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二、红帮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红帮，这个中国服装史上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服装业群体，为什么会产生于宁波这块土地上呢？这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的，是内外多种因素纠结、互动的结果，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是丰富的、深邃的、宝贵的，值得认真发掘、剖析、总结、记取。

兹就其地域、经济、人文、政治几个主要方面概述如下。

（一）地域背景

自六朝至明清，北方人多次大规模南迁，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财富和人才，推进了宁波地区开发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人口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步加剧。“穷则思变”，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开拓生存空间、生存方式的内驱力。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宁波本帮裁缝——红帮裁缝产生的根本原因。

宁波人多地少的矛盾于南朝刘宋大明初年始现，这引起了南朝史学家沈约的关注，在枟宋书枠中他记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人地关系紧张的情景。

东汉之后，北方战事频繁，天下大乱300年，“永嘉之乱”，导致“百官流亡”避祸江南，宁波地区成为北人主要迁居地之一。人口骤增，人地关系失衡。再经唐宋的“安史之乱”、“靖康之变”，大批中原人士相继南迁。宋人李心传枟建炎系年要录枠记述：“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7）南宋王朝南逃，使宁波这个边鄙小郡一跃而成京畿重镇，人口剧增。

据枟（宝庆）四明志枠记载，北宋政和六年（1116）宁波约有26万余人，至乾道四年（1168），不过52年，宁波人口增至33万人，增加了近四分之一，人均土地占有量则锐减。据宋人戴栩枟浣川集·定海七乡图记枠记述：定海县（镇海县）政和年间（1111—1118）人均9畅12亩，而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不过100来年，人均不足6畅4亩，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而这时宁波地区可垦的土地已经不多，所以人地矛盾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显得紧张。

至明清时期，宁波地区的人地矛盾更加严峻，明中叶王士性曾在枟广铎志·江南诸省枠中发出如下喟叹：“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结果是：“禾稼所出，不足以自赡。”慈溪县因“人稠地狭，丰穰之岁，犹缺民食之二三。”鄞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鄞县人口607749人，增加近一倍。

至清末，鄞县姜山镇和茅山镇，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600多人。农业自身摆脱困境的能力已尽，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民众生存方式、价值观念改变，势在必行；开展多种经营，开发手工业、商业，势在必行。鄞县姜山镇、茅山镇，奉化县的江口镇、西坞镇，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红帮裁缝，其根本原因概在于此。民国24年（1935），姜山、茅山两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已达628人；民国38年（1949），江口、西坞两镇，人均耕地已不到1畅9亩。农民不外出谋食，何以存活？文献大量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形：

明代陆楫在枟蒹葭堂杂著摘抄·论崇奢黜俭枠中写道：“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为号俭，俭则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诸郡之民，至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

王士性在枟广铎志枠卷4枟江南诸省枠中谈到：在土地“半不足供”的情况下，“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次者兴贩为商贾”。宁绍人“善借为外营”，“大半食于外”。

枟慈溪董氏宗谱枠记载：族人“跋涉数千里，吴蜀晋楚诸省，靡不历遍。”

清代枟（光绪）鄞县志枠记载：“（宁波）生齿日盛，地之所产，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于是至清代后期便产生了“天下无宁不成市”之民谚。这虽不免夸张的成分，但总体情况是确实的。

综合多种史料推算，1852年移居上海的宁波人至少有6万人，到20世纪初，移居上海的宁波人已达30多万，到1948年，上海总人口是498万，宁波人为100万。在服装、饮食等行业中，宁波人已占绝对优势。

枟江海学刊枠1994年第5期发表竺菊英的枟论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枠，以及宁波的枟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报告总册枠涉及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宁波外迁人口的一些数据，均可参校，兹摘录如下：1891年，181000人；1905年，198597人；1920年，926081人。

从上列数据中可以窥见，传统农业社会中那种死水无波似的守土恋乡情怀，在宁波地区已经逐渐淡化，而且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出现，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宁波人外迁渐次增加；红帮的前期创业者鄞县张尚义家族、奉化王睿谟家族和江良通家族的外迁，都典型地体现了宁波人的外迁态势。它明确表明，封建时代“安分守己”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已经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深入，转变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生活理想、人生价值追求。

