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影响中国产业组织调整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组织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全球产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及条件，改变了各国产业分工的格局和发展模式，这些均导致各国产业政策和产业组织产生重大变化。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国纷纷对外国资本参与本国产业发展采取日益开放的态度，最为典型的是韩国、日本，其一向对外资事实上的排斥态度几乎得到根本转变;二是传统的封闭企业管理模式被打破，大集团战略、合作战略受到重视，企业运行更多地向国际标准和惯例靠拢，注重企业经营的稳健性;三是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程度正在大幅度减小，特别是像日本、韩国这样的政府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已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四是各国对国内产业全方位保护和扶持的政策正日益为开放、公平竞争的产业发展模式所取代。

本章首先分析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能力大规模转移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深化的趋势下，总结国际产业分工的新特点。然后从资本形成、技术溢出、产业升级、贸易创造和就业五个方面讨论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效应。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战略联盟和跨国并购掀起的高潮进行简单描述后，指出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组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根本性的。接着归纳各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变化，最后从指导思想到具体的手段和方法等方面，提出中国产业组织调整的对策建议。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

国际产业分工既是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形成的基本动因，也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作用的核心基础。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的一百多年以来，国际产业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再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历程。经济全球化通过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使国际产业分工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扩张。由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其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日益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也是生产和贸易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强化了全球战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布点，形成了全球生产网络，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主体。

(一)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能力转移

国际产业分工是伴随着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能力转移而形成和变动的。从全球市场来看，二次大战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首先是制造业大规模从美国向日本转移，此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体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

1.第一次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产业结构调整，集中力量于钢铁、化工、汽车和机械等资本密集工业，同时注重发展一些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如机器人、电子工业和航天工业等，而把纺织、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和部分耗能多、污染大的重化工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这样，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与出口的良机，在承接转移产业的同时调整发展战略，开始由进口替代型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并逐步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20世纪70年代由两次石油危机诱发的1973～1975年世界性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方发达国家能耗高的重化工业，迫使发达国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开始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主的较少消耗资源与能源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将汽车、钢铁、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高了产业结构的水平。与此同时，亚洲“四小龙”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抓住国际经济提供的产业调整和转移的机遇，及时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开始承接和引进美、日等发达国家转移进来的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等发展中国家，以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2.第二次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石油和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国际经济再次遭受到来自相反方向的强烈冲击，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摩擦加剧，各国为了建立新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格局和与国际经济相协调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又一次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浪潮。由于世界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各国之间经济互动性的增强，国际产业转移的规模迅速扩大，美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纷纷将劳动密集型的轻纺业和机械制造业向东亚“四小龙”等国家转移。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元升值加快，这种产业转移进一步升级，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成为这种产业转移新的目的地。

这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传递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地区分工向纵深发展。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了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结构重心向高技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方向发展，一方面大力发展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产业和以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并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另一方面把失去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和一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汽车、电子、化工等产业转移到他国，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和东盟。相比较，这次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和传递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通过大量吸收发达国家的投资，承接美、日转移出来的重化工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使经济增长有了新的推动力，并促使产业结构迅速升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四小龙”已在钢铁、汽车、石化等领域与美、日展开激烈竞争，并已开始大量吸纳美、日的微电子等高科技和投资，同时也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和中国，促进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第二，工业中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向产业内部垂直分工的发展。所谓产业之间的垂直分工是指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工业之间的分工;而产业内部分工则是指各国在同一产业内产品的“差别化”分工和企业之间工序的分工，即中间产品与组装成品的分工。一般来说，技术含量高的关键部件和组装成品由发达国家的企业控制，大量的一般元器件由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产。

3.第三次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深入，以及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开发、运用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在工业发达国家逐步成为现实的经济形态，全球经济系统面临国际分工的变迁，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能力转移不可避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据统计分析，由发达国家生产能力转移而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全球共享型生产的规模，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8000亿美元，大体上相当于世界制造业贸易的30%。^[1]

这一阶段呈现出更为鲜明的新特点，首先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出现“产品差别型分工”和“生产工序型分工”的深化发展。总体上看，美国站在当今国际产业分工的顶尖，发挥在新技术、新产品领域的创新优势，主要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则发挥其在应用技术开发领域中的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其他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较低，主要从事附加值较低的一般工业产品生产。如日本电子机械工业发达，但其中的软件技术仍要从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进口。其次，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以前的纺织服装、金属制品和一般机械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电子组装、测试等初级技术密集产业，向大规模电子、化学、运输工具以及高附加价值机械等资本、技术密集产业转化。而后者都是全球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开始涉及技术更为密集的IT、生物技术和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再次，生产能力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在国际生产网络或体系的基础上，形成全球范围内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企业组织框架。这样，市场竞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生产体系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程度和影响范围大大增强。^[2]

事实上，日本抓住战后美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转移和第一次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抓住第一、第二次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能力转移的机会，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并不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美国在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中，抓住主动权，发展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处于顶尖的位置，并出现了被经济学界称为“新经济”的现象。

4.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不同模式

东亚国家、地区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来吸纳国际产业转移:一类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效仿日本模式，主要通过非股权安排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来获得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和市场，常见的是采用制造分包(OEM、ODM)等合同安排来承接产业转移;而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后来的东盟“四小虎”则更倾向于通过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来承接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条的重要一环。这两种模式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有效的合作，使东亚国家、地区获得了较为先进的技术和技能，学习吸收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得到了资金和外销市场，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有了显著增强，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械制造产品的生产基地。表2 －1和表2 －2的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从GDP来看，还是从资本形成来看，东亚各国、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都呈不断上升趋势。

总体上看，二战后至今，世界上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主要波及东亚各国和地区，大体形成美国→日本→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国和东盟四国这样一种区域梯次结构，产业转移顺序也按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梯度依次进行。

表2-1　国际直接投资在东亚各国、各地区GDP中所占的比重单位: %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转引自日本学者Shujiro Urata向1999年APRU会议提交的题为《日本在东亚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的论文。

表2-2　国际直接投资在东亚各国、各地区资本形成中的比重单位: %

续表

资料来源:同表2 －1。

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大规模转移，使各国的产业发展及结构调整之间的互动性显著增强，各国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更多的分工效益，扩展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以及获得外部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渠道。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工业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或产业时，由于一直保持着上述转移“梯度” ，跨国公司始终掌握着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动权，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高技术产业和领域的技术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大型跨国公司不断强化其整合产业价值链的优势，并且控制着产业价值链的关键环节，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始终处在不利的从属地位或边缘地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产业成长与结构调整的自主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强的同时，因缺少自主性而使产业安全受到威胁的风险也随之增加。^[3]

(二)国际产业分工深化趋势

从第一章所阐述的市场环境、技术条件和制度变革等重大发展背景上看，国际产业分工的深化应当说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如果说国际统一大市场的出现，不断在全球市场层面上满足迅速增长的、多样化的消费者需求改变了国际产业分工的市场环境，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在全球配置资源的相对时空距离大大缩短，通信成本大幅降低，进一步创造了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技术条件的话，那么由投资自由化政策所体现的制度变革，不断消除要素和商品流动的制度障碍，使跨国公司组织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得以空前扩展，形成由企业而不是国家主导国际产业分工走向。

1.国际产业分工内容多层次

当代国际产业分工日益丰富，实际上包含着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甚至不同产品和相同产品内不同工序、不同价值环节之间分工等多个层次。国际产业分工的边界从产业转向价值链，沿价值链的垂直分工成为国际产业分工深化的崭新结果。价值链是指研发、设计、制造、分销和服务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是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更加专业化的细分，从而导致从最终产品的分工向价值增值全过程的分工转移。

传统要素密集度决定国际分工地位的理论依然适用，但是要素的含义已经大大拓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的作用趋于减弱，而技术、信息、人才、组织技能和创新机制等知识要素的作用趋于增强，并且这些要素更具有国际流动性。更为重要的是，价值链各环节所需要素的比重不一致，或者说，不同要素在产业增长过程中的贡献发生了变化。因而，分工可以是传统定义的劳动要素密集型产业、资本要素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要素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分工，也可以是同一产业同一产品的价值链上具有劳动要素密集、资本要素密集、技术要素密集或其他要素密集性质的各个环节之间的分工。

