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国家产业重组：中国产业组织调整

第五章　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产业重组及其启示

从世界上主要国家所发生的产业重组来看，情况各不相同，有按照本国的产业发展战略而主动进行的产业调整或重组，有在特殊时期，例如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面对巨额企业负债和银行坏账而被迫进行的产业重组。从产业重组的主体来看，既有跨国公司，它们按照其经营战略和市场需要而策划产业并购和重组活动，进而实现其相应的战略目标;也有各国政府，它们按照各国各地区产业发展的国家意志和战略意图而主导产业重组，以摆脱产业困境或保障产业安全。

由于受资料和篇幅的限制，本章仅以美国和东亚部分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为例，阐述当代产业调整和重组的过程、方式和基本特点，并分析总结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产业重组中的经验和教训。

一、美国的产业重组和在国际分工中的霸主地位

美国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美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引领着全球的产业走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美国产业调整、重组和升级的路径无疑给后来者以宝贵的启示。

(一)美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和产业重组特点

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分别以农业和科技产业为主导产业的历程。大致1776～1884年是美国工业化前期，农业是主导产业，这一时期，美国农业生产增长和技术进步方面的优势效应广泛而深刻地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中，支配着该时期美国经济的增长。南北战争前夕，美国人口82%以上还在农村，农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仍占30. 8%，制造业只占12. 1%;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为美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在此阶段，第一产业下降为28%左右，第二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占53%左右，第三产业占19%;到20世纪50年代初已完成工业化，开始向工业化后期阶段发展，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几乎同步变动，显示出成熟的产业结构形态。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第一产业占GDP份额和所占劳动力份额的比重不断下降，到1980年分别为2. 5%、3. 6%;第二产业这两项指标也都略有下降，到1980年分别为33. 5%和29. 3%;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构成一直呈上升趋势，到1980年两者分别为64. 0%和67. 1%。在第三产业中，这时的信息业已达50%以上，美国的产业结构用2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信息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调整。到1997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为1. 7%，第二产业下降为22. 5%，而第三产业已上升为76. 5% (见《总统经济报告》1999年第342页) 。

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兼并几乎成为美国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这种兼并活动也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主要方式，它使世界性的自然资源、劳动资源、技术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纳入其全球化战略之中，廉价地受其支配。

总之，20世纪的70～8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重组具有如下特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通过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当代世界经济由市场力量自发形成的国际分工，内部化为各跨国公司的国际分工，形成跨国公司内部的水平与垂直分工体系。从而实现转移劣势产业，发展优势产业的战略意图。也就是说，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在技术、信息及资本方面的垄断优势，把资本投资到如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把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汽车、橡胶、化工、计算机、精密机械和仪器等行业作为主要的投资对象，从而深化了美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使美、英、法、德、日等国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最上层，相应的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发展。同时，美国的跨国公司还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以便将劳动密集型的食品加工、纺织服装、钟表等轻工业，资源消耗型及污染严重的钢铁、有色金属冶炼与加工、水泥、塑料、石化等重化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垂直型分工体系。从而集中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战略目标。

以美国石油巨擘埃克森公司为例。埃克森在全球37个国家设有70家炼油厂，其石油化工产品在23个国家的49家企业中生产，同时，公司的经营范围还涉及煤矿开采、铀矿及其金属矿的勘探开发、核电站设备、电器产品、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以及旅游业等领域，其所属的200多家子公司分布于世界近百个国家。

(二)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新问题

人们在评价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代的经济奇迹时，往往将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美国经济增长归因于新经济，特别是美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结果，这是因为: 1995～1999年美国传统制造业年均增长率只有1. 9%，两大传统支柱产业(民用住宅和汽车)对GDP的贡献率仅分别为14%和4%;信息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GDP的贡献不断加大，1995～1999年实际GDP增长的30%来自IT产业。^[1]与此同时，能源消耗量大的传统钢铁、造船等生产部门的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到1995年已上升到69. 2%，1999年上升到75%以上，就业人数和比重也超过了70%。预计到2010年，美国经济构成中只有10%左右的制造业，其余全部是服务业。