早期红帮的实践已经为宁波人新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树立了具体而确实的参照坐标，他们到了上海、哈尔滨、横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中外城市，不但走出了“人多地少”的生存困境，多数人过上了温饱生活，而且逐步有了积累，可以开创既有益于自己又有益于社会的新事业了。这对于长期困守穷乡僻壤的农民来说，多么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移民以其特有的方式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着发酵和催化的作用”。^（8）红帮在发展中，不但从不同侧面典型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证明：他们在“催化”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催化”着自己的人生和理想。列宁的下述论述，似乎也是可以以红帮作为适例的：“农民转向城市，是一种社会进步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求。”^（9）人地矛盾形成的压力转为驱动力，使宁波裁缝毅然揖别故土，怀着种种憧憬移居城市，涉足服饰有关的各种行业，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在横滨、上海、哈尔滨、武汉，他们都是有口皆碑的“宁波三把刀”（剪刀、厨刀、剃头刀）的主体。还应该看到，在移民中，红帮人多数不是单纯谋求生存型的，也不是单纯事业发展型的，他们由农村转入城市之后，多数都由前者发展为后者，这是红帮人的独特之处。至20世纪前期，不管从从业人数上、地域分布上、经营理念上、伦理道德上，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上，他们都是宁波帮的主力之一。

当然，宁波地处东海之滨，这一地域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大海，哺育了宁波人顽强的开拓力、探索力，从而成为红帮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原始动力。

海洋，向来都被先贤们视为砥砺人类生命、精神、胆略、意志的大操场，黑格尔老人在其枟历史哲学枠中曾说：平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人类卷入无穷的依赖性中，“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为的有限的圈子”^（10）。这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吧。梁启超对此也有过精彩阐述：“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陆居者活泼较胜，进取较锐。”^（11）比如，6500—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见窍木浮而知为舟”，观落叶漂因以为船，创制了独木舟和木桨，驾舟飞桨，搏击风涛，开始了拓展生活空间、发展空间的伟大实践。在7000年的承传中，宁波人不断地继承、发扬、提升蹈海事业，形成了独特的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和海洋意识。比如2400多年前越王勾践灭吴后，大力发展“水师”，增辟通海门户古句章港；2000年前东渡日本的徐福；300年前东渡日本的朱舜水（他把先进的中国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和技巧传授给日本人民，其中包括中国的“衣冠器用之制”）。^（12）清末民初，一批接一批的红帮前辈，东渡日本，考察、学习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维新精神、服制改革。应该说，他们都继承和发扬了河姆渡先人以来养成的大海性格，并将其充实光辉，大而化之，创造出自有特质的红帮精神来。

（二）经济背景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原属边鄙落寞之乡，宋以前，受儒家“厚本抑末”传统思想侵染缓慢而且淡薄，因而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影响晚而弱，而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基甚深，并形成一种独特的职业平等观。这一传统在“西风东渐”、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历史大潮中，形成一种历史震撼力，从而成为红帮形成和发展的一种冲击力。

宁波人的商业观念是源远流长的。西汉初，宁波便出现了以贸易的“贸”命名的县名。枟舆地志枠中已有记述，乾道枟四明图经枠也有相同的记述：“（贸县）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居县贸山之阴，加邑为贸。”（贸县，即县），以贸易为一个县名，可见商贸在这里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至少表明，这里人的观念与“重农抑商”观念是相左的。

这种特具的重商、惠商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这个时期，已经有有识之士向越王勾践明确提出：“‘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13）并出现一个备受人们注意的名商——孔夫子同时期的越国大夫范蠡。范蠡不但是一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能娴熟地把他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军事领域，这是越国由弱变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打败吴国之后，范蠡便功成身退，改姓易名，到齐国（今山东肥城）开发农业，把他的哲学睿智运用于经济领域，同样取得辉煌业绩，受到齐国人的器重，拜之为相。但范蠡随辞相散财，迁居于陶。致产数千万，给亲友贫困者。至陶后，他专力经商，不久便成为拥有巨资的名商，故史称“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14）范蠡的传说在宁波地区广为传颂。据说宁波东钱湖陶公山就是范蠡的隐居地。“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已经成为后世宁波大商贾的座右铭；宁波商人很多都是“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的。在重商、惠商思想的长期熏陶下，宁波的国内商贸至晋代已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开展，“商贾已北至青、齐，南至交、广”，“西南至岭粤，东北至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故枟宁波府志枠称：“（宁波）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倭”，“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