2.国际产业分工主体多元性

直到20世纪末，对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理论论述仍然是以发达国家间的水平分工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进行垂直分工为基本特征，表现为:发达国家间大量进行产业内的贸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大量进行产业间的贸易;发达国家专业化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而今天，传统分工的国别边界已明显弱化，数量上要多得多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成为产业分工的主体。分工关系从国与国之间转变为企业与企业之间，而这些企业中有相当部分是受制于某一个产业链控制体系或有固定合同联系的分包商，而非外部的世界市场。其核心表现是产业日益向大型跨国公司集中的同时，这些跨国公司越加倾向于更加狭隘的专业化，而将越来越多地把业务和功能分包给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独立公司;大型跨国公司日益倾向于向产业链中知识密集、非有形的功能集中，如产品设计、研究与开发、管理服务以及营销和品牌管理等增值环节，而将更多的生产性、技能性环节或有形功能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合同制造商，甚至完全退出生产环节。

3.国际产业分工方式多样化

跨国公司产业分工主体地位的增强和全球性经营活动的扩展，推动着国际产业分工方式日益丰富多彩、混合多样，国家间、产业间、部门间和企业间的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国家内、产业内、部门内和企业内的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等多种方式并存。国际产业分工不仅发达国家间以部门内分工为主导，而且很多发展中国家、地区也加入到全球生产的产业链条，在世界制成品生产和出口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过去以部门间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的产业分工格局逐渐被打破，形成以部门内分工和水平分工，以及以部门间分工和垂直分工共存的格局。伴随着部门内分工和企业内分工的发展，部门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开始逐步取代部门间贸易及企业间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中日益占主导的方式。尤其是随着跨国公司内部分工链条的不断延伸，公司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新的标志，部门内分工也日益体现为公司内的分工。从国家层面看，世界各国均发展自己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产品乃至零部件和某些加工环节。

4.国际产业分工实现多途径

国际产业分工的传统含义是指各国生产者通过世界市场建立起产业劳动联系，世界市场传统产业分工实现的必由之路，是通过世界市场上的国际交换实现国与国之间的生产联系或分工关系。但是，作为与世界经济相对应的企业形式，跨国公司的大发展使得市场以外的制度安排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发展，国际交换的内涵大大丰富。传统意义上被定义为超越国民经济的交换原来只是发生在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之间，现在也可以发生在同一国家(跨国公司设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 、同一企业(跨国公司内部) 、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之内。于是，国际间的生产联系并不一定通过外部市场建立，国际产业分工的实现方式从单纯依赖外部市场上的国际贸易实现分工，转向外部市场与内部市场并存的多元格局。在内部市场上，国际产业分工既可能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进行，也可能通过非股权式的分包方式进行。选择何种方式更多地是由产业特征或企业战略决定，而不是由传统上所谓的各国生产者的行为决定。^[4]

(三)国际产业分工的新特点

在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国际产业分工深化的基本趋势下，国际产业分工呈现出新的特点。无论从国家层面的产业组织调整，还是从企业层面的经营战略调整，其基本方向和具体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这些新特点的认识和把握:

1.要素的流动与组合发生变化

一方面，生产要素日益专门化，涌现出大量的专用资产，加大了要素间的替代难度，要素跨国贸易日益困难，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生产要素完全可替代的假设失效;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发展又扩大了专用性资产的使用范围，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减少了重复投资，极大促进了世界经济效率的提高。公司内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创造了新的要素组合，由于实现了企业管理和组织的创新，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组合要素的市场价值远远大于单个要素市场价值的总和。

2.业务和功能外包引人注目

企业间非股权参与的业务和功能外包方式引人注目。跨国公司把非核心的生产、营销、物流、研发乃至非主要框架的设计活动，都从自身业务体系中剥离出去，分别由发展中国家成本低廉的企业或专业化公司以合同形式完成，不仅减少了固定投入成本，而且达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最优资源的目的。尤其是近年来在全球服务业跨国转移中，服务外包发展特别突出。服务外包是指作为生产经营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境外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是近些年成长最快的服务业跨国转移方式。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2005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超过3500亿美元。其中发展最为普遍的有商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影视和文化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各类专业服务等。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使服务业这个传统上的“不可贸易行动”的性质发生变化，是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形成的重要载体。^[5]

3.国际生产网络或体系逐步形成

国际产业分工向纵深发展，国际生产网络不断深化，产业分工日益建立在国际生产网络或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以整合产业链、价值链的领导企业为核心，全球范围内相互协调与合作的企业组织框架，生产能力在其中以一个新的水平转移。国际生产网络是指共同参与某特定产品或服务制造过程的不同国家的企业所形成的国际分工协作网络。跨国公司在这个网络中起核心作用，它们将产业或服务的制造过程和环节进行分解，并根据不同生产阶段或功能对生产要素和技术的不同要求，以及不同地区成本、资源、物流和市场的差别，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有效率的区位配置，以获取最大利益。

国际生产网络是国际产业分工发展的高级形态。这种产业分工既不是产业之间的分工(如，制造业与初级产品制造业之间的分工) ;也不是产业内部之间的分工(如，汽车产业内部高档车和中低档车之间的分工) 。这种产业分工是着眼于一个产品或服务的全球价值增值链^[6]在不同生产阶段、不同经营功能或不同业务性质上的分工。在这种网络中，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甚至将某些产品的生产和制造功能都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只控制了该产品的品牌和营销渠道。另外一些跨国公司则将自己的核心业务定位在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上;还有的几乎将所有的生产和经营功能都转包出去。

4.国家比较优势日益突出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能力转移和国际产业分工的趋势，使跨国公司和奉行全球化战略的企业开始密切关注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国际产业分工中国家地区和地区比较优势日益突出。^[7]随着经济全球化，比较优势不仅产生于成本要素的差异，而且越来越可能产生于国家创造独特技术资产的能力。例如，比较优势可以产生于创造和不断更新独特技术的世界一流的机构。国家间成本要素的差异和不同国家的独特资产，是鼓励企业将其技术和产品开发功能分散于全球各地的两个重要因素。此外，国家和地区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也会产生比较优势，而国际生产能力的转移使形成这种新的产业集聚成为可能。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流动不同于一般资本流动的特点是，它不仅能够弥补资金缺口，还能带来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市场营销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效应，具有突出的外部经济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是，从实证和理论等各个角度分析论证了国际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产业的作用是通过它对东道国增长要素的形成、积累、转移和外部性影响而实现的。本节重点讨论国际直接投资在资本形成、技术溢出、产业升级、贸易创造和就业五个方面产生的产业效应。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资本形成效应

仅拥有资金并不能形成投资，还必须经历一个资本形成过程。这一概念在中国普遍出现银行存差但投资却增长乏力的情形下，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但这对于短缺经济下的固有观念和认识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通常是将两者画等号的。实际上，从拥有资金到实际投资背后的资本形成过程，在市场经济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要受到市场、需求、消费、技术、管理和投资回报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早期的国际投资两缺口理论^[8]也给人以过于强调外资弥补资金缺口的印象。后来的经济学家就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国际直接投资可以弥补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缺口，如斯特伦滕认为可以弥补资源缺口、外汇或外贸缺口、预算缺口、管理和技能缺口四个关键缺口。外商再投资与兼并收购等虽不构成新的投资，但同样也会对资本形成和弥补其他方面的缺口产生积极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资本形成更重要、更突出的作用不是通过资金的引入，而是通过投资行为对资本形成机制的促进作用。另外，国际直接投资流入还可以带动前向中间品投入部门和后向辅助性部门的投资，从而对东道国的投资产生乘数效应。通常所说的我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需要1∶2的配套国内资金，就是投资乘数效应的一种直观表现。当然，国际直接投资的投资乘数大小取决于它与当地生产商联系的密切程度，如果投入品来源和销售完全面向国际市场，那么这种乘数效应就几乎为零。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由于跨国公司是世界高科技和先进技术的主要垄断者，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技术外溢效应受到经济学界高度关注，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形势下，有的论者将技术外溢效应视为国际直接投资首要的功能。国内有些学者也主张吸取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合理内核，实行竞争优势导向的贸易和投资战略，将鼓励技术创新作为吸收外资首位的目标。^[9]

