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组织调整和应对措施

第十章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组织变动趋势及应对措施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在增强，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跨国公司普遍进行新一轮产业布局调整，国际间的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转移与流动日趋便利，产业链中研发、制造、营销等环节向低成本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中国正处于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型工业化的新阶段，经济进一步发展将更依赖参与国际分工和优化产业组织的能力。今后一个时期，中国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基点、主体、内容和重点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调整的基点要由过去的短期适应性调整转向长期的战略性调整;调整的主体将由政府逐步过渡到企业;调整的内容要从单一的企业、产品结构调整转向产业分工格局、企业组织结构、技术及产品结构等综合性调整;调整的重点也要由增量调整为主转向增量与存量调整有机结合。因此，如何充分利用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产业分工调整提供的历史机遇，准确分析全球化对我国工业产业组织的影响，并提出优化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战略调整对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本项研究集中考察了全球化对我国产业组织的影响，提出了促进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思路和措施。

一、全球化对我国产业组织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资源配置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和新的国际分工。其实质是跨国企业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竞争优势成为新的国际分工的主要基础。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越能够在国际分工中整合别国的资源。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履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将进一步把我国纳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中，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将更依赖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它对中国产业组织必将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贸易权和分销权的开放使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长期以来，我国只将贸易权授予国有贸易公司等数量有限的企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权(进出口权)和分销权(包括佣金代理、批发、零售及特许经营)进行比较严格的限制，贸易权和分销权的限制被视为保护国内市场的重要措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商投资企业立即取得了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的分销权，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设立合资企业，从事进口和国产品的佣金代理、批发和零售。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中国承诺逐步开放外商投资企业贸易权的范围和可获性，加入后3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允许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及外国企业和个人，在中国全部关税领土内进口所有货物(议定书附件2A所列保留由国营贸易企业进口和出口的产品份额除外) 。但是，进口商分销货物需依照中国在GATS项下的具体承诺减让表进行。^[1]因此，分销权和贸易权的开放，一方面，会直接吸引来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扩大外国商品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重要机会;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跨国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会大大提高，中资企业在拥有自营进出口经营权的同时，还要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服务提供者进行竞争，过去由国有企业垄断或控制的行业将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由于我国工业品的分销体系不够完善，工业品利润的一半来自流通领域，分销权的开放对中国工业造成的压力很大。

实际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贸易和分销体制不仅严重地限制着外商投资企业，而且制约着我国企业的发展。大家知道，在原来的体制中，这两类企业的贸易权和分销权的配置刚好错位，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贸易权，但仅限于根据企业的经营范围供生产目的的进口和出口，其在国内市场销售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受到严格限制。我国企业，虽然拥有完全的分销权，却不具有自营进出口权利，其进出口只能通过国有贸易公司这个中介进行。这种错位既限制了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市场的直接销售，也限制了我国生产企业直接接触世界市场，并与之相融合的程度，限制了生产企业了解、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我国大中型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由许可制到登记制的试点工作是1997、1998年开始进行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将更容易取得贸易权和分销权。表10 －1概要介绍了我国若干产品贸易权与分销权开放的进度、内容及影响。

表10-1　中国若干产品贸易权与分销权开放的进度、内容及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2年特刊) 》 )和其他资料整理。

(二)我国的工业品销售可能更加依赖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营销网络

一个产业的成长必须克服固有的“市场屏障”和“学习效应” ，解决后进入企业在质量、成本、品牌和营销渠道方面的问题。因为即使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加工能力，甚至控股权，但没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和品牌，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仍将为外方所把持。今天，产品开发、品牌和市场营销在企业价值链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但是，在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过程中，中国企业呈现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两头弱、中间(加工制造)大的特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禁止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服务提供者在中国直接分销其产品，拥有和管理分销网络、批发渠道和仓储，外商投资企业只能通过中资企业来分销他们的产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自加入时起，即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分销(包括佣金代理、批发、零售及特许经营)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存货管理、送货、仓储、营销和广告、安装、维修、培训等附属服务;加入后1年内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设立合资企业，从事进口和国产品的佣金代理业务和批发业务，但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和农膜的分销在加入后3年内，化肥、成品油和原油的分销在加入后5年内;加入后2年内向合资零售企业开放所有省会城市及重庆和宁波，有数量限制。外国服务提供者将在5年以内逐渐取得除盐和烟草以外的所有产品的分销权，^[2]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所蕴藏的商业机会必然为众多的跨国公司所觊觎。例如，自加入时起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设立合资企业从事汽车的进出口(有配额限制)和分销权(有股比限制) ，包括售后服务等附属服务。自加入时起允许外国银行从事消费信贷(有地域和客户限制) ，对国外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没有限制。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仍然像以往那样，仅仅注意合资企业中中方的股权比例而忽视合资企业是否拥有自己的营销渠道和品牌，企业将很难形成自己的营销渠道，产品销售渠道、客户资料和品牌可能长期为包销产品的外方所控制。结果，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经营网络中，我国将主要作为他们的亚太生产基地和全球重要的产品销售基地而融入其中，相应的，我国工业企业的成长也将更加依赖外国服务提供者和跨国公司的营销网络。不过，外国服务提供者和跨国公司的营销网络对于我国工业来讲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得好，不仅不会拖累企业发展，而且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具效率的营销渠道。