宁波的商贸活动是内贸与外贸发展均较早的。当封建社会经济进入鼎盛期的时候，宁波的外贸进一步发展，至唐代，宁波（明州）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至北宋淳化元年（990），朝廷在这里设立了官方的外贸专门办事机构“市舶司”，每年往来日本的商船已达300余艘。贸易范围已从原先的日本、高丽（朝鲜半岛），扩展到东南亚、西亚等地区的100多个国家。经唐宋元三代的不断开拓，“海上丝绸之路”日益兴旺，宁波成为海上大通道的始发港之一。到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松弛，敏感的宁波商人不失时机，“踊跃争奋”，可去之处，无所不至，外贸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每年开往南洋的商船已达500艘以上。

悠久的重商传统和繁荣的商贸活动，日益深刻地影响了宁波人的价值取向，权贵儒士对工商业不但不再采取鄙薄、排拒的态度，而且逐步纡尊降贵，采取重商、崇商的态度。至明代中叶，诚如枟鄞县通志枠所说：“（鄞县）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出而为商，足迹几遍国中。”很多读书人乐于弃文从商，而且把儒家的某些经典论述加以重新解读，演化为经商之道。有个叫戴槚生的人，还把儿子进行分工，有的仍走读书入仕之路，有的则专习商贾之事，以求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这样的家族和士子到嘉靖、万历年后，在宁波府所属各县已相当普遍。明末清初，已经是“民皆不安其土”，弃士从商者更多，有的世族已经以自己雄厚的财力、人才资源集中到商贸事业中去，成为工商业中最具实业意识的群体，所以有人称：“商社会首数宁波，吾浙之解事小儿，无不知宁人以商雄于中国者。”^（15）至民国初，鄞县以工商业为主体的旅外（国内和海外）同乡会已有40余个（其中包括红帮在国内外的同乡会、公会）。孙中山说：“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和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16）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人稠地狭的另一个结果是产业的多元化，人力资源必然要重新组合、配置，人们逐步地形成了职业平等意识，以经济效益为价值取向、价值坐标，淡化了以“本”、“末”为坐标的陈旧观念。进而提升为“工商皆本”的全新理性原则。

在宁波地区，“有水走水路，无水走陆路”已成为宁波人的从业发展原则，崇实、务实、求实，农、林、渔、盐、工、商各业，只要有实利实惠可图，便有人乐于去做，已经较少思想障碍，以往的“小裁缝”已经变成可以衣锦还乡、造福桑梓的“大裁缝”、“裁神”了。于是在精神领域中，各路财神都受到顶礼膜拜。除了土地神、海神（天妃、妈祖），平起平坐的还有商神（财神），上海轩辕殿有了成衣公所，神农氏也兼任裁缝的祖师爷了，不但“行行出状元”，而且“行行皆有神”，而且众神同尊，这不正是在职业方面人格平等的理想化、神圣化的体现吗？^（17）由于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诸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靠“穷家”、“熟土”难以维持一家生计的农民、乡间能工巧匠行动了，他们开始新的生活求索，告别故乡，四处探寻新的生活出路。进入城市之后，尤其是上海、哈尔滨、横滨、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崴）、汉口这些大城市，近代工商业的繁荣和外国人的生存方式、生活情趣与价值观念，对他们产生了无法排拒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很快演变成为红帮发展、壮大的强大拉动力。

且以上海和横滨为例。

上海和横滨在亚洲国际港口城市发展史上，都是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它们是亚洲对世界开放的早期大港。开埠、开港为这两个本来的海边小镇的迅速发展打造了新起点、高起点，它们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情景是令人惊讶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的互动，使这两个城市很快发展成为商贸、实业、金融和新文化思想的中心。很多早期的民主革命家，都与这两座港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宁波三把刀”都是很早在这两个城市找到出路并建立声誉的。

