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影视研究的趋势及思考

视觉文化传播:跨界研究的一种趋势——关于创新影视研究的若干思考

孟　建⁽¹⁾

摘要　视觉文化理论几乎是从西方研究领域中全盘引进的理论。视觉文化进入中国语境有两种脉络，一种是现实性的，即视觉文化与经济、政治、艺术等合谋发展的实践道路;另一种则是中国视觉文化学术研究领域发展的文脉。20世纪末，国外发展百年的视觉技术短时间内蜂涌进入国门刚刚开放的中国，以视觉影像为主导形态的大众传播对国人整体性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视觉文化与大众传播结合紧密，尤其是视觉文化传播打通影视等媒体研究的壁垒，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界(跨媒介、跨媒体)研究，意义重大。

关键词　视觉文化传播;跨界研究

一、中国视觉文化传播呈现出的特点

视觉文化传播是指经由形象媒介，特别是影像媒介，对广义的可视形象实施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传播形态。我国视觉文化传播研究还处于研究初期，中国视觉文化传播目前业已形成以下特点。

1.视觉传播研究的多元化

中国社会的复杂性造就了中国视觉传播的多元化。从地域环境来看，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大都市已经进入所谓的后工业社会，视觉文化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西部很多地区甚至还处于前视觉阶段，这样多元的视觉传播在中国得以共存。从社会阶层来看，中国社会从政治文化精英到乡村社会边缘人，阶层被细分，层次也越来越多，每个阶层所浸润的视觉文化和进行的视觉传播完全不同。从信息流程来看，一个视觉文本可以跨越影视、互联网、手机等多重媒体，在每一个媒介平台都有自己不同的展示和效果;从社会影响力来看，视觉文化对于不同阶层的影响力也是不一样的，普通民众在业余生活中消费视觉形象的“娱乐至死”和文化精英力图用“视觉文本”进行社会批判或力图用它来保有自己的“诗性思维”，都塑造了视觉文化不同的品质和品格。

2.变动中的视觉传播管理体制

对视觉传播的管理，目前中国政府正处于一个敏感的转型期。简言之，正在从改革开放以来一以贯之的“国家拥有+商业经营”的思路转向“国家管理+多元拥有+社会引导+商业经营+伦理牵引”这样一个复合型的管理模式。前者主要针对电影电视等传统的视觉媒介，而后者是面对互联网以及手机等新媒体的崛起，中国政府正在探讨的一种媒介管理模式，而在这一模式管理中，对视觉传播的管理是最突出的，比如对“色情信息”的管理，大部分都是针对色情图片和视频。绿坝软件是由中国政府出资提供的一款保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软件工具，可以直接、主动识别并拦截黄色图像、色情文章及不良网站等功能。绿坝软件以图片皮肤的颜色和人脸的结构作为甄别是否是色情图片的标准。中国政府对新媒体中的视觉媒介管理日趋收紧，近来关闭了众多的国内视频下载和在线播放网站，中断了与Youtube等国际著名视频网站的链接。中国视觉传播管理体制的全面管制也带来了国际舆论的压力，被要求强制安装的绿坝软件迫于舆论，最终由工信部取消了强制安装要求。中国政府正在摸索建立完善的视觉传播管理体制，但在不断前行的视觉技术影响下，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3.文化视角“混杂”的视觉传播

在视觉文化传播中，多元文化并置混杂的现象极为突出。福柯认为:“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一种文化是独立的和纯粹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的、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和多元的。”后殖民主义学者霍米·巴巴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更进一步地提出了“文化混杂(Cultural Hybridity)”的理论。他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无论优劣大小总是呈现出一种“混杂”的形态，特别是在全球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文化交流如此迅速和频繁，民族文化之间的混杂及由此引起的变化广泛而深刻，民族文化要保持自己鲜明独特的民族性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实。殖民地宗主国文化也逐渐丧失。那些作为文化之间进行比较的基石的东西，比如同质化的、自愿的、临近的历史性传统的传播，或者有机的种族社区，正面临着重新定义的深刻过程。……我们倾向认为，精神的爱国热情这方面有着压倒一切的例证，说明了想象社区的混杂特点的跨国性和“译转”性。

在视觉文化传播中，文化混杂不仅仅是指内容上的混杂，还包括形式上的混杂和传播渠道上的混杂。美国选秀节目《美国偶像》被改造成中国版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掀起了2005年中国全民选秀热，这一事件也通过世界媒体予以报道，美国《时代》周刊称《超级女声》代表着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在中国来说很不容易，超女冠军李宇春也出现在了《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上。现实生活中各种“混搭”成为视觉时尚，风格上的冲突、文化上的对立并存成为日常审美新观念。明清的家具搭配欧式装修也成为时下最为追捧的装修风格。而戏仿、拼贴等后现代的文化生产手法更便捷地用于中国视觉文化的生产过程中。

4.“视觉思维”的社会生产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把大众媒介时代区分成两个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出现之前的大众媒介时代为“第一媒介时代”，是由文化精英主导下的诸如电影、广播和电视媒体的单向传播时期。在“第一媒介时代”，阿多诺、布尔迪厄、弗洛姆等文化精英们对现代文化中人们的“视觉思维”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他们强调回归文字思维的深度，或者前工业时期“诗性思维”的完整性。但这一切在当代中国未能实现，对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来说，接受简单的视觉思维是一种宿命般的必然。这一宿命的打造者有消费社会的动因，科技的进步，也有经济利益和政治意图的促使。流传千年的春节守岁仪式被视觉化了的央视版春节联欢晚会所取代。“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既有国家意识形态对传统民俗仪式和民间戏剧、曲艺形式的挪用;也有社会内部的危机与冲突在国家意识形态谱系中敏感而复杂的表现;更有中国电视市场化发展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晚会强有力的塑造。网络的普及促使了新媒体领域对于这一“神圣”领域地进一步渗透。从今年开始，网络春晚已然在年轻群体中推广开来，其标榜的“条条网络通北京，你我都能上春晚”连续7天直播的“网络春晚”使春节这一民族性的跨界仪式日趋向多元化、网络化、娱乐化的视觉消费层面过渡。

