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裁缝评传：红帮精神的企业成功

五、红帮精神述略

什么是红帮精神？

红帮精神是红帮人在百年创业中积淀起来的、在长期实践中凝结而成的特有品格、修养、精神气质，既不同于宁波帮精神，也不同于徽商精神、晋商精神。迄今人们常说的“敢为人先”、“勤俭敬业”、“诚信重诺”、“团结互助”、“爱国爱乡”等等，既不能称“宁波帮精神”也算不得“徽商精神”。这些经营理念、行业伦理、行业道德、帮口风范，是中国传统工商业者无不倡行的社会公德、社群美德，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个重要社群帮口，大致都具有这些操行、品格。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贡献的职业群体，他们在革命家的指导下，在“西风”的影响下，在经验总结和理论探索中逐步创造、积累成新的群体思想、伦理、道德规范；行业中人，各自心领神会，相率成风，律动既久，便形成了群体的心灵特征、精神特征和行为特征，简言之即为“精神”。所以，在宁波帮那么多的行业帮口中，独有红帮是单独命名的，这绝非偶然。

中国现代服装业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凡是了解并珍惜红帮精神，真诚承传红帮精神，实践红帮精神的企业、从业人员，必然会取得事业的成功。宁波市3000家服装企业的发展史便是典型。

兹将红帮精神要点试述如下。

（一）引领新风，革故鼎新

自唐宋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宁波工商业者都是夸得海口的：“跑过三关六码头，吃过鹿鞭活猴头”，“闯过东洋，走过西洋，下过南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阵势没有见过”。确实如此，他们见多识广，通脱灵活，善于捕捉先机，善于开辟新路，开创新局。

作为一个名垂青史的创业群体，宁波裁缝在其独特的创业征程中，革新了传统服制，也完成了一次思想观念的整体转换，两者互动，主要表现为：在孕育、发轫、发展、走向腾飞的长期实践、探索中，他们由不自觉、半自觉到自觉；由少数人自觉，到多数人自觉，把自我、家乡、行业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生存、发展、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有革命，才有他们的生存可能，有革命胜利，才有他们事业的发展、繁荣；有国家的强盛，才有他们事业的腾飞，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他们由衷地支持、参与革故鼎新的种种斗争，他们在斗争中成长。

1888年，康有为等变法维新派上书清廷，请求“易装”，光绪皇帝“圣鉴”：“国家制服，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不得轻听浮言，致滋误会。”^（57）而这时，维新后的日本明治政府已颁发了易服制、易发型、易佩刀的政令。第一任驻华公使森有礼于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1月24日）前往保定直隶总督府官邸，拜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这个号称洋务派的大臣与森有礼谈起日本的明治维新，有一段关于“中学”与“西学”的辩论，实在极有意趣，故不避累赘，抄录如下：

李鸿章问森有礼对“中学”、“西学”的看法。

森：西学十分有用，中学只三分可取，其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尚没有五分。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日本使馆书记官郑永林说：这是外貌，其实质尚未尽学会。

李：对贵国近来所举，很为赞赏。独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数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事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尊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会做和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了贵国的服装优势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羞之处，我们还可以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用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季按：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的这种服制（季按：指满族服装制度，森有礼在讽刺李鸿章）。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服。

森：然而变革总是变革，特别是当时贵国强迫作这种变革，引起贵国人民的忌嫌（季按：指清廷强迫全国各族人民改着满服）。^（58）

别的姑且不谈，且说这个洋务派大臣和他的皇上对服制改革的观点、声口，何其象似乃尔！怎么能期待这样的皇上、大臣支持变法维新、搞洋务运动呢？程万军在枟逆淘汰：中国历史上的毁人游戏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对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进行了论析：李鸿章是清朝洋务运动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李氏的洋务运动开始于1861年，8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正式开始。几年后，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结果，日本逼着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枟马关条约枠。何以有此惨痛结果呢？后来，梁启超曾有过评说：李鸿章是在沙上建塔，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知改造。在世界形势摧枯拉朽之时，作为“大国总理”却在一个破屋子里，专注当一个裱糊匠。还有人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比作“圈中老狼与草原头狼”。丘吉尔说过：“你不面对现实，现实却面对你！”在惨烈的现实面前，孙中山醒悟了，而康有为却执迷不悟，结果付出了惨重代价。这也不去说它吧，且说去日本考察、学习服装改革的宁波裁缝们，面对这样的皇上、大臣，加上那位杀心极大的“老佛爷”，他们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面对这么一个关乎脑袋存亡的问题，他们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考验。