正是这两个著名国际化港口的巨大吸引力、拉动力，使红帮裁缝陆续涌向这两块宝地，并由这两个地方不断向外拓展。这两个港城没有让他们失望，逐步为他们的立足和事业拓展提供了应有的条件；红帮人也没有辜负这两个港口为他们提供的历史性机遇，渐次登上了中国服装改革的历史舞台。

回首当时的情景，是十分动人的，后人可以从中悟出很多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然规律。

当横滨、上海这些城市起步向近代工业城市、国际港口城市发展的时候，造就了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那些为地少人多矛盾所挤压的农民，流入这些大都市。宁波移民与外省“盲流”相比又有所不同，一方面，宁波接近上海，水陆交通方便，他们多数是先获得可靠的信息，才开始“流”向上海的。另一方面，涌向上海的宁波人，多数是能工巧匠，进入大上海，至少是可以糊口的。素来勤俭、灵活的宁波人往往不久就能积累一点资金，扩大从业范围和水平。这样，他们便和城市形成双赢关系，互相吸引，互相拉动。从红帮裁缝来看，他们到上海走街串巷寻找到第一笔生意时，就做得特别尽心，特别精细，于是得到客户的欢迎，不但得到较好的报酬，而且形成稳固的客户关系。客户也逐渐增加了，生产兴旺了，他们犹以勤俭为本，把所得“铜钱”用来扩大再生产，由摊贩向老板的方向迈进。红帮裁缝的创始人张尚义、王睿谟、江良通无不如此。他们往返于各大城市之间，形成了城市情结。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导夫先路者成功的激励和先行者的频频招手、热忱劝导，涌向上海、哈尔滨、天津、汉口等城市的宁波人成群结队。在上海，宁波人已成为居民中人数最多、事业最成功、最具优势的移民群体。^（18）红帮则以服装店为所在城市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仅是“南有大上海，北有哈尔滨”，在北京、汉口、香港各地，红帮的服装都是享有盛誉的。所以，对于宁波人来说，选择上海等大中城市，就等于选择体面的人生道路。按“顺势而变”、“为时而变”的基本规律，在实践中，他们已经习惯于应变流徙，进入与时俱进、日日向新的精神境界，祖国的东南西北，服装业中的传统服装、时装、洋装、男装、女装业，都是他们开拓事业的游乐场。城市改变了他们，他们也改变着城市。两者之间互动的内容和层次，均随时间的推移而移步换形。(www.xing528.com)

（三）人文背景

服装既是文明、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文化现象。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服装系主任刘元风教授说：“服装的竞争，最终是服装文化的竞争。”^（19）张志春教授说：“21世纪，各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竞争会大大加剧，服饰更是这样。而一切竞争都会归结为文化的竞争。”^（20）红帮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力是现代服装业发展、创新的前提和结果。

中国文化史显示：明清之际，是一个空前的发展阶段。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在长江中下游萌芽，民主启蒙思想随之在这片沃土上产生，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思想解放，在抨击宋明理学中提倡独立思考，明确提出：“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21）清代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全面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儒家的贬抑工商业的重农主义思想，第一次高度概括出“工商皆本”的思想：^（22）“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猛烈抨击迂儒、腐儒、规规焉小儒们“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的腐朽落后意识。这一思想上的重大突破，为工商业的发展和历史地位的提升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一次使工商业摆脱了农业经济的附属地位，成为立国、强国之本之一。在黄宗羲开创的清代浙东学派中，“经世致用”成为文化思想的核心原则，也成为一种空前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武器，忌讳“言利”的传统思想遭到了空前有力的批判，人们理直气壮地举起“工商皆本”的旗帜，宁波地区工商业者尤为活跃，他们四方出击，经营百业，屡建开辟山林之功，在很多行业档案中，宁波人开创的工商业“第一”比比皆是。

文化思想上的“西风东渐”对宁波的影响也是较大较早较深的。在“西风东渐”中，“西服东渐”又是很显而易见的。

1892年8月29日，英国的坚舰利炮迫使清王朝与英国签订了枟南京条约枠、枟五口通商章程枠和枟虎门条约枠。作为通商五口之一，宁波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

