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裁缝评传-红帮的历史贡献

四、红帮的历史贡献举要

红帮的贡献是多方面，他们在中国服饰上开创的“第一”就有几十个。但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性乃至比较重要的贡献，而是他们的“历史性的贡献”。

何谓“历史性贡献”？

简单一些说，就是在中国历史可以勒石记功、树立里程碑的重大贡献，至少是在关乎全民族历史面貌重大变革的专门史上树立了里程碑的贡献。

按照上述简要原则，红帮这一群体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作出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功业。

（一）颠覆旧服制，开创新服制

红帮是开创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先头部队，是中国服装现代化早期最大最重要的创业群体，他们在中国服制改革史上树立了一尊最具革命意义的里程碑，它将永远屹立于中国服装史上。红帮成了中国服装史上影响最大、最深、最久的一个服装流派。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装改革，其中以秦始皇统一六国车旗舆服、赵武灵王采用胡服、魏孝文帝推广汉服和盛唐博纳兼容各民族服饰的4次改革最有声势，影响最大。但所有这些改革，基本上都是在传统范围内反传统，是在不根本触动服饰制度上的封建主义等差观念的原则下进行的某些改良，在当时，他们各有某种进步意义，但“人分五等，衣分五色”的制度始终没有变。而红帮在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倡导下开创的近现代服装，则是在中国社会出现一次重大转型的历史条件下，在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延续时间特别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展开的。以往的4次大的服饰改革，无不是由帝王发动的，大都是强制推行的。清代统治者更为极端，把剃头与砍头联系在一起，凡是不按朝廷旨意改制者“杀无赦”。这并不是特例，整个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基本原则无不如此。枟墨子·兼爱枠说：“君说之，故臣为之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这是具有普遍性的，君主所好，臣民必追逐之。在封建时代，服饰的流行时尚并不是源于美感和生活需求，不是自我形象、个性的展示，也不是群体认同的载体显现，而只是君王权势和臣民邀宠的利害驱动行为。枟韩非子·外储说枠曾描述：“齐桓公好紫服，一国尽紫服。”齐桓公说：他讨厌紫色！于是，“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国中莫衣紫；是岁也，境内莫衣紫。”这虽然是带有寓言色彩的滑稽喜剧，但却击中封建时代服制的要害。然而，红帮改革从开始阶段起，就开拓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改革之路，它是下层民众中的裁缝与民主革命家共同策划、进行的。以后改革的全部历程无不如此，从裁缝师傅到革命领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谋构、一起推广、一起完善新服装的，不管是男装、女装、中山装、西装、旗袍，穿着都是不分阶级、没有等级限制的，从大总统到平头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条件、意愿自由选择。中山装在民国时期曾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制服，但各级别的官员着装完全一样，这就与封建制度下的阶级等差制完全不同，其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之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很快推广开来。自由、平等、民主精神从这里得到了体现和高扬。正因为如此，这项改革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越来越广泛越深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红帮之所以能参与完成服制革命的历史任务，还在于他们在革命先行者们的指引下，敢于纵横驰骋，博古通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历史上任何一次真正的改革，无不包含纵横两方面的借鉴因素，而不是单向的线型的。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十分重要。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兼收六国车旗服舆”，力求统一：赵武灵王为强兵强国，毅然采取胡服；魏孝文帝为改变本民族的落后状态，断然采取措施，推行服饰汉化；盛唐的帝王纵观四面八方各民族服饰，择优采取，为我所用，形成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大唐气象。杂取众长已成为服装改革取胜的必经之路；闭目塞听，抱残守旧，是绝无成功可能的。这一规律，在红帮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论证。

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春风，是从西方吹来的。其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照搬，购置西方进口的服装，或向西方裁缝定做西装。这是开始阶段在外国的留学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国内的极少数富有者采取的方法。二是借鉴，由中国裁缝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气质、生活环境，不断加以改进，使之中国化。并且，通过脱胎换骨，化出了中国民族服装中山装。这是红帮裁缝群体采取的方法。西装，在西方也是革命的产物。在中国革命关键时期中引进它，正体现了红帮敢为人先，敢于汲取全人类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的革新精神。

清代后期，朝廷曾几次下令禁穿西服，然而，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西服不但屡禁不止，而且日渐风行。其后，革命领袖们也穿着西服，并从理论上、舆论上为西服的流行扫除障碍。陈毅元帅任上海市市长时曾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穿西装，政府并没有规定无产阶级不能穿西装。真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其倡导意义是显然的。