当然，清王朝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历史还有另一方面：革命派觉悟了，登上了历史舞台，要革清王朝的命。在他们的纲领中，包括服制改革问题：封建君主制打倒了，我们穿什么服装呢？1895年，孙中山提出了总原则：“尽易旧装。”

“天崩地解”（黄宗羲语），“西风东渐”，历史大潮席卷而来，宁波裁缝看到了清末服饰的多元化、日本明治维新的实例，看到了、感受到了这一切的新意，他们选择了“欧服”，并且和革命党人见面了，商谈了。

“得时者昌，失时者亡”，“事因于世，而备适于时”，“世易时宜，变法宜矣”，他们为己、为家、为国，作出了选择：“西风”可追！服装改革，维新为大。长袍、满服本来就是清朝统治者强加给广大民众的，落后于时代；西服是适合时代需求的，实用的，美观的，飒爽的，理当学做西服。在学做西服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借鉴西服之优长和先进的裁剪技法，为我所用，从东方人的实际出发，把中国人的“量体裁衣”的优良文化传统和中国缝纫工夫的长处运用到西服缝纫中来，从而创造出中国的西服流派——“海派”西服，在西服领域中独领风骚。同时，在借鉴日本新制服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创制、推广中山装。进而改革旗袍。也许他们中的多数人当初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干的工作大义何在，但他们执著地干了。而且放恣六艺，捭阖东（日本）西（欧美）；后起者更闻风而动，一闻新法，莫不开悟，心力坚正，驰骛往来，敦厉新风，从服装界到闾巷女子，群起奔竞。从清末到20世纪末百年之间，旗袍已经在红帮及其新一代传人手中产生了多种新款式，至当代，旗袍更走上了中西合璧的创新境界，体现了中国服装的时代精神。回顾历史，人们都会惊叹：清代满族女性的旗袍已经脱胎换骨面目全新了。

最终的结果是：以衣冠将人分为上下贵贱的封建服制被打倒了，衣冠平等、自由的民主服制建立起来了。在生产方式、发展方式较换的过程中，红帮人也完成了自我的一次思想观念的转换。

（二）四海为家，衣被天下

由于“人稠地狭”矛盾的长期持续，“耕垦无田”以及宁波港的发展，终于改变了“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传统性格，渐渐形成了“民皆不安其土”、“民无定业”、“以开辟为事”，以至于“恬风波而轻生死”，“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于海外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有娶妇长子孙者”。哪里有工做，便到哪里去，哪里有商机，便到哪里去，见异思迁，得陇望蜀，以至于产生“天下无宁不成市”之说。以红帮裁缝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城市不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地。从大上海到哈尔滨，从日本横滨到俄国小城，从天堂苏杭，到风雪高原，都成为他们创业之热土。这和宁波帮工商巨子们是有所不同的。到民国二三十年间，可谓全国城市一片“红”。民国枟鄞县通志·序枠已注意了这一历史现象，多次记述说：“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董涤尘在枟杭州西服见闻枠中也说：“部分裁缝漂洋过海，随外国人至俄国、日本、南洋、欧美、香港谋生，有数千人。大多数裁缝回国，多定居于海参崴、哈尔滨、天津和南方的上海、厦门、广州。”^（59）

且看一些红帮人的足迹：

奉化县达溪镇有个裁缝叫毛炳财，生于1894年，1908年在本村学做传统裁缝，1910年便随人到哈尔滨学做西式裁缝，抗日战争期间逃至青岛，后至上海。1947年到杭州，1948年回故乡。1952年又去杭州，1956年回奉化。中间，国民党军队曾欲带他去台湾，终因母亲干预，未去。像毛炳财这样一生驰骋当途的裁缝，是难以记数的。趋赴天涯，已经相沿成风了。

