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西服业领军人物：红帮裁缝评传

一、上海西服业界的领军人物

王才运一生从事服装事业，是20世纪前期上海西服业界的领军人物。他创办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在西服业界长期昂立榜首，他培养的西服业传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垄断了上海南京路上的西服店。这些西服名店对中国近现代服装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现代服装业和西服业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才运在上海从事服装事业之时，正是整个社会转型时期。此时正值上海开埠，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纷纷登陆上海滩，上海成为全国的时装中心。随着欧美来华人数的剧增，西服需求量也大幅上升。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资料显示，西方侨民在上海的人数，1880年为3504人，1900年增至7396人，1905年为12328人，1910年为15012人，1930年为58607人。国外移民的大量涌入，使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愈发密切，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近代上海的服饰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随着国内有产阶级，高级职员，为外国人服务的买办、洋员、保安，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追求时尚，争穿西装，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西装热”。再加上民国服制改革，使西式服装在中国服饰领域占有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都市穿西装的人极多，学生、教师、公司、洋行和各机关的办事员都纷纷穿上了西装。

王才运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创立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地段佳，位于南京东路与西藏路交汇处，是上海最繁华的闹市区域；规模大，3层10开间门面，装潢气派，成为当时上海最完备最著名的西服专业商店之一。王才运以“荣昌祥”为平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首先是在西服店的经营管理上，王才运超越了红帮前辈，也超越了自己，他开创了工贸合一一条龙生产服务新方式。

红帮裁缝的创业史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他们之所以能从包袱裁缝到小作坊，继而经营店堂，乃至服装公司，一步步走向成功，这与他们在经营上的不断创新是紧相关联的。在上海的红帮裁缝的生产方式一般经历了3个阶段：起初是包袱裁缝，走街串巷，上门兜揽生意；继而是摊头裁缝，在马路边、弄堂口等处定点设摊，承接来料加工；然后是店堂裁缝，乃至服装公司，租赁或购买临街房屋营业，拥有字号、商标、门市部和加工作坊。上海的店堂裁缝以小型的代客加工为主，占店堂裁缝总数的80%，分布在湖北路一带；也有一部分店铺备有衣料，兼来料加工，占店堂裁缝总数的15%～18%，分布在四川路一带；还有2%～5%的店堂裁缝是大上海的名店，分布在闹市南京路一带，门面宽敞，装潢考究，这部分店堂的层次、规模已接近于服装公司。王才运的“荣昌祥”应该属于后一层次。

王才运是从包袱裁缝逐渐走向服装公司的大型红帮商店的第二代红帮人，他的“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是由“王荣泰洋服店”经过了10年的技术积累、资金积累、经营管理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大上海首屈一指的西服名店。王才运在布置店堂时“以顾客至上”为理念进行精心设计：3层10开间店面，楼下一层为商场，二三层的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辟为裁剪、配料和工场，三层后半部分为职工宿舍。商场内以各种西服为主体，同时配有琳琅满目的西服配件，如时髦的衬衫、羊毛衫、领带、领带夹、呢帽、开普帽、皮鞋、吊袜带等，以满足不同顾客穿用不同西服之需。“荣昌祥”的店员大都来自浙江奉化县王溆浦村，这些人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王才运作为一店之主，十分重视员工文化水平的提高。他深刻地认识到，员工的文化修养和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荣昌祥”的盛衰。因此在每天店堂打烊后，王才运就会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文制订18条店规，将店规悬挂在店堂明显之处，要求职工熟记于心、严格遵守。店规中要求文明热情礼貌地接待顾客，即使生意不成，也要热情送客出门，决不容许与顾客顶撞，如遇外国顾客，须用英语接待。这些规定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留下了美好的声誉。

王才运在经营管理方面较之于红帮前辈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先进之处：

一是工贸合一，开创了服装经营新方式，扩大了经营范围。此前的红帮裁缝店经营品种多为单一的西服，或来料加工，或定制，或门售，如王才运与父亲睿谟公在1900年创立的王荣泰洋服店、奉化江良通于1896年在上海开设的和昌号西服店、顾天云于1903年在日本开设的宏泰洋服店等等，基本就是专营西服的店堂；王才运在经营西服的同时，又经营西服面料，而且10开间二三层前半部分全为呢绒，批发兼零售，从店堂布置和“呢绒西服号”店名来看，呢绒—服装面料的经营，与西服的经营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超过西服，经营范围由成衣扩大到成衣与面料。在经营方式上，将服装制作加工与服装、面料、配饰的贸易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一条龙生产服务的服装经营新方式。

二是注重服装与服装的搭配、服装与饰物的搭配。“荣昌祥”一楼商场以西服为主，同时兼营衬衫、领带、皮鞋、帽类，将服饰搭配艺术引进了服装卖场，全面倡导服饰现代化。这在当时无疑又是一种创举。

