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条地无名塔
沟那哈塔条地北头,有一座清代早年间建造的无名塔,四方形基座的片石由混灰浆砌,塔身呈圆锥体,青砖立插,白灰勾缝,塔顶是一个葫芦形的瓦罐,总高约四丈,由于地势开阔,不管从那条道进村都能看见。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农业社在核桃树地修山圈,搬了基座的片石;九十年代初,采煤勘探队把塔身的砖块拉到墓坪,用于安装钻机,两次破坏,面目全非。
无名塔正南的高坡上是老祖茔,仁义地区最有学识的段瑞祯对古塔从风水的角度作过解读。他说:“从老坟至塔中间接地相连,一路舒缓,为什么三代后不再去人了呢?主要是迫于地势南(午)高北(子)低,午属阴,子属阳,阴盛则阳衰,为了平衡阴阳关系,在祖茔北面的低地造一座高塔,以补阳刚之气。还有一层用意,即李家庄处于四沟(指旧窊沟、后头沟、红窊沟、沟前头)之间,容易流山塌陷,修重塔来镇压,可保一方平安,足见先人们立意造塔的良苦用心。”地脉滋生人气,正因为老祖先是一名兵勇,所以后代子孙们谈今说古,总也离不开军事,一座古塔也就成了勇武的象征。
在近代史上,李家庄曾出过一个踩动县杠的人物,名叫李银保,字八斋,生于清末,排行老二。李八斋早年加入阎锡山旧军。“七七事变”后,在共产党的催动下,山西成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组织牺盟会,阎锡山自任会长,以共产党人为主组建新军,李八斋编入决死二纵队,任一营营长。1939年4月,在河西罗汉垣战斗中与日军拼死作战,表现非常进步,并且把同村青年李连弟、李树根带到决死队,扩充队伍。同年12月“晋西事变”前夕,他在隰县驻地对李连弟、李树根说:“三两天就怕要出大事,你们相跟上往北跑吧,去找从陕北过来的部队,如果找不到就回咱村。”李树根急切地问:“我们跟你出来,你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你怎么不一起跑?”李八斋长叹一声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营长身不由己,有人管。”由此说明李八斋当时还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没有死心踏地投敌。就此分手后,李树根在兴县一二〇师司令部当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经常得意地告诉人们见到贺老总的事。李连弟在解放临汾的战役中不幸牺牲,他家是村里唯一的光荣烈属。
李八斋走向反动,是脱离正规部队以后,投向日军把持下的灵石县政府,出任建设团长,实际上掌管伪政权的地方武装,当了汉奸。有两件事让村民记得:一件是他回家探亲,正遇几个日本兵从村对面的柿子顶上扑下来,他藏在后头沟土窑洞双手开枪,日本兵不知底细退了回去,李家庄幸免一场涂炭之灾。另一件是村民赵仲义被日本兵从仁义碉堡转到县城红部(即旧城原县委大院),关进狗窝,村里人都认为没命了,经李八斋和日本人交涉后释放。赵仲义回来到处吹牛,“只要说是李家庄的人,日本兵就不敢抓”这个说法在南河一带流传很广。其实不然,后来有七八个青壮年还让鬼子抓到霍县老张湾一次,多亏了银贵老大及时送了一头肥猪和两筐鸡蛋,才没有酿成大祸。(www.xing528.com)
1945年春,李八斋染上瘟疫,卧病在床,让养子李思成送他到太原治疗。李思成是李八斋驻军河南济源时,在黄河边上拣来的一个孤儿,成了贴身侍卫。此人心地歹毒,为了达到霸占干娘谢桂梅的目的,待火车行至平遥,乘喂水时投毒,置李八斋于死地,尸骨由银贵老大收拾回村安葬,时年三十六岁。李八斋因为死得早,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再追究,只是没收了他在城里(原机关幼儿园)的私产。李思成追随阎锡山固守太原,镇反中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李八斋的两个孩子李金林、李金爱,1949年解放太原时被我军围在飞机场,由伯父李银贵领回李家庄抚养,长大后成家立业。
在这个有名的家族中,1948年入伍的李文四转业到河南洛阳拖拉机厂,任厂长。1949年参军的李兆文转业到太原北城区武装部,任部长。1950年动员新战士李亮文转业到省政府信访接待处,任副处长。1951年抗美援朝志愿军李连保,退伍回村,担任队长、村支部书记等职。
村里的其他家族中,上溯自抗日战争时期,有晋绥军骑兵李贵生,在察哈尔和日军厮杀。有中央军步兵李长书,在河南与日军搏斗。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建设时期,走入军旅的有李能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营教导员,转业后任南关、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农机局纪检书记等职,还有李牛福、赵仲廷、李能根、李贵珍、李计斌、李勇勇、李小兵等人,他们守土戍边,义无反顾。此外,还有临汾地区有色金属二峰山矿工会主席李能福、晋中地区灵石石膏矿工会主席李能亮等,致力于经济建设战线。仁义河流传着一种说法叫“李家庄的男人沟西村的女”,仁义街上只要出现大个子,就以为是李家庄人。这些阳刚勇武的汉子,就像古塔的形影,立于天地之间,荣辱与共,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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