江苏省现代服装业的创始人李来义父子，虽然终成大企业家，但他们从来没有以一城一地为得失。李来义原是奉化县农家孩子，十来岁即随父去上海“学生意”，成为邬顺昌西服店学徒，出道后成为店主的入赘女婿，随岳父到苏州。岳父去世后，他将店名“邬顺昌”改为“李顺昌”，在苏州打开了局面，随后，他将4个儿子都培养成红帮裁缝，但他没有让4个儿子都留在苏州，而让长子宗标到南京，次子增坤到扬州，另外两子各自迁出“李顺昌”，自立门户。李宗标承接了“李顺昌”的牌子和风范。抗日战争期间，他迁至成都、昆明等5个城市开办5个分号，其间，奔波于川、滇、鄂、赣各省，南京光复后迁回南京复业。曾为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要员制装，孔祥熙的2个女儿曾多次指名要李宗标之子黉达为她们制作西式服装。新中国成立后，“李顺昌”荣获过“西服优秀设计奖”、“消费者信得过产品奖”，成为“中华老字号”名店。改革开放后，李氏裁缝世家没有忘记祖籍，利用自己的盛誉，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宁波多家服装企业创业（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在宁波，这种纵横驰骋的人，可从红帮名人录中信手拈来。且说康镇兴，他祖籍奉化县亭下乡，1921年生于镇海县城。11岁到宁波“学生意”，不久，回镇海当学徒，终究没有出路。12岁随堂兄闯关东，在新京（即长春）一家镇海人开办的锦昌洋服店学做西式裁缝。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满朝“官员”沐猴而冠，一时，洋服生意热了起来。康镇兴九死一生，沉浮于战乱之中，15岁到奉天（即沈阳），偶遇镇海大矸人董老板，他与人合开的泰兴洋服装店收留了康镇兴。1939年冬，康镇兴流落到牡丹江市，2年后返回长春。1942年到了河北省石门市（即石家庄），那里竟有宁波裁缝开办的10多家西服店。康镇兴先做打工仔。终于于1945年在石门市成家立业，创办了新光西服店。随后迁往北平（即北京），1年后迁至天津，解放战争期间迁到上海，不久返回宁波。北平和平解放后，康镇兴又赶往古都。20年闯荡东西南北，终于在北京站稳脚跟，成为做苏（俄）式西装的名手，曾为陈毅副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西服和中山装。1958年曾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1980年曾任王府井大街服装合作总社门市部经理。不久，调入中华老字号“雷蒙”，与红帮名师楼景康一起主持工作。直到1985年退休，但他退而未休，又应清河昕光服装厂之邀，为他们培训了40多名技工。

这样的人物，在红帮队伍中，谁能统计出有多少人！

鄞县下应镇是红帮名师顾天云、王铭堂、陆成法等人的故乡，这个镇的河西村有个红帮裁缝应德祥，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他出生于1905年，10多岁即到南京一家印度人开办的西服店做学徒，满师后即西去汉口，抗战期间迁往贵阳，在贵阳与上海女子王腰柳结婚。不久，迁往昆明，两口子同心同德，与人拼股开办了华昌西服店。三四年后迁至长沙，去上海考察了服装业行情后，1947年与同乡金加昌、李文合作，创办了“上海九龙服装行”，在长沙60多家服装店中，他美誉远扬。新中国成立后，他总结了自己从事现代服装的经验，除了在长沙广泛传授之外，还应邀去醴陵等18个地区“传经送宝”，作技术表演100多次，成为长沙服装界的一位名师。