伴随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过程:既有通过进口机器设备、中间品等硬件技术的转移，也有技术服务咨询、技术人才培训、组织管理技能和企业家精神培养等软技术的渗透和扩散，更重要的是技术开发和创新机制的动态发育。国外资产积累模型将技术的概念扩展至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说明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累积过程;马库森的知识资产和企业特定资产概念强调跨国公司三个层次的技术优势:一是技术创新;二是质量控制和品牌方面的优势;三是人力资源和管理技能的累积性经验。由于知识资产具有“公共产品”的外部经济性，是可传授和学习的，因此它决定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着明显的技术转移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还有自身显著的优越性:一是它比直接的技术贸易和技术许可有更强的扩散及外溢作用;二是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和管理技术的转移与扩散是其他技术转移方式所不具备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当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三是由于它有利于硬软件技术和技术创新机制的同时培育和动态积累，因此技术转移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四是通常情况下伴随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是以其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适宜性来实现，易于为东道国工人和管理人员所掌握，也与东道国总体经济技术水平和相关产业技术水平相适应，产生多方面的技术扩散效应。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的产业升级效应表现在很多方面，如帮助东道国建立新的产业、促使原有产业升级、增强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扩大优势产业出口规模、培植相关产业和企业的竞争优势等。国际贸易投资理论与实践都充分表明，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其产业升级和建立新兴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亚洲“四小龙” 、“四小虎”和中国的经验就是典型的例子。当然，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产业升级效应大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存在着不确定性，如果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所带来的生产活动使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以前更低，甚至会出现负效应。而外商投资的产业优化程度不仅取决于一国的利用外资战略与政策，也与其国内市场保护程度、国内市场竞争性等因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强调吸收外商投资的导向固然重要，但如果国内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保护过高必将大大弱化政府战略和政策导向的作用，建立国内统一高效的竞争性市场体系、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对于强化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至关重要。

日本的“雁行模式”理论和美国经济学家R.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都强调，通过直接投资转移成熟的传统边际产业，发展中国家通过承接这些传统产业实现自己的工业化。20世纪90年代，奥赞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增长阶段模型。^[10]他认为，现在跨国公司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一开始就在国外投资生产，而无需经过一个直接出口阶段。这样，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以帮助东道国建立起自己具有竞争力的消费品工业，并缩短向资本货物产业升级的进程，从而加快发展中国家总体的产业升级。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很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一些高科技产业在部分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乃至某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大量兴起和发展壮大，已印证了这一理论。当今的国际直接投资和产业调整已出现了跨越式转移的明显特征。另外，国际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还体现在技术扩散、产业前后向关联、竞争与示范效应等众多方面，同样也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过程。因此，专家建议吸收外资政策着眼点应从限制外资所有权转向外资流入的产业导向，更好地发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关联效应与竞争示范效应。^[11]

(四)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

从理论上分析，国际直接投资有贸易创造和贸易替代两方面的效应，但实证经验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从总体上伴随着国际贸易的更迅速扩张。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体系构成了一个商品和劳务流动的内部市场，增加了母子公司之间的跨国贸易。另外，跨国公司还利用外部市场，产生派生的贸易需求，即贸易创造效应。

不同行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不尽一致。通常，在制造业贸易创造效应不大于贸易替代效应，如联合国一项关于发达国家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对制造业贸易影响的调查表明，东道国的出口和进口都趋于增加。自然资源产业的贸易创造效应更为明显，通常都直接增加东道国的出口和母国或其他国家的进口。另外，由于服务业可贸易性较低，服务业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总之，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总体上是有助于扩大贸易的，但不同国家、不同行业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则取决于外商投资的类型、投向以及有关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许多方面。

(五)国际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多元的，同时也是双向的。这就是说，外资犹如一柄双刃剑，利用得当，可促进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利用不当，则可能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而产生阻碍就业的负面效应。^[12]

(1)从实际生产过程来看，一定量资本的注入是需要追加一定量的劳动力与之相配合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对就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提供的就业机会，还包括通过刺激前后向关联产业发展而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的实证研究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前后向联系产业所创造的就业人数比直接雇用的人数高2～3倍。而联合国投资报告则指出，跨国公司每一直接就业至少会再创造一个间接就业机会。^[13]

(2)国际直接投资所形成的生产部门高技术特性，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在传统产业结构下无法找到合适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能够获得一个与其技术内涵相适应的职位，从而提高了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配置效应，避免了“知识失业”现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随外资输入而引进的行进的生产方法、程序来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培养适合于本国经济的企业家阶层。同时还可以利用外资企业的资金与技术条件来培训本国的劳动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提高整体的人力资源质量。

(3)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一方面不断从国外获得新的资源供给，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国内出口产业的发展，同时通过对外资企业的征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扩张，从而形成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刺激。

(4)国际直接投资引导社会经济运行迅速从内向型、封闭式向外向型、开放式方向发展，使生产和消费不再仅仅拘泥于国内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状况，扩大了市场规模，从而增加了本国经济运行的结构弹性，减轻了国内经济结构转型中需求对供给的压力，从动态和结构的力量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产生积极作用。

在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主要表现有:国际直接投资往往置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于不顾，根据成本与收益相比较的效率准则，输入并非适宜于发展中国家就业所需求的技术与生产方式，从而对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消极作用;国际直接投资企业的就业职位和生产的产品，可能会加剧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均的程度。同时，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和空间布局，会加重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发展中国家业已存在的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对其就业结构的转换产生不利影响;一些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不顾东道国的既有资源，从其母公司购进各种资本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等投入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发展中国家外汇缺口和国际收支逆差的同时，形成对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和劳动就业的巨大抑制;如果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构不合理，外资在国内各部门的投资分布不适当，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经济调整或转型的难度，使民族工业面临强大竞争，严重时使相当一批国内企业趋于倒闭，从而造成企业中的工人陷入失业境地，并进而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

从长期动态利益看，特别是从战后东亚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引进外资实现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看，利用外资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的总体正效应要大于其负效应。

三、跨国战略联盟和跨国并购掀起高潮

为了适应技术创新飞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以及应对来自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企业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各种联盟和并购开始盛行不衰。90年代以来，又再次掀起新的高潮，呈现出不少新的特点。

(一)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的新发展^[14]

据1997年4月美国会议委员会和布兹—艾伦—汉密尔顿咨询公司召开的国际战略联盟研讨会透露，在此前两年中，国际间的各种联盟大约有1. 5万起，其中75%是公司间的联盟，当今企业已将寻求战略伙伴视为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并借此减少投资风险，提高效率;参与国际战略联盟的企业收益要比未参与的企业平均高出40%。^[15]

跨国战略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为实现某个战略目标，集合各自的资源和能力而建立的一种协作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

(1)战略研究与开发联盟:主要目的是集合各自的技术优势，进行专项技术攻关，以缩短技术开发周期、分担技术开发费用、共享技术成果;

(2)战略生产联盟:集合各自的生产优势形成联合制造网络，以降低成本，共享规模效益;

(3)战略营销联盟:集合各自市场营销力量形成共同的采购与销售网络，降低市场拓展成本与风险，分享市场扩张的好处。

据统计，1970～1982年，全球共有企业间战略联盟1546个，1980～1989年升至4182个，1990年和1995年分别有1760个和4600个(不含研究与开发联盟)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是战略联盟的主体。

跨国战略联盟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非股权联系和组织相对松散的特点;二是更多地集中于高技术、高投入、大规模生产的企业之间;三是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联盟也有一定发展，通常有一家市场主导企业为联盟的核心;四是联盟行为的战略性，着眼于优化企业未来竞争环境的长远谋划;五是合作与竞争共存，为竞争而合作，靠合作来竞争。国际战略联盟通常可以达到以下目标:一是提升竞争力;二是分担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三是扩张市场;四是减少过度竞争，避免两败俱伤;五是改变由于企业规模过于庞大而容易形成的“大企业病” 。

跨国战略联盟在不同产业组织类型中的要求不同，按照市场分布可将产业组织分为全球市场型、多国市场型、大宗贸易市场型:

(1)全球性市场。计算机等IT产品、大型客机等产品的市场属于这一类型。其特点是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为主，产品开发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国际生产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性突出，大企业在这类市场中占主导地位。全球市场通常为几个占统治地位的企业之间的“寡头”竞争结构。

全球性市场要求企业必须在世界范围内以全球观念组织生产。由于全球行业的产品复杂，所需的配套行业和相关技术一般不可能在单个企业内部完成，因而常常需要借助国际战略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分工与协作，组织原材料与零部件的采购。跨国公司在建立国际战略联盟时，多采用契约式国际战略联盟，并将联盟定位于价值链的上游环节，即合作开发和制造环节。