从美国经济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来看，美国的这种产业结构调整无疑是成功的，以至于美国《外交》杂志在发生亚洲经济危机后，明确地指出:“亚洲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经济模式正确。 ”^[2]但是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也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是巨额的贸易逆差。1980年以来，按官方公布的数据，平均每年有1000亿美元左右的贸易逆差。1999年贸易逆差高达3389亿美元(占GDP的3. 6%) ，较上年增长53. 7%，较1990年增长了3倍，创造了历史新纪录; 2000年前3季度累计实现逆差2773. 7亿美元，全年将再创历史新高。如表5 －1所示:

表5-1　美国1990～1999年贸易逆差情况单位: %

资料来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来源于IMF ， 《世界经济展望》 ，1999年9月; 1999年数据摘自《国际金融研究》 ，2000年第4期第36页。其中GDP增长率为美全国企业界经济学家11月联合预测数，经常项目逆差为美林公司的经济学家2000年12月预计数。

但是，美国的这种贸易逆差，是与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相一致的，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大量进口廉价消费品以满足其日益扩张的消费需求，同时传统工业产品如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也通过进口得到弥补，造成了巨额的贸易逆差。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在美国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上升，其所实现的福利大幅度冲减了一般产品进口增加的损失。 “从1986年到1998年，美国出口总额从3095亿美元增加到9663亿美元，其中知识产业的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2%上升到42%，1997年微电子与信息通讯二类产品出口额达1645亿美元。1993～1998年，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1. 85% (比重达到商品进出口的19%) ，较平均出口增长率高5. 67个百分点。1999年美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的比重达18. 8%，在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中，机械设备出口所占比重达52%。当前，以基因技术为标志的生化产品，全球贸易额1800亿美元，美国就占了一半。 ”^[3]可见，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一种战略性选择的结果。但是，一旦美国所赖以发展的信息产业遭到打击和出现发展的困境，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就会成为一柄双刃剑，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并进而影响到依靠美国贸易的国家的经济，最终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其次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和社会矛盾的加剧。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代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信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确创造了低失业率、高就业机会的奇迹。但是，这一现实非但没有改变美国经济中贫富差距悬殊的局面，反而恶化了普通工人的生活，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正如德国的汉斯－彼得·马丁与哈拉尔特·舒曼在他们所撰写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的著作中所阐述的: “ ……在1995年，在全体男性职工中，有4/5的人一个工作小时的实际收入比1973年的减少11个百分点。这表明，20年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

他们还进一步指出: “美国公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和收入，只不过全部增长按统计只使得占金字塔上层的1/5的人或大约200万个家庭受益。甚至在这一阶层的内部，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两极分化。这些家庭中的最富有的部分自1980年以来收入提高了一倍，而‘最上层的一万户’ ，即百万富翁中的一半，今天拥有美国全部私有财产中的1/3。显然，美国经济的这种彻底的变化，对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也是有利的，他们一向很高的收入自1979年以来平均又净增了66%。在1980年，他们的收入大约就相当于他们的普通员工的40倍。今天，这一比例已达到1∶120，其中包括消费品巨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脑安东尼·奥雷里的高额收入，此人每年收入8000万美元，即平均每小时挣得近4万美元。 ”难怪在2000年4 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其专门召开的“白宫新经济会议”上，专门提出了“如何消除贫富差距，美国的贫穷地区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否跳跃发展阶段，能否跟上尖端技术?”的问题供会议讨论。

二、东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和特点

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下半叶出色的经济表现备受全球瞩目。作为后来者，它们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方式自然不同于美国，其中各自又有所差异。它们的产业实践同样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这里仅阐述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和特点。

(一)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

二战以后，东亚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调整，其中，日本作为东亚唯一的工业发达国家而成为区域内部结构调整的源头，并使这种调整结果向周边国家辐射，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辐射效应。