从这些红帮人的经历中，人们不难看出，他们已经不再是“守土重迁”的传统农民、小手工业者，而是“见异思迁”，“得陇望蜀”的现代创业者，他们已经活学活用了“树挪死，人挪活”、“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宁波人的人生哲学。而且，到这个群体真正成熟之后，他们的“见异思迁”，“得陇望蜀”的风范越发鲜明，到抗日战争时期，已经不再是某个人单飞了，而是整体性、群体性的大迁徙了，王宏卿、周永升等人组建的“华商”转战千里，李宗标的“李顺昌”游击中南各省，王惠英等人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组建四明被服厂经常搬迁，20世纪40年代上海红帮名店名师向香港的大转移等等，均是显例。到50年代，又进入了新的境界，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战略转移了，大批红帮名店整体进京，有一些则北上东三省，西进青海、宁夏、西藏。他们的迁徙已经是以中国服装现代化为目标的，颇有“衣被天下”之志了。从毛泽东、周恩来服装新形象的树立，到美国总统、日本首相的定制服装，从包玉刚、邵逸夫、李嘉诚、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等大亨，到贩夫走卒；从各国政要、社会名流、文体明星，到工农兵学商各个阶层民众，都成为他们的服务对象。他们乐于“为天下人作嫁衣裳”。

曾有人说：宁波是红帮的第一故乡，上海、横滨是红帮的第二故乡，哈尔滨是红帮的第三故乡，香港是红帮的第四故乡……这实在是说不清楚的。在他们跨出创业第一步之后，他们就习惯于常认他乡作故乡了，东西南北中，每座城市都是他们创业的沃土、成“家”立业的宝地。不但四海为家，而且“所止必成名”，在他们所立足的每一个城市中，几乎都成为那个城市现代服装业的领唱者、领跑者。

这样，他们就向以往的社会学家提出挑战了：以往，社会学家一般均将移民分为两类：谋生型和发展型。红帮呢，却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历史创造物。他们开创了独特的事业之路。当他们的第一代父兄揖别故土的时候，也许和当年北方“走西口”、“闯关东”的人们一样，是在故乡难以谋生的窘迫环境的驱使下外出寻食的，但是他们却又不是只握着两只空拳出门的，他们多有一技之长，他们出发时目的地明确，都是走向城市的。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凭借自己的勤俭、技艺、重承诺、守信用的固有品格，很快就能找到立足之地，站稳脚跟；而站稳之后，他们绝不歇进，温饱之后，便策划开作坊，办公司。有了第一步就有第二步。城市化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国际化。这既和一般移民不同，也和本帮裁缝不同，从张尚义到后继者江良通、王睿谟，再到顾天云、陆成法、王庭淼、余元芳；进入新时期后，又涌现出李如成、郑永刚、盛静生等等。他们出身于宁波农村，但他们不约而同，都走了城市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城市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拓展了他们的心胸，他们在取得发展的可能性之后，都能摆脱小家子气，其代表人物都能放眼世界，哪里有发展前途，就奔到哪里，主动接受异质文化，融入新的社会生活。万里关山尽家园，视险为夷，瞻程非邈，展示了红帮人的大家风范、“做大生意”的企业家气度。有了这种精神风范，他们便不以一时一地的成就为满足，于是，“见异思迁”，“得陇望蜀”了。

当然，这种“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开始，他们是以血缘为组带的，继而扩大为乡缘，随着事业发展，眼界的扩大，他们便走向“五湖四海”的境界了。比如，第五代人除张姓外，还有陆成法、王庭淼、楼景康；第六代人，范围就更大了，有陈姓、李姓、江姓，在北上、西进、南下中，自然更没有乡土观念可言了，陈星法在西宁先后培养了几百名接班人。顾天云编撰枟西服裁剪指南枠更是适例。他编撰此书，绝不是小裁缝对宁波裁缝手艺的狭隘归结，也不是只为西服技艺的传授为旨归的，而是有思想、有远谋的。当初，他不过是个有自己作坊的小业主，他到日本、到欧洲去干什么，那可不是拿国家的钞票“出国考察”，观赏异域风光。他是用自己辛辛苦苦攒积起来的那点钱去做专业考察的，他的专著是他在国外学习、考察的体会、总结，是他对中西服装对比研究的成果。19世纪末，他在上海裕昌祥西服店做学徒时，他已经意识到“华夷互市之秋”，国人绝不能只埋头干活了，“处于商战剧烈之世界”，必须纵观世界风云变幻，了解世界，认识世界，于是，他21岁时，便毅然自觉挤排时间，苦学英语，又学日语，到国外学习、考察，他说：“予在国外二十年，目察外人之业此者，莫不悉心研究。”经过比较研究，他认识到传统的“峨冠博带，巨袖长袍，已不适于现代之潮流，日趋于淘汰之列”，而“西服既便于操作，又足观瞻”，因之他断定：“西服有蒸蒸日上之势。”回国后，在经营实践中，他发现同行中有种种陈规弊端，诸如“墨守旧法，不肯传授（经验）于人，又少匠心独运、精益求精之人，将此我业蒙有退无进之危险，予甚忧之”。于是他发愤著书，并将其作为教材，毫无保留地向同行、青年传授。没有忧国忧民之情，没有衣被天下之心，怎么会有如此广阔的眼界和襟怀？