(2)多国内市场(Multidomestic Market) 。该市场上的竞争规模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一国的产业与外国同一产业没有直接竞争关系，跨国公司的价值活动局限在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国内市场，各国市场的供求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属于多国内市场的产品，可贸易性一般较差。如价格低、运费高的洗涤剂和炸土豆片，产销在时间上很难分开的保鲜食品和旅馆业等，跨国长途运输实际上是不经济，甚至是不可能的。在这类市场上，跨国公司建立国际战略联盟的目的在于进入目标市场，在价值链的下游环节结成联盟，选择市场营销型或资源补缺型国际战略联盟。

(3)大宗贸易市场。这类市场比较完全，进入壁垒较低，既不需要巨额的固定资产投入，也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及营销服务机构。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在于资源供应方面，即取得丰富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是关键。大多数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市场都属于这一类。与全球行业相比，跨国公司在大宗贸易市场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因而建立国际战略联盟的作为有时并不很大。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跨国战略联盟日益突出核心竞争优势的培育和知识创新能力的增强，必将呈现一系列新的变化趋势:^[16]

一是越来越集中于高新技术和尖端产业及其研发环节;二是从经营实力强弱不均衡型向实力相当的伙伴间以开发新技术控制生产标准、占领市场为目标的战略联盟转变;三是从互补性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向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联盟转变;四是从降低成本向获得创新优势、增强学习能力、创造核心竞争能力转变;五是从联盟成员间单向知识流动向双向或多向流动转变;六是跨国战略联盟进一步向“全球战略网络组织”转变。借助发达的信息技术，未来的国际战略联盟可以自由地在世界范围内随时进行多向的信息交流，从而形成随意的虚拟型网络组织。尤其在尖端产业领域，战略联盟必将演变为多元战略网络组织群。未来的竞争关系将从现存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战略网络组织间的竞争。在这类组织中，为了保持良好的协作关系，将形成多层次的相互融合:高层管理者的战略融合、中间管理层之间的融合、技术专家之间的战略融合、日常联合行动上的融合、网络内公司间个人的融合、网络内公司间的文化融合。

(二)企业跨国并购^[17]

20世纪80年代后期，企业跨国并购呈爆炸性增长态势，美欧日公司的交易次数在1984～1989年增长了3倍多，由于巨额购并时有发生，交易额增长了9倍。其中，美国公司是全球企业跨国购并决算表中最大的净卖家，其最大的买主是欧洲;欧洲公司受到统一大市场购并的花费是国内交易的3倍。1989年之后，受发达国家经济萧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高收益(垃圾)债券市场崩溃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企业跨国并购额骤减。1992年起，全球各地企业并购活动再度活跃，当年世界企业购并交易总额达726亿美元，比1991年的544亿美元增加近1/3。特别是1994年以后，全球跨国投资中，企业跨国并购超过投入新设项目的“绿地投资” ，在跨国投资总额中占据主要份额，而且呈逐渐递增的态势，从而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主流方式，是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从而掀起新一轮全球企业并购浪潮。表2 －3列出了1995～2000年企业跨国并购投资及份额情况。

表2-3　企业跨国并购投资及份额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 《世界投资报告》 ，相关年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这次企业并购被认为是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从美国发端，迅速席卷整个发达国家，并波及新兴市场。与以往各次并购浪潮相比，第五次企业并购浪潮有着更为鲜明的特点。^[18]

(1)并购规模增长很快。如表2 －3所示，从1995年到2000年，企业跨国并购的金额增长很快，1995年为2290亿美元，1998年达到4110亿美元，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金额更是达到创纪录的11000亿美元。企业跨国并购额在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呈扶摇直上之势。

(2)大型跨国并购日益增多。1995年的并购交易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为35项，1996年为45项，1997年上升到58项。1995年至1997年间大型并购的平均规模从17亿美元增加到28亿美元。同时，大型并购交易占全球并购交易金额的比例从25%上升到50%。全球最大的工业合并案，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和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1998年5月合并，就是一例典型的跨国并购。2000年英国沃达丰通讯公司以1850亿美元收购德国的曼内斯曼公司，单此一项并购的金额就达到这两个国家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6%。

(3)谋求双赢。许多并购案，双方都是颇具实力的企业，并购的目的，是形成更强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吃掉对手” 。并购双方在技术、产品、服务上优势互补，主业处在同一行业不同层面的公司合并案增多。尤其是在第三产业，企业通过水平并购，在增强主业、扩张规模的同时，向客户提供与主业相关的增值服务、配套服务以及其他综合业务，提供一条龙、全能化服务，从而增强竞争力。如1997年2月，摩根·士丹利与迪恩威特宣布合并，合并前，摩根·士丹利一直在美国投资银行界处于领先地位;而迪恩威特则是以散户为中心的证券经纪网络。此次合并是一种高层次的投资银行与零售证券经纪商功能互补型的结合。合并后的新公司成为一家拥有强大机构和散户业务的功能齐全的“双翼”投资银行。近几年，日本和美国的银行业大合并，也都是横向并购，成为具有追求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的突出例证。

(4)获取专项资产，争取快速扩张。当技术与知识日趋专门化时，通过并购达到的扩张速度，要快于企业自己开拓新领域的速度。有些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拥有一些专门技术或知识。为了抢占知识源头，这类企业往往成为大企业并购的重点对象。比如，思科公司不断通过购买中小企业的知识产权，从而快速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再比如，法国计算机公司为了获得先进技术，兼并了美国齐尼斯电子公司的计算机生产部门，使自己的技术水平迅速升级。更典型的是近年来发生的许多网络并购案，相当一部分是计算机生产企业或软件企业为了快速进入网络业而采取的投资战略。

(5)并购交易的方式以换股方式为主。20世纪80年代曾流行一时的以大量发行垃圾债券为特征，以追求短期内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杠杆收购给企业长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在90年代完全暴露出来，不少企业由于难以承受沉重的债务负担而走向衰退，甚至破产倒闭。因而，在90年代，人们更乐于接受以换股方式进行并购的交易方式。换股方式对于并购方企业来说，既可以解决企业筹资难的问题，又可避免由于债务过多、利息负担过重而对企业财务状况造成的不良影响。对于被收购方企业来说，换股交易，一可以避免现金交易造成的纳税问题，二可以分享兼并企业继续成长的好处，三可以享受股市走强带来的股价上扬等诸多好处。因而，换股并购成为20世纪90年代企业并购的潮流。

(6)中介机构发挥重要作用。中介机构，尤其是投资银行的专业顾问和媒介起了重要支持和推动作用。在90年代的企业并购中，中介机构的作用功不可没。根据汤姆森证券数据公司的资料显示，1999年高盛、摩根·士丹利和美林参与顾问的全球兼并与收购交易总值均超过1万亿美元。这些投资银行为了保持自己在业界的霸主地位，不遗余力，积极参与各大并购，从而成为90年代的并购潮的一大推动力。

(7)各国政府对企业并购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最近几年，各国纷纷放松对跨国并购的管制，为跨国并购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与政策环境。最典型的是各国政府对外资进入本国银行业持更开放的政策，因此才有可能形成一些银行业的跨国巨无霸。

(8)跨国公司是企业跨国并购主体。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互间的并购投资仍然是主体，无论是输出或引进资本，发达国家都占据了绝大部分，如在2000年，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互间完成的跨国并购金额为10741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跨国并购总额的93. 9%。^[19]而在发达国家中，美国、欧盟、日本三方的相互投资又是重中之重。它们通常要占到发达国家之间资本输入和资本输出的各90%以上。这种格局预计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还将持续下去。

四、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组织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各国产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使得以进口替代和高度保护为特征的封闭型产业发展模式日益被开放型产业发展模式所取代。各国产业政策运作也发生根本变化，不仅效果大大降低，而且政策手段也日益受到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约束，产业政策实施机制和方法也有了很大改变。被奉为成功范例的日本、韩国产业政策与早期相比已有了天壤之别，其中以行政手段强行扶持大企业集团和由政府主管部门直接干预企业的产业定位，更是有着深刻的教训。以竞争政策等间接手段为主的产业组织日益成为主导模式，扶持大企业及集团的政策日益为扶持中小企业的国际通行潮流所取代。因此，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组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和根本性的。