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大特点就是，日本政府通过制订和实施产业政策长期介入和引导其产业结构的调整。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政府制订了“产业合理化政策” ，并进行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行的产业调整，以钢铁、煤炭、电力和造船四大产业为重点，提高技术，改造设备，降低成本，大力刺激民间企业对现代化设备的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效地使用进口原料和资金。据统计，1945～1955年，第一产业的净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7. 8%上升到22. 8%，第二产业的比重从40. 5%下降到30. 8%，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从41. 7%上升到46. 8%。^[4]

汪斌教授把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开始至90年代中期前为止，划分为四次产业结构调整。按照他的划分，以上我们所说的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至60年代上半期为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为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从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至80年代上半期为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为第四次产业结构调整。

日本第一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伴随战后生产力的复兴，推行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行的“产业合理化”策略。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以追赶欧美发达国家为指导思想，确立了“贸易立国”战略，对工业部门突出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高附加价值产业结构转换，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到70年代初，日本已基本完成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拥有了巨大的生产能力，钢铁、水泥、汽车、造船、家电等主要工业产量位居世界前列，重化学工业也已远远超过轻工业。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因为第二次调整已经完成了赶超欧美的使命，同时，20世纪60年代的高速增长、重化学工业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相对不断地减少。为抵御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日本政府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的劳动、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经过这次调整，日本经济对外部经济冲击具备了一定的应变能力。第四次产业结构调整是在日美、日欧贸易摩擦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进行的，此次调整的基本内容是实现“技术立国” ，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积极输出资本，扩大对外投资，加速产业转移，变“贸易立国”为“投资立国” ，建立与国际经济相协调的经济结构，把汽车、电子等已经技术标准化了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他国，集中力量发展有前途的高科技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以便通过国际分工继续保持日本产业结构的领先地位;扩大国内需求，促进产业结构由“出口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并放宽进口限制。

可见，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政府主导、策划的调整，不同于美国主要靠市场竞争而进行的调整。日本的产业政策决定了产业结构转换的方向和调整的内容。而日本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就是工业政策，从日本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看，多集中在工业部门，无论是“重点生产方式”还是“重化工业”等政策都是支持和保护主要支柱工业，尤其是扶植需求增长和技术进步都相对快的工业。在实现政策的手段上，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很深，对计划的重视程度很高。以致有人认为战后日本长期保留着一种具有“战时动员性质”的“ 1940年体制” 。总体上看，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特征归纳整理为:^[5]对重要产业的进入管制;^[6]各种政策手段(税制优惠措施、补助金等)的应用;③不景气时期的卡特尔形成和设备投资调整;④政府的行政指导介入;⑤企业间合并的推进等。^[7]由此可见，日本产业政策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人们所见到、所想到的产业政策日本几乎都采用过。

为了实现产业政策的三大目标:实现经济振兴和经济赶超;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保持经济领先地位和经济增长势头。日本实行了财政和金融的政策扶持:通过增加财政投融资贷款，鼓励金融机构“超贷” ，缩短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等措施，确保了产业资金供应。1955～1975年，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渠道筹措的财政资金由2978亿日元猛增到113437亿日元，增加了37. 1倍。^[8]日本政府所实行的这种资金的倾斜供给，有利于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术改造，增强了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但是，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其关键原因就是过分依赖于政府的作用，过多依赖间接融资，而不是通过资本市场的接管和并购进行产业的重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虽然日本也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的产业政策，但是，以主银行制和交叉持股为特征的投融资体制更适合于机械制造业的发展而不适合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为高新技术所需要的风险投资和激励约束机制需要有完善的资本市场为其提供融资渠道，需要资本市场提供的进入和退出机制来使这一产业成长和成熟。据1998年4月9日《华尔街杂志》报道，仅仅于1997年，日本公司才开始为执行总裁提供股票期权。甚至在1998年春天那样晚的时候，只有56个公司给执行总裁提供了这种计划，并且，甚至在这些很少的厂商中，所发行的股票期权的平均价值与美国执行总裁所得到的数百万美元的股票期权相比，也大相径庭。如果说，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依靠模仿和加工的精细化能够在技术上赶超欧美等发达国家，那么在信息时代，只有创新才能提高本国竞争力的时代，日本模式则阻碍了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产生。可见，现在日本新兴信息产业要比美国落后十年左右是不足为奇的。

