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人开创上海第一家西服店，助力上海洋服需求大增

一、洪　炉

山与海，使宁波人练就了坚忍不拔的毅力，培养成开拓进取的精神。鳗鲞、明府鲞（墨鱼干）、咸带鱼、黄泥螺等等，含大量钙、磷、钾和蛋白质的“下饭”，霉苋菜果（苋菜梗）、霉千张、臭冬瓜、臭腐乳等等富酵母菌和维生素B族的嗜癖，营养优，吸收好，因而宁波人筋骨特别结实，头脑特别灵光。凭着祖宗及大自然赐予的这副“骨头脑髓”，宁波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南北洋航运线与内河主干航运线三线汇聚，甬江口万商云集，樯桅如林。青少年们听老辈讲漂洋过海发家致富的故事，憧憬自己美好的未来。“闯码头、见世面”，成为有志者“成才、立业”的必经征途。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是中国的耻辱，但“五口通商”开启了封闭数百年导致霉味十足的国门。原系江滩、农田、“穿城三里”的蕞尔小县——上海，因其襟带广阔的长江腹地而崛起，“十里洋场”替代了宁波的航运、商贸中心，并由原本仅限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国际交流热线一下子扩展为欧美等各大洲的无远弗届的远东航运中心。黄浦江中似广厦如城堡的巨轮首尾相接。这是时代的大转变，结构的大改组。时势造英雄，思想敏锐的宁波人得风气之先，目光瞄准了新兴的远东国际大都会。于是，弄潮儿们掮个铺盖卷，挟把油纸伞，孑然一身，散兵游勇似地进军上海滩。(www.xing528.com)

在上海这大舞台上，宁波后生们从“跑龙套”做起，或混在洋泾浜外滩人堆里，专门找洋水手搭讪、拉关系，为他们带路、导购；渐次交为朋友，为众多的洋船采办主副食品及其他物资。或在洋人开设的咖啡馆、西餐厅、服装店等充当“仆唉”与杂差。几年后学到了经验与技术，便自己开设起服务洋人的商铺、经营进出口的洋行，兴办引进先进科技的民族近代工商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摔打，他们之中涌现了在经济领域击溃东西洋鬼子的“火柴大王”、“味精大王”等等不少“大王”；宁波人在上海工商业舞台上崭露头角，不仅当主角，甚至连续挂头牌——被推举为总商会会长。他们为一己创了业，为上海建了功，为家乡争了光。他们为本国与国际接轨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洋务运动”的民间健将。他们从家乡引亲带友进上海发展，上海成了“宁波帮”的发祥地。但对他们来说，上海也只是座“洪炉”与“滩头阵地”，经“洪炉”一番精炼后，他们及他们的小辈又从立足已稳的“滩头阵地”分兵向海内外纵深进军了，开创了“无宁不成市”的显赫局面，并使之成了流传久远的谚语。

居留上海的洋人人数急速增长，洋服需求量直线上升。且辛亥革命前二三十年间，国人中的革命志士、留学生、外商企业的高级职员、文艺界名流、富家子弟等，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上海，“洋装热”已显端倪；洋人开的洋装店应时而兴。宁波地区做传统服装的裁缝早已是颇有名气的一支大军，谋生来上海者亦不在少数，挟包袱登洋船替水手修补破旧，久之从而弄懂洋服的剪裁与缝制，自学成才，无师自通，进而转行也开洋服店。也有在国内外的洋人店铺做伙计学得技艺后独立营生的。如此这般，就形成了一支基本上由宁波人担当制作洋服的前所未有的队伍。最早来中国的西洋人是葡萄牙人与荷兰人，明清之际民间称之为“红毛番”，以后对欧美人也泛称为“红毛番”，因而凡制作“红毛番”款式的中国裁缝群体就得了“红帮裁缝”称谓，以别于做传统直筒式袍褂的“本帮裁缝”。清中期以后，“红毛番”这词汇逐渐改称为“洋人”，他们的服式也就被称作“洋装”、“西装”、“西服”。国人开设的上海第一家西服店，有资料说是在1871年（枟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枠第19页）。在渐次增多的国人创办的西服店中，奉化人江良通、江良达兄弟于1896年设立的“和昌号”后来居上，通晓英语的接班人江辅臣承接了租界当局员工的常年服装，又被推举为同业公会会长，“和昌号”遂成上海名气最响的西服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