(一)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产业发展模式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不断推进的今天，除了少数地缘性产业外，大多数产业都成为国际性产业。它们在全球生产，在全球销售。发达国家制造业50%以上面向国际市场。如表2 －4所示，1999年全球货物贸易与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平均高达111. 5%，比1989年提高26. 3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了全球产业开放性的显著提高。

表2-4　货物贸易与第一、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

传统的封闭型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失去生存的空间和可能。在当今这个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产业变动日益频繁的世界上，一是关起门来自成体系地发展工业已越来越不可能;二是封闭型发展必然难以跟上全球技术和产品更新日益加快的步伐，达不到原先预定的产业发展目标，因此也变得越来越没有必要。实践证明，实行外向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显著好于实行内向型战略的国家，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经济优于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如何更好地把自己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成为各国确定和调整产业发展模式的共同考虑。即使是印度这样传统上一贯实行高度保护的国家，也都在转向较为开放的产业发展模式。

这表明，经济全球化迫使产业发展模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也全方位地改变了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条件、范围、方式、手段和效果，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环节的产业组织政策，也必然随之发生质的改变。

(二)产业政策和产业组织手段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

经济全球化使产业的地域限制不断被打破，过去着眼于国家立场的产业政策和产业组织手段歧视性、对抗性有所降低，而开放性、包容性增强。日本、韩国在早期产业政策中，使用了包括出口补贴、数量限制、外汇管制、关税保护、非关税壁垒、汇率贬值、政府直接指定产业发展项目、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搞拉郎配等在内的各种政策手段和措施，以达到特定的产业发展目的。而随着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推进，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成功以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加强，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自主性日益减弱，上述很多政策手段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政策效果急剧下降，有的政策因内外部环境变化而难以操作或者根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1.调控进出口的手段直接受到多边贸易体制的约束

尽管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有国际收支平衡的例外，但采取这类措施是有严格条件约束的。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严重问题，并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临时采取紧急限制进口和其他调节措施，实施的限制不得超过制止外汇储备严重下降所必需的程度，且随着国际收支状况好转就必须逐步放松直至予以取消。因此，以国际收支平衡例外限制进口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极端情况下才能采取。通常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调节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进出口数量措施原则上不能再采用;

(2)关税必须受到约束，随意提高关税限制进口已不可行;

(3)对出口和进口替代的直接补贴原则上被禁止;

(4)进出口行政管理必须遵守透明度、非歧视性原则，不能形成对进口品的歧视;

(5)加强外汇管制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带来的成本和代价极高，必将牺牲国内经济其他目标和经济长远发展，通过加强外汇管制措施调节进出口的做法必须慎重。(www.xing528.com)

2.其他各方面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受到制约

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国内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地区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也都构成一定的约束。除了在总体上必须符合统一性、透明度和非歧视性原则外，《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和反补贴协议》要求上述政策措施不能带有“专向性” ，即这些政策措施都不能只针对部分地区、部分产业、部分产品和部分企业，而必须统一地无差别地实施，或者基于某种客观标准予以实施，不能人为地排除某些地区、产业、产品和企业。否则因此而引起对其他国家贸易上的损害，他国可以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申诉，一旦被判败诉就必须予以改变，并给予相关利益方相应的补偿。对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在上诉程序上有一些差别待遇，但对于给其他贸易伙伴的损害予以补偿是不能例外的。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产业政策的主要手段，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直接行政措施都将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或直接或间接的约束。

3.单边的自主保护政策妨碍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源整合，遭到别国厂商和政府的反对

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要使这种整合能够实现，就必然要求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要求各国对国外企业给予与本国企业相同的国民待遇，允许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否则经济全球化的链条将在此中断，外国企业将因为在受保护的市场无法自由整合资源而利益受损，实施保护的国家必将招致别国的报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统一世界市场中生产和贸易各方的利益，遵循国际惯例，双边、诸边和多边因素对一国产业政策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4.产业政策实施的对象难以确定

经济全球化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网络，各国逐步都已变成国际生产的一个环节。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国内市场上往往是“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群雄纷争，两者的界限很难明确划分。比如，基于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它往往成为一国政府保护、扶植的对象，但在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产业政策保护的可能不是本国的“民族企业” ，而是进入该产业的外资企业。这种保护限制了竞争，使得外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以过时的技术生存，甚至获得高额垄断利润。

例如中国的轿车制造业，目前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合资企业。在高度保护的时期，严格的进入许可，使少数外国厂商由于缺乏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不需要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而只要转移过时的技术与车型，就能赢得市场并高度盈利。因此出现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早已过时的桑塔纳轿车得以以一个车型在中国市场上逞强十多年的怪事。显然，这种保护政策在保护了我国一些汽车厂商的同时却使外国公司免受国外同行的竞争，中国轿车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受损。相反，在中国放宽了外资的进入许可后，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美国通用、日本本田、德国大众、法国雪铁龙等外国企业竞争的局面，为了赢得市场，它们竞相向中国转让先进的技术与车型，有的甚至与发达国家同步，从而促进了我国轿车制造业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迅速发展。

再从相反的角度考虑。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投资是双向的，不仅仅是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整合资源，本国企业也在国外市场进行着资源整合。一国在存在对外投资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出于所谓民族利益，限制外国企业进入或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最终也可能限制了甚至主要限制的是本国的海外企业，使民族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例如2001年4月份日本对华大葱、香菇等的进口紧急限制，实际上限制的是许多在华投资的日资企业。由于中国的纺织品占领了日本市场90%以上的份额，日本纺织业协会本来也积极推动政府对华纺织品进口实行紧急限制，但调查后却发现大多数日本纺织企业都在中国有投资，限制进口遭到本国70%以上厂商的反对，最后只得作罢。

5.产业政策保护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实施产业保护最有力的借口是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虽然经济学家们对幼稚产业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可操作性不强，保护的效果难如人意。这是因为:幼稚产业的发展具有不可预见性。即使有他国的经验可供借鉴，但各国的国情不同。其他国家的某个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可能成长起来，但本国由于不具备必要的产业基础、特殊的机遇等等，保护不一定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幼稚产业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常迅速，今天保护的幼稚产业经过一定时期的保护很可能变成夕阳产业，保护只能给以后的结构调整增加困难;另外，实践证明，保护只能造成低效率。隔绝了外部竞争的保护使本国企业感受不到竞争的压力，这有可能使某一幼稚产业永远幼稚下去。

6.产业组织保护手段难以奏效

即使一国政府确定了保护的对象(哪怕是科学的) ，但具体的保护手段能否奏效还需要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保护的初衷也难以达到。以保护高科技产业的战略性产业政策为例，其效果即受制于诸多条件:它要求政府和厂商之间的默契，政府的政策意图必须得到国内厂商的配合，但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政府的产业限制政策可能因损害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的利益而容易遭到抵制;为了使战略性产业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扭曲通过被保护产业发展起来后在国内外市场上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应加以弥补，该政策要求该产业具有足够的规模进入壁垒，但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进入某一市场的战略目的，往往不惜短期亏损，从而使东道国被保护产业内的企业难以得到必要的市场份额。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制定产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本国产业的发展需要，还要满足他国贸易伙伴的利益需求，也就是说，制定政策的立足点不能一味地侧重于保护本国产业，这既不可行，也难奏效。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制定和完善鼓励竞争的产业政策，在国内市场上为国内外厂商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本国厂商在国际竞争中成长、提高效率，并借助诸边、多边力量在国际生产上为本国厂商争取有利的国际竞争环境，应该是最为可行的产业政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包括国际贸易政策在内的产业政策，不仅要立足于鼓励竞争，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基于各国利益的相互交叉，还应该强调产业政策的国际协调，以便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序的环境。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下产业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新课题。

(三)经济全球化对产业组织的直接影响

经济全球化首先使一国产业的边界日益模糊，仅局限于一国范围内考虑产业组织已大大不够，必须着眼于全球经济和全球市场来考虑本国的产业组织，在全球比较中分析本国的优劣势所在，选择本国产业的定位、起点和规模结构。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国内如何处理市场竞争与垄断的关系有了新的参照系，一国竞争和反垄断政策不仅要考虑国内竞争的需要，也要考虑国际竞争的需要，要有利于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运用竞争政策、反垄断法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对来自国外的不公平竞争、垄断市场的企图以及其他严重损害本国产业发展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斗争。