(三)服务业将随着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而转移，从而改善工业发展环境

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紧迫课题。改革以来，中国吸引外资的重点是制造业，外国资本投资于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和金融保险、电信、分销服务的比重很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正在按照已经作出的承诺，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中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开放地域、数量和经营范围，服务业向中国转移的门槛已大为降低。GATS第8条对垄断服务的提供作了规定，即任何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任何一项服务的垄断提供者，其行为不能违背该成员的最惠国待遇义务及作出的具体承诺，也不能滥用其垄断地位。如果某一成员已经就某种服务的提供作出具体承诺，但是后来又就该种服务授予了垄断经营权，从而使其已作出的承诺失效或减损，那么他必须通过谈判作出补偿(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2000) 。在这种背景下，服务业将随着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而转移，尤其是诸如设计、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会计、审计、簿记、法律、广告、管理咨询、分销、金融保险等直接作为制造业投入的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将明显上升，从而为工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四)促进工业生产组织结构变革和分工的深化

服务活动是每一家工业企业的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服务业与工业像唇齿一样相互依赖着，服务业构成工业生产中间投入的重要部分。现代工业生产已经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产品处于生产制造环节的时间只占少部分，大部分时间处在研发、采购、储存、运营、销售、售后服务等阶段，产业链条的运转更多依靠生产性服务业，服务业的效率对整个链条的效率影响很大。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运输、电信、商业、金融保险、公用事业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这类服务业的效率提高能够通过降低交易费用达到降低分工成本的目的，分工成本的降低可以推动分工深化，进而推动工业增长。

由表10 －2可见，我国服务业主要作为工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居民最终消费还不到服务业总产出的1/4。从2000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看，中国工业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占全部中间消耗的10%～22% (见表10 －3) 。这说明，今天的工业生产力与容易获取的、价格合理的金融、计算机及信息服务紧密相连。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争夺市场的企业在市场研究与开发、广告和售后服务支持方面的花费比以往多得多。R. M.哈特韦尔指出，倘若没有像运输和教育这样人人需要的服务业，倘若没有像零售和批发商业这样中间服务业的发展，工业化就不可能发生，或者即使发生其速度也要缓慢得多。^[3]改进工业和农业中劳动力的质量，也许是现代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成分，而所谓改进，除了较好营养外(改进食品供应的结果) ，主要依赖于扩大服务部门，特别是医药和教育领域。^[4]

表10-2　2000年中国服务产出按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的流量分析

注: (1)最终使用由居民最终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和出口构成。
(2)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占总产出的比重之和不等于100%，是因为存在进口、出口差额。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计算。

表10-3　2000年中国工业对服务业的直接消耗占全部中间投入的比重(%)

注:括号内是完全消耗为直接消耗的倍数(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计算。

服务业的开放将使以往由企业内部自行提供的服务逐渐分割给专业服务企业。迈克尔·波特认为，把一个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是不能理解竞争优势的。每个企业都是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竞争优势来自于一个企业在设计、生产、销售、运输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许多互不联系的活动，这些活动中的每一项都有助于企业的相对成本地位，并为别具一格的形象奠定基础。^[5]在我国，本应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多由企业自身完成，大量可以通过社会分工节省成本的机会没有被恰当地利用。服务业的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服务效率的提高，能够向工业企业提供更多、更专业化和更高质量的服务，有助于改变工业企业将所需要的服务内部化的倾向。

拥有日益增多的专业化厂商和各类专家，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特征。多数服务业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品，其产出中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工业生产的重要投入，服务对工业生产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工业企业通过购买服务提供者的服务，社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得以源源不断地通过价格机制参与工业生产过程。因此，服务业是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 ，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桥梁。迈克尔·波特指出，当既有的服务业需求(如广告、会计、咨询顾问、信息系统、银行投资与市场调研等)变得更复杂时，更专业化的服务业就会应运而生。当企业的产业链中充满了复杂的产品和各式专精的技术时，它必然需要更多设计、营运和维修方面的服务。^[6]专业服务企业面临争取客户的竞争压力，这使它们具备了提高生产率和服务质量的动机。相形之下，附属于企业内部的服务部门则是一个成本中心，虽然它们也与外界的服务企业较量，但实际上却很难产生竞争的压力和动机。当企业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专业化服务企业变得更专业和更具效率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认识到与专业服务企业合作与协调的好处。

(五)促进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的形成

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是创造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服务企业提供其他产业所需要的技能、技术和支持，缺乏效率的服务业必将侵蚀其他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服务产业的特点和国际化的情形已显著改变，服务业绝不是传统刻板认定的低科技和国内产业。国家的制造业即使再强大，如果服务产业普遍缺乏竞争优势，仍将严重阻挠国家生产率的成长。菲利普·科特勒的研究表明，技术与生产技术的提高对产品质量与信誉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这些新的生产技术更易受瓶颈产业影响，所以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信的供电行业与完善的运输网络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基础行业的落后，使得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兴趣下降。^[7]在各国的就业市场中，服务业都占有重要比例。当服务业的生产率受到抑制、法律规定严格、国营制度或其他种种因素造成的限制，就表示这个国家对个人收入的束缚。政府开放服务业进入国内和国际竞争的意义不仅在于激励生产率，还希望能释放稀有人力资源，因为这些可贵的人力可以分散至其他或更具生产率的产业服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逐步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电信、金融、分销、专业服务等领域的投资禁区将逐步解除。这意味着一些以前半开放或仍然实行垄断经营的领域将引进竞争机制，其结果势必推动我国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促进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的形成。