（三）精诚敬业，风标自树

在伦理关系、道德精神方面，他们同时完成了一次群体性的转换。

他们既执守我国劳动人民传统伦理、道德的根本和精华部分，同时面向现代。在“五伦”中，他们强化了个人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同业同仁的关系，强化了诚信、互助，“同舟共济”，“有财大家发”，同行互利，抛弃了“祖传秘方，不传外人外姓”的陈规陋俗，共同总结本业金箴、诀窍，广为传播，“红帮传人”已不再限于宁波人，甚至不限于中国人，在道德精神方面，提倡并践履“义利合一，以理制欲”原则，利义统一，相得益彰，扼制了见利忘义、为富不仁之恶劣习气，坚守勤俭美德，热心行善积德、扶贫济危，报效桑梓，报效国家。这从枟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章程枠等公会、公所、会馆、工会章程中，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整体迁京、“支内”、“支边”等实践中，均鲜明而深刻地体现出来。

传统的旧观念往往像幽灵一样，总是藕断丝连，缠住人们的灵魂。以当代的某些史学家而言，他们往往把服饰史拒于通史、文化史之外，把红帮拒于服装史之外；再看某些领导者，在公开场合中，虽然可以以宁波“四张名片”为口头禅谈论服装，但在他们心目中，红帮似乎仍是“小裁缝”、“小儿科”。

红帮人在服装改革中，改变了自己的历史形象。

“培罗蒙”有一位老裁缝叫蒋家埜，此人相貌平常，瘦瘦黑黑的，又讷于言语，他在“培罗蒙”干了数十年，从上海到香港，凭借一手剪上工夫，无人不敬服他，包玉刚、邵逸夫等香港“大王”级的人物，都以恭敬态度待他，都是“培罗蒙”的常客。每逢蒋师傅“量体裁衣”，他们不但以礼待客，热忱招待，而且用家乡话和他寒暄，以示乡党之谊，工作结束，必亲自送客，以示敬意。香港媒体还以“裁神”称颂这位红帮裁缝。但这并非特例，在红帮近两百年的历史上，已经涌现出很多名重四海的人物，诸如被誉为“红帮鼻祖”的张尚义、被表彰为“模样商人”的王才运，以及“红帮名师”顾天云、“西服王子”陆成法、“东北第一剪”张定表，“西装国手”余元芳，被周恩来称为红帮“巧匠”、“海派西服”主创者之一的楼景康，还有“三庆”、“三宝”等等。在当代，始终以“红帮人”、“当代红帮裁缝”自许、自勉、自律的盛静生等等，亦举不胜举。他们都在以他们创造的“第一”为自己勒石记功，都在以他们对中国服装现代化的非凡贡献为现代裁缝树碑立传。

红帮不是什么人包装出来的。

红帮旗下无虚士，他们以“工商皆本”作为从业、择业依据。据此，他们崇本敬业，从业必精，尽心尽职，务实立功。在他们心目中，“职业无贵贱”（顾天云语），以职业分贵贱的传统的观念已被颠覆，百业并举，平起平坐；百业同出，各显神通；人工开物，自掘财富；正当牟利，天经地义。这种职业平等意识，崇实务实的价值观，引导他们自爱自尊，以实业实功为国家民族添彩增誉，为历史增添新精神。所以，到民国时，枟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枠已经明确写下了这样的论述：“商业为邑人所擅长。”“本邑为通商大埠，习与成性，兼之生计日绌，故高小毕业者，父兄即命之学贾。而肄业中学者，其志亦在通晓英、算，为异日得商界优越之位置，往往有毕业中学不逾时即改为商。即大学毕业或自欧美留学而归者，一遇有商业高等地位，亦尽弃其学而为之。故入仕途者既属寥寥，即愿拥皋皮而终身为教师者，十之中亦不过三四。”