三是注重员工服务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荣昌祥”，提高员工服务水平和文化水平有两条途径：订店规和学文化。订店规是老方法，各店的店规虽然内容不同，但性质一样；而组织员工学文化在当时就不是所有的店主都能做到的了，这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行动，至少反映出了一店之主王才运的远见卓识和宽广的胸怀。

总之，“荣昌祥”把商场与工场、门售与加工、零售与批发、西服与配件结合在一起，这种工贸合一一条龙生产服务的方式，无论对加工服装的顾客，还是门售顾客，或是需要批发的顾客，都给予了极大的方便。王才运和员工的共同努力为“荣昌祥”争得了顾客，赢得了市场。“荣昌祥”的经营之道为其他中小红帮服装店堂树立了榜样，在“荣昌祥”以后，红帮服装店堂在经营品种上逐渐向多元化发展；对员工文化水平和工艺技术的提高也越来越受到有见识的店堂经理的重视，从业余时间的学习到参加有组织的培训班，到开办学习文化的夜校，到举办服装学校，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荣昌祥”的王才运勇于开创自己的经营之路，显示出了一个现代企业家的品格和风范。

第二是在服装技艺的提高上，王才运从不墨守成规，而总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努力探索服装改革的步伐。

王才运出身裁缝家庭，在“王荣泰洋服店”期间，王才运就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西服裁制技术。但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在经营“荣昌祥”期间，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俄罗斯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拔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订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在经营“荣昌祥”的同时，王才运作为红帮创业功臣之一，在孙中山等民主革命者的倡导下，积极探索服装改革之路，努力开创中国服装的新世纪。

在经营西服的过程中，他并非照搬西服样式，而是借鉴西服理念和先进的裁剪方法，为我所用，从东方人的实际出发，把中国人量体裁衣的优良文化传统和中国缝纫功夫的长处运用到西服制作中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培罗蒙”等服装名店“海派”西服的创制成功，与王才运等出类拔萃的红帮裁缝在服装经营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积累是分不开的。

在中山装的创制中，王才运更是功勋卓著。当时西服流行，而西服原料多为进口呢绒，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影响国计民生；不少国人不习惯于穿西服，因此中国服装领域出现了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怪现象，这有碍国人的体面和国家的形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倡议创制中国新服装——中山装。此服装采用西装造型和制作技术，参照西服样式，根据中国人的体形、气质和社会生活新动向，融入中国服饰文化传统。初期的中山装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本的张尚义后人制作的：直翻领，胸前7个扣子，4个口袋，袖口3个扣子（3）。中山装的修改、定型应该在上海的红帮服装店，而且时间在1910年“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成立以后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前（另据枟宁波日报枠报道，认为孙中山1916年在杭州、宁波演讲时已穿改进后的中山装，照此说，中山装的改进、定型时期应该在1910年至1916年）。

1927年3月26日枟民国日报枠登载了“荣昌祥”广告，连登三天，内容如下：

民众必备中山装衣服。式样准确，取价特廉。孙中山先生生前在小号定制服装，颇蒙赞许。敝号即以此式样为标准。兹国民革命军抵沪，敝号为提倡服装起见，定价特别低廉。如荷惠定，谨当竭诚欢迎。

同年3月30号枟民国日报枠刊登了“王顺泰西装号”的广告，内容如下：

中山先生遗嘱与服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乃总理遗嘱也。至于中山先生之服装，则其式样如何，实亦吾同志所应注意者。前者小号幸蒙中山先生之命，委制服装，深荷嘉奖。敝号爰即取为标准，以供民众准备。式样准确，定价特廉。倘蒙惠临定制，谨当竭诚欢迎。

从这两则广告可知：第一，孙中山先生生前曾约“荣昌祥”和“王顺泰”两家服装店制作过“中山装”；第二，孙中山先生对这两家服装店制作的“中山装”颇为满意；第三，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抵沪之时，两家服装店全力推广制作中山先生生前约请他们制作的服装样式——中山装，而且式样准确。

由此可见：第一，中山装的定型是在上海红帮服装店完成的，王才运的“荣昌祥”是肯定参与此事了；第二，王才运等红帮裁缝在中山装的推广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5年，在“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李瑊副教授也提出：“中山装的诞生与宁波籍红帮裁缝密切相关”，而且明确了改进中山装的人物和时间，“第一款正式的中山装是由红帮人物王才运根据孙中山的要求于1916年缝制而成。”她说，1916年，王才运等人应孙中山之约，在此前的基础上，结合先生的意见进行了改进：将前襟7个纽扣改为5个纽扣，以象征“五权宪法”；改上贴袋盖为倒“山”字形笔架式，称为“笔架盖”，象征中国民主革命要重用知识分子；袖口仍为3个扣，以象征三民主义。^（4）

虽然中山装创制者说法不同，而且这一服装样式以后也在不断演变之中，但是，根据以上资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主人王才运对中山装的贡献是巨大的，是他和其他红帮裁缝一起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倡议完成了中山装的改进、定型工作，从而使中山装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新式服装，不但中国人视之为“国服”，外国人也确认其为中国人创造的典型的中国现代服装。(www.xing528.com)