中山装，是化洋为中的显例。它是受明治维新后服装改革启发，按中国革命的需求而创制的，是红帮的创新成果，纵横化一，古今交融，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所以陈毅说：中山装是中国人的骄傲。

中山装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伟大的变革成果之一。

中山装在创制过程中，也是充分吸取了中国服装工艺和服装文化的多种元素和内涵的。试制初期的中山装，除工艺外，领子就与西服不同，是中国式的直翻领，胸前有7颗纽扣，前襟有4个贴袋，袖口配4颗纽扣，都是饱含中国文化的特有内涵的。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又让上海的红帮名店“荣昌祥”对中山装作了修改：领子维持原直翻领样式，将4个贴袋的上两个袋盖做成倒笔架形，称为“笔架盖”，象征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把原门襟上的7颗纽扣改为5颗，象征五权宪法（亦说象征“五族共和”）；袖口的4颗纽扣改为3颗，象征三民主义。与第一款中山装相比，设计更新颖，样式更庄重，寓意更深刻，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后来各地裁缝均以这种样式为“母本”缝制中山装并逐渐普及（见图25、图26）。

图25　“荣昌祥”

图26　“王顺泰”

关于中山装的创制，另有几种不同说法。例如，包昌法在枟裁剪200问枠（辽宁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中说：孙中山从日本带回铁路工人装，到上海后交由亨利西服店试制并修改而成中山装。华梅在枟中国服饰枠（五洲出版社2004年版）中说：民国初年，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学生装，“衍生出了典型的现代中式男装——中山装”。又说：“孙中山倡导并率先穿用……自1923年诞生以来，中山装成为中国男子通行的经典正装。”马庚存在枟平民总统孙中山枠一文中说：孙中山不喜欢长袍马褂，也不爱西服洋装，“后来他找曾经当过裁缝的同盟会会员黄隆生替他裁制了一种由先生自己设计的新式上装……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中山装。”（详见1981年11月11日枟中国青年报枠，浙江教育出版社曾将其收入初中语文课本，有删改）。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枟孙中山枠（尚明轩主编）则说：“在孙中山进行服装改革中，给他帮助最大的是一个叫黄隆生的商人。”此人是广东台山人，原在河内开隆生洋服店，1902年12月偶识孙中山，遂“为革命出钱出力，1923年，黄隆生随孙中山在大元帅府任事……第一套中山装就是在他的协助下顺利缝制而成的。”后来，由上述说法衍生出另一些说法。

以上说法，可供参校，继续考察。到2010年底为止，从红帮研究者10多年来收集到的大量原始资料（实物和文字）与红帮前辈、子女及有关人士回忆来看，仍以红帮裁缝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试制、改进中山装之说比较可靠可信。除本书有关部分外，可参阅枟宁波服装史话枠（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枟红帮服装史枠（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和枟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史枠（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这种服装成为向传统的旧式服制挑战、中国服装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经过大力普及，不但成为我国现代男装最具魅力、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服装，而且在国际服装中独树一帜，西方人亦以其为样板，设计男装新款，甚至在新款女装设计中，也有以中山装为母本造型的。^（53）

改良旗袍则是红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发展到20世纪后期，它已走向世界，进入中西合璧的世界女装艺术宫殿，成为魅力无穷的女装宝典。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红帮人都参与了这个女装精品的创制。它是红帮和其他裁缝、广大女子集体智慧和科学精神的结晶。