(六)产业链向深加工和高附加值方向延伸，但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可能继续为外方控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企业组织形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是:广泛利用别国的生产设施与技术力量，在自己可以不拥有生产设施与制造技术的所有权的情况下，制造出最终产品，并进行全球销售。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制造业公司掌握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授权国外生产厂商按其要求生产产品，自己则在全球建立营销网络，进行产品的广告宣传与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如耐克公司的耐克牌运动鞋就采用这种方式。二是制造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零部件的加工制造网络，自己负责产品的总装与营销。如波音747飞机，含有约450万个零部件，来自近10个国家，1000多家大企业，15000多家小企业。英国装配的汽车，发电机来自瑞典，控制设备来自德国，底盘、弹簧来自美国，车身来自意大利。在这个变化进程中，跨国公司把我国的部分企业纳入他们的垂直产业链中，给国内企业提供了一个吸收经验、积累知识的良好机遇。随着跨国公司产品生产链不断向具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延伸，我国企业可能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转变，该产业的知识、技术含量增加，产业得到了优化升级，也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升级和发展。从产业组织结构的角度考察，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向深度加工方向发展的趋势明显加快，由过去仅提供初级原材料和低加工度产品，向增加技术含量和提高产品的加工深度方向演化、升级。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产业升级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从而增强相关制造业的规模和深度加工能力。凭借相关制造业的能力，我国有能力在一些产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占据比其他后起国家更为有利的位置。我国一些具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出口能力和发展潜力，有可能成为全球同类产品重要的生产和加工基地。

人们普遍认为，跨国公司拥有相对先进的生产设备、产品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控制产业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其附加值应该比国际分工中不同程度地处于垂直分工体系下游或网络分工体系低端的国内企业高。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附加值呈增长态势，但其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远远低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0 －4) 。这一现象使我们认识到，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率不仅受分工的影响，而且与产业的市场结构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主要集中于市场开放程度、竞争程度和全球化程度高的产业，面临着进口产品和各种类型企业的竞争，很难像国有企业那样依赖政府的市场准入限制攫取垄断利润。

表10-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91年、1996年、2001年、2002年，2004年。

二、全球化背景下优化中国产业组织的思路

(一)产业组织政策的基点从国内市场转变为国际市场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产业组织政策主要是解决国内市场中企业规模和市场秩序方面出现的问题，寻求资源在国内市场的合理配置，着重保护本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政府在引导产业组织合理化和协调产业内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实施产业组织政策时，其视野主要局限于本国市场范围之内。要么通过严格立法，限制垄断，保护竞争活力;要么在一些集中度低，存在大量小规模企业的竞争性产业中，采取促进竞争和提高集中度的政策，鼓励规模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产业组织政策的基点是限制垄断，鼓励竞争，对企业因竞争引起经济力量过分集中而形成的经济性垄断和政府因滥用行政权力而形成的行政性垄断都进行限制、制裁，对企业兼并行为严加防范和控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由于市场的开放，产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对我国工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流动，产业分工从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国际生产体系的形成，将使以跨国公司为主角的企业兼并、合并日趋激烈。企业不仅面对本国同行，而且面对外国企业的竞争。企业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扩大生产规模，展开竞争。从而，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这一切使产业组织政策的基点发生了变化，从过去主要弥补国内市场的局限性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干预经济，突出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性。

(二)产业组织的内循环发展思路将转变为发挥比较优势和利用国际资源参加国际分工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我国工业实际执行的是内循环的发展思路，即依靠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发展制造业，并试图全面实现进口替代，出口增长让位于进口替代，概括来说是一个立足国内资源的防守型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这一思路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的背景下，完全依靠国内资源将导致高成本和低效率，直接影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其国际竞争力难以提高，也难以形成强大的出口能力。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直接影响来看，在失去了高关税和非关税保护后，全面实现进口替代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因为消费市场的多样性和本国产品的局限性，某些工业品的进口增加难以避免，部分零部件也会采用境外采购的方式。

因此，无论是从提高产业竞争力还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角度，过去内循环式的产业发展思路必须予以突破，我国工业将在开放中逐步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产业发展的目标应由全面实现进口替代，转变到发挥比较优势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上来，并在国际贸易的大循环中逐步实现净出口。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潜力看，我国完全有可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有可能实现净出口的目标，尽管目前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较低。

(三)促进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之间的产权置换，积极培育主要以产权为纽带的大型企业集团

改革产权制度，建立归属清晰、产权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行形式，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使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进一步融合，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增强国有资本的调控力和渗透力。

(1)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打破地域、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界限，实现产权在全国或区域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有效解决市场分割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除极少数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领域的国有大企业实行国有独资外，通过国有资本与各类非国有资本和法人资本的相互持股，使多元投资的现代公司制成为大型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随着经济社会化和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各类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不可避免。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阶段，既可以变单一国有股东为多元国有法人股东，也可以引入非国有股东，变为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在市场条件具备后，将国有绝对控股公司改革为国有相对控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甚至国有资本完全退出的非国有公司，彻底解决国有股权过分集中的问题，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例如，以发电设备著称的哈电集团，其电站设备的研发和制造水平很高，而沈阳输变电集团在输变电设备方面优势很强。这两者强强合作，可以共同打造东北老工业基地在电力装备方面的整体优势。石化装备方面，辽宁在压缩机、泵阀等运动部件、整机制造领域优势突出，黑龙江则在反应器等大的不动件制造方面实力雄厚，如果将两省的优势加以集成，则可形成石化装备的成套制造优势。

