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电视发展与学教改革：从传统到融合

会诊地方教育电视

刘行芳⁽¹⁾

摘要　教育电视是我国公共信息传播谱系中重要的一员，但长期以来因身份模糊和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其功能的发挥。因此，摆在教育电视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认真厘清其在传播结构中的身份地位，明确自己的社会职责，做好“角色回归”这篇文章，从而充分发挥在服务教育、服务公众和服务公民社会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关键词　教育电视;身份;角色回归

教育电视作为教育传播的专业媒体和教育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多年来在报道教育新闻、反映教育动态、延伸学校教育、拓展社会教育、提升公共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受到青少年学生和广大家长的欢迎与好评。

但是，随着近年来互联网络的迅速普及和社会变革的加速，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推进和公民意识的快速提升，随着市场化媒体的强势进入和部门垄断在某些方面的不断加剧，我国教育电视特别是地方电视出现整体下滑趋势，节目缺乏生气，风格古板僵化，观众群体萎缩，广告收入减少，运营举步维艰，甚至连身份认定也成了问题。因此，进一步弄清教育电视的社会职能，突破教育电视的发展瓶颈，促使教育电视的角色回归，发挥教育电视的应有作用，就理所当然地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一、症状:四肢乏力与中气不足

2010年刚刚过去还不到半年，就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令人痛心的重大教育伤害事件:3月23日7时20分左右，正逢孩子上学的时间，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一位名叫郑民生的中年男子手持砍刀，连续砍杀13名小学生，造成8死5伤的惨剧;4月28日15时左右，广东省湛江市下辖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一名男子冲进校园，持刀砍伤18名学生和1名教师，其中5名学生伤情严重;4月29日上午9时40分左右，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内发生一起持刀砍人事件，造成31人受伤，其中学生28人、老师2人、保安1人，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

按通常思维，这些突发事件的首发权应该属于教育电视。可是，这些直接发生在教育领域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却没有一件是由我国教育电视机构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出报道的，教育电视明显地表现出见事迟钝，行动迟缓，甚至可以说是麻木不仁。在公众眼里，它们完全丧失了作为公共电视机构的基本职能。而且，人们还无法据此来批评我国教育电视机构的不作为，无法追究它们的任何法律责任和职业责任，甚至无法从道德层面给予它们以谴责。因为国家并未就教育电视机构应不应该报道、应该如何报道发生在教育领域的突发事件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这表明，我国教育电视的职能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在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它们的功能性缺位在所难免。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摧残，我国教育领域成了重灾区，百业凋零，百废待兴。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1978年国家召开了全国教育大会，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提出，“要制定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认为“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在中央领导的直接过问和强力推动下，教育电视应运而生。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直到改革开放之初，大家思想仍旧比较僵化，害怕信息传播失控会引发事端，官方对开办教育电视事实上仍然心存疑虑。为了不至于造成全国震动，1981年首先在教育力量相对薄弱、信息传播水平相对落后、人员居住相对分散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办了全国第一个教育电视台并于当年开始试播。结果一炮打响，反应积极，并未造成舆论失控，于是1986年10月，中国第一个卫星电视教育专用频道正式开播，各个地方卫星收转站也相继建立。1987年10月，中国教育电视台成立。随后，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以及100多个地市、1000多个县市先后建立了教育电视台。从1987年到1996年10年间，全国共建成地方教育电视台1000余座，收视人口超过一亿，迎来我国教育电视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然而，我国教育电视从一开始就没有市场根基，完全是依据官方的意志，靠行政力量强力推动、横空出世、一哄而起的，在行政权力的强大作用下，各级教育电视的开办无一不是轰轰烈烈，十分荣耀，令人艳羡。

但是，由于我国教育电视从一开始就定位模糊，许多深层次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并得到及时解决，从而埋下隐患。在计划经济色彩尚未退却、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一些社会服务机关职能不可替代的格局下，教育电视在某种程度上的短暂繁荣和受人追捧自在情理之中。而当传播政策出现某种松动，许多公共服务领域允许相互进入的时候，我国教育电视的先天性疾病就再也无法隐瞒，第一个受到质疑的就是身份问题。

中国各级教育电视台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基于中国特殊国情，我国教育电视历经了快速筹建、高速发展和陷入困惑三个阶段，其功能定位也几经变化。由于我国实行信息传播的统一归口管理，而教育电视又是直接用来服务于公共教育和教育事业的，有其特殊性，于是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管理模式，即教育行政部门和广播电视部门的双重管理，其功能也主要定位于用来推进公民素质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力延伸和补充。

