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罗蒙”在上海经营了将近30年后，于1948年，许达昌带着“培罗蒙”的几位师傅悄悄地来到香港，同样以他独到的眼光，相中了一块黄金宝地，开设了香港培罗蒙公司。这家公司在许达昌的努力下很快成为“世界五大西服店”之一。
许达昌将“培罗蒙”迁移到香港，这是一次颇具发展谋略的战略性迁移。（8）
第一，20世纪40年代末，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新中国即将成立。此前，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以艰苦奋斗为基本生活准则，时装市场尚待培育。
第二，西装面料比较讲究，一般以进口为多；缝制过程中有很多环节需要手工操作，甚至全部纯手工制作，因此，成本较高。而且“培罗蒙”服务对象中有不少人在20世纪40年代末已经或准备移居香港等地。所以“培罗蒙”的迁徙是有必要的。
第三，在国人对西服需求量大幅度减少的同时，中山装却因其用料随意、设计更符合国人的文化心理、成本较低等原因而得到了大普及大提高。当时全国城镇中，广大人民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条件，选择各种各样的布料做成中山装及其演绎出来的军装、学生装、职业制服等。尤其是红帮裁缝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制作了中山装以后，中山装更是风行全国。不少红帮服装店在做西装的同时，也做中山装等其他服装，而且制作中山装成了红帮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工作。
许达昌和红帮裁缝们之所以选择到香港重新开创事业，还有另外一些深谋远虑。
首先，香港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它北连中国大陆，南邻东南亚，东濒太平洋，西通印度洋。对内，香港背靠大陆，水陆交通十分便捷，易于得到内地人力、物力的支持。对外，香港处于亚太地区交通要冲，为东西半球及南北交往的交汇点。是欧洲、非洲和南亚通往东南亚的航运要道，又是美洲与东南亚之间的重要中转港，是欧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重要门户，也是国际经济与中国内地联系的重要桥梁。
第二，香港具有特殊的经商条件。尽管香港是一弹丸之地，缺乏资源，但它有着特殊的经商条件。1841年英军强占香港后，同年就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允许各国商船自由进出，并在岛上开辟商业区让各国商人自由贸易，1843年，香港就有18间大商行与数十家小洋行从事转口贸易。
第三，香港工商业发展具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20世纪40年代以前，香港几无工业可言。1934年，港岛与九龙共有小型工厂419家，总资本约5100万港元（9）。其中制衣业只有几家“家庭式的山寨厂”生产童装、妹裙。其工商业的发展水平远不及上海，甚至落后于广州、武汉等内地城市。“二战”中，香港经济更是遭受了严重损失，战前建立起来的工业大部分被日军破坏，外贸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港人纷纷逃离香港，人口从战前的160多万急剧降为60万，致使香港资金、劳力奇缺，经济萧条。“二战”后，香港利用自己的港口优势，以外贸和航运为主业，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到1947年，全港登记注册的工厂竟达972家（10），比30年代增加了两倍多，香港经济处在全面恢复、迅速发展阶段。
许达昌明白香港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经商条件，也看到了战后香港无限的商机和发展的空间，于是，他作出理性的选择：以香港为阵地，以服装贸易为手段，建立面向世界的大市场。
著名宁波帮企业家王宽成说：“搞经济必须有政治头脑，就是说，要胸怀全局，要有战略思想、长远眼光，随时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善于适应各方面的变化，大胆果断地捕捉战机，把握机遇。”（11）这段话是对移师香港的包括许达昌在内的红帮人士的最好概括。
以许达昌等为代表的红帮人紧紧把握住了香港初露端倪的商机，香港制衣业则迎来了“培罗蒙”这样的主力军。香港的制衣业，正是由许达昌等人导开先路展翅起飞的。(www.xing528.com)
据香港服装业总工会提供的资料，1950年，全港有制衣机构41家，制衣企业雇员为1944人，1955年增至99家，1960年增至970家，雇员增至51981人，1965年增至1510家（12）。像当年在上海一样，红帮人成为香港制衣业的开拓者，成为香港工业革命的一支主力军，香港制衣业因此而迅速起步并发展。