二、中国视觉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

1.视觉文化传播研究更加深入，从“去学科”到“后学科”

视觉文化有着“去学科”的性质，它缺乏独立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米尔佐夫曾指出:视觉文化是一种策略，借助它来研究后现代日常生活的谱系学特性和种种功能，而且是从消费者的视角而非生产者的视角来考察。更进一步，由于视觉文化研究超越了具体的学科和大学体制的限制，进入日常生活的层面，带有一种“后学科的努力”。作为一种策略，它更关注灵活的解释结构，关注个体和群体对视觉事件的反应和理解。

在国内，视觉文化传播研究突破文化和社会的限制，更深层次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罗戈夫的“确立一种批判的视角”的视觉文化研究路径不同，视觉文化传播不仅是基于批判视角上的文化分析，它更关注于文化的传播性过程。进入到当代社会的人际沟通、家庭伦理、自我传播等方方面面，并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展开研究。文化是流动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是开放性的研究领域，它为进入当代视觉现象、视觉文本研究提供了多种路径。

视觉技术的演进推进着社会文化的整体性变迁，促使视觉文化在多维多向的传播渠道中对社会文化、人群心理、国家民族关系间产生重大影响。社会视觉现象的普及促使各个学科的学者关注到这一领域，有望成为所谓的“视觉学”，进而形成一个“学科群”——视觉哲学、视觉社会学、视觉心理学等。并且，这一研究领域会随着社会文化地不断视觉化演进而快速拓展且日益成熟。

2.视觉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更加宽广，从“跨界研究”到“统观研究”

新的文化格局、新的话语场虽然可能带来传统文化艺术的终结与转折，但却营造了更为宽广的文化公共空间，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共生。视觉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加宽广、包容的文化语境，打破了雅俗、经典与流行、经营与大众的界限。当然，值得注意的远不只是对文化格局和话语场域的关注和研究，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新的媒介科技平台的整合性搭建，都将使得视觉文化传播呈现出极为宽广的研究领域。而且，基于这样新媒介平台的研究，将彻底打破以往研究领域的格局，甚至颠覆以往的研究方法。例如“屏幕研究”就完全超越了电影、电视、手机、LED显示屏等领域界线，在“统观”的全新视野中，用全新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屏幕”给社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事实上，这样的研究已经发生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近年来发生在建筑研究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就是由视觉文化传播领域发生的。2010上海世博会的展示，某种意义上就昭示了这些。至于电影《阿凡达》引发的观赏性的视觉革命，已经开始引发新的收视设备更新的巨大风潮。

3.视觉文化传播本土性日益彰显

视觉文化的研究是基于西方研究根基的学术体系，研究的案例往往都是独具西方背景。而中国现有的视觉文化方面的学术成果，相当程度上是移植、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西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是对西方实践经验的提炼，理论本身是否具有东西方的普适性尚有待验证。一方面说来，西方的消费社会背景、后殖民景观、性别差异和虚拟现实环境和当代中国社会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经历了30年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改造后的中国，具有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普遍性特点。另一方面，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不同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地缘特点，也造就了有别于西方研究背景的中国独有特征。特别是中国独特的现代性特征套用西方现有的理论体系很难解读，或者产生误读。这就需要具有中国本土性的视觉文化传播理论体系予以释意。高名潞的“意派论”理论虽然有待科学的论证，但这套既借鉴西方社会学理论框架，又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养料的中国艺术理论体系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建立本土的视觉文化传播理论模式的可能性。(www.xing528.com)

20世纪以来，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主导着世界文化，大多数理论问题、思想讨论、文化现象的首创几乎都在西方。中国文化处于学习、跟从位置。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达，图像文化的主要话语权依然掌握在西方。

面对新兴的视觉文化领域，中国学界将正视遭逢的境遇与责任，重视本土性的认同和定位，确立自我阐释的本源和立场，体现多元文化中的本土风格。

4.视觉文化传播素养教育亟需提升

当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视觉图像来交流和表达信息，视觉影像已经超越了文字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述体。中国新兴媒体发展迅速，2009年中国上网人数达到3.38亿，网民数量已居全球第一位置。数字技术构筑起了视觉交流的全球化平台，视觉化思维逐渐成为人们把握和理解这个世界的重要方式。而观看、理解、思考、批判视觉影像中的文化内涵已成为一种关键性技能，这就是视觉素养。一个具有视觉素养的人能够敏锐地区分视觉信息，并赋予其意义在特定的时空里高效地创造静态和动态的视觉物体，理解和欣赏别人的视觉语言在脑中想象物体。视觉素养的研究和教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逐步被国外学者关注。视觉素养并非天生，而需要经历社会化的学习和灌输过程。当给原始森林中从未看过影视的居民播放电影时，他们无法理解通过剪切、并置而形成的视觉影像叙述，而这些影像叙述方式对于我们这些长期经过影像视觉训练的现代人，早已习以为常。视觉符号依赖传播载体的传送，结合受众原有的视觉知识与素养而产生意义。由于媒介资源的不均衡，很容易形成“视觉鸿沟”，造成视觉影像、图像上的“解码”困难。在中国，信息社会的快速成型，不断创新的视觉符号、视觉景观、视觉理念需要受众具备一定的视觉素养才能认知。因此，视觉素养教育迫在眉睫，但其并未得到国内学者们应有的重视，视觉素养教育也同样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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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孟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