但是，双重管理造成了我国教育电视的尴尬局面:广电部门管理的目标是确保“播出安全”，事实上还有对于教育电视发展的本能性抵制和对于广播电视行业利益的职能性保护，管理方式是没有胡萝卜只有大棒;教育部门尽管鼓励教育电视服务社会大教育，但却因没有国家授权，在判定教育电视播出内容的合法性上无能为力。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教育电视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探索“生存边界”和“功能底线”。面对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经常发生的莫名其妙的朝令夕改的行业管理作风，我国各级教育电视台只能穷于应付，只能在传媒市场和电视行业内部竞争的双重夹击中找饭吃，既无法依靠产品去开拓商业电视市场，又缺乏公益电视的高尚品味，业界戏称之为电视行业的“四不像”:不像商业电视、不像公益电视、不像专业电视、不像教育公器。⁽²⁾

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中国教育电视协会多次召开学术会议，最后列出了教育电视传播内容的四个内涵:

第一，传播科学知识。这是教育电视机构的核心诉求，是教育电视与其他专业频道的办台宗旨、目标定位相区别的核心标志。但是，他们确定的“立足大教育，服务大社会”的宗旨，显然对广播电视行业的正规军——各级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的广播电视台的业务构成威胁，不受业界欢迎是可想而知的，因为“社会教育”历来是这些正规军们的世袭领域。无论教育电视在传播手法上怎么改头换面，无论他们在说法提法上怎么花样翻新，教育电视涉足社会教育都将对正规军的利益构成威胁，也必然会受到广播电视行政机关无穷无尽的干涉。

第二，传承优秀文化。教育电视协会援引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中的观点认为，教育电视既是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教育的本质属性就是文化传播，教育的功能就是以传承文化为主体。但这一说法明显地忽视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我国的特殊国情，而且对于这种“特殊国情”的实际含义从来都是由强势力量来解释的。教育电视协会的观点广播电视总局会接受吗?显然这是不需要论证的。地方教育电视实际上处于向广电总局讨生活的尴尬状态中。

第三，传递教育信息。这一条大约是被教育电视协会很看好的，因为，“对教育电视台而言，一年一度的高招宣传报道和资讯服务是其最大的看点与卖点。”由于它的社会关注度高，行业垄断性强，所以各级教育电视台都十分重视这一黄金主题的开发与挖掘，充分利用自己背靠教育行政部门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发布“最权威、最及时、最全面、最准确”的招考资讯。可惜的是，这一题材炒作的空间毕竟有限，难有什么大的作为。

第四，传扬先进教育理念。这也是教育电视协会认为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他们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许多新的教育理念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教育电视通过播出的各种形式节目——新闻资讯、专题评论、访谈对话、游戏综艺、广告信息等，反复不断地宣传各种现代教育理念，以期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深入人心，进而推动教育改革，促进社会进步。但是，根据传播学中的“使用满足理论”和接受美学中“期待视界”理论，我们可以大体断定，这种想法多半是一厢情愿，难以收到预期效果。⁽³⁾

总之，由于我国教育电视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在现有体制下要想超常规发展，几乎没有可能。事实上我国教育电视就是一个放大的课堂，讲授与日常生活无关的普适知识和对于历史的冥冥追忆成了他们的主打产品。

二、病因:先天缺钙与后天失调

如果说上述制约教育电视发展的因素属于体制层面，那么，所谓后天失调本质上就是机制问题。我国教育电视的后天失调，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工作团队的官方背景，使其缺乏市场竞争的意识和艰苦创业的激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和“坐吃山空”几乎成为我国教育电视机构的普遍特征。

在“党管媒体”“党管干部”“党管宣传”理念的支配下，正如我国所有所谓主流媒体一样，我国教育电视机构的人员无论是身处决策地位的台长副台长等领导层，还是一线采编人员等员工层，几乎都是经过组织调配的，都有官方背景。这种官方背景的好处是员工素质整体较高，工作能力整体较强，最为关键的是政治上被认为是比较可靠。但是，正因为他们个个都有“来头”，都有背景，所以基本上没有危机感，或者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或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整体上缺乏市场竞争的历练和参与市场竞争的激情。(www.xing528.com)

第二，缺乏传媒身份的自我认同感，缺乏社会公器的责任感与自豪感，以致在诸多场合要么失语，要么缺位。

教育电视是不是社会公器?它应不应该具有时政信息传播功能?它要不要介入社会，反映时代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或者它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帮助公民学习、为他们提供知识的机器?这些问题不解决，教育电视的从业者就永远无法放开手脚，履行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责任。就以上述突发事件来说，如果教育电视机构未能获得授权，他们怎么能够进入事发现场?如何取得当事人、知情人、当地政府的认可与配合?在一个警察力量超级强大、警察触角无所不在的国度里，没有合法身份，他们会不会遇上意外呢?所以，在“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在缺乏媒体身份的自我认同感的情况下，在无法确认自己的社会公器性质、应该承担的传递公共信息的社会责任时，教育电视就难有作为公共信息传播机构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失语和缺位就几乎是必然的了。