旗袍，本是满族旗人女子穿的一种长袍，为了遮蔽北国的狂风、飞沙、暴雪，这种袍子又长又宽，是直筒式的“大衫”。它无法显示女性的性感特征，缺乏女性服装的形象美。从清末起，旗袍悄然变化，辛亥革命以后，更出现了一个持续创新的历程。在具有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上海、天津、哈尔滨、汉口等地红帮裁缝和其他有现代意识的裁缝，以及许多民间心灵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参与下，推陈出新，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朝鲜女子的长裙、蒙古女子的长袍等民族服装的传统特色，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不断改进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制作方法，把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入旗袍之中，花样不断翻新，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枟礼记·大学枠引语）的态势。风情优雅，风韵独特，风声日高，风靡南北。大体而言，从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改良后的旗袍定为中国女性礼服以后，几乎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大的改革。旗袍的改革、创新最令人瞩目的是领子和袖子的改革，完全称得上是时尚审美的标志物。“领子是研究服饰款式的关键”、“由于衣服领子的位置处于衣服最上端，是人们视线比较集中的部位，因而它对服装外形的美观影响较大，可以说是服饰美的焦点”。^（54）旗袍在改革中，十分重视领子的改革，由卡住整个颈项之高领逐步改变，直到取消领子时还未休止；又把领子开低，使女子“美若蝤蛴”的颈部和颈项完全显露出来；进而，再在肩部用吊带，坦露胸背，使人想到唐代诗人方干枟赠美人枠中的“粉胸半掩疑暗雪”和欧阳询枟南乡子枠词中的“胸前如雪脸如花”，充分展示出东方女性的人体美。人们既可以说这种新式旗袍借鉴了西方服装文化袒裸传统的结果，也可以说这是大唐气象、盛世衣着文化基因的承传和创新。实际上，正是中西服装优良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磨合结晶，脱胎合璧。

改革开放后，红帮传人再次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范。在红帮故乡，新时代的红帮传人已经把发展女装作为建设服装名城的重要举措，旗袍的改革也将有新的法门，进入新的境界。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中均已大放异彩。

（二）开创我国近现代服装科学研究之先河

这一创举，使中国服装事业从此获得了科技、文化的软实力的支撑，奠定了我国服装现代化发展、创新的坚实、牢靠的基础，并且代代相会，持续发展，形成这个群体的独具的优良传统。这就为我国服装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保证。

张其昀和顾天云等前贤，都已经确认：“无论兵战或商战，均需要高深之学问。”^（55）

没有科学理论作基础和科学的思想作指导，是不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流派的。驴拉磨式的实干，只能产生一些狭隘的片段的具体经验，而不能将经验提炼、升格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理论。红帮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终于出现了一些服装科学文化研究人才，他们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写出了第一部红帮服装专著，这标志着红帮已进入成熟阶段，进入了新境界。一花引来百花开，红帮已不再只是一个只会做衣服的裁缝群体。

这一突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他们热衷于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研究，相互支持，相互鼓励，长期坚持不懈，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拥有自己专业著述的人数和作品之多，不但在宁波帮内是独领风骚的，也是其他服装社群无可比肩的。20世纪初，红帮服装研究的一代宗师顾天云就开始他的服装考察与研究，30年代写出枟西服裁剪指南枠之后，红帮中相继涌现出许多服装专著，据零星统计，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正苞写出5种，胡沛天在50年代至70年代完成5种，王圭璋在50年代完成8种，王庆和在五六十年代完成13种，戴永甫完成24种，江继明有4种，包昌法有近40种，石成玉、王庭淼、唐中华、邬金宝、杨鹏云、陈明栋、谢兆甫等等拥有1～3种专著的就更多了（尚无系统统计）；有不少著作曾被多家出版社多次再版，发行量从几十万册到100多万册的都有；有的研究成果已进入国际服装科技的领先行列；在报刊等大众传媒中发表单篇或系列性文章的更不计其数，其中很多著述都曾获得国家级、省（市）级和行业系统的多种奖项；特级服装技师陆成法曾在上海枟新民晚报枠上发表枟怎样穿西装枠系列通俗文章，也非常受读者欢迎；还有很多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在科研过程中，100多年来，先后涌现出许多身怀绝技的红帮名师，诸如“东北第一刀”、“西装博士”、“裁缝状元”、“跨国裁缝”、“正反面阿根”、“京津女装高手”、“模范商人”、“三把半剪刀”、“南京三庆”、“星期天顾问”、“中山装专家”、“西服一鼎”、“（西服业）老法师”、“技术厂长”、“裁神”（见图27）等等；在中国服装现代化历程中，他们的许多创新成果，在服装行业中树立了一尊又一尊的里程碑；在他们从业的海内外大中城市中，都坐上了行业的第一把交椅，成为创业元勋、领军人物，不少人先后进入所在省、市、自治区的服装研究所（室），成为专职研究人员，陆成法、楼景康、陈星发、石成玉、苗瑞增、陈宗瑜、周惠品、陈祥华、骆连庆、陈宝华、毛新苗、陈康标、俞阿定、徐财清、林瑞祥、李尧章等等，均已经进入衣道、衣政、衣旨、衣德、衣律、衣训、衣制、衣术、衣品、衣趣等各个领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先后都曾担任过研究所所长或服装专业研究机构的领导工作，也有不少人被有关大专院校聘为专职或兼职教师；在服装技艺方面，他们总结、提炼出多种富有独特工艺价值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要诀”、“法门”，有些已进入中国非物质遗产行列。