(2)通过纵向延伸产业链和横向兼并收购，使优势企业扩大核心业务规模，打造一批在全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大企业、大集团正在以其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优势、巨大投入的技术开发优势、营销网络遍布全球的销售优势成为竞争的主导者，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体现和象征。一些地区在实现了工业化初期总量扩张的历史使命后，正在经历着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必须适应当今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特点的需要，走以大品牌支持大企业、大集团，以大企业、大集团支撑支柱产业，以支柱产业支撑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首先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导优势企业、优质资产、优秀人才向大集团集中，做大做强一批技术创新能力强、主业突出、持续盈利能力强的骨干企业群，使它们成为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骨干和依托。同时，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以市场化重组或行政划拨方式，将中小企业的国有产权纳入国有骨干企业或集团公司。这方面，外部投资者特别是战略投资者在大型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外部投资者可以改变国有股权过于集中的问题，也能够带来新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模式，并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

(3)通过股权置换，实现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的相互持股，推进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重点企业的战略重组。中央企业同样面临从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绝对控股公司向国有相对控股公司转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产权多元化的任务。中央与地方企业之间的股权置换应该以战略并购和强强并购为主要形式。战略并购和强强并购是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的重要方式。股权置换过程中，应该注意把政府第一推动力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与以资本为纽带的市场重组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结合进行，注重产业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防止政府包办和片面强调市场作用两个倾向。通过产权置换，将原来单一国有股东改变为中央和地方国资委，或者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共同持有股权的公司，可以使中央和地方国有独资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更好地发挥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整体作用。通过股权置换形成的大企业集团，其组织结构应以母子公司为主要形式。集团公司负责资本运作和重大决策，控股、参股子公司独立经营，形成既能驾驭各子公司，又可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母子公司体制。我国应该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股权置换为契机，进一步理顺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关系。

(四)整合资源，构筑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我国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始终没有摆脱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模式，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一直在“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中徘徊。大型骨干企业的研发、制造能力与其战略地位不相称。许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产业以及主导产品的设计、生产，往往不是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外国技术和装备进行生产。一些已经形成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或产品，对国外技术仍然具有很强的依赖，特别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领先技术一般仍由国外公司控制。例如，哈航集团的关键产品加工军大量采用国外设备。长春汽车零部件企业虽然在转向传动系统、制动系统、发动机零部件系统、热力交换系统等方面形成了制造能力，但技术上仍受国外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控制。长春轨道客车股份公司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比较强，尤其在系统集成、高速转向架等核心技术领域没有形成自己的能力。只有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才能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竞争日益加剧的挑战。

应该承认，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装备对提高国有企业技术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一直是薄弱环节。在引进过程中，主要资金和精力用于硬件设备和生产线的进口，忽视技术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能力不强，缺乏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综合创新。一些引进项目过分关注短期制造能力，技术能力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之中，国内技术需求和研发能力受到削弱甚至扼杀。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新型工业化的起点，经济发展进入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的设备更新已经引发国内对装备制造业的巨大需求。部分企业已经摆脱多年来增长乏力的局面，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但从总体看，多数企业仍然面临着在快速扩张中提升技术能力的艰巨任务。

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不仅是技术需求者，而且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和技术发展的引领者。技术难题多是企业首先接触，技术需求也是企业更清楚。科技支撑只有从能力建设入手，激活创新源头，构建以市场为基础、以大项目大工程为载体、以骨干企业为主体、以科研机构相支撑的产学研互动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机制，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力量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之外、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技术创新体系。为此，我国要充分利用高度开放的有利国际环境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大研究开发和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投入，强化企业在创新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地位，加快建设与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及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过程，使自主开发的技术和产品所占比重逐步增加，把科技进步的基点转移到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上来。围绕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加大对重点行业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扶持力度，用高新技术、先进技术改造提升支柱产业和传统产业，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断推进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优化升级。

(五)鼓励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同时防范其垄断市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对外开放。顺应历史潮流，外资对华进行跨国兼并和股权置换将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利用外资新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倾向于采取兼并和股权置换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的动因是为了获得竞争优势。第一，兼并和股权置换方式产生收益的周期短，经营的风险性相对较少，外资不管是通过证券市场收购还是通过产权市场收购，都可以不间断地进行生产，比新建企业收效快，投资回报的年限大大缩短。第二，可以利用被兼并和股权置换企业现有的员工、营销网络和商标，直接获得市场份额，若是新建企业，这个过程要长得多。第三，兼并和股权置换能较快地获得新的竞争力，迅速进军不熟悉的领域。第四，兼并和股权置换因不增加行业中的竞争者，因而不会加剧竞争局势，新创方式则会使行业中多增加竞争者，使对市场的争夺加剧。(www.xing528.com)