枟五口通商章程枠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从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方面看，还是可以分析的，它使封闭的宁波面向世界。这不但刺激、促进了宁波近代经济的发展，而且，西方的一些文化思想，也从不同渠道传入宁波，从各个层面上对宁波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价值取向日益产生影响。

在洋行做买办、为洋人各种办事机构工作的人、青年知识分子和富有的工商业者，都置办起西装革履之类“行头”来。这为红帮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作了最初的精神铺垫。

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中国服饰开始打破始终以纵向承传为主体、横向交流很少的近亲繁衍式的发展模式。随着“西服东渐”，洋服猛烈冲击了中国传统服装的古老堤岸，传统中式服装日益显露出它的陈旧气味，本国的单一的纵向承传的服饰开始难以为继了。宁波作为沿海港口城市，是得“西服东渐”风气之先的。

整个历史进程表明，这股东渐的“西风”显然是一股不可抗御的历史潮流。而红帮正是在这一历史大潮涌来之时出现的一群弄潮儿、引领者。

对这一历史背景，我们或许可以从留学生方面获得具体而鲜明的认识。

被称为“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容闳，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回国。经他多方奔走、呼吁，终于于1872年清廷派出了第1批赴美留学学生，接着派出第2批，共120人，其中有宁波籍学童6人。^（23）

出国时，这些学生是清一色的长袍、马褂、黑布鞋（传统的服装三元结构），脑后还拖着一条长辫子。在与西服的强烈对比中，少年们对自己的服饰形象产生了根本性质疑。不久，不少人把辫子剪掉了，穿上了西装。在清廷看来，这自然是大逆不道的。于是于1881年下令撤回全部官派留美学生（少数留学生拒绝回国）。

历史的潮流岂可阻挡！15年后，留日运动再度兴起。自1896年第一批13名中国学生赴日以后，人数逐年增加，至1905年已达1000人以上。其中不但有男青年，而且有女青年。大多数男生很快抛却了“三元结构”的传统服饰，换上了革履、西装（包括日式新服装学生装、士官服）。和留美学生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为致力于祖国改革、振兴事业的著名政治家、科学家、教育家。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迅猛发展的震撼和启迪，中国的改良派、革命者和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考察、学习，时代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中。

孙中山和黄兴一起，与在日本横滨的早期宁波裁缝共同谋构了中山装，引进、改造了西装，成为中国近现代服装的最初倡导者。

近代工业的发展，为上海等大城市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氛围，它在改革传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同时，也创造了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新的生活方式，促使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心态的转化。他们时时处处都会碰上的情况是：“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枟杨柳枝枠。”迁居上海的宁波人在新旧文化思想的交替中，是相当雍容自如的，有的甚至取超然态度，以至于有些人以“上海人”自居，向“乡下人”频频招手，把“宁波老乡”吸引到自己的行业中来，以“同乡会”、“同业公会”的形式，形成凝聚力、亲和力，戮力同心，为城市建设出谋划策、贡献才智，取得相当高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风光得可以！“城市和货币制造了近代生活”。^（24）大都市的生活改变了农村移民的小农心理、观念和习性，在城市生活中，他们能够不断改变自我，与城市同步乃至超前完成自我调适过程，成为移民城市的主导力量，推动城市的发展。张尚义、江良通、王睿谟、顾天云及他们的子孙等红帮创世纪人物，在这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产业平等思想取代了儒家的“本”“末”产业观念。他们以产业的实际利益为追求的目标，以产品的经济效益为主要的价值导向，张氏家族至张有松、张方诚这两代人，已脱去旧式的宁波裁缝的形象，成为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他们既在横滨、东京、大阪等城市施展才华，开拓呢绒、服饰事业，又在上海大展宏图，成为生机勃发的中国现代事业的开拓者。

（四）政治背景

经济力、文化力、政治力、都是一切改革的原动力，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历史合力。应该说，没有中国民主革命的酝酿、发动和成功，就没有红帮的发展和成功之可能。