1.各国产业组织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增强

各国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相互联系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例如，出现了产业结构互动这一重要经济现象，即各国产业结构都是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一国产业结构的成长、运行必然要与世界其他国家产业结构发生相互关系，或者说一国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在与其他国家产业结构的互动影响中成长运行。

(1)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客观上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佳资源配置，所以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状况，发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产业，以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如制造业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专业化分工和不同生产环节的分工，实现了无国界生产，这说明要在全球范围实现生产要素和产业结构的互补，才能提高产业结构的运行效益。

(2)由于各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处地位不同，各国的产业优势也不同，一国的产业结构并不是齐全的，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完整性使各国、各区域的产业结构紧密相连，在互补竞争中得以提高一国或某区域产业结构体系的整体效率。

(3)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趋势同样明显，国与国之间、国际区域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化，各民族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既置身于本区域内部的分工体系中，又置身于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一国的结构变动既深受国际分工变动的影响，也影响周边其他国家的结构变动，并迅速波及全区域;而一个区域的结构变动又往往波及全球其他区域。因而，从全球范围看，各区域产业结构体系间的相互依存、互动作用日益明显和深化。

2.产业结构的开放效应不断提高

产业组织中产业结构度的开放是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分工的深化而不断提高的。产业结构的开放促使产业结构开放效应提高。

(1)一国开放的产业结构意味着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不仅是国内市场，而且还有国际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就越强。要开拓国际市场就需要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出口，促使生产规模扩大，从而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市场竞争力。有的国家通过市场的开拓，使成熟的产业向国外扩散，延长了产业的生命周期;有的国家通过市场的开拓，加快了产业转换升级的进程。

(2)要素贡献来自资本、技术和信息三个方面。在当代经济开放和结构开放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从一个国家来看，外资的流入、流出都伴随着产业的变动和发展，资金缺乏的国家通过利用外资，缓解本国资金的不足，加快经济的发展;资金富裕的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不仅使成熟的产业向国外扩散，并以此突破他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扩大国外销售市场，而且可以利用国外的各种资源，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的流动是与技术的转让和引进相联系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通常伴随着技术转让，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改造现有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并使出口行业的竞争优势强化，以达到促进产业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开放的经济还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信息，对各国确定产业的发展方向和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积极作用。

(3)各国产业结构开放度的提高意味着国际生产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国际分工的发展必然促进产品特别是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出口，进出口贸易发展又带动了新的需求，从而成为一国生产扩张的刺激因素。

3.企业之间关系从单纯的竞争转为竞争与合作并存^[20]

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和信息社会后，企业之间关系从单纯竞争关系转为竞争与协作关系，建立战略联盟或共同成立研发中心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双赢选择。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分工高度专业化的形势下，时间紧缩导致产品和技术的生命周期不断缩短，而研究与开发费用和市场推广费用却急剧增加，^[21]这意味着企业的运营风险增大。由此一来，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可能在所有技术领域都占据前沿，也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单独长期垄断某种技术，必须寻求“可控制”的技术共享者;没有一个企业可以在短时间内单独开发某个领域的所有技术，并承担研究与开发日益增加的巨额费用，必须寻求“有能力”的共同开发者。由此就不难理解，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竞争“夙敌” ，却会在一夜之间实现闪电式的联盟或合作。“竞争中的合作”或“合作中的竞争”成为形容当今企业关系最时髦的新口号。

在信息流动加快的条件下，技术扩散效应大大增强，各企业只有加强协作才能共同缩短创新周期和提高效率。只有进行合资成立研发中心或建立战略联盟等形式的协作才能分享彼此的技术和信息，共同创新，既解决资金不足又可以分散风险。

4.跨国公司自身的战略性调整与全球化经营^[22]

从长远看，以响应经济全球化挑战、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发展背景，从近期看，以应对当前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增长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23]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率先主动开始了面向21世纪竞争的全方位战略调整与管理改革。^[24]欧洲跨国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25]日本和韩国的跨国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都相继采取了几乎相同的行动。^[26]虽然全面的调整与改革至今还不能说已经结束，一时也难予以清晰的辨别，但是，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各个跨国公司的战略意图、经营目的、经营重点、竞争方式、管理思想、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等企业运行的基本方面已经显现出一些重大转变，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态势。在这些跨国公司调整与改革中逐渐形成的一些原则事实上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企业运行的新标准或新规则，并且已经深入影响到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竞争环境。

跨国公司战略性调整的中心思想至今既不十分明晰，又不能说非常成熟，但至少可以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进行以剥离非核心业务、分化不良资产为主要内容的企业重组，重新回归集中化。通过减少企业的运营资产，提高资产质量和资产周转率。二是集中精力强化核心业务，通过再造生产作业流程、生产外包、快速进入新市场及组织再造等具体策略和措施降低成本，提高销售利润率。三是增强企业适应能力，以应对日益不可预测的环境变化。运用信息技术和新的战略思想与管理模式，把企业的能力和资产作为一种有目的的适应系统进行管理，既能继续享受更大程度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又具备灵活的高度适应能力。

5.企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竞争战略更多地强调整合优势，实行差异化战略④

经济全球化使企业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少数大跨国公司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的格局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大批专业化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表

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进行战略调整和改组的。三星、现代、大宇、LG和鲜京等五大集团的改组内容是:压缩经营领域，突出主营业务;分解集团，业务公司独立经营;外企合资合作，清理无竞争力资产等。

④罗仲伟: 《跨国并购:趋势、原因及对策》 ，《经济管理》 ，2001年第22、24期。现出巨大活力。各企业基于自身的条件不断进行优势整合，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自身的供应链。大而全历来被认为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大忌，一直受到业界的批评，但是在全球化、网络化背景下却被赋之以新的含义，即讲究企业强且大，主业精而全，不留市场空白。面对跨国、跨洲的全球市场，只有既强又大，具备在某一方面为任何客户提供一系列“全面解决方案”的能力，才能担当“全球主角”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国家概念似乎不再重要。跨国公司迁移到相关资源配置具有最大优势的地方，可能把总部设在美国，在掌控产业前沿的基础上获得资本和创新动力，但是却在印度编制其软件，在德国进行工程设计，而在中国安排加工制造，由其他国家提供外包配套和采购，最后在全球市场同时销售。每一个企业组成部分都通过网络技术无缝连接，以使区域分布广泛的雇员和自由职业者能够协调地同时工作。可以预料，最善于跨国投资、整合优势和配置资源的公司才会是兴旺发达的、在未来市场上唱主角的公司。

与此同时，聚焦于供应链、产业链上某个特定环节构建和积累起核心能力成为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那些专业化、系列化、精细化的中小企业具有创新意识强、吸收就业多等突出特点，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在扶持中小企业方面各国都制定了相应的立法和支持政策。此外，在国内竞争国际化的情况下，为适应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供、产、销一体化的需求，本土企业也提高自身国际化标准和水平，加入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以增强自身竞争优势。企业差异化战略的升华，从产品差异化、服务差异化到品牌和理念差异化。

6.政府在产业组织中的角色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在产业组织中的定位与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机制在产业组织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转为弥补市场缺陷。政府职能由以前直接定项目、选产业向宏观规划、指导方面转变，重点在于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法制、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市场秩序等，为企业创业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做法已不可取，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在竞争性产业中，企业理应成为产业发展的主体。

此外，经济全球化使产业集中度的衡量标准和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国际化产业越来越多，各国在衡量产业集中度时不仅要考虑国内竞争状况，还要照顾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一些国家放宽反垄断的标准或者执行松懈，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五、各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变动趋势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全球范围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形势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自主性日益减弱，很多政策手段都受到不同程度约束，政策效果急剧下降。针对这样的情况，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对产业组织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以提高政府干预经济的合规性和公正性。总体上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产业组织政策主要呈现出以下变动趋势:

(一)日益重视竞争政策的作用，大力完善反垄断立法

竞争政策自身的特点和各国竞争政策的中介目标与实施环境，既要求从产业组织角度按照规模经济和竞争性市场结构最优结合的原则，努力推动本国贸易部门在世界市场结构中居于均衡位置;又要求从竞争力形成的角度，培养竞争优势，用竞争政策统帅产品和部门层次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确保竞争政策目标的全面实现。