企业兼并和股权置换从形式上看通常有三种。一是横向兼并和股权置换，即企业按现有产品的有关的方向进行兼并和股权置换，其主要动机是消除或减少竞争，并因此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二是纵向兼并和股权置换，即按公司活动的不同阶段，向现有阶段之外的活动进行的并购，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供应和销路，免受供应上的垄断性控制和销售上的竞争威胁，因为纵向并购主体双方存在纵向的协作关系，即存在原材料供应、生产与销售的关系。三是混合兼并和股权置换，即企业出于多样化战略目的而进行的兼并和股权置换。混合兼并和股权置换可视为多部门组织的自然发展，这种自然组织既能组织极其复杂的经营活动，实现不同的战略目标，又可使由多部门管理互不相同的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降低(杨清，2001) 。

值得注意的是，兼并和股权置换可能引起垄断。外资来华进行兼并和股权置换，主要目的是通过并购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打击竞争对手，争取更大的竞争优势，攫取市场支配地位，最终形成垄断。如果外资兼并和股权置换形成了垄断，而又没有相应约束，最终妨碍市场的公平竞争，使国内大多数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最终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六)设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产权交易场所，培育和发展产权交易市场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健全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有序流转。产权只有具有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才能使其掌握在能够使产权发挥最大效用的人(机构或法人)手中，才能利用产权的力量引入企业发展所必需的增量资源。产权交易包括协议转让、拍卖转让、招投标转让三种方式，国有产权交易的趋势是实行拍卖交易。采取拍卖的形式进行产权的公开交易，不但可以给买卖双方提供一个公开处置的市场和渠道，而且公开竞价能够充分发挥交易对象和价格的市场发现和挖掘作用，从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产权交易市场是为产权流转提供服务的交易场所，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产权交易的平台。产权市场建立后，国有企业股权转让、资产买卖等方面交易活动必须通过产权交易市场来完成。

我国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企业国有产权跨地区、跨行业、跨不同所有制交易的数量不断增加。在企业改组、改制中，由于国有产权主体不完全到位或国有产权主体缺位，容易出现经营者自己卖自己买，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腐败问题。只有建立规范、有效的产权交易场所，通过产权市场进行交易，成交价格通过竞价招标或拍卖确定，才能从源头上堵住企业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由于我国企业国有产权非标准化和复杂的属地关系影响，一直没有形成区域性或全国性的产权交易市场，产权交易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的产权交易场所，能够促进企业产权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有利于发现交易对象和合理的交易价格，实现产权的优化配置，保障产权交易行为的公开、公平、公正。加快产权交易市场建设，首先要制定产权市场管理办法和交易行为规则，规范各类产权交易行为。加强网络建设，实现产权市场之间的联网，增强市场功能。

三、促进我国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政策措施

(一)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契机促进中国的产业重组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我们摒弃自给自足的发展思路，抓住发达国家将产业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契机，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和智力资源充足的优势，采取进一步的开放政策，大力吸收国际资本，争取将我国建成世界工业产品的生产、加工、分销和研发基地，实现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的转移。树立向跨国公司学习、与跨国公司合作、与跨国公司竞争的战略理念，主动加入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从当其下游的制造商做起，逐步积累诀窍、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学者认为，谁能和跨国公司有合作的机会谁就是最大赢家之一。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以发达国家为主体，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就是一个市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如果说20世纪是跨国公司主导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就是跨国公司主宰的世纪。所以今天我们要定位的就是如何跟真正意义的跨国公司进行对接，进行合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才有跨越式发展的可能，否则没有希望，等你达到一个基本成熟期以后你才可以讨论竞争的问题(张宏伟，2001) 。

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在所有的方面、所有的环节都存在优势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国内企业一方面要根据本行业和本企业的特点正确选择竞争战略，培育和发挥本企业的独特优势，增强自己的竞争实力。另一方面，又要积极吸取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的先进之处，在干中学，创造优势，巩固优势，针对企业规模、竞争力采取差别战略。对于竞争实力较强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力争通过全球原材料采购、产品出口销售、海外扩张投资、与外国企业合资合作、全球兼并重组等方式，成为全球化设计、制造、销售、管理的跨国公司，形成合理的垂直专业化产业链条。对于具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的中小型企业，应该积极主动地向国内大企业集团集中、靠拢，为这些核心企业进行配套生产或服务。有条件的企业可以考虑与海外企业合资或合作，力争通过向跨国公司提供优质低价的原材料半成品，加入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的生产链条。

(二)注重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国有资产控股行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团化步伐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仅仅依靠国内保护、限制竞争根本无法达到提高产业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目的。相反，限制竞争导致了高的社会成本，滋生了一批极力维护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产业竞争力和优势企业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市场是发现优势企业唯一公正的评判标准。政府选择、指定生产厂家，限制别家进入的结果往往偏离政府的意愿。实践证明，“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一条规律。例如，所有成功发展汽车工业的国家，都经历了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过程以及妥善处理规模经济、竞争和创新动力之间关系的微妙阶段，美国三大公司的局面是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市场集中过程才逐步形成的。我国虽然有上百家整车制造企业，但是厂商数目的众多并不意味着市场的有效竞争。尽管一些企业不生产一辆汽车或年产量低于100辆，但他们获得了稀缺的许可证和产品目录后，就可以将其居奇待售。保护扭曲了汽车产业的规模效应，也就是说，有规模也不一定经济，或者说没规模也可能经济，因为各种形式的保护特别是地方保护，抑制了市场机制的发挥，形不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因此，离开竞争机制，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发挥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非国有企业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国有企业在冶金、石油天然气开采和加工、烟草加工、供水和煤气等基础或垄断性产业仍然具有较大份额，在一些重要行业或关键领域组建了一批具有一定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要继续采取兼并、租赁、出售股权和破产等企业改革、改组措施，依靠竞争机制将过于分散的生产能力集中起来，使少数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在产品质量、工艺技术、生产装备、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具备超前开发的技术创新能力;一批企业和企业集团要具有较高技术水平，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有较强竞争力;多数企业要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注意发挥中国劳动力充裕的优势，采取各种积极的政策促进这些优势企业向海外拓展市场。夏大慰等针对世界大石油石化公司以强强联合、突出核心业务和规模超大型化为特征的新一轮调整，提出了继续重组我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建议。通过整体重组改制，按照国际大型石化公司通行的、合理的产业结构模式和国际投资者对大型石化公司的要求，按照上下游、内外资、产销一体化原则，重新集中、整合、构造石油石化工业的核心生产经营业务;将辅助业务、非主管业务和非经营性资产分离出来，将主业中的无效资产、低效资产和不良资产清理出来，突出核心业务，精干主业资产，提高内部专业程度和配套协作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提高规模效益，才能增强自身的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8]