图27　“培罗蒙”裁神蒋家埜（香港人提供，原载报刊不详）

当然，在考查红帮的服装研究工作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宁波帮的其他行业群体中，也有专业研究人才、研究成果和著作，如香港安子介先生的枟国际贸易实务枠、项松茂先生的枟卫生指南枠等。但从总体上看，在这个方面是难以和红帮比列的。

由于参与的人数多、时间久、成果多，红帮的服装研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主要特色如下。

1．道法西东，技融今古(www.xing528.com)

这是红帮的科研思路（也是红帮实践思路）。

道，就是规律、理论；法，这是效法。红帮人心胸开阔，敢于、善于效法西方的和东方的一切有益的服装理念和经验（东方，含中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法则；他们对今古制衣的技术、技巧、工艺，能够通彻首尾，融会贯通。

在中国服装通史上，服装改革无不借助两大推动力：纵向的历史经验的承传、创新；横向的博纳外国、其他民族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只有本国历代成果的承传，往往只能完成局部的有限的改良，即在“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历代的所谓“改正朔，易服制”大致如此。只有采取开放的态度，大力借鉴外国、其他民族的先进思想和优秀成果，服装改革才可能成功。赵武灵王、魏孝文帝、盛唐的博纳兼容，兼收并蓄，都证明必须将纵横两种推动力整合成一种时代合力，改革才有可能发生、发展和完成。服饰改革必须走“合纵连横”之路。红帮的百年实践、百年研究尤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规律。其实各领域的一切根本性的变革，都必须借助乃至强化外部的推动力，使变革者受到启迪、鼓舞；同时涤荡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的束缚、阻挠。

红帮的服装改革是一场服装革命。在这场服装大变革中，红帮人充分表现了“合纵连横”的胆识和行动力。他们心驰于今古中外，留意于六艺精华，渐次深化，达到中西合璧、创新国服之目的。

也就是说，这场服装革命首先是服装制度的大变革，而不只是局部工艺方面的修修补补，形变而质不变。它是服装观念、方法、风格的整体改革，但并不是全盘西化。红帮人学习、借鉴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和人文精神，加以选择引进，又根据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审美传统和特性以及个人的气质、爱好而加以本土化、个性化，并且把西方的新缝纫法和中国的传统的线韵、针法恰到好处地结合起来，所以一套精心缝制的西装、革新旗袍必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现代工艺品。中山装既“西化”，又“东化”（从日本明治维新后的革新服装中化出），更是“中化”，没有中国化，就没有中山装。中西合璧，才产生了精品，但它的“版权”属于红帮裁缝。

红帮的科研，也是“合纵连横”的显例。

从纵向看，它是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孕育、产生和发展的。时代为红帮提供了创造的历史机缘；他们适时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缘，在革命党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在毛泽东等几代革命领袖指导、关怀下，产生、发展、辉煌起来。

从横向看，除了“西风东渐”的历史大潮的冲击之外；还有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推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倾力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快速完成社会近现代化。这大大震撼了中国的革命者和明智的人们，他们一方面反思甲午战争的惨痛历史教训，同时正视日本社会变革的经验，各界人士，纷纷赴日考察、学习，其中就有被称为红帮鼻祖的张尚义及其子孙、红帮创业元老江良通、王睿谟及其子孙等等；还有一些红帮前辈则陆续前往俄国的符拉迪活斯托克等地学习、考察。这些前辈开拓者回国后，都为红帮的创业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红帮拓展了“合纵连横”、技融今古的服装研究新路。