中山装是服饰文化中西合璧的典范之作，它是王才运和其他红帮裁缝师傅们在民主革命领袖倡导下共同谋构的结果。它将中西方缝制与裁剪技术融合在一起，是对中国服装制作技术的一次革命，也是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一次革命，它标志着中国服饰的人文思想、审美观念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服饰文化与世界服饰文化接上了轨道，实现了由古代向近代、现代的转变。

第三是在服装人才的培育上，王才运信奉“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他呕心沥血，为服装事业的繁荣发展输送了众多优秀的人才，是红帮职业教育的元勋之一。

在旧时，学徒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学徒期一般为3年。学徒期间大部分时间是为师傅、师娘做家务，诸如生炉子烧饭、抱孩子、洗衣服等等，过了1～2年后才允许为师傅打下手，也就是提提熨斗、踩踩缝纫机。3年时间学不到什么裁剪功夫，因此，很多学徒往往是3年学徒，3年帮忙，才能学到一些基本的技术离开师傅。而且师傅一般为了自己的生意是不教关键技术的，徒弟们只能暗中偷学，然后靠自己琢磨，掌握一些要领。

王才运却与众不同，他心怀服装事业发展的大局；他高瞻远瞩，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服装事业要发展就必须得有大批人才，因此他始终以培育服装人才的理念来培养学徒。在培育服装人才方面自有其独到的一面。

一是注重实践育人。王才运对待学徒，与其他师傅不同，他不会让学徒尽做一些家务杂事而浪费一两年时光。凡是到“荣昌祥”的学徒，一律先到工场实习，由师傅具体指导，让学徒们在实践中初步了解掌握服装结构，通过实践学会基本的裁剪技术和缝制工艺。因此，“荣昌祥”的学徒，满师时间短，掌握技能快，后来多能成才。

二是注重量才录用。“荣昌祥”的学徒，大多来自奉化王溆浦，有王才运子侄一辈的，有其外甥、外甥婿等亲戚，有左邻右舍的乡亲。王才运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徒，他举贤不避亲，只要你品行好，有才能，他就重用你；而且根据你的才艺和特长量才而用。如果你服装技能掌握得特别好，就留你在工场，先当工人，日后往裁缝师傅方向发展；如果你有营销才能，就分配你到店堂做营业员；如果你有组织管理能力，就安排你做管理人员。总之，王才运在服装人才培养上用心良苦，注重人才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空间，为中国服装事业的发展培育了大批后备力量。

三是坚持扎实渐进的原则。王才运对服装人才的培养讲究科学性、系统性，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步步到位，一丝不苟。他安排学员在学习服装技术时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深化提高，系统地掌握服装知识、技术、技能和科学的方法。譬如留在工场当工人的，在原先初步了解服装知识、初步掌握服装技术的基础上继续拜师，在师傅指导下按裁制西服的工序，一道道循序渐进地学习钻研；在掌握了各道裁制工序后，再了解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研究各种服装的款式，最后还要能按顾客的身材、气质，因人而异，灵活运用，精心缝制出让不同的顾客都能满意的服装来。

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

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07号；

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

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

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81号；

王士东、周永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

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

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

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

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号；

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

王才运的“荣昌祥”和他的门生所开的服装商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垄断了南京路上蓬勃发展的西服业，一时间，上海南京路成了奉化西服业一条街。这些企业大部分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店，对南京路上的繁荣，中国西服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才运实为上海西服业界的领军人物。

作为上海西服业界的领军人物，不言而喻，王才运在中国服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是有着卓越贡献的。

就微观而言，“荣昌祥呢绒西服号”无论在经营方式、经营范围、人才培养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王才运实施的工贸合一、服饰搭配的多种经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服装现代化经营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他坚持扎实渐进和量才录用的原则，在注重实践教育的同时还有意引入文化教育，这不仅改革了传统服装行业承传方式，也为现代服装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导开了先路。

就宏观而言，王才运从事服装事业正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恰逢中国近代服装大变革时期，在革命先行者们的倡导下，王才运和红帮先辈们一起适时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引进西服，改造西服，推广西服。与此同时，在西服和日本新服装启迪下，积极创制了中国自己的新服装——中山装，中山装经中山先生等革命人士倡导后，与红帮裁缝共同谋构，由王才运等红帮裁缝制作完成并积极推广这一由中国人创造的典型的中国现代服装。在革命先行者倡导下，在王才运等红帮裁缝共同努力下，中国服装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经几千年的服饰等级制度在中国彻底消亡；西方服饰文化理念和技术在中国得以进一步发展；中国服饰文化与世界服饰文化开始接轨。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服饰从制度上、理念上、技术上、经营上、人才培养和职业教育上，全面踏上了通往现代化之路。王才运和红帮裁缝们在这一条大道上留下了一个个坚实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