制定规范、宽松的企业购并政策，鼓励各类企业通过柜台交易和资本市场进行并购重组，实现市场结构从竞争向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结构的转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购并将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要手段。跨国公司历来追求全球战略，要求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低生产成本和最高销售价格，尽可能地提高全球市场占有率和取得全球利润。近几年，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相互开放的程度大大提高，也迫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加快扩大规模、抢占市场的步伐，否则就有可能被全球化浪潮所吞没。而通过购并进行强强联合，形成规模经济，是达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实力，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一条捷径。

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求，在资本市场上收购上市公司，股权超过30%的可实行要约豁免，以降低企业收购成本;鼓励上市公司之间、上市公司对非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收购，鼓励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收购上市国有企业，对达到最低行业规模经济要求的收购行为，在税收、融资上给予大力支持;加快国内投资银行业的发展，逐步引进国际上实力雄厚的投资银行参与国内企业的资本重组，银行要为企业购并重组行为提供有力的融资支持。当前，尤其要加快石化、汽车、机械、电子、通信等行业的改制和重组步伐。这些产业的产业链条很长，其升级和大力发展将会明显提高产业关联度。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也是一个“蛋糕”做大的过程，其扩张速度和效益明显要比粗放式增长大，因为大企业不断增加且规模不断扩大将起到“水涨船高”的作用，为中小企业成长创造空间。

(三)在合资经营遇到障碍的领域，谋求与跨国公司构建战略联盟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有利地与跨国公司构建战略联盟，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我国工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以合资经营为主要形式的跨国公司投资项目，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模式，而且促进了我国企业经营观念的转变，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然而，我国企业以合资形式与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往往是建立在以本国市场换取外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合资企业依照各方的出资比例分享收益、分担风险，跨国公司通常并不愿意将先进技术转让给自己不能有效控制的合资企业。股权结构不仅决定着合作双方的地位和发言权，也和跨国公司转让技术的先进程度与合作热情密切相关。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股权结构的现状来看，除少数国家规定外资不能控股的行业之外，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外方独资或控股。不少在投资初期由中方控股的合资企业，在以后的增资扩股中，多半也是跨国公司增大了持股的份额。由于合资双方对企业的控制能力不对等，市场换技术的成本过高，我国企业面临着要么失去市场，要么无法引进先进技术的两难选择。有些跨国公司在挤占中国市场的同时，还通过转移价格损害国内出资企业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总体规模、技术和产品的研发能力、风险投资的运用均不够理想;有些企业历史包袱过重，仍存在着产权不明晰，市场交易不规范的现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去依靠政府保护的垄断性行业必须遵循入世的承诺，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向外商提供同等的市场机会和条件。在我国政府逐步取消对跨国公司投资行业与地域限制的过程中，石油、石化、汽车、电子信息等多年来政府重点培育与保护的产业，必将面临跨国公司巨大的竞争压力。在国有企业必须保持控制权的领域，可以积极探索与跨国公司合作的新形式。除了现行的股权合资形式以外，还可以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

战略联盟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基于共同的战略目标，通过相互间的各种协议，在特定的领域中结成松散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形式。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组织的松散性、地位的对等性、合作行为的战略性，合作范围的广泛性及合作与竞争的共存性。比照这些基本特征，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不同于股权式合资经营企业，而是一种企业间借助契约建立的、不涉及股权参与的合作形式，如订单生产协议、联合市场协议、交叉特许、联合研究开发等。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还可根据其在产业链上的合作位置，细分为资源补缺型、市场营销型、联合研制型等具体结盟方式。

通过结成战略联盟，跨国公司把各自的国际化经营业务作为整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更好地发挥了内部化管理的优势，构成了各类资源和信息交错流动的顺畅网络，协调了成员企业的地区发展战略、产品研发、生产和营销职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产业链的最佳配置。跨国公司战略联盟还增强了对上、下游企业物流的控制力，利用联盟内部和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贸易转移定价，达到了成功避税和增加收益的目的。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跨国公司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的联合研发更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发展新模式。总之，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使其拥有了更强的信息优势，更广泛的产业门类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具体结盟方式来看，可以采取产业链初始位置上的联合研发。结盟方通过交换彼此拥有的专利技术等优势要素，分担开发成本和风险，提高创新产品的技术含量，加大其他企业的技术模仿成本和难度，延长创新产品的生命周期，以获得高额、稳定的投资回报率。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跨国公司合作签署的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协议正在不断增加，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摩托罗拉与索尼、三菱和加拿大贝尔公司签订的共同开发新一代芯片的联合协议;美国IBM、日本东芝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缔结的共同开发记忆芯片的三边联盟;日本东丽公司与美国基因技术公司共同研究与开发干扰素等等。另据统计，目前世界最大的150家跨国公司，已有90%与其他厂商结成了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全球大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中，有25%是通过联盟获得的，而在80年代以前则为零。^[9]