自南宋王朝南渡之后，宁绍地区以京畿重镇的政治地位被连成一体，既是“海东藩篱”，又是“赋税主贡之地”、“天下粮仓”，又是思想活跃、颇多历史性贡献的地区，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人们逐步体会到个人与国家之关系，政治意识强化起来，以致出现了“满朝朱紫贵，皆是四明人”情况，有“中兴宰相”之誉的史浩家族，竟然出了“一朝三宰辅”。^（25）鄞县一县就有进士1186人，举人1620人，大多在朝中和各州、县任职，枟浙江人物简志枠中册所收明、清两代进士浙江全省70余州县名人368人，其中鄞县有72人，占总数五分之一以上。而这些名人多数是各方面的官吏，从事过政治活动。尤其是清初反抗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征服、民族压迫人士，其慷慨壮烈，是其他各地所罕见的。尤为可贵的是在毁家纾难、抗清失败之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抗清志士，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向前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由民族主义转变为早期民主启蒙主义者，在宁波向全世界发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历史呼喊，把一切封建专制君主宣布为人民公敌、罪魁祸首，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席，为催生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打出了第一枪；同时提出了工商“皆本”的颠覆儒家经济政治思想体系的伟大口号，为不久之后萌生的“宁波帮”、“红帮”提供了革故鼎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这是在谱写“宁波帮”、“红帮”发展史时必须首先阐明的重要政治思想背景。

在农民造反、民主启蒙、变法维新的吼声中，中国的封建王朝步履蹒跚地走进了20世纪，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和一场伟大的文化思想变革终于爆发。这就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场伟大革命的历史功勋，不管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看，都是空前的。列宁说：辛亥革命标志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26）“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源泉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27）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浮田和民在论述辛亥革命时说：“中国成了东方第一个共和国，这将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纪元。”^（28）

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宁波时，“甬市骚然”，在同盟会宁波支部的组织领导下，先后多次举行集会，拥护武昌起义，宣扬革命思想，筹建革命组织。同盟会会员卢成章从上海赶来宁波演讲，号召宁波民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去砸碎旧的枷锁，为自由和美好的政府而斗争”。1912年1月13日至15日，宁波各界联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热忱庆祝民国政府成立，拥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9）在各项响应革命的措施中，有一项是：“易冠服。”

1916年（民国5年）8月22日，孙中山身着中山装来到宁波发表演说，^（30）极大地鼓舞了宁波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志。孙中山指出：“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从地位、人才而言，均具有此项资格。”^（31）并且指出：“欲求自治之有效，第一在振兴实业。”^（32）

此后，宁波实业界纷纷筹组各种工商业团体，兴办各种实业。红帮正是在这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就与横滨的宁波华侨交往密切，并与他们筹划了中国服装的改革事业；辛亥革命后，红帮裁缝有些人直接以各种方式参与、支持了这场革命（详见“红帮人物评传”）。

“五四运动”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政治力、经济力和文化力形成了一股历史合力，使中国社会发展获得了强大动力。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短短几年时间内，人们思想解放所产生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民族工业在这几年中的增长率，超过了以往50年的总和。同时，这种历史合力更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了中国封建主义的一切腐朽落后的传统旧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新的科学、文化思想迅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人们如饥似渴地吸纳、运用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新文化（包括西方先进文化），使这片古老的东方大地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宁波人民在这个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反应是敏锐而积极的，人们通过枟四明日报枠、枟浙东日报枠、枟新奉化枠等报刊，热忱传播、广泛宣扬“五四精神”，进步文化社团纷纷涌现出来。工商界在这场斗争中，也是很积极的因素，起到了别的行业无可替代的作用。1921年冬，店员成立了“宁波伙友联合会”（1922年春更名为“宁波工商友谊会”）^（33）他们通过枟新青年枠、枟苏维埃研究枠等报刊的学习和研讨，思想大受启迪。这对宁波实业的发展，都直接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政治斗争和新文化活动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西服，产生于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几经改革之后，逐步完善、定型，19世纪末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34）由于它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新颖的审美意义，遂为世界各民族进步人士所认同、欢迎，于是在全世界迅速传播开来。随着“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西服亦随之“东渐”。由于内外多种因素，促成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政治上的改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呼吁服饰改革，采用西服是其重要举措之一，尤其是革命先行者更提出“尽易旧装”的革命口号。红帮的前辈适逢其时，在革命先行者们的倡导下，适时抓住历史机遇引进并改革了西服，使之本土化、民族化，并大力加以推广；同时，在西服和日本新服启迪下，积极开创中国自己的新服装，中山装和由之派生出来的种种近现代民族服装随之产生，从而揭开了中国服装现代化的壮丽序幕。

