态失衡

1.现代—传统:乡村文化的被贬抑化

与西方文化长期对中国形象和中国人形象进行歪曲、贬抑化地塑造和描绘具有相类似的是，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贬抑，也反映在整个社会文化对乡村文化的主体“农民”的态度上。在长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村由于在经济发展上滞后于城市，因此在我们大量可以阅读和观看的文学、影视作品中，乡村文化的主体“农民”成为城市文化眼中的“他者”，成为首先被贬抑的对象。如果让我们回想一下文艺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我们会想到什么?阿Q、祥林嫂、陈奂生、秋菊、赵本山小品中的“东北农民”……在这些农民形象中，“陈奂生”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典型的农民形象，而赵本山则成为电视传播时代中国人心目中农民形象的代言人。

对于乡村以及农民的贬抑化描述也体现在当代各种文化产品中。如在中国具有国家仪式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由赵本山和宋丹丹扮演的中国东北农民在城市文化的面前展现出的各种愚昧无知和对城市文化的故意性误读常常赢得观众哈哈大笑。这些操持着方言、举止失当、知识贫乏、在城市里笑话百出的农民，成为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他者”，一次又一次地被贬抑着、嘲笑着。在全国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当石光荣老家蘑菇屯的乡亲们来到城里后，他们作为农民的陋习:如不修边幅、不讲卫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饭吧唧嘴、抽烟味浓重的旱烟等习惯，都引起了城里人褚琴的不满，甚至为此要和石光荣闹离婚。而在另一部热播的电视剧《新结婚时代》中，也刻画了一对来自城市和乡村的年轻人在走入婚姻后，因为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家庭背景的不同导致了生活中矛盾百出，最后导致婚姻解体。从艺术效果的需要出发，导演和演员都有意强化和放大了城市和乡村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很显然，这种差异是建立在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立场之上的。当代审美文化中关于“农民”形象的话语权力经常是与站在城市中心立场上进行审美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的城市人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些审美文化产品中，“农民”被简单化、类型化、程式化地塑造为“抽象的农民”，并进而被建构成相对于“文明”“优雅”“高素质”的“城里人”的他者。“落后”“愚昧”“观念陈旧”“不讲卫生”“素质低下”等等词汇往往与农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农民由此成为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落后”的代名词和被现代城市文明改造的对象。

除了纯粹身份的“农民”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成了被娱乐、被贬抑的对象之外，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农民工”群体也经常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主体。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一提及农民工，我们便很容易在脑海里描画出这样的刻板印象:满面黝黑布满尘土的工地建筑工，城市街头的小商贩，在城乡结合部游荡的发廊女，在城市家庭中操劳的保姆等等，他们一般来自贫穷地区的农村，文化程度不高，居住在城市边缘肮脏破旧的棚户区，他们是城市治安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在大众媒体的强力塑造下，“农民工”的总体形象被建构成异于城里人的“他者”的弱势群体形象。

在大众传媒中，传统、落后、贫穷的“农民”形象的贬抑化塑造的后果是激发更多的农村人鄙弃自己的农民身份，越发向往城市，并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当代审美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更多是站在以都市文化为中心的立场上，而为农村、为农民创作的文化工作者很少，农村题材的歌曲、话剧、影视艺术等作品数量的匮乏，使得当前农村、农民的审美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又是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新的审美文化问题。在当代铺天盖地的流行歌曲中，多数都是以城里人的“情爱”为主题的歌曲，而且很多是弥漫着“城市小资情调”的甚至带有变态情爱观的歌曲，如胡杨林的《香水有毒》等。与这些无病呻吟、沉浸在个人小情怀里自怨自艾的歌曲相比，与“农民”“农民工”相关联的歌曲则少之又少。与此相关的是，在2000年前后出现的一些“地下电影”或“地下纪录片”中，“农民工”也成为被关注的主题，其中包括《铁路沿线》(杜海滨导演，2000年)、《希望之旅》(宁瀛导演，2001年)等。这些“地下电影”或“地下纪录片”都把镜头对准了生活在城市边缘和底层的城市打工者、下岗工人、妓女等，其中包括了很多农民工。“农民工”尽管生活工作在城市，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官方和民间都在承认他们作出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现实处境却经常被社会忽略。