(四)积极引导中小企业进入大企业的发展体系，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目前，国际分工格局呈现一个新的特点，跨国公司纷纷依据自身的战略定位不断地将其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以它为中心形成产业价值链的纵向或横向的企业群。中小企业以市场为导向，采取集中策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特定的细分市场，有可能参与这种分工。2001年4月1日，瑞典爱立信公司宣布:其今后只负责手机的技术设计和市场营销业务，并将设在巴西、马来西亚、瑞典和英国的手机制造工厂，以及部分美国工厂交由总部设在新加坡的Flextronics公司接管经营。一般来说，手机的产业链包含有7个部分，即研发、设计、生产、供应、营销、销售和售后服务。爱立信公司将其中的生产和供应两个环节外包给Flextronics公司，自己仍牢牢控制着手机产业链的主要环节。^[10]目前许多跨国公司纷纷选择业务外包策略，爱立信公司是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可以预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跨国公司会越来越多地将产业链的非核心环节业务外包给我国的企业，而且大量的全球企业在我国境内生产商品，我国的中小型企业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某些环节。因此，产业链外包战略应该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关注的热点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建立中小企业同大企业之间合理的分工协作关系，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中小企业对大企业专业化配套和专业化服务，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积极引导小企业进入大企业的发展体系，使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形成协作配套关系。加快培育和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开拓、筹资融资、贷款担保、技术支持、人才培训的社会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以及有关中介和社会服务机构，积极开展面向小企业的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等多方面服务。以名牌产品为龙头，整机厂带动零配件生产企业的发展，形成分工合理、专业化配套的社会协作化体系和高效率的企业组织结构。加强和改善对小企业的财政税收扶持，规范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与各项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五)利用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国内外的经济发展经验说明这是一条非常有效的策略。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复印机在印度还是相对先进的办公用品，日益繁荣的经济形势对复印机的需求不断增长。所以，当施乐公司将比较成熟的1027型复印机推向印度市场时，就很快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此时的市场是真正意义的卖方市场，卖方几乎无需考虑营销战略。20世纪90年代，随着竞争对手陆续进入，完全由卖方控制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一些新进入的品牌如佳能、惠普、理光等产品凭借价格优势迅速抢占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在此情况之下，施乐公司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印度市场的技术策略与营销战略。^[11]

近年来，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在加剧。为夺取竞争优势，它们普遍加快了对其投资企业的技术转让步伐和研发的本地化进程，标有其品牌的新技术产品、换代新产品被不断推向市场。从个体的角度看，用行政手段规定股权比例或以让出一定市场的方式直接强制要求外资输入技术，这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从长期看实际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因为技术创新是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淘汰落后技术的结果。在竞争极其有限的市场内，技术的输入不仅是有限的，而且输入的技术往往是次优，甚至是已经被淘汰的，技术转让费和技术引进费极其昂贵，产品更新大大长于竞争条件下的寿命周期。竞争越充分，产品的更新换代越快，越有利于技术创新机制的形成。

目前，我国不同行业之间的市场结构差别很大，从跨国公司占领市场的角度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垄断竞争(如家电行业) ，国内企业在历经激烈的市场竞争之后，产品质量、技术工艺和售后服务均较适合我国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再加之品牌和低成本的优势，跨国公司要挤占这些企业的市场份额难度很大，投资决策也较为慎重。第二类是寡头垄断(如电信、汽车行业) ，由于存在种种竞争障碍，国内企业尚没有经过优胜劣汰的锤炼，竞争能力很差。相比之下，跨国公司具有明显的垄断优势，投资的积极性较高。第三类是中型市场结构，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势均力敌，一时很难断定未来的市场结构是走向垄断还是回归更激烈的竞争。因此，我们需要培育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垄断竞争市场上，鼓励国内企业开展竞争，从而占领更大的国内市场份额，获得先发优势;在寡头垄断市场上，一个产品领域中至少要引进三家跨国公司投资，使不同的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竞争。运用这种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借助市场竞争压力，促进外资提供最新的产品和制造技术，鼓励外资在华以独资或合资的方式建立研发中心，并将其开发出的产品视作自主开发，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不仅可以防止国内市场为个别国家甚至个别厂商所垄断，而且可能通过跨国公司之间在国内市场的直接竞争促使其采用领先技术，从而缩短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在中性市场上，鼓励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展开较量，在竞争中提高国内企业的产业竞争力。

