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裁缝评传：真实的模范商人

二、名副其实的模范商人

王才运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模范商人。

在商言商，商人逐利，这本是商人的普遍心态。当然，在传统的商业道德中，商人取利要以“义”为准则，所谓“君子之财，取之有道”，“不取不义之财”。在近代中国的商界，商人们在继承传统商业道德和伦理规范的同时，还怀着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主权不断沦丧，领土完整被破坏，关税自主被侵蚀，司法独立遭践踏，国家地位日益沉沦；另一方面，随着“西风东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近代商人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步萌芽和发展，振兴民族经济，实业救国，成了这一代商人追求的目标。一种强烈的捍卫国家权利的意识在这一特殊的时代里逐渐在商人心中萌发：20世纪初年兴起的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均可视为商人捍卫国家权益的实践。而后来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更见证了爱国商人在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中的积极性和坚定性。王才运作为上海南京路商界的代表人物，他以捍卫国家主权为大义，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准绳，在这一系列的斗争中起到了模范的作用。

南京路，旧称大马路，自上海开埠以来，南京路上高楼耸立，店肆密布，成了上海商业中心区域，全市最繁华的地方，也是华人商店与红帮裁缝店密集之处。南京路作为上海商业街区的象征，是“五四运动”在上海的集中表现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南京路商界代表王才运带领各商号与学界采取配合行动，打出“不除卖国贼不开门”、“不除卖国贼不开市”的旗号，首先停业、罢市。南京路为上海市第一商业街区，其罢市具有重大的影响。于是，上海商人相继罢市。在这次罢市过程中，王才运日夜奔走联络，备受租界当局的注意和干涉。租界当局干扰商人罢市，要求他们营业，于是，在王才运等人策划下，南京路约150余户商铺，议定采取迂回策略，以商家内部事物调整为理由继续罢市，将其前几日张贴的“不除卖国贼不开门”、“不除卖国贼不开市”等标语，改换为“召盘”、“清理账目”、“闭歇”等语（5），继续进行斗争。罢市7日，一直坚持到北洋政府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罢免，上海商人罢市才结束，南京路商铺亦相继开市。

“五四运动”及商人罢市运动的胜利，一方面大长了国人和商界之气，引发了更为高昂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促使国人更加积极地去关注现实问题。在中外频繁贸易中，我国商业与西方比较，相形见绌，如何谋略自救之策，如何改良出口商品，如何组织商店革新，如何灵活营销，如何集中各商号力量一致对外等等，这些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再加上在这次罢市斗争中，南京路“各店同人，以向无商店联络之机关，偶遭事故，难通声气，颇感不便，奔相探询，又无所适从”^（6），因此，王才运等人萌发了组织各路商店联合会的想法。

直接促成南京路商联会组织成立的应该是“房捐”事件。1919年7月份，工部局增加房捐，由12%调至14%，上海商民群起而反对。在看到五马路“同芳居”、河南路“裕昌”等店号，都因为拒交房捐而被拍卖商品后，南京路商界中的坚定分子王才运、余华龙、王廉方等人十分愤怒，也更加增强了他们要团结中、小商人的意愿，均认为各商号必须联合起来，尽快建立一个组织。在他们的努力下，终于于9月20日，借用福源里报界联合会的会址，召集全路店铺代表，召开会员大会，通过商联会章程，定名为“南京路商界联合会”，票选王才运为正会长，陈励青、周宪章为副会长，初定会所于大庆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俱乐部，择期召开成立大会。

南京路商联会成立之前，虽然也有少数以马路、街区为单位而组成的商业社团，但均影响不大。由于南京路在上海的影响和号召力，所以，南京路商联会“执各路商联会之牛耳，为海上独一无二之纯粹商人团体”，并且，“其办事人员皆一时之选”^（7）。此后，上海各马路纷起效仿，各路商联会相继成立（8）。

“商联会”成立之后，基本上克服了各马路地域内各业中小商人的涣散局面，但各路“商联会”仍自成体系，如一盘散沙，一个联合各马路“商联会”的“商联总会”已是呼之欲出，“以对外不可无统率机关，对内不可无集权枢纽”^（9），于是，“各路商界外顺世界之潮流，内悟散沙之非计，结合团体，先后组成商界联合会者有二十余路之多，又惧其各自为政，漫无统系也，于是有各路商界联合总会之组织”^（10），1919年10月26日，各路商联会代表举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成立大会，“商总联会”终于宣告正式成立。王才运作为南京路商联会的代表，出任商总联会的副会长。商总联会的成立既巩固了已有的“商联会”组织，又将推动该组织在各马路等商业街区的进一步普及，至此上海商界终于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带头人。

