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人与社会
在“人之本性”部分的开始所列举的五项人性,也就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五个“吾未见”,已经讨论了四个。剩下的一个与隐士有关:“……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通过隐居来达到自己的志向,通过行义来达到“道”,我听说过这样的话,而这样的人并不存在。在这一部分的第一章就有论述,通过行义来达到“道”是不可能的,这与人性无关,是系统所处的状态及其关系所决定的。而通过隐居来达到自己志向的人不存在就间接地提供了一项人的本性:需要社会。
在《论语》里专门有一章用来讨论隐居,就是第十八章,下面就从这一章中摘录几段,看一看隐居的人和他们的志向到底是什么。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有个狂人接近了孔子所坐的车,并唱着歌:“凤凰啊,凤凰啊!为什么德如此的衰落呢。以前的事已经无法挽回,以后的事还是可以改变的。算了吧,算了吧,当今的从政者已经失道了。”(老子说,道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因此“殆”是失道)孔子听了以后,要同这个人交谈,但这个狂人很快就躲开了,孔子就没能和他交谈。
显然,这个狂人是个隐士。为什么要隐居呢,通过他所说的话可以得知,他认为如今社会的德已经衰落,执政者已经失道。换句话说,他认为在社会上已经没有可以追寻的道、德,这才隐居。如此看来,隐居者的志向是追寻道,构建德。隐居者认为孔子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志向,这才上前相劝。孔子想和他讨论讨论,可是,这个隐士似乎没有什么信心,说了话转身就走了。尽管这里没有说明孔子想说什么,但感觉上,这个隐居的楚国狂人并没有达到他的志向,要不他怎么也不听听孔子怎么说,转身就走了呢。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个狂人的想法,但孔子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他到底想说什么。我们的愿望马上得到了满足,《论语》中紧随其后的一段中,面对隐士的质询,孔子说话了: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犹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和桀溺是两个隐士,这次又让孔子遇上了。当然,一开始孔子并不知道,正好迷路,就让子路上前问路。长沮听到询问,并不回答路在何方,反而回问子路:“那个手执缰绳的人是谁?”子路回答:“是孔丘。”长沮再问:“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回答:“是的。”这个人真是麻烦,听到问路不回答,反而问了问路者一堆问题。听到是孔子,他来劲了:“你不用问了,那个孔丘本来就认识路。”子路白忙活了,只好再问旁边的桀溺。桀溺也犯这个毛病,反问子路:“你是谁?”“我是仲由。”“是鲁国孔丘的徒弟吗?”“是的。”子路还挺老实,乖乖做答。桀溺过完了瘾,开始教育子路:“滔滔的洪水泛滥时,哪里都一样,你能改变得了吗?与其躲避那些无道之人,不如像我们一样避开人世。”这话是有所指的,在《论语》中上面那段楚国狂人的故事之前,写了几段孔子由于国君的无道,不得已离开齐国、离开鲁国的事。桀溺在这里说的就是像孔子那样四处奔波,寻找可以施展的舞台,寻找有道之君是徒劳的,不如像他们一样隐居。说完之后,也不说路在哪里就继续耕田而不理子路了。子路什么也没问来,只得将这些对话转告孔子。可以看出长沮和桀溺所要表达的,和前面那个楚国狂人所说的“今之从政者殆而”是一个意思。这次孔子说话了,表情有些“怃然”,就是若有所思:“人能和鸟兽同住在一起吗,这样的事,如果我不做,那要求谁去做呢?如果天下有道,做这样的事很容易,也就不用我去做了。”隐士要避开人世,离开了人,就只有鸟兽了,一句“鸟兽不可与同群”非常直接地说出了隐居的问题。无论人世间有多大的问题,离开也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总要有人来改变才可以。子路的问津没有得到答案,自古以来,我们都将指点迷津比作在人生路上的解惑,如果子路的问津是由于孔子在人生的路上迷路而去问这两个隐士和话,那么,这两个人算是给出了他们的回答。但是,他们没有回答问题本身,而是给出了一个方向。就算孔子由于齐国,鲁国都没有合适的机会而继续奔波,当问到长沮和桀溺时,他们只说当今的国君都失道,不如离开。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离开失道的国君就能找到道,所以他们才隐居并规劝其他人也这样做。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假设不成立,如果他们找到了道,他们就是“知津者”,何必同子路费这么多口舌呢?他们应该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原则说出他们所发现的道。可见,他们还没有找到道,只是感觉能找到,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但如果子路是真的问路,并不是询问人生的方向,那么这两个人就太过分了,你可以借题发挥来引申为人生问题,但路还是要指的,不能东问西问,在把问路的人教育一通以后就不予理睬了。这就连起码的礼节还没有做到,更不要说知礼了。如果这样的行为是隐居的结果的话,那只能说明隐居是无法找到道的。
隐居者的故事还没有说完,这次又是子路,又遇上了一个隐士: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和苕,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www.xing528.com)