因为红帮创业者、承传者的敬业崇工，并且不断有所发明，有所创新，事业日益辉煌，剪上科技、衣上文化日益精彩、精博、精深，不但立业立功，而且立德、立言者日多，推出了不少服务当代、传诸后世之著述；因为他们的子孙心无旁骛，承传祖业者，第二三四五代包括大专毕业的高学历者，亦承传祖业，乐此不怠，形成那么多红帮裁缝世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们又精心致思，向着顾天云当年提出的方向不断前行：“尊重本业”，“匠心独运”“学无止境”；“对于学术，必须精益求精”，从而使产品“能轶出欧而上之”；“藉出品之精良，而争得国外市场”。

由于敬业至诚，把产业、科研、教育融为一体，锐思求精，他们便能不断开拓新业绩，取得新成果。牢记祖父初出道时奉行的“家有千金，不如一技在手”原始观念，先做纤微之事，有的从为人缝补修改旧衣开始，有的是带着剪刀走街串行寻求生意的，从饭中节约、衣上省俭，有点积蓄之后，在马路上摆个小摊；日积月累，办了小作坊。继而，他们引进了美国“铁车”——胜家牌缝纫机，开办缝纫机公司，开始迈上机械化道路，开办起服装公司，确如司马迁在枟史记·货殖列传枠所描述的那样：“卖浆者，小业也，而张氏万千；洒削（洒水磨刀剪），薄枝也，而郅氏鼎食……此皆诚壹之所致。”他们的敬业之诚，还表现为致力于服装科技文化研究，开发出一套套新科技新工艺“秘诀”，并以精当的语言进行表述，诸如“四功”、“九势”、“十六字诀”等等；对本帮裁缝的“量体裁衣”原则，他们也大加创新，不再单靠尺量、“目测”，不但能远距离测出尺寸，而且能测出人的心性气质，再参照个人爱好，设制出充分个性化服装来；并且研究出“服装结构的准确的函数关系”，为服装现代化提供科学依据。在这个基础上，又百尺竿头，更上一步，运用当代高科技手段对红帮的新老技艺进行研究、创新，使之有新语义、新方程，实现数控智能自动化。^（60）“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盾”（唐刘禹锡语）。红帮的“量体裁衣”已经进入了“内视”境界。所谓内视，就是对顾客由表及里，进行内心省察，使“量体”精神化、心理化；而“体”也就不只是身材、“三围”，而是主体、本体，人的躯体和内心世界的统一体。这也许是由道家的学术里引发出来的吧，道家认为：修炼高深的人，能洞察人的内心世界、精神态度。枟抱朴子·地真枠说：“思见身中诸神，而内视会见之法，不可胜计。”自然，更多的是源于现代心理学。现代服装设计师是必须学习心理学的。他们所说的“裁衣”，按包昌法先生的观点，裁剪之前，必有设计。设计——裁剪——缝制。就是说，红帮要求裁缝炼出“内视”之功，既能看清人的身材各部位之尺寸，更能看出人的心性气质、思想修养，再结合个性，进行设计，做出高度个性化的服装来。

自然，培养大师，打造名牌，创立世界服装名城，尚任重而道远。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体现“国体”的国服，尚未成功，仍需努力。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标新立异”，尤待在产业、教学与科研的切实结合中创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赫洛克在其枟服装心理学枠一书中说：“民众的衣着是当时思想意识的具体化。”“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不像时装那样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感情的总趋势。”应该说，这一观点是很精辟的，既是对人类服装发展历史的准确描述，对人类服装发展也是具有指引意义的。