第三，缺乏应有的理性思考，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工作随意性很大。

我国教育电视从一开始就不重视理论研究，在理论建设上长期缺少建树，也是这一行业成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我们通过Google和百度搜索“教育电视”可以获得约4，380，000—4，980，000条结果，但笔者以“教育电视”为关键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搜索，全部成果记录为7695条，2000年以来10年为5054条，年均约500条。分年统计最多是2007年为719条，最少是2001年为367条，其中包括了期刊论文、出版的著作和教材、会议论文集文章、部分新闻传播学、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的博士、硕士论文，还有差不多近10%的新闻报道。在约4500篇的期刊论文中，有近40%为在读的教育学、教育技术学方向的硕士、博士所写，现状研究、技术研究、方法研究、对策研究占了论文数量的一半以上，《电化教育研究》《中国电化教育》成为这类论文的主要期刊载体，低层次研究、重复研究、边沿话题研究占据了主要的篇幅。笔者以“教育电视问题出路”为关键词随意下载了20篇论文，结果几乎全部是教育技术学方向的硕博士论文，没有一篇是由传媒专家写作、并在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这说明我国教育电视尚未引起新闻传播学界应有的重视。在这种状况下，学术研究成果缺乏广度、没有深度、少有关联度可想而知。一个对13亿人有着重要影响、一个对国家未来起重要作用的专业电视系统，每年关注它的学术论文仅为四五百篇，实在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⁴⁾教育电视理论上的准备不足，严重影响到教育电视的科学运行和健康发展，在操作层面表现出严重的随意性和摇摆性，已经实质性地伤害到教育电视的社会声誉，急需引起业界和学界高度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迅速加以扭转。

三、药方:立足公共，回归公益

作为我国信息传播家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电视亟待走出低谷，全力振兴，融入社会信息传播体系，服务我国教育大局和国家社会。

毫无疑问，教育电视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公民社会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教育电视参与公共信息传播的合唱，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任务的圆满完成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惯性作用，我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十分严重且尚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小学教育的三桩罪恶——训练说谎、鼓励告密、划分等级还远未得到有效的消除，人格分裂、知行脱节、迷信崇拜教育还十分普遍，以人为本的教育、民主的意识培育、尊严意识的树立还刚刚开始。要完成社会转型，要整体提升国民素质，离开了教育电视的积极作为，确实是不可想象的。

如何找到教育电视健康发展的突破口，我们认为当前必须立足公共，回归公益，解决好“角色”“内容”“风格”三个定位的问题。

1.教育电视的角色定位:服务公众的公共电视

摆在我国教育电视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我国教育电视的社会身份;而要给我国教育电视准确定位，就必须以最大限度发挥教育电视社会功能为标准。传授知识当然是必要的，但比起传播社会公共信息而言，传授知识就显得过于狭窄。教育电视本质上是公共电视，这是世界共识。

2.教育电视的内容定位:以教育领域为主要对象的全社会教育信息

一个公共信息平台，成天由一些老气横秋、一脸木讷的老先生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讲述“悠久的历史”和“春天的故事”，这构成了中国教育电视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人说这是中国教育电视唱给中国公民的催眠曲，也有人说这些节目是为中国教育电视唱出的一首首挽歌。

教育电视之所以有其存在的必要，就是它承担着向公众传递教育领域各种信息的重大责任，包括教育政策、教育动态、重要的教育教学活动、教育教学的创新成果、教育领域的名人动态、甚至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和发生的事故，而教育又总是和一个民族、全体公民、社会进步与祖国未来息息相关的。

3.教育电视的风格定位:平易近人、轻松活泼与生活化

尽管我国教育电视自身社会身份尚不明朗，行踪时时受到监控，但与其他媒体一样，我国教育电视却总是非常“自觉地”扮演着“教化者”与“引路人”的角色。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节目的参与者，或者是提前做好的现成节目，无不充斥着教训、教导、教化的元素，内容枯燥重复，形式单调古板，缺乏人情味道，令人观之生厌。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做得生动活泼、充满生机吗?在我看来，这样做并不很难。首先要把自己从教化者的角色转化到服务者的角色上来，把高高在上的“师道尊严”似的姿态放弃后，回归到信息交流平台的位置。教育电视本质上是公共电视，是公众交流信息和意见的平台，是一种社会公器。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它，只要他对教育具有足够的兴趣，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教育电视的传播之中。

从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使用某种媒介，他必有某种信息需求和“期待视界”，他必然会选择那些以轻松活泼、润物无声、促膝谈心等方式传播的信息，没有谁愿意正襟危坐，屏声静气地听一个个道学先生讲那些深奥难懂、毫无现实意义的玄学。

解决了以上三个难题，中国教育电视才真正会拥有希望。否则，在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面前，在日益多元的信息来源的社会，僵死的古板的教条的传媒即便不会马上寿终正寝，至少也不会赢得公众的青睐与拥护。

【注释】

(1)刘行芳，徐州师范大学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2)郑昕.我国教育电视的困境与出路.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3)郑昕.我国教育电视的困境与出路.南昌大学MPA教育中心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4)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旧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