2．务实致用，多层互动

这是红帮科研的风格。

现代科学研究的社会性增强，研究课题常由社会需求而出。研究成果很快回到社会中去，给社会以积极影响。红帮人的服装科技与文化研究这一点尤为突出。他们始终脚踏实地，一切均从中国服装变革的实际出发，适时从服装业的实践中发现课题，而不是钻故纸堆找“冷门”，或搬弄“洋名词”，做“拼盘式”的“著作”，写出大量无用的废话来。他们关注国计民生，忧国家民众之忧，以“衣被苍生”、求变创新、利国利民为己任。在服装业中，他们将清代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博纳兼容”、“开辟成务”的学术原则、学术宗旨、学术风格，充实光大，铸成自己的鲜明特色。

不管是王庆和的枟服装裁剪的基本方法枠，还是戴永甫的枟怎样学习裁剪枠，江继明的枟怎样划线，款式变化枠，包昌法的枟服装省料法枠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业待兴、各行各业厉行增产节约运动中编撰出来的，因而为广大群众热忱欢迎。包昌法的枟服装省料法枠发行了100多万册，江继明的枟怎样划线，款式变化枠再版了16次，印数达150万册。这些数字充分表明，这些通俗读物，在科普中是发挥了广泛而巨大作用的，因而曾获得多项科研奖项。或许在“大师”、“专家”们心目中，这些都是“小儿科”。但是，谁能否认这种“小儿科”也是服装研究的一种成果，是红帮人科研精神的独特体现？他们的成果有很多都已经得到或将要得到推广，转化为现实社会生产力。这不是很值得敬佩和学习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当然，红帮研究专家们绝不只是科普作家。科普，只是他们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的研究是多角度多层次的；他们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他们不做“假洋鬼子”，拿大而空的洋名词、“大著作”诈人，骗取名利。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获得过国家发明专利证书；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进入了高、精、尖的行列。顾天云以其著作和育人成果，被誉为服装科教界的宗师，戴永甫则以服装结构函数的研究成果进入国际服装科技研究之前端；包昌法不但几次应邀参与国家级大型图书的编撰，而且撰著了枟服装学概论枠等基础研究著作，在专业教材中已经具备某种权威性。他现在仍在撰写的服装设计系列论文，也将进入服装研究的新成就之列。至于枟D式裁剪枠，工艺上的“四功”、“九势”、“十六字诀”等等诀窍，都在服装界广为传诵，享有盛誉。凡此种种，自然都不是当今炒家们“包装”出来的，而是一代又一代红帮人殚精竭虑，匠心独运，潜心求索，自创为法的结晶。

诚如杜甫的诗句所诵：“更觉良工心独苦。”从司马迁到黄宗羲，到王国维、鲁迅都曾经撰写过服装方面的文章，“二十四史”的各位作者都曾在传世著作中撰写了枟舆服志枠或枟服饰志枠。我们没有理由小视服装研究之作，没有理由在近现代史、文化史中删去服装史。

或问：红帮的服装科研已经功德圆满了吗？

答曰：没有。他们是开先河者，但其后的路还很长很长。

又问：具体一些说说。

答曰：迄今我们尚未出现比尔·卡丹式的世界级服装大师，我们尚未推出世界公认的服装名牌……意大利一件手工衬衫手缝针数是8000针，我们有这个数据了吗？没有这样的指标，能产生世界公认的精品、经典之作吗？缺乏文化内涵，缺乏高薪科技研发创新能力，怎么能大鹏展翅九万里呢？怎么能建成“东方米兰”、服装强市呢？

再问：怎么办呢？

答曰：弘扬红帮精神，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攻关登峰！

3．科教联袂，金针广度

这是红帮人科研的原则（也是红帮的兴业原则）。

“教育救国”论早有先贤提出来了，提倡职业教育，也早有宁波帮先贤提出并有践履实绩了。但是，在服装行业中，自觉地把产业、科研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使之一体化，却是具有开创性的。自筹经费，自办职业技校（见图28、图29），自拟办学章程，自创新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法，自编专业教材，自任专业教师，改变传统师徒传承的育人方式，为红帮事业培养大批继承者，而且已见显著成效，不但数量相当大的接班人先后在全国各地培养出来了，而且培养出多种多样的高级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创新人才。