目前竞争政策和反垄断已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干预产业组织的主要手段，其内容主要包括:维护市场秩序，反对各种不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抵制商家不公平、不公正乃至欺骗性的交易行为;提倡竞争，反对垄断和保护，包括外来投资者的垄断等。在反垄断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对外国竞争者垄断本国市场采取防范措施;另一方面在一些国际市场色彩更浓厚的产业中针对本国企业放松的反垄断标准，以维护本国产业在面向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取得和维持优势地位。例如，美国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就堪称是这样一种反垄断思维的经典产物。2005年以来国际上大型钢铁企业掀起的合并潮，也反映的是抢占国际市场制高点的反垄断意图。

(二)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抵制来自外部的不正当竞争和过度损害

在多边贸易体系加强对关税、非关税措施约束的条件下，各国都注重通过充分利用世贸组织允许的手段来达到适当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一般均通过建立本国反倾销、反补贴法律，对来自国外产品的不公平竞争采取相应的抵消和救济措施;通过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保障措施机制，对由于进口激增对本国造成严重损害的竞争行为采取适当的救济措施，为本国相关产业提供调整的时间。

(三)重视中小企业在产业组织中的作用，大力扶持中小企业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不被看做是主流微观经济力量。一些国家对其既不抑制，也不鼓励，一些国家明确采取“爱大嫌小”态度，似乎未来必将由大企业一统天下。经济全球化的迅猛进程，一度使中小企业再遭质疑。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管理科学化的挑战，只有大企业才能应对，小企业无能为力。^[28]但更多的人坚持认为，中小企业的优势并没有丧失，其在产业组织中的作用并没有被取代。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小企业是经济起飞、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开拓和社会就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政府要有有效的产业政策予以扶持、组织和引导。^[29]

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针对中小企业的特点制定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援助措施，弥补市场缺陷，维护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各国的政策和措施不尽相同，其中主要内容包括:在企业与金融机构间建立新型关系，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和担保便利;为中小企业提供创业支持和投资支持;促进中小企业集团和专业区的发展;建立中介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市场调研分析、会计法律指导、专业培训等各方面专门服务;建立公共技术平台，推动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并鼓励中小企业运用信息技术解决管理问题;提供开拓国际市场方面的支持，如资助中小企业出国展览和推销、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提供出口信贷和信用保险专门服务等等。

与此同时，各国扶持和直接干预大企业发展的政策也发生很大变化，如日本、韩国由国家大力支持发展大企业集团和扶持综合商社的政策正在经历痛苦的调整与反思，美国发展大贸易公司的政策更是直接受到多边贸易体制的挑战。

(四)注重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积极通过法律或产业政策调整为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创造条件，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发达国家通过调整国内立法和在全球范围内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为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进一步铺平道路;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发展科技教育，支持本国企业抢占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另外，各国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突出位置，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促进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如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人才争夺战就是明显的实例。

(五)强调产业发展中的软环境建设，改善企业运行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产业发展中的软环境建设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改善和优化产业软环境逐步成为产业组织政策中的重要内容。首先，加强对知识产权和产业品牌的保护，以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活动，有利于推动产业研发环节和营销网络中心向本国本地区的转移。其次，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稳定性、配套性和统一性，致力于创造公平竞争的产业氛围和投资平台，同时还要维护政策执行中的效率性和公平性，注重政策的执行效果。再次，面向产业主体，突出产业政策的导向性、指导性和规划性含义，强化政府产业部门的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企业运行的生态环境。

六、中国产业组织调整的对策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针对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分工深化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利和弊，同时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成熟程度的变化相适应，我国产业组织从指导思想到具体的手段和方法等，都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一)产业组织调整的指导思想

1.一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紧密相连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主要作为承接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总是从产业链低端起步是普遍规律。因此，拒绝或收缩接受国际产业转移，无视国际产业分工的形成既不可取，也不可能。我国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应当继续坚持，但是要把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改善利用外资质量作为工作的重点。

2.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在基础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已形成较强的基础，但仍然需要警惕拉美地区的一些大国在承接国际转移中出现的问题，即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受制于人的境地。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我国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经济安全关键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一定要保持产业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对外开放中应以引进和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利用外资为辅。

3.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在全球布点的情况下，工业已经没有国界，但不能片面地理解和认识

从产业的生产过程看，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确实已超越了国界的限制，但是利益仍然有国界，其中的关键是对于资本和核心技术的控制权。所以对不同产业参与国际分工，要进行分类指导，对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国际合作我国应坚持绝对控股，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要注重提升和争夺核心技术的控制能力和自主能力。

4.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目的主要是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缺口，即资本缺口和技术缺口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资本缺口已不是突出矛盾。国内的资本积累能力和外汇储备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高新技术产业缺乏核心技术。所以，利用外资的重点应转向提高质量和水平，外资进入并非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如何获得先进技术、增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是最突出的任务。因此，对外资进入的项目应进行筛选，要求新的投资必须是技术先进的项目。

5.产业结构调整要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从全球资源配置过程看，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必须体现该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我国是一个产业体系完整但产业技术结构多层次的大国，生产制造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分工格局正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要争取主动、赢得市场，就必须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并实施产业差别化策略，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发展，真正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在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一部分一般制造业将从发达国家中淘汰下来，我国应利用这一机遇，把一部分具有优势的制造业，以新技术武装起来，提高内在质量，形成新的制造业技术优势，增强竞争能力，占领世界市场。一些幼稚产业也要立足高起点，注意规模效益，提高技术水平，强化整体素质，成为能替代进口、增加出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势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要注意发挥比较优势，从目前具有的比较优势环节入手，逐步向核心技术领域推进。

6.实行跨越式发展战略，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以产业结构升级带动结构调整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集中表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无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进步与网络经济的兴起，也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利用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首先，通过大力发展计算机软件等信息产业和相关产业，大大促进以信息、知识为重要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各地区之间、与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市场竞争力，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通过大力发展信息业，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普遍推广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使各产业改造传统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流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服务质量，从而达到全面提高各产业整体素质的目的。再次，通过实施产业战略性重组，建立有利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加大信息技术、信息产品的投资开发力度，抢占各类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先机，加快我国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化。

(二)产业组织调整的重点方向

以上述指导思想为依据，除了在产业组织手段和方法方面需要进行转变外，产业组织调整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几个重点方向:

1.顺应世界潮流，明确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实施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和措施

从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经验看，符合全球产业发展趋势，选准结构调整的方向，及时实施战略性结构调整，是一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在清醒地认识各个产业全球发展格局和产业重组规律的基础上，以适应全球生产和全球市场变化为出发点，重新配置产业资源，确定产业结构变动的方向，以此为依据大胆地推动国内产业内和产业间的并购和重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的步伐，通过自己的主动变革与调整获得产业发展的主动权，并能够在产业结构的高层次上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的合作与竞争。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一方面要遵循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结合中国国情，针对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和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之间的矛盾，从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现状出发，确定中国各产业发展的方向，并实施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结构调整策略;另一方面，要紧跟当代世界产业发展的主流，顺应中国产业结构不断外向化、国际化的客观趋势，实行具有超前意识的跨越式产业结构调整战略，利用全球资源和世界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促使产业结构加速升级。

2.实施政府采购，推动重大技术装备的市场实现

20世纪中叶以来，政府采购成为体现国家意志、扶持本国重大技术发展的政策工具。目前，各国政府采购占GDP的比重已达10%的平均水平;政府采购支出占财政预算支出比重的国际标准是30%。近几年来，中国开始运用政府采购手段支持重大技术发展。但当前存在的问题:一是规模较小，中国政府采购占GDP的比重不到1%;二是规则不全，至今没有一套系统的通过政府采购扶持本国重大技术的行动方案。为此，应尽快将政府采购纳入国家创新体系，发挥政府采购在重大技术市场实现中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购，有一定的选用本国技术及其产品的优惠空间，大力扶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技术，政府采购可向这一方向倾斜。因此，有关部门应在高速铁路、核电站、通信网络建设等重大工程建设以及重大装备制造领域出台相关政策，引导或明确要求相关工程使用国产装备。当然，在运用政府采购工具时，应注意避免保护本国落后企业的问题。

3.对于关系到中国产业升级且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及重大技术装备，应坚持中方控股、合作生产、转让技术为主