在1919年11月制定的商会章程及组织规则中，南京路商联会明确提出以“团结团体、群策群力、维持公益、提倡国货”为宗旨，设有正副会长及正副评议长，并下设干事部与评议部分理会务，干事部下又分设了文牍科、会计科、交际科、调查科众多名目。但以实际情况看来，会务基本属于会长负责制（11）。南京路商联会历任七届会长全部为浙江人士，其中宁波籍5人（王才运、邬挺生、方椒伯、余华龙、王廉方），余姚（徐乾麟）、余杭（张子廉）各1人。而5名宁波人中，红帮裁缝占了2名，可见红帮裁缝在上海南京路商联会的地位。

从会刊所载的南京路商联会工作概况分析，南京路商联会历年中对内工作主要有：南京路街区的治安、防盗、调查盗窃案件，如筹备特别巡逻、举办冬防均属此类；还有开办夜校、调解房屋纠纷、定期举行聚餐会、支持房客减租运动等。对外的工作则有对江浙兵灾善后捐款、庆祝北伐成功、战争期间开办难民营，以及对淞沪教养院、上海联益善会等进行资助。(www.xing528.com)

从南京路商联会的宗旨和主要工作来分析，商联会成立的根本目的归纳起来有两大方面：一是自谋利益以促进国家社会之经济；二是一致对外以维护国家民族之权益。王才运作为第一届商联会会长和第一届上海商总联会副会长，无论在维护商人利益，还是维护国家民族主权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南京路商联会直接面对街区内的广大基层商号，广泛吸收一般中小商人入会，竭力地为中小商人谋取利益、排解忧难。

譬如为了提高职工文化素养而开办夜校、举办俱乐部。王才运一向重视培养人才，他关心“荣昌祥”职员的成长，也关心“荣昌祥”外的职员。1919年冬（12），王才运与王廉方、余华龙一起倡议开设夜校，专收南京路商联会会员商店的职员为学员，得到大多数会员商店的支持，大家纷纷捐款。第二年春，夜校招生，由于学员不断增加，因而校址一迁再迁。夜校主要开设小学课程，立足识字启蒙。1921年夏，商联会筹集资金，组织俱乐部，开展健康的娱乐活动。另外，30年代创办的裁剪学院、40年代创办的上海西服工艺学校，王氏诸人都是鼎力支持、赞助者。

维护治安、保护会员也是商联会的主要工作。1923年，战火四起，市面萧条，盗贼伺机作案，职员人心惶惶。邵万生南货号发生盗窃案后，商联会及时组织募捐，抚恤死难家属，慰问受伤人员，表彰有功人员，并组织特别巡逻队伍。军阀混战时期，商联会及时印发职业证，并报华界和租界当局立案，避免商界职员被强行拉夫。

由王才运等商界领军人物发起、组织的“商联会”及“商总联会”，自成立之后，除照章维护会员商人利益外，从它成立的那一天开始，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商联会”及“商总联会”与重大事件相辅相成，克始克终，他们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发起了争取租界市民权运动、用实际行动声援了五卅运动。

在“五卅运动”中，以王才运等人为首的南京路商联会联合上海商界各路商联会和商总联会一起，坚定地站在广大工人和学生的立场上，坚决与帝国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以同盟罢市、函电抗争、济工恤难等多种方式参与了运动，表达了对学生爱国行动的一种有力声援，造成了一种有利于对外交涉的舆论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工人、学生的后盾，使得斗争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坚持了下来，迫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接受惩办“五卅”惨案凶手等要求。王才运却因此遭到租界巡捕房的搜捕。在同帝国主义和反动当局的斗争过程中，南京路商联会于1925年6月几次函电各界强烈要求“勿为强权屈伏”、“一致息争对外”、“希望诸国对华政策应时而变，本着国际公法、公理、人道精神，公正处理五卅惨案”^（13），在支持“三罢”斗争而掀起的捐款热潮中，南京路商联会所捐大洋为5982元，居各路商联会之首，^（14）其中王才运本人就捐了100元（15）。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王才运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声援“五卅”惨案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英货，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五卅”惨案后，王才运的爱国之心益坚，他发动商界开展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实业救国运动。“荣昌祥”呢绒多英国货，为坚持爱国大义，实现“不买不卖洋货”的誓言，1927年前后，王才运不惜放弃数万金之收入，毅然决定弃商归里，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后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景象。

王才运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为准则，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大义，他的这种高风亮节，备受各方推崇。1921年2月上海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出版的“市民公报”第一期把他的肖像冠于上海名人之首。王才运是名副其实的“模范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