这就是从根本上把红帮和本帮（宁波传统裁缝业帮口）区分开来，也和同时代的广帮、苏帮、京帮这些新裁缝帮口鲜明区别开来。自这一群体形成之后，他们让教学科研联袂而舞，以自己的服装科技、服装文化研究成果作为教材，把红帮各店的学徒工、青年职工和有培养前途的优秀职工，以及部分社会青少年，送到自己创办的夜校、培训班、传习所、裁剪学院、职业专门学校，以及其他各种专业进修、学习渠道中去，成批地培养自己事业的接班人。这和以往的手工业作坊中奉行的职场金箴“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们已经自觉地抛弃了这一封闭的陈规陋俗，金针广度，“不贵其独巧，贵其与众共巧也”。他们已经相当鲜明地体现出现代企业家、事业家的大家气度，显示出志在高远的精神风范。每临大计，人才为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使命感。

图28　上海市私立西服业工艺职业学校发起人签名（档案材料）

图29　上海市私立西服业工艺职业学校设计图（档案材料）

前文已谈到，顾天云是中国服装研究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服装职业教育的元勋之一。他的枟西服裁剪指南枠一书，是一部旨意深邃的研究专著，特别是它的长篇绪论，完全属意于中国的服装改革，这本书不但在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是一部拓荒之作，在中国服装现代化中具有导向意义，而且，它也是中国服装职业教育的第一部教科书。他在绪论中把中国服装放在世界服装业的大视野中加以观照，指陈弊端，呼吁改革；探索成功之路，改革之路；寄语青年，发愤创新，立志成才。尤为可贵的是，顾天云这样构想，也这样以身作则，付诸实践了。从写作这部书起，他便以之为教材，在他们同业公会开办的夜校、培训班、裁剪学院、工艺技校授课；他曾任裁剪学院教务长、西服技校筹委会主任、校长。在教学过程中，他总是依据他的专著绪论谆谆教导学生立志成才，期待中国之服装业精益求精，将来“能轶出欧美之上”，“争得国际市场”。后来，他的很多学生，都成为红帮的高级人才。顾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仿佛是以服装研究、教学为主要事业，而把他的服装作坊作为副业、作为教学实习基地了（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其后，红帮很多人都成为科教联袂的身体力行者，在服装科研与教学中各有建树。以“D式裁剪”法而享誉服装界的戴永甫，也是服装界的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名师。他从做裁缝之后，就开始钻研服装科技。20世纪50年代初，他研制成“衣料计算盘”，同时，又编写出版了枟怎样学习裁剪枠一书，其后，他开始主攻“D式裁剪法”，1974年写成枟D式裁剪枠一书。继而，他锲而不舍，不断向纵深发展，终于“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函数关系”，成为当代“唯一有理论依据的科学裁剪方法”。1982年枟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枠一书问世。8个月内即重印了4次，印数达30万册，1987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1991年获“全国最佳服装图书奖”，发行量已达100余万册。这本书除了被全国很多服装院校作为教材之外，还通过讲座、报告会、中央电视台、教育台的电视讲座等多种方式，进行广泛传播；还应许多省、市、自治区服装界的要求，办过数十次讲习班。得益于他的科研成果的人达10万人以上。

戴先生的友人陈明栋又以枟永甫裁剪法枠以及枟服装最新裁剪缝纫技术枠等书为教材，为兰州等地举办过多种服装学习班班，为大西北各地各部队培育了很多新型服装人才。

在服装科教联袂中作出多方面贡献的包昌法，也是极具代表的人物。他为服装科研与培育新人五十年如一日，硕果累累。包昌法的服装研究也是科研与教学联袂互动的。他的不少著作就是为服装教育而撰写的，有些已经成为许多服装院校的教材；在关于服装设计的系列论文中，他强调指出：服装设计应成为“一门基础课程”。他也像顾天云、戴永甫等人一样，身体力行，为培养现代化的服装业新型接班人，是不遗余力的。1984年初，他参与了上海职工纺织大学服装专业的筹建，其后，又在两所高校的服装系执教，还曾被聘为上海纺织专科学校论文答辩委员，被评为上海市“科技系统优秀教师”（评见“红帮人物评传”）。

像这样科教互动的红帮人，东西南北中各地皆有，先进事迹不胜枚举。天津的女装名师王庆和，他曾编撰过枟男女单服单号裁剪排料枠、枟服装裁剪基本方法枠、枟量体裁衣教材枠等图书，其中枟服装裁剪基本方法枠一书，是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融通之作，曾一再修订再版，发行数十万册。王庆和以这些著作为教材，在天津工人文化宫、和平区图书馆、一些学校的服装培训班，积极培养新型服装人才，为天津市服装业的发展作出了不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