如果说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环境中，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为中心的话，那么在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播环境中，就是以城市文化价值观念为中心的。中心与边缘，体现了在城乡这一对二元对立关系中，乡村从主体到环境、文化、传播都处于相对被贬抑化的位势，他们被官方、大众传媒和城市集体描画为苦难的弱势群体，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苦痛和现实的遭遇却常常被城市中心的文化所忽略。

2.流行文化—民间文化:城乡文化的一体化

在消费社会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差异被抹平，这是消费逻辑的必然结果。以商业、工业生产为前提的消费社会的逻辑必然导致文化的商品化或者商品的文化化。当前城市的流行文化并不是高雅文化，也不是民间文化，而是经由大众传媒策划和制造传播出来的流行文化，贯穿其中的内在核心是消费主义。在都市流行文化和民间文化这二者的关系中，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是二者并行不悖，和谐共存。二是流行文化含化民间文化。含化是人类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这里指的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鲸吞或干脆消灭。三是民间文化拒绝接受流行文化的含化，最终走向自灭的状态。在目前的审美文化中，第一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因为在全球化、商业化、城市化的影响下，流行文化的触角早已借助大众传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民间文化得以存在的传统素朴的前工业社会也正在经受着现代工业革命的改造，这都使得流行文化和民间并行不悖、和谐共存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在当前的审美文化中，乡村文化面临的最艰难的处境是后两种情况，要么是被都市流行文化含化，获得苟且生存的权利，要么就是在拒绝文化工业的过程中自生自灭，这是民间文化在当代语境中面临的一个事关“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

生活在城市但对乡村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大多数农村地区，文化娱乐场所欠缺，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收看电视成为农民唯一的娱乐活动。而商业化生产的电视内容大多是以城市生活为中心的。生活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常年生活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包围之中，他们接受的都是由大众传媒传播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文化思想。城乡的分割、城乡的分离，在文化上恰恰呈现着相反的结果，就是城乡文化的一体化、同质化，这是以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含化为主要特征的。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民间文化如地方戏曲、民间文艺、民间文学等消亡的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民间文化产生的基础是传统的农耕社会，是乡村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城市文化的包围和渗透下日渐凋敝。近年来，国家日益重视对于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拯救和保护工作，但拯救和保护的过程也是十分艰难的，其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都市文化的商业运作模式才能实施。从2006年起，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中设立了原生态唱法，经过几年青歌赛的洗礼与推广，原生态民歌手和民歌得到了社会和地方政府的重视与保护。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策划的《藏谜》与当年的《云南印象》一样，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就是对原生态文化的展示。试想，如果不是借助城市商业文化的运作手段，如果这些原生态文化不通过大众传媒得以宣传和推广，那么这些民间文化很有可能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自生自灭。如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绝唱”了。

目前的审美文化现状似乎带给我们这样的印象:来自于民间、乡村边寨的原生态文化如果不能融入城市文化工业的商业化运作模式之中，其命运只能是渐趋消亡。而原生态文化或民间文艺如果要想发扬光大，在商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下，其纯粹的原生态的元素必将服从市场的需求，这样，民间文化将在市场的运作下摇身变成都市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对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处于弱势的民间文化来说，它能在艺术的风格上与流行文化平分秋色，但是在传播的力量和影响力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因此，从目前看，民间文化似乎只有被城市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模式收编，才能继续生存和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除了在不断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和被含化都市文化和价值观念，此外别无选择。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属于他们自己的乡村文化正面临着凋败的处境，文化主体的缺失、乡村公共审美空间和活动的萎缩、乡村文化认同危机等等。作为一个拥有绝大多数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这9亿农民是否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呢?在都市文化强势传播的包围之中，在乡村文化建设面临重重困境的情况下，乡村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注释】

(1)张爱凤，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批评、大众传媒与文化研究。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页。

(3)刘士林.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4)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9-200页。

(5)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12页。

(6)曹锦清.“三农”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薛毅编.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7)迈克·费瑟斯通著，杨渝东译.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5页。

(8)刘士林.社会的都市化与农耕文化传统的夕阳西下.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9)贺雪峰.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薛毅编.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