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协卿：职业平等意识与实践价值观

一、生平素描

包昌法先生，1932年冬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北郊湾头乡包家漕村。父亲包协卿，少年时由亲戚带至上海，在一家烟杂店做学徒，满师后做店员，后曾失业，沦为小商。包昌法4岁时随母亲由宁波移居上海，后来进入上海市南市区唐湾国民小学读书，1947年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高学历）。其间，每年暑假，父亲都让他回宁波探亲认根，住在阿娘（宁波人称祖母为阿娘）家里。所以，包昌法虽然少小离家，成了上海人，但却颇受宁波传统文化的熏染。直至古稀之年，每谈起故乡，他都兴致盎然。特别是老家边上的那条清澈的姚江，在这里迂曲回转，形成一个“几”字形，风光很美。他总是说：“乘轮船到宁波轮船码头，下船经过草马路，很快就到阿娘家。阿娘家开门见河浜，可以在河浜里捉鱼钓虾……”亲情、乡情溢于言表。

包协卿先生和大多数移民上海的老一辈宁波人一样，既能很快融入上海的大都市社会生活，顺利接纳异质文化，又能执守宁波人固有的职业平等意识和崇实务实的传统价值观。在他们心目中，“家有万千财产，不如一技在手”的观点是根深蒂固的。父亲也以这种观念教导包昌法，小学毕业后，即设法让他进上海祥生雨衣厂当学徒。雨衣业，和西装、中山装、衬衫等现代服装业一样，都是新兴的朝阳产业。移居上海的几代宁波人，很多人都是从事这一产业的。后来，人们统称之为“红帮裁缝”。随着现代服装业的迅速拓展，“红帮裁缝”这一群体概念渐渐宽泛化，除了裁缝师傅之外，还包括这一行业里的管理人员、勤务人员，甚至包括某些与红帮有关的绸缎布匹商店里的店员。以至于后来就以“红帮”二字概称从事现代服装业宁波籍人士了。包昌法所接触到的，正是这样一些“红帮”人。

包昌法秉承了宁波人的社会价值倾向，对现代服装业很有兴趣。他除了全神贯注地跟着师傅学艺之外，还自觉坚持业余自学，对服装的排料、裁剪、打板，以及缝纫机的操作、保养和维修等等，都极有兴趣，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方面的有关知识。上海解放了，他又到景华服装学校去进修，提高裁剪缝纫技能。1951年他从雨衣厂满师时，已经是一个既具有相当理论知识，又具有一定实践操作能力的青年艺工。厂里安排他当了车间收发员。

包昌法很踏实地沿着既定的职业之路迅速前行。他在用中学，在学中用，学得扎实，用得灵活。

时代为这个勤奋的青年艺工提供了提升自己的历史机遇。20世纪40年代，上海服装行业中，已开始引进美国的胜家公司的家用缝纫机，50年代开始推广使用，上海服装业开始由手工作坊式生产，开始向工厂化、机械化生产转型。包昌法抓住了这个历史契机，对于既能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又能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缝纫机产生了极大兴趣，看出了这种生产工具的广阔发展前景。在推广缝纫机热潮的激励下，包昌法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写一本有关缝纫机的科技普及读物。他成功了！这就是1952年12月由他完成的枟缝纫机学习讲话枠一书。这是一本适逢其时又非常实用的书，由上海正文出版社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此后12年间重版了4次（详见后文）。

初试笔墨中获得的成就感，对这个青年艺工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奠定了他坚定不移地在服装研究之路上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1956年初春，崭露头角的包昌法受到了上海市服装行业的关注，被调至上海服装公司技术研究室工作。

但是，在那个风波仍频的年代里，包昌法的人生之路岂能平坦？在“反右派”的风浪中，包昌法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顶帽子压下来，拿他不动重如山！”然而，作为一个有既定人生目标的青年工人，包昌法并没有被此“山”镇住。1958年10月，他被下放到服装公司所属的上海第一衬衫厂缝纫车间劳动。他“方寸”未乱，坚毅地朝着“一技在手”的目标默默奋进。从枟缝纫机学习讲话枠的成功中，以及后来的渐入高层的累累科学研究成果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他已开始进入“坚忍不拔”的人生境界。50年后回忆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时，他笑容可掬地说：“被打成‘右派’是不幸的，但回到基层劳动，在生产实践中我有机会积累更多的服装制作经验，这有利于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就是说，这段人生逆境，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这种倒逼机制又与发愤图强的心志叠加共振，产生出一种新的人生动力。