中国已经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历史时期，我们的服装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标新立异，必须多姿多彩，必须体现中华民族思想、感情的新趋势。为此，我们必须继承、弘扬、创发红帮精神，培养出世界级的服装大师来，创造出世界级的服装名牌来，让更多的中式服装，既为中国人民所喜爱、所欣赏，也为世界各地人民所喜爱、所欣赏。

【注释】

（1）工商皆本：原出于黄宗羲：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枠：“世儒小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也，商亦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后来，浙东学派研究者将其概括为“工商皆本”。参见季学源等：枟明夷待访录导读枠，巴蜀书社，1992年成都版，第176页。

（2）参见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枟宁波帮与中国近代服装业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第13页有关文字及图片。

（3）关于红帮名称由来，不同地域的人们有些不同说法，2001年编写枟红帮服装史枠时，主编采用“红毛”说。关于地域，主编提出：用“奉化江两岸”比较稳妥、实际，又可避免行政地域之争，而且表明红帮发源地不是单源的（某一行政区域），而是多源的。

（4）见枟杭州市工商联资料枠第2辑，杭州市工商联1985年9月编印。

（5）参见2009年10月宁波鄞州区文广局与宁波服装博物馆编印的枟红帮裁缝与宁波服装研讨会文集枠第116页陈祖源文枟称雄汉口服装业的红帮裁缝枠。陈万丰、季学源2002年在武汉市图书馆查阅过枟夏口县志枠。(www.xing528.com)

（6）上海轩辕殿成衣公所资料，存上海市档案馆，参见薛理勇主编：枟上海掌故辞典枠，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亦可参阅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枟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枠第9页枟上海轩辕殿成衣公所枠。

（7）参阅南宋宝庆：枟四明志枠等有关志书，亦可参见季学源、陈万丰主编：枟红帮服装史·导论枠，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8）参见张鸿奎：枟移民论枠，上海枟学术月刊枠1992年第5期。

（9）见枟列宁全集枠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0页。

（10）见黑格尔：枟历史哲学枠，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4页。

（11）见梁启超：枟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枠，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8页。

（12）参见季学源主编：枟姚江文化史枠，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7章第3节、第8章第2节，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修订本同上述章节。

（13）（14）见司马迁：枟史记·货殖列传枠，各版均有。

（15）见枟浙江潮枠，1903年卷第15页。

（16）见1916年8月25日杭州枟国民日报枠。亦见枟孙中山全集枠第1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参见周岳：枟试论鄞县人物的价值取向枠，枟浙江万里学院学报枠2001年第4期。

（18）参见上海与横滨联合编辑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编：枟上海与横滨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9）见陶成波主编：枟宁波成功企业家案例枠，海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页。

（20）见张志春：枟中国服饰文化枠第一卷枟后记枠，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版。

（21）转引自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枟宁波帮研究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22）见黄宗羲：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枠。

（23）中国早期留学生资料见枟环球时报枠2002年12月30日，第19版。

（24）参见法国布罗代尔：枟资本主义论丛枠，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25）参见美露主编：枟南宋四明史氏枠，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部分。南宋史氏家族从政人物甚多，有“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记录，有“满朝文武，半出史家”等说法。

（26）见枟列宁全集枠第18卷第35页枟新生的中国枠。

（27）同上书第2卷439页。

（28）转引自王晓秋：枟现代中国与日本枠，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原载枟太阳枠18卷第2期，1912年版。

（29）见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印：枟宁波文史资料枠第11辑。

（30）转引自枟宁波日报枠2002年8月22日报道枟孙中山先生遗迹宛然枠。

（31）见枟孙中山全集枠第3卷枟在宁波的演讲枠，中华书局1985年版。

（32）同上书第1卷。

（33）参见枟红帮服装史·导论枠。

（34）参见安毓英、金庚荣：枟中国现代服装史枠，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张竞琼：枟西“服”东渐枠，安徽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说法有些不同。有的著作说西服出现于法国大革命后，19世纪中叶真正定型，形成规范，20世纪初向世界广泛传播，可资参考。

（35）转引自王新生：枟日本简史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中国政府关于服饰改革的政令发布迟于日本（1912年民国政府参政院发布礼服定制规定和剪辫通令）。