(六)完善产业技术政策，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

技术不仅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而且也是决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近几十年来，一些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活跃的角色之一，不仅是因为其自身所拥有的雄厚资本实力、精湛的工艺设备和本国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而且因为其拥有强大的研究与开发能力，以及专利技术、商标、组织管理和营销等多种无形资产，正是凭着对以上两种资产所有权的垄断优势，跨国公司才得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其中研究与开发的能力对于跨国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加强研究开发力度，不断开发出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价值的创新产品已成为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利润、争夺世界市场、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手段。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高、精、尖技术产品的研究过程也往往表现为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对科研资金、技术、人才以及组织管理等各个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如果仅仅凭着有限的领先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来从事这种富有战略意义的重大科研项目开发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但是如果各家跨国公司能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国际间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共同联手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就不仅可以弥补科技力量在国家和地区间的分布不平衡的缺陷，提高研究与开发的效率及创新产品的质量，而且能够实现经营范围和地区的多样化，获取稳定的市场份额和高额的投资回报率，充分发挥各自专业化生产的长处，实现双方优势要素的互补。因此，跨国公司研究开发的国际化、全球化就是趋于这样的形势要求而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将成为21世纪跨国公司发展的重要特征(贺晓琴，2001) 。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国内市场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我们面临着来自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资金、资源、价格、品种、成本、质量、服务、工艺、技术、投资等多方面的全方位的竞争。因此，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完善产业技术政策，对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贷款利息优惠、市场准入和投资项目审批方面实施同样的政策，是形成平等竞争环境的关键。

(七)大力发展中场产业，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利用合资、引进、联合等多种方式，扩大中场产业的规模，提高中场产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档次，使之成为世界性的零部件、元器件制造与供应基地。在重大项目布局上，应改变重整机、轻配套、轻零部件的思想，产业政策必须在扶植主导产业、优势产品和龙头企业的同时，注重推动相关企业的集约开发、特色发展，积极培育为终端产品提供零部件、元器件和中间材料的中场企业，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塑造产业集群优势。国家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现有基础和优势，进行有计划的倾斜，引导行业骨干企业和大企业集团承担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调整的重点项目，培育和发展一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依托企业，使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它们的内在追求。鼓励有条件的企业通过改制、改组，分离从事零部件、元器件、中间材料生产单位，鼓励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股份制改造，包括参股、控股、兼并、收购，也可以托管、租赁、承包等方式转向个人经营，使之成为既为母体企业服务、也面向国内外市场、独立核算的专业化企业。引导和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鼓励中小企业为大企业、大集团配套，推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稳定的、互惠互利的协作配套关系，各级政府部门应在规划、财政、用地以及服务等方面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政策支持。

(八)建立吸引和激励人才的机制

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资产。一定质量和数量的专业人员是工业技术水平的重要载体和基本标志。技术进步带来的巨大收益和企业对人才的激烈争夺，推动着专业人员薪酬的持续上扬和人才的跨国流动。在竞争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在通过种种手段吸引和使用他国人才，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会进一步增强，阻碍人才流动的制度性因素正在失去作用的基础，技术和经营人才越来越倾向于在能发挥其独创性的企业从事工作。跨国公司进行垂直专业化生产，看中东道国的技术管理人员和熟练劳动力，尤为看中相对低成本的熟练劳动力。跨国公司向这两种劳动力资源支付的工资，尽管低于发达国家同类人员的工资水平，但仍然远远高于国内企业所能支付的水平。大量的人才资源和熟练劳动力流向跨国企业在我国开设的工厂和公司，使本就缺乏的人力资源，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内企业雪上加霜。同时，跨国企业高工资的示范效应，又使当地企业人心不稳，不断面临加薪的压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专业人才的总量规模，虽然与美国、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大体相当，但目前的人事劳动制度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用人机制远远不符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产业和技术发展的要求，僵化的人事劳动制度使中国在全球性的人才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因此，政府应该在创业环境、企业制度、融资条件和收入水平等方面采取“一揽子”措施，资助国内技术人员与国外技术人员多层次的交流，吸引国外留学人员和华裔技术人员回国工作。同时，进一步改革人事制度，制定吸引国内外科技专家、企业家参与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企业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开放、流动、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协调有关政策，鼓励技术人员以技术参股来促进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在分配制度上保证技术拥有者、企业经营者和高层企管人员能够取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报酬。

【注释】

[1]参见《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83和84段。

[2]盐可以零售，不能佣金代理和批发;对合资零售企业超过30家分店、销售来自多个供应商的不同种类和品牌商品的连锁店，销售汽车、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农膜、成品油、化肥或《中国加入WTO议定书》附件2A中所列国营贸易产品时不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汽车5年内取消股比限制) 。

[3]［美］ R. M.哈特韦尔: 《服务业革命:现代经济中服务业的革命》 ，载于《欧洲经济史(第三卷) 》 (卡洛·M.奇波拉主编) ，中译本，1989年版，第294页。

[4]同①，第315～316页。

[5]［美］迈克尔·波特: 《竞争优势》 ，中译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6]［美］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 ，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30页。

[7]［美］菲利普·科特勒: 《国家营销:创造国家财富的战略方法》 (中译本) ，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8]夏大慰、陈代云: 《我国石化工业产业组织研究》 ，《财经研究》 ，2000年第12期。

[9]袁开坤、朱仲羽: 《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构建战略联盟刍议》 ， 《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 (社科版) ，2001年第3期。

[10]杨凯云、尹柳营: 《从产业产业链分析中小企业与战略外包》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1年第5期。

[11]李元旭、黄义志: 《跨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营销渠道的策略创新》 ，《国际商务研究》 ，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