在缝纫车间做“打样”工作期间，他没有把这种劳动简单化，而是边工作边思考怎样把几何学原理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去，找到其中的固有规律。这种结合实践的思考，为他后来在服装设计方面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60年，他头上的那顶“帽子”被摘下来了，但仍在车间劳动。“位卑未敢忘忧国”，而且境况毕竟有所改变，他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奋斗计划，开始致力于服装科学文化的研究工作。(www.xing528.com)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遇了严重困难，全民动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增产节约运动，共克时艰。上海服装行业积极响应，各式各样的创造发明和修旧利废的能工巧匠层出不穷，人人相忍为国，主动为国分忧。于是，原来做一套中山装要用1丈5尺布料，通过精打细算、巧妙安排，只用1丈2尺5寸就够了；一件新衣服被虫咬了一个洞，就有裁缝在洞口边绣上一朵花，不但破洞被掩盖住了，而且为衣服平添了亮点，令女主人喜出望外；孩子长大了，连衫裙穿不来了，就有裁缝师傅将之拆开，镶上漂亮的花边，一件整旧如新的连衫裙令小姑娘赞叹不已；一条男式旧西装裤，竟可以改出女裙、儿童大衣等20多种衣服来……这些别出心裁的创举，在服装设计大师们眼里，也许是微不足道的，是“小儿科”，但在草根服装研究者包昌法的心目中，却是意义重大的。他不但关注、赞赏这些新人新事，而且力求加以宣传、推广。于是，他就给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写了一封建议信，希望把这些先进事迹、先进经验推上银幕，加以宣扬和推广。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认为这个选题“很好”，很快列入制片计划，并且派来厂里2个编导人员帮助包昌法，完成了电影剧本枟巧裁缝枠的写作任务，并很快投入影片拍摄制作，当年就在全国科教影片展中放映，获得全国服装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迅速产生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

这位草根研究者再次获得成功，又一次有力地鼓舞他从事服装研究的信心和决心。1963年6月9日，包昌法在枟大公报枠上发表的枟剪刀下的科学——科教影片枙巧裁缝枛拍摄前后枠一文中，他写道：“每听到这方面消息，我真是高兴极了！”“我个人的感受和体会是很深的。”“首先感到的是，在我们的新社会中，不论任何工作都是有出息的，看看都是平凡的劳动，而其中却都大有学问。”这个感受，既来自回顾，也来自对自己服装研究工作前景的展望。他认定了：剪刀下有科学！

由此，包昌法在全国同行中，已经小有名气。

此后，他一直在关注服装行业勤俭节约的问题。1980年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枟服装省料法枠一书，次年，这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枟巧用边角衣料枠一书。同年10月11日，枟人民日报枠又发表了他的枟大小材料联用枠一文，建议边角零料综合利用。

1978年10月，包昌法终获彻底平反，回到原工作岗位上。这时，服装公司技术研究室已改组为上海市服装研究所。由于在衬衫厂20年中坚持不懈的积累、探索，回到研究所后，他很快就取得了新的科研成果。而且势若井喷，不但著述甚丰，硕果累累，而且成就非凡，影响深远（详见后文）。

1984年初，包昌法受服装公司委托，去公司下属的“上海市服装公司七·二一大学”筹办大专班（后改称上海纺织职工大学，隶属上海市纺织局）。自此包昌法的研究工作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服装职业教育教材编撰，同样取得了累累成果。1985年6月，他被聘为上海市服装协会理事。从这一年起，他应聘参与了服装培训、服装科技传授和服装大赛活动，并应两所高校服装系之聘从事教学工作。

1991年8月30日，这位老专家终被评为高级工程师，第二年就退休了。

1992年2月，上海市纺织工业局授予他“从事纺织（服装）技术工作三十年”荣誉称号。

1992年2月，包昌法退休。从此，他被“投闲置散”。那么，包昌法过起种花、遛狗、打太极拳的闲适生活了吗？不！他依然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从事着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研究活动，多项重要成果都是退休以后取得的。迄今，他已出版近40种服装专著。他正在创立“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人生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