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德：实现自由人生的欲望管理

第七章　动态的边界——信是基础

了解了礼的动态边界的特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在面对这样的边界时如何使用它，如何使得自己不会因为触碰这样的边界而越礼。比较安全的方法是远离边界，一个总在边界上行走的人很难保证自己不会去触碰边界。根据“和×不信×距离＞=礼常数”的边界公式，只要调大三个参数的值就可以使得我们远离边界了。但是，在三个参数之中，将哪一个调大最好呢?还是将三个参数都调大呢?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度是不能调大的。《论语》中孔子说得明白: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杌，其何以行之哉!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第一段出自《论语》第二章。孔子说:“人要是没有了信，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是车失去了轴而无法行走。”在这里孔子说得很清楚，人不能没有信，没有了轴的车就不能算是车，用这个类比，没有了信的人也就不能算是人。这里所提到的信不仅是被人相信，还包括相信他人，总的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第二段出自《论语》第十二章。子贡向孔子问如何为政，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军队和信任就可以了。”子贡再问:“如果这三个不能同时保留，去掉哪一个呢?”孔子说:“去掉军队。”子贡再问:“如果剩下的两个不能同时保留，去掉哪一个呢”?孔子说:“去掉粮食，人总会死，但是人无信就无法立足。”同样这里的信也是包括了被人信任和信任他人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通过这两段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人与人之间不能没有信，失去了信的系统一定会崩溃，失信的人也无法在社会立足。因此，在礼的动态边界公式中，应该使得“不信”这个参数越小越好。信是礼的动态边界的基础，维持一定的信，才能使得人有立足之地。虽然在礼的动态边界公式中有三个参数可调，但随意调高不信任程度是危险的。当然，在某种情况下，人会面临与没有共识的人同处一室，此时不信任程度会自然上升，在我们了解了礼的动态边界特点之后就知道了，应该迅速结束这种局面，能离开应该迅速离开。

在信不能随意降低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调大“和”与“距离”这两个参数。但是，这两个参数又选择哪一个调大最好呢?感觉应该是“和”，可庄子的一句话将这个问题变复杂了。下面这段引自《庄子·大宗师》: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

泉水干涸了，鱼被困在了陆地上，相互为对方吹湿气，相互用自己口沫滋润对方，与其这样，倒不如在江湖里彼此相忘。因此，与其赞美尧而非议桀，到不如在大道之中彼此相忘。

这一段中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非常著名。但庄子最后想说的是“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关于鱼“相濡以沫”的故事只是为后面的结论所作的比喻。在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和”与“距离”两个参数中庄子倾向于调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赞美尧而非议桀”显然是说人们在某个问题上所得到共识，这样的共识的取得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如果有反对意见就会引发讨论、甚至争论，最后，大家得到了尧是好的君主，而桀是坏的君主的共识。然而庄子觉得为达到某种共识而做出如此多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不如大家忘掉这些争论，在大道之中自由地徜徉。庄子所推崇的“两忘而化其道”显然是要增加人与人的距离。为了说明增加距离比增加共识更好，庄子才举了前面的例子。在干涸的河床上，即将要死的鱼们为了延长生命互相为对方吹湿气，吐口唾沫，此时的鱼有着高度的共识，但是这样的情景又哪里比得上大家自由自在地在江湖里。虽然彼此相忘，谁也不认识谁，但逍遥的生活好过大家彼此相依而共渡难关。通过鱼“相濡以沫”的比喻，庄子得出了与其追求“誉尧而非桀”的共识，不如大家相互远离、彼此相忘。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如今很流行，大家喜欢用这句话来说明保持彼此距离的好处和重要性。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句，用数学的语言是个不等式，也就是:

不等式1: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

从上面那个不等式，庄子推出了第二个不等式:

不等式2:誉尧而非桀＜两忘而化其道

也可以写成:增加共识＜增加距离

虽然不等式1很容易理解，几乎没有人质疑它的准确性，但是，不太引人注意的是这个不等式里含有另外一个不等式。现在，我们经常引用这句话，但很少有人引用全，在“相濡以沫”之前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其实是“相濡以沫”的前提条件，只有当鱼被困于陆地，才会通过用“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为对方提供水汽来渡过难关。鱼被困于陆地，处于将死状态是“相濡以沫”的前提条件。然而这个前提条件在不等式的另一侧是不存在的，鱼彼此“相忘”，自由徜徉的前提条件是有着广阔的江湖。因此，在不等式“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之中隐含着“将死时刻的环境不如正常的生存环境”的不等式。在数学中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实:

如果:AX＜BY

而同时:A＜B(www.xing528.com)

我们能从以上两个公式推导出“X＜Y”吗?显然不能，X可能小于Y，也可能等于Y，甚至可能大于Y。现在，我们可以将A、B和X、Y带入到前面的不等式1之中:

A=将死的时刻

B=正常的生存环境

X=相濡以沫(即共识)

Y=彼此相忘(即保持距离)

那么不等式1: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其实就是就是:

AX＜BY

将死时刻的相濡以沫＜正常的生存环境下的彼此相忘

而这个不等式里含有另一个不等式:

A＜B

将死时刻＜正常的生存环境

根据数学规则，我们无法通过这两个不等式确定X和Y的大小关系，也就无法确定相濡以沫和彼此相忘的大小关系，也就无法确定共识与保持距离谁好谁坏。因此想通过不等式1(相濡以沫＜相忘于江湖)而推导出不等式2(誉尧而非桀＜两忘而化其道)或是(增加共识＜增加距离)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将不等式两侧的条件等同起来，都是正常的生存环境，然后我们问:

正常生存环境下的相知相助?正常生存环境下的彼此相忘

在同样的条件下，是相知相助好呢，还是彼此相忘好呢?是增加共识好呢?还是增加距离好呢?这样的对比之下，问号所代表的恐怕是“大于号”。

在礼的动态边界公式中，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固然可以远离边界，但这不是一个长久的方法，在“人之本性”部分我们就讨论过，“需要社会”是人的本性之一，正是这条本性演化成了人的系统图中的“礼旋钮”。加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就是隐居，这样做暂时还可以，就像孔子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是不能永远离开人群，这违背人的本性。

看来在礼的动态边界公式“和×不信×距离＞=礼常数”的三个参数中，调整“和”是最好的。相比其他两个参数，将“和”调大，将共识提高是最为理想的选择。《论语》中恰恰就有这样一句话“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现在大多被翻译为:“礼在应用的时候以和谐为重”。这样的解释将礼当做了和谐的手段，认为礼是为了“和”而服务的。然而，这样的解释没有反映“贵”的含义。所谓贵是对比而言的，有贱才有贵。我们经常是这样使用“贵”的:在商店里，我们说这东西很贵，那是同其他的商品比较得来的;在讨论方案时，我们会说，这个方案要好一些，那是同其他方案比较而来的。如果将“礼之用，和为贵”解释为“礼在应用的时候以和谐为重”，那它是同什么比较得来的呢?似乎是同“不和谐”比较而得来的。但是这不符合我们的语言习惯，说一个东西贵贱与否，说一个方案好坏与否，一定有其他东西、其他方案存在才行。现在，面对礼的动态边界公式，有三个参数摆在我们面前，当被问到调整哪一个参数最好的时候，很自然，我们会说:“在礼的动态边界的使用中，调整‘和’是最好的。”原来，这才是“礼之用，和为贵”。当看到这样奇妙的结果时，实在要由心底发出由衷的感慨: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道理原来是这样的美!然而，我们却不是第一个赞美者，早我们两千多年，孔子的学生有子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赞叹: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第一章)

显然，“礼之用，和为贵”不是有子最先说出的，因为他也发出了和我们一样的赞叹:“先王之道斯为美”。而在这之后，有子提出了在“礼”中使用“和”所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是指当我们认识到礼的动态边界中参数“和”的重要性之后，听任“和”的大小而不去管它显然是不行的。应该尽量使“和”的值变大，也就是使得共识变大，只有这样才能给降低不信任度，也就是给人与人之间增加相互的信任提供可能。同样，只有使得共识变大，才能给人与人的相互接近提供可能。由于“礼常数”的存在，“和”的大小直接制约着另外两个参数的大小。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了解了“和”的重要性，就一味地追求“和”也是不对的。重要的是“礼”而不是“和”，“和”只是礼的动态边界中的参数之一。因此，在强调“和”的时候，一定要时刻从礼的动态边界的角度来观察“和”，这就是“以礼节之”。如果实在无法到达共识，不能为“和”而“和”，一味迁就，应该知道，礼的这个动态边界中还有两个参数可调。“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在缺少共识的情况下增加距离。而孔子在看到宰予白天睡大觉时所说的:我以前是听其言而信其行，但从宰予这里就改成听其言观其行了。孔子在这里就是被迫调大了不信任程度。因此，在礼的动态边界上调整“和”，也就是增加人与人之间共识的时候，不能“知和而和”，而是“知礼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