(二)韩国、中国台湾的产业结构调整

实际上，在日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有东亚“四小龙”美誉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也相继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和内容不同。在日本进行第一次调整时，这“四小龙”的调整方向是以恢复经济和发展轻工业进口替代型的产业调整，而不是像日本那样的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并行的产业调整。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和韩国都实行了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政府也都起到了干预的作用。在这一经济增长过程的早期，韩国和中国台湾采用了灵活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创造了有利于约束工商企业的经济环境。为了实现特定的出口目标，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出口补贴、低成本的贷款、税收减免和市场保护措施。从而有利于运用提高生产力的生产过程和技术。随着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韩国和中国台湾都进行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调整。20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把重化工业作为主导产业，把信贷补贴有目的地分配给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包括汽车、钢铁和造船业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型而多样化的企业集团在国内和出口产品的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主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使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已经建立了引导岛内生产的国有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了使产业结构升级还采纳了旨在保护和发展战略性产业的优惠政策。与韩国不同，台湾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在出口产品的生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生产是以金字塔的形式实现的，小企业相当于中型企业对大厂商的转包人。然而，卫星型的工厂体系尽管具有动态的和灵活的特性，却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因为中小型企业缺乏有利于实现强化生产力投资的丰富资源和规模优势。因此，在中国台湾的出口产业中，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滞后于韩国。尽管如此，到70年代末期，中国台湾和韩国却有着非常相似的生产结构，尤其是出口产品结构。

最近，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了减少与美国的贸易盈余并在工业经济中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趋势相协调，面临着使其经济自由化的压力。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台湾和韩国正稳健地推进贸易和金融市场自由化。在实施后工业化的战略转移过程中，政府不再选择特定的目标企业，而是作为技术顾问和研发领域的倡导者、领导者。实际上，在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技术实际上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台湾和韩国在购买或者仿制必要的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方面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www.xing528.com)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台湾地区就一直把外国直接投资作为推动科技发展的一项措施，来构建更为先进的技术工业基础，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依赖。政府还运用它对金融部门的控制对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进行信贷补贴，并提供低利率贷款或者部分必要的投资资本以便私有企业能够从事海外并购。目的是通过这些并购获得为台湾所有者所特有的技术，最终把这些技术传播到岛内。因此，台湾地区已经把投资自由化与产业重组紧密地联系起来。与台湾地区不同，韩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较少。韩国在实行外向型产业政策方面更多地依赖政府的垄断性和对企业的保护。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日本进行第四次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国台湾和韩国也进行了相应的结构调整:中国台湾在这次调整中，遵循“二大”(生产效果大、市场潜力大) 、“二高”(技术集约度高、附加价值高) 、“二小” (能源消费小、污染小)的原则，选择战略部门，通过这些部门的发展来使工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由此确立一般机械、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信息产业四个部门作为重点发展的策略性工业，通过在技术密集型基础上的发展，实现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而韩国则推行“技术立国”和经济稳定增长战略为中心的调整。首先，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级，试图提高国产化率与附加值，以形成出口主力产业。这些产业包括:纺织、水泥、石化、钢铁、家电、汽车、造船等。其次，对那些在发达国家正处于成长期的高技术含量产业，而在韩国尚处于引进、吸收阶段的产业，作为本国的“战略产业” ，予以重点扶持。这些产业包括:精密化学、精密仪器、计算机、产业用电子机械、航空航天等。最后，对那些在发达国家处于开发阶段，而在韩国处于萌芽阶段的“新兴产业” ，作为积极发展的“未来产业” 。这些产业包括: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

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实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产业结构。从1980年开始，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制造业在GDP中的份额都下降了。虽然中国台湾的制造业在总产出中的绝对量很大，但是百分比下降得更大。与此同时，在台湾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在非农业部门就业中总的份额也大量下降。见表5 －2:

表5-2　制造业占GDP和就业的比重

转引自: Stephanie Seguino，2000 ，“The effects of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on gender wage differentials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24，437 －459．
资料来源: DGBAS，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94) ; DGBAS，Quarterly National Economic Trends (1990，1993) ; Economic Planning Board，Annual Report on the 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 Survey (various years) ; Bank of Korea，National Income Accounts (1994) ．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韩国和台湾地区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而导致这两国(地区)被迫使本币对美元升值。从1985～1989年，新台币名义汇率升水31%，与此同时，海外投资迅速增加，台湾地区成为世界上第9大外国资本的供应者，几乎占东南亚地区的一半，而且大多数都投资于中国大陆，这些资本的投入是由中小企业投资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活动来实现的。而韩国对国内企业到海外投资一直到1980年仍然大加限制，直到1981年，有些海外投资才得到允许。但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构成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纺织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重要部分，而到90年代末期只有20%的对外投资是投资于劳动密集型领域，却有大约一半的对外投资由大型企业集团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工业，例如，化学工业和钢铁制造业等。

可见，中国台湾和韩国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追赶世界潮流，同时又立足于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它们虽然都以“出口导向”政策为主，来构建外向型产业结构，但是，却以不同类型的企业为纽带:台湾依靠中小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和并购来带动本地区的产业升级，而韩国则更重视大企业集团的组建，通过打造企业航母，力图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它们的出发点和措施都有可借鉴之处，但是，大量的出口优惠会造成信用膨胀，并进而引发通货膨胀;而过度强调发展出口产业，则可能会导致内需产业和出口产业的“二重结构”现象，使国内的经济结构内在联系松散而降低抗干扰性，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旦遇到世界经济危机，国内经济就会受到冲击，发生动荡。外部环境特别是美、日经济景气状况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状况。而由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具有特殊的历史、地理和经济发展特点，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向美、日出口电子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因此，2001年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日本经济低迷不振对东亚电子产品进口需求减少的影响，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和经济增长下降是不可避免的。根据专家们的一致预测，2001年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经济平均增长率将从2000年的7. 1%放慢到4%，预计这五个国家2001年经济增长率依次分别为4. 3%、2. 5%、3. 5%、3. 5%和2. 7%，韩国和马来西亚的降幅最大。^[9]

据韩国一些经济学家的有关研究表明，移出技术的发达国家与移入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级差将长期存在。韩国1962～1982年从日本引进的1842件技术，全部都是日本即将淘汰的技术，且一般是销售设备时的附带性的技术转移。由于技术转移固有级差的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等级方面的梯度差距也有可能固定化和永久化。实际上，当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和流通领域进行投资或转让某种农业技术和设备时，就在强化发达国家作为工业国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农业国的国际分工格局;当发达国家开始转让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和设备时，往往形成发达国家作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国，发展中国家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国的国际分工格局。可见，经济全球化虽然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对外交换的产业或资源依托的转移，却极有可能使之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产业层次上的梯度差别固定化和永久化，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跃迁。因此，金立宛(Kihwan Kim)认为引起韩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对美日经济的依赖。

三、几点启示

以上我们对具有垂直分工意义的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比较和说明，由此可以试图分析总结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一)要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就要确立主导产业和战略性产业

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乃至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在不同的调整阶段都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和战略性产业，这是带动相关产业升级的关键。这就是说，主导产业通常应当是那些在产业体系中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即产业影响力和感应力)的产业。主导产业的生成与发展，不仅依赖于其自身的生产效率优势和发展空间优势，而且依赖于能使其较高产业关联度得以实现的产业关联关系。这样一来，主导产业的较高产业关联度的实现过程，就是对原有产业关联关系，即产业结构的调整转换过程，也就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过程。

因此，在确定主导产业时，通常应当考虑这样的产业特点:具有较高的产出效率和产出规模;有着较高的产业关联系数;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拥有相对雄厚的经济实力、技术力量以及丰富的产品市场开拓经验。因此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率;有利于聚集起其他产业，形成以效率为基础的紧密型产业关联关系，促进分工与协作。同时，在不同的阶段还要确立与整个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密切相关的战略性产业。所以，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考虑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动趋势，即考虑动态的比较利益。战略产业的选择要注重具有长期比较利益且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牵引作用的产业。