例如高速铁路、干线大飞机、通信网络关键设备等，暂时国内企业不能制造的部件可以外购，但要加强对引进的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工作，而不应长期依赖从国外购买。

4.尽快推进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率并轨，使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处于同等的竞争条件，以增强内资企业的竞争力

在引进外资过程中给予外资一定的税收优惠是合理的，但如果这一优惠政策违背了创造公平竞争平台的原则，使外资享受了高于东道国企业、也高于外资在母国待遇的“超国民待遇” ，置本国企业于不利地位，实际上造成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由此对本国经济造成损害，引资得不偿失，完全违背了吸引外资的初衷。

5.加强与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合资合作，力争成为全球日益重要的制造和研发基地

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联合是中国企业利用全球化机遇，主动纳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网络的有效通道。纳入这一分工网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内部化的国际市场带动出口，从而部分回避外部市场的激烈竞争;并且通过内部化的技术转移使企业的产业结构更符合国际需求，跟上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与跨国公司的战略联合又是中国企业规避全球化风险，摆脱被动接受静态分工格局的有效途径。我们可以发挥制造成本低廉和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巩固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并力争进入跨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同时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基地，提升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同时，那些规模较小而主动出击海外市场能力有限的企业，可以通过与在跨国公司的分包合同或生产协作等供货联合，间接进入国际市场。

6.加强我国企业间的联盟合作，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引导国内企业在明确自身战略目标的前提下，来选择加强外部联系，吸取外部优势，扩张自身能力。特别是具有产业关联、产品关联或投资关联的企业之间，完全可以也应该充分利用资源合力，扩大规模优势。联盟的目标在于更多的沟通与联系，以促进信息的流动与共享。成员企业间基于战略合作之上的信息互通和信息共享不仅将大大减少独立收集和追踪信息的人力与资金成本，而且会大大缩短获取信息的时间和周期。还应加大企业在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战略联盟面向国内外市场增强自身的核心能力。

7.发展自己的跨国公司，主动参与国际竞争

走出国门，开展国际化经营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必由之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同样可以通过对外投资，甚至并购外国企业来获得经济利益，参与新一轮全球分工与合作，充分享受全球化的好处，平衡外商在华投资所获得的经济利益。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优势是向经济水平接近、技术适用接近，并且处于技术下游的国家投资。因此，我国可鼓励国内技术成熟产业积极地向技术下游国家转移，包括成熟的加工制造业、资源开采业和适用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在地区导向上，以发展中国家为优先，特别是东南亚邻国，并逐步向多个区域扩展。初涉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可先由东南亚、拉美、非洲等技术下游国家起步，但一些已具有品牌誉的企业也可向欧美市场进发，从而形成分层次向海外扩展的格局。

8.还要把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高科技企业放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其在发展新兴产业和技术创新方面的突出作用

尤其是在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方面，要借助于各种合作创新方式，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创新战略联盟，解决中小企业依靠单个企业财力和人力都无法实现的技术创新问题，使之有利于分担技术开发费用和技术创新的风险，以大力推动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应用基础性、行业共性、战略性技术的研发。可供中小企业选择的合作创新方式至少有如下几种:一是走“产、学、研”合作之路，中小企业积极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联系，由企业出资金、出设备，由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出人才、出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合作。二是通过技贸股份合作、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等形式加强与其他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合作技术创新。在合作中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如以自己的资源优势、地域优势和政策优势来推进合作。三是相同产业中或产业链条上多家中小企业共同建立共性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公共平台，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和费用，促进共性技术的溢出，并将市场信息引入到共性技术研究中。四是与大企业组成范围广泛、优势互补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有着特有的优势。科技型中小企业对市场更敏感，更容易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合起来，适合高新技术产业产品周期短、技术更新快、人才依赖度高等特点，是一个国家创新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国民经济长远发展中不容忽视的增长点。^[30]

【注释】

[1]宋泓: 《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 ，《经济日报》 ，2004年6月19日。

[2]宋泓: 《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 ，《经济日报》 ，2004年6月19日。

[3]吕政: 《提高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6年2月21日。

[4]金芳: 《国际分工的演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吕政主编: 《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5]江小涓: 《跨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 ，《经济研究》 ，2006年第3期;裴长洪: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中国工业经济》 ，2006年第1期。

[6]全球价值链被分为三大环节:其一是技术环节，包括研究与开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的提高和技术培训等分环节;其二是生产环节，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分环节;其三是营销环节，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零售、广告及售后服务等分环节。当国际分工深化为增值过程在各国间的分工后，传统所谓的产业结构的国际梯度转移也因此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就增值能力而言，以上三个环节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因此由生产制造环节向研发和营销环节的转移是增值能力和分工地位提升的显著标志。而生产环节中又可区分为上游生产(母板及中间投入品生产)和下游生产(终端加工) ，越接近于上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强，从而增值能力越是强;越接近于下游的生产因其与技术研究的相关性弱，从而决定了增值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在跨国公司体系内的角色与地位的次要性及可替代性。(金芳: 《国际分工的演化趋势及其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吕政主编: 《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吗?》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 )

[7]竞争战略学家M. E.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的竞争优势理论，实现了战后国际分工贸易理论两大发展脉络的融合，实现了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继承与超越。波特认为，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根本点在于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而主导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又取决于资源要素、需求因素、支柱产业及产业配套状况等多个层面的因素。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美国重新赢回了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因而竞争优势理论成为经济全球化下各国进行国际分工定位、实现和挖掘比较优势的主要指导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既包含了一个国家的初始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资源禀赋，又包含了后发比较优势和潜在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是否具有创新的制度、组织和理念，因此从本质上看，竞争优势仍是比较优势，是超越了传统含义上的比较优势的比较优势。

[8]由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斯特劳特于1996年提出的理论。

[9]张碧琼: 《国际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10]张幼文等: 《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张幼文等: 《经济安全:金融全球化的挑战》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杨先明等: 《劳动力市场运行研究》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4～137页。

[13]联合国《1994年世界投资报告》 。

[14]本书第九章第三节将对企业战略联盟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讨论，这里仅围绕本章的讨论主题作概要性分析与阐述。

[15]秦斌: 《一体化国际经营:关于跨国公司行为的分析》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16]秦斌: 《企业战略联盟理论述评》 ，《经济学动态》 ，1998年第9期。

[17]本书第四章将对企业并购问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讨论，这里仅围绕本章的讨论主题概要性分析与阐述企业跨国并购。

[18]罗仲伟: 《跨国并购:趋势、原因及对策》 ，《经济管理》 ，2001年第22、24期。

[19]2000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并购外资总额为697亿美元，比上一年有所下降，尤其是流向东南亚地区的并购外资明显减少，从1999年的284亿美元降到211亿美元。

[20]罗仲伟: 《跨国并购:趋势、原因及对策》 ，《经济管理》 ，2001年第22、24期。

[21]维系巨额研发投入的途径，一是加快技术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二是扩大技术应用的范围，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摊薄新产品中的技术成本。

[22]罗仲伟: 《跨国并购:趋势、原因及对策》 ，《经济管理》 ，2001年第22、24期。

[23]具体表现是:竞争加剧，利润率下降，降低成本、削减人员等通常摆脱危机的措施似乎已经再无潜力可挖，市场规模难以支撑既有厂商数量的存续。

[24]如通用电气公司从以制造业为中心向以服务业为中心转变，1980年服务占15%，1998年服务占67%。IBM公司从电脑硬件系统制造商转化成一家集硬件系统、软件系统和客户服务为一体的为客户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的公司。惠普公司原来的企业目标是“设计、制造、销售和支持高精密电子产品和系统，以收集、计算、分析资料，提供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帮助全球的用户提高个人和企业的效能” ，战略调整后改为“创造信息产品以便加速人类知识的进步，并且从本质上改善个人及组织的效能” 。

[25]1998年德国最大的10家公司都在进行战略调整。

[26]日本大企业的改革旨在调整经营目的，重视为股东盈利和注重公司的市场价值;突出有竞争力的主营业务，特别注重发展公司内服务业，重视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 ;从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化转变为以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全球化;财务制度上推行美国式的联结结算(合并报表) ;改变“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

[28]近年来，中小企业王国意大利的国际经济地位之所以下降，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就是中小企业占优势的经济结构无法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

[29]参见罗红波编: 《中小企业直面经济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0]罗仲伟: 《企业自主创新与品牌战略》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6) 》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