上述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和“西风东渐”，直接导致了服装文化的大变革。在红帮的发展历程中尤为鲜明而典型地体现出来。红帮的孕育、产生和发展，完全是和中国的民主革命历程同步的，这中间，既有早期的不谋而合，也有后来的有谋而合，再到后来，便是有意识的合作了。没有孙中山、黄兴、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的倡导，中国服装的改革不知要迟缓多少年！正是由于革命者的倡导、帮助，红帮才找到了中国服装的革新之路，服装改革才得以全面推进，获得全面成功。应该说，中国服装现代化基调的确定、革新大方向的确立，都是革命者和红帮人共同完成的。

还应该提及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东邻这次维新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中国服制革新。

1886年（清同治七年），日本发起明治维新运动。他们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号召，改元“明治”。自此，日本迅速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只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三四百年才完成的社会制度大转型的历史任务。

日本这次变法维新运动的成功，震动了全世界，对近邻中国震撼尤烈。特别是中国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一切有思想的中国人受到剧烈震撼；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对我国人民刺激、策励尤为猛烈。特别是革新者、革命者已清楚地看到，“东渐”西风吹到中国和日本时是颇为不相同的，日本改革者毅然摒弃旧制，采用西方的先进社会制度、先进科学技术，并加以改进，迅速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践履，产生效果。于是，很多有识之士，包括清朝官员，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人物，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家，大批明智思变的知识分子、青年学子以及普通工商业者，忍辱负重，立志发愤图强，纷纷东渡日本，考察、学习敌国的维新经验，并且把向日本取经作为“西风东渐”的捷径。在这股东渡大潮中，就有很多宁波裁缝，他们到日本去，主要是考察、探索“西服东渐”的经验。在明治维新中，为了彻底改革旧制，1871年日本政府就颁布了枟理发脱刀令枠，次年又颁布了第373号枟太政官布告枠，废除封建礼服，改用西式服装。^（35）雷厉风行，服饰改革甚速。这对孙中山先生多年来号召改革服制、康梁变法派多年来上书要求改革服制都无成效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成功经验是现实而又易于学习的，所以，红帮前辈张尚义的子侄、王睿谋、江良通、顾天云等等，趋之若鹜，接踵而至日本横滨、东京、神户等城市，有的考察、实习后即回国创业，有的留在日本开办洋服店，有的则频频往返于“一衣带水”之间，顾天云先生还从日本再去西服的发祥地欧洲作进一步的考察。因为行之有效，产生了连锁效应，颇有“一人唱之，万人和之”的气象，其后去日本、去俄国、去朝鲜学习、考察的“西式裁缝”日益增多。到20世纪20年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为红帮的元勋和创业者、中国服装革新的领军人物、骨干分子。创制中山装的构想，最早也始于日本横滨，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多次去那儿，并依托在这个港口城市中的华侨，建立了筹划革命的一个据点。孙中山第一次至横滨，前往欢迎的人群中，就有裁缝们。所以，孙中山等人以后和他们常有交往，在筹划革命大计的时候，也考虑到“改正朔，易服制”的问题，不同的是与过去的封建帝王的改朝换代的“易服”不同，他们是要“一改旧制”，进行一次空前的服制革命。在孙中山的服制改革思想中，革命成功之后，仅仅引进西服、日本的学生装、铁路工装和士官服之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创制中国的新国服。幸运的是这一伟大构想落到了宁波新式裁缝的肩膀上，他们成为参与、完成中国服装现代化历史使命的主力军，红帮正是在这一伟大历史征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红帮是时代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