(二)要制定符合本国特点的产业政策

以上各国和地区虽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不同，市场化的程度不同，但是，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都有长远明晰的产业政策。例如，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政府扩大对军事电子技术投资，从而通过技术外溢和扩散带动民用电子产业的发展; 90年代克林顿政府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政府加大了对信息电子产业和信息服务业的投资，由此使信息产业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都有适合本国本地区特定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

(三)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模式

从以上各国各地区的经验来看，在产业重组的过程中，主要有三种重组模式:政府推动的产业重组，通过资本运营而进行的重组，以及由跨国公司驱动的重组。由政府推动的重组的主要代表是韩国，通过政府的扶持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所谓通过资本运营进行重组就是通过并购，对企业的经营范围及相关资产、资产控制方式进行调整，实现业务扩张，提高产业集中度;或通过分立和资产分离出售实现业务收缩;或是对财务亏空的企业进行再资本化，例如，将有关债务种类进行调整并重新确定偿债方式和融资方式。通过资本运营进行的重组主要以资本市场为纽带，体现了企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产业的周期性特征。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由跨国公司驱动的重组已经跨越了国界，超越了政府的约束，成为企业自主选择和自我主导的在国际范围内提高企业竞争力的一种举措，并且越来越成为股东主导的为提高股东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例如，2000年11月20日，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和美国的Equant就通过资金合作方式成立IP数据通信服务企业一事达成了协议。Equant将兼并法国电信的100%子公司——比利时的Global One。这两家顶级企业合并，意味着在国际数据通信网络领域中诞生了一家规模庞大的通信服务商。

跨国公司驱动的产业重组可以使过剩的生产能力得到缓解，减少本产业内的过度竞争，提高有实力的企业的市场份额，提升产业的集中度，使该产业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升级。但是，这种跨国公司驱动的产业重组，会使某些国家的优势产业遭受到预想不到的灾难。例如，在2000年的汽车产业的全球重组中，日本和韩国的汽车制造业就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通用公司对五十菱公司的股权从以前的37. 5%上升到49%，并收购富士重工公司20%的股权，成为这两个日本汽车企业的最大股东;马自达公司也被福特公司控股，尼桑公司被法国雷诺公司收购。这种跨国并购，极大地弱化了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和政府的力量。因此，在产业重组的模式上出现了政府推动的旨在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的重组和跨国公司驱动的旨在使产业在国际范围内分工和升级的重组:这两种重组模式既有合作又有较量。

(四)从以上国家产业调整的过程来看，可能会因为产业的调整而出现贸易逆差和高失业率，甚至出现通货膨胀

例如美国在实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过程中，就大量进口东南亚的电子产品，进口墨西哥的纺织品，进口中国的鞋、玩具和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满足其日常消费要求，由此带来了很大的贸易逆差。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确立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被动地位和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一旦美国经济衰退，这些国家的经济就会出现连锁性反应。此外，在产业调整的过程中还会产生很高的失业率，结构性失业将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处理好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关系，使技术创新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就业岗位，是产业重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1]转引自美国商务部: 《数字经济2000年度报告》 ，《世界经济》 ，2000年第10期。

[2]［美］唐纳德·埃默森: 《亚洲美国化了吗?》 ，《外交》 ，1998年第6、7期。

[3]摘自刘建江: 《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产业结构调整、低失业率互动的启示》 ，《当代财经》 ，2001年第4期。

[4]转引自汪斌: 《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分析导论——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应用分析》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7页:参见［日］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编:《日本经济统计》 ，日本岩波书店1962年版，第7页。

[5]［日］植草益等著: 《日本的产业组织》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321～322页。

[6]冀纯堂: 《论日本政府职能》 ，《日本学刊》 ，1988年第2期。

[7]［日］植草益等著: 《日本的产业组织》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321～322页。

[8]冀纯堂: 《论日本政府职能》 ，《日本学刊》 ，1988年第2期。

[9]引自关秀丽: 《当前东亚经济形势及其走势分析》 ，《中国经济时报》 ，2001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