自20世纪中叶开始，服装贸易已成为香港向世界拓展的重要渠道，东南亚诸国、日、英、美、德、加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已成为香港服装的主要市场。其中外销的西服主要是红帮产品。自20世纪60年代起，香港的制造业取代了转口贸易业的主导地位，制衣业占整个制造业的三分之一。从生产、经营理念到经营方式全面进入世界时装大都会的行列，“香港制造”成为设计时尚、品质优良、价格适宜的标志。70年代初，成衣出口值已达到43亿，8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出口总值跃居世界成衣出口之首，1990年，出口总值超过了100亿元。其中美国一直是香港服装的主要出口国，1960年出口美国的服装已占香港服装出口总数的31%，1985年增至55畅2%。（13）所以，陈瑞球在枟香港服装史·序言枠中说：“制衣，替本港工业创造了奇迹。”更有学者断言：“香港之所以能变成巨大的制造业中心，是因为1949年从上海移入的工业家之故。”（14）红帮人是这些“工业家”中的一个颇有影响的群体，许达昌是这一群体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枟香港服装史枠亦明确指出：“香港西装与意大利西装同被誉为国际风格和最精美的成衣，全因香港拥有一批手工精细的上海裁缝师傅。”所谓“上海裁缝师傅”，其主体就是众多如许达昌这样拥有高超的技术水平的红帮师傅。对此，凤三的枟上海闲话枠是说得很清楚的：“在旧日上海，男子西装裁缝称‘红帮裁缝’，以宁波人最占势力。目前香港的‘上海西服店’亦俱宁波人开设，一级、二级用上海裁缝无疑，即宁波裁缝。”
许达昌到香港后，先在思豪酒店二楼设立“培罗蒙”营业场所，工场设在北角七姐妹道，后搬到雪厂街太子大厦太子行发展，后又迁到遮打道的於仁行，最后落脚在皇后大道的嘉轩广场。几次搬迁，选择的都是寸土寸金地段。这是许达昌经营生意的一贯谋略。在上海时，他就不惜重金为成就“西服王子”而营造经营环境；到了香港，同样以其较强的实力打造环境优势作为招徕顾客的手段之一。
初到香港的“培罗蒙”，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艰苦创业阶段后，于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手工裁缝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服装贸易繁荣时期，各红帮服装公司通过外贸与世界服装市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真可谓“生意兴隆通四海”；又因为正值“越战”时期，美国战舰频繁停留香港，大批美国水兵看中香港低廉的物价，于是为美国水兵做西装成了红帮裁缝一宗大业务；同时，香港洋服也兴起做“带货”。所谓带货，就是替来港的各国政要、文体明星及商人缝制高级西服，成衣后，或邮寄，或托人捎带，故名之。这些带货必须严格按照顾客的要求定做，有的根据顾客寄来的照片和尺码缝制，要求缝制精细。
在香港的红帮服装名店“坚持高品质及独特的个性化设计，并以快速的交货期为顾客服务”。（15）因此被购物者视为“个性化定制的天堂”（16），澳大利亚枟金融枠杂志认为红帮服装店是“香港最好的裁缝店”（17），而“培罗蒙”则被海外媒体赞为“最正宗的上海招牌”。香港“培罗蒙”的客户中，名流如云：包玉刚是“培罗蒙”到香港后最初的客户之一，每逢出埠做生意，他都会提前2个月来定做西服；邵逸夫是“培罗蒙”的长期客户，与他同来的还有利国伟、许世勋、李文正等；亚洲首富李嘉诚做西服，“培罗蒙”则派师傅上门服务；还有董建华父亲董浩云、荣毅仁父子、美国总统克林顿……“培罗蒙”成了超级富豪和名流们的专门服装店。
以“最正宗的上海招牌”来称道香港“培罗蒙”，实乃名不虚传。
图3 “培罗蒙”的“手功”
许达昌一直坚持一个准则：“在‘培罗蒙’这块招牌下，我们的西装要坚持传统，要贡献真正高级的西装。”“培罗蒙”移师香港后，正是依靠红帮的传统特色独树一帜，远播声誉，辉映国际服装界。
在“培罗蒙”度身定制的西服，每一件都是精美的工艺品。尤其在“手功”这一关上，更是一针一线，精雕细刻，力求完美。“培罗蒙”西服所有关键部位都用手工缝制，有的甚至是纯手工缝制。马鬃毛衬、胸棉、黑布、领和襟的内面等，不但均用手缝线缝合，而且每个工序完成后均进行小熨，满意后才进入下一道工序。领、袖手缝匀称、自然，保证永久不变形；各个缝合部位都要求对花对纹，纹丝不差。钮孔均用手工缝锁，锁眼要求严格，一个熟练的手缝工人一件西服锁眼工作也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除此以外，拥有“裁缝专家”，即技艺卓越的裁剪师、缝纫师，也是香港“培罗蒙”成功的一大秘诀。蒋家埜就是“培罗蒙”的一位裁缝专家，他是许达昌的嫡传弟子，既握有“培罗蒙”西服“祖传秘方”，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于1948年随师傅许达昌到香港，在师傅的精心指导下，他心无旁骛，一心制衣，声誉极高，香港媒体称之为“裁神”。他坚持所有的工序都由手工缝制，对西装的衬里，很多店都是经机器缝制后再熨平，初穿时挺括，但几次水洗后，衬里就会起皱；而蒋家埜缝制的西装，久穿、水洗都不会走样，这也是“培罗蒙”品牌不倒的因素之一。蒋家埜曾为国内外许多名流做过西服，包玉刚、邵逸夫、李嘉诚、荣智健等等都是他的常客。
因为许达昌具有远见卓识，大胆果断地捕捉商机；因为“培罗蒙”坚持高品质，坚持独特的个性化设计；因为蒋家埜这样的“裁神”坐镇“培罗蒙”……香港的“培罗蒙”不但享有“最正宗的上海招牌”的美誉，而且进入了“世界五大西服店”的行列。
许达昌将“培罗蒙”推向了世界服装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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