（36）参见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枟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枠第11页。

（37）参见枟朱舜水集·与安东守约书枠，中华书局1981年版，亦可参见枟姚江文化史枠第7章第1节和第8章第2节。

（38）张尚义生卒年和往返日本时间尚待考核。据民国20年（1931）重修的枟东张张氏宗谱枠记述：张尚义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但与其子有松（舜）、其侄有福等人的年龄相比对，似不甚吻合，只能存疑。卒年更无定说，待考。

（39）这是枟红帮服装史枠主编的提法，借以表明红帮的出道，并非只有一路，而是多路并进的。主要有南北两路，最具标志性的上海和哈尔滨两大城市。

（40）关于中山装有多种说法，依据已查得的文献资料（枟民国日报枠，民国16年（1927）三月廿六日刊登的“荣昌祥”关于中山装的广告及其说明文字；民国16年（1927）三月三十日王顺泰西服号在枟民国日报枠刊登的关于中山装的广告及其说明文字；枟宁波日报枠2009年9月12日关于中山装创制的报道；1997年宁波出版社出版的枟宁波服装史话枠，吕国荣主编），权且采用红帮首创中山装之说。

（41）参见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枟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枠第2章第2节。

（42）关于第一件中国裁缝做的西装，有不同的说法，待考。

（43）关于中国裁缝开办的第一家服装店，已有3种说法。一是江良通1896年在上海开办的和昌号西服店之说（见枟红帮服装史枠第68页）；二是邬顺昌（李顺昌）1879年在苏州开办西服店之说，见诸宁波报端；继而又有汪天泰于1871年由上海到北京开办西服店之说（见徐祖光枟北京的红帮裁缝枠一文。枟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枠采用此说）。谁为中国第一家西服店，宜继续考证。由此，红帮研究初期提出的红帮开创“五个第一”之说，亦待考定。

（44）见董涤尘枟杭州服装业见闻枠，枟杭州工商史料枠第2辑，杭州工商联1985年9月编印。

（45）见枟红帮裁缝与宁波服装研讨会文集枠，陈祖源文枟称雄汉口服装业的红帮裁缝枠。

（46）见1956年2月2日新华通讯社电讯，枟人民日报枠等各大报均有报道。

（47）见枟毛泽东文选枠第7卷枟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枠，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48）转引自枟新华书摘枠2010年第4期，李小翠摘自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枟历史的背影枠（黄加佳）。

（49）吴昊主编：枟香港服装史枠，1992年1月香港次文化堂制作。

（50）见枟羊城晚报枠2010年5月16日关相生文：枟胡耀邦在广州轶闻枠及枟炎黄春秋枠2008年第6期魏元明文。

（51）见枟上海服装年鉴枠，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52）“罗蒙”、“雅戈尔”、“杉杉”、“培罗成”等当代著名服装企业部分，参见枟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枠第5章。

（53）参见张竞琼：枟西“服”东渐枠第3章第3节枟国际时尚体系中的中国服饰枠与本章第92页插图。

（54）孔寿山：枟服装美学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55）张氏观点见枟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枠1929年8月第73期第2页。顾氏观点见枟西服裁剪指南枠绪论。

（56）项松茂编写：枟卫生手册枠。

（57）张竞琼主编：枟现代中外服装史纲枠，中国纺织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58）引自木村匡：枟森先生传枠，金港堂1909年版，第99—102页。见枟中日战争资料丛刊·李鸿章与森有礼问答节略枠第299页。亦见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枠卷43。

（59）见枟杭州工商史料枠第2辑。

（60）参见2009年10月枟红帮裁缝与宁波服装研究会文集枠第44页、163页。

【主要参考文献】

［1］宁波服装博物馆展厅资料、图片。

［2］季学源、陈万丰主编：枟红帮服装史枠，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

［3］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枟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4］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枟宁波帮研究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5］枟宁波服装学院学报枠、枟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枠2001—2010年各期中有关红帮的论文、资料。

［6］沈从文编著：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7］陈高华、徐吉军主编：枟中国服饰通史枠，宁波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