这次子路掉队了,找不到孔子,遇到人便问。结果遇到一个老丈,手里拿着拐杖和除草的工具,子路就问:“您见到我的老师了吗?”倒霉的是这个老丈又是隐士,听到问话,并不回答,而是反问:“看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还有老师?”说罢就放下拐杖开始除草。子路吓得不敢说话,恐怕他知道孔子的行踪而不告诉,就恭敬地站在一旁。果然,这老丈知道孔子的行踪,但在告诉子路之前先请他回家,杀鸡做饭招待子路,估计是子路的谦恭感动了他,在招待期间还见到老丈的两个儿子。由于有老丈的指路,子路第二天就赶上了孔子,将经历一说,孔子说:“这是隐士。”很多人觉得孔子高明,听到只言片语,就知道这个人是隐士。其实,要判别隐士并不难,当你问路时,如果这个人不回答与路有关的问题,而是说出一些很不着边际的话,而后就不理睬人,继续干自己的事,这人一定是隐士。如此容易地被人识别出来,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隐的。这次孔子没有自说自话,而是教给子路一些话,并让他返回去说给老丈听。为什么一定让子路回去说这些话呢?关键是有两个年轻人在跟着隐居。也正是为了向老丈的这两个儿子说明了问题,虽然这位老丈摆脱了他所认为的无道君王,没有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了,但他还带了两个儿子,家里的长幼关系还在,这就给孔子发言找到了基础。老丈不在家,子路只好将话转述给他的儿子,子路是这样转述的:“不出来做事是不对的,你看,长幼之间的关系都废不了,怎么能够废掉君臣之间的关系呢?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而破坏了大的原则是不对的。君子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做正确的事,至于道不一定能够推行,这个我们早就知道,早就有准备了。”孔子最后所说的“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和上一段中的“如果我不做,那要求谁去做呢?如果天下有道,做这样的事很容易,也就不用我去做了”是一个意思。不仅如此,孔子还告诫了那些隐居者,不要以为我们傻,看不出君王无道,我们之所以还在努力,自有我们的道理。以道为基础的绝对光速宇宙观决定了人完全相对,各自独立,没有谁比谁更聪明,也没有谁比别人更傻。以上几位隐居的人都没有悟出这一点,自以为孔子是因为比他们傻而没有看出天下无道,因此才出言相劝。可见,隐居并没有使他们找到道的真谛。这段之后,孔子对历史上有名的隐居者作了一个总结: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这里列举了七个人,孔子对他们进行归类说明:“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就只有伯夷和叔齐了。而柳下惠和少连则降一等,他们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说话合乎规矩,行为经过考虑,也就是这样吧。而虞仲和夷逸则隐居起来,说话没有约束,洁身自好,不参与政事。”最后,孔子说了自己的状态:“我对这事无所谓,隐居也可以,不隐居也可以。”为什么孔子会说“隐居也可以,不隐居也可以”呢?这要看隐居的效用。从孔子所列的几个人看,最好的伯夷和叔齐也只是“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这里根本没有提到达到自己的志向,而其他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因此,靠隐居来达到“获得道”的志向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隐居有什么效用呢?孔子周游列国,无非是要找到自己施展的舞台,有了这样的舞台,才可以实践自己所学。这样不仅可以获得“学而时习之”之乐,还可以在实践中“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这样才能获得道。周游列国是在空间上寻找适合的舞台,但如果现在没有合适的位置,也就是没有在空间上找到合适的舞台,那么时间也可以提供这样的舞台,就是等待时机。在等待过程中,隐居是一个方式。孔子就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隐居只是暂时的,是等待时机的手段,而不是获得道的途径。这就是孔子和上面几位隐士在认识上的差别。通过几位隐士的言谈举止,我们看不到他们获得道的那种坦然,而是无时无刻要告诉别人,我是不同流合污的隐居者。
以上的隐居者还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只离开了大的社会,而自己构造了一个小的社会。有的几个人同隐,有的带上家庭。然而,这样的隐居只能算是换个环境,并没有离开人的社会,只是社会的规模变小了一些。如果只是一个人离开了所有人的环境,真的和鸟兽生活在一起,就更是无法达到他的志向了。也许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或许真的有些隐士,不像上面故事中的那几个人,急于让别人知道自己是隐士,他们隐的很好,没有人能看出来,这样的人最终追寻到了他们的志向,追寻到了道,但孔子不知晓,没有人知晓。感觉上,似乎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老子》第五十四章所说明的德的特点告诉我们,上面所假设的那种隐士是不存在的: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通过这一章的全文可以得知,前两句的“善建者”和“善抱者”指的是德的建设。善于构建德的人不会被拔除,善于保持德的人就不会被摆脱。人活一世,有可能如过眼烟云,人一死,很快会被社会遗忘,这就是被“拔”,被“脱”。要想长久,想不被世人忘记,就一定要成为善于构建德的、善于保持德的人,这样的人才会被子孙长久祭祀,才不被遗忘。这样不会被遗忘的德体现于自己的“身”,就是德的真实;体现于家庭,就是德的有余;体现于乡里,就是德的长久;体现于国家,就是德的丰盈;体现于天下,就是德的广大。通过自己的“身”去了解别人;通过一个家庭去了解其他家庭;通过一个乡里去了解其他的乡里;通过一个国家去了解其他的国家;通过一个天下去了解其他的天下。老子最后说,我是如何知道天下的呢?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以X知X”一段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无关。现在回到前面假设的那个隐士,他隐居得很好,没有人能够看出来,而最终他通过隐居而达到了他的志向,也就是获得了道。获得了道也就蓄积了德,我们所假设的这个人一定是个有德之士。但是,通过上面所引用的《老子》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到,德是需要使用的。而使用德的结果是使得世人无法忘怀他,子孙会长久地祭祀他。德不使用就体现不了它的真、它的余、它的长、它的丰和它的普。因此,如果我们想象中的隐士存在,他在隐居获得道,蓄积了德之后,就一定会在人世间使用,这是德的特点,不是这个人想不想用的问题。然而,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在人世间使用了德,并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人声称他用的这些道是在隐居过程中得来的。一个人通过完美的隐居,躲开复杂的人世,从而获得人生大道,这只是我们的想象。这样的想象有可能成为传说,但它决不是真的。所以孔子说:“通过隐居来达到自己的志向,我听说过这样的话,而这样的人并不存在。”
如果隐居无法获得道,那就是说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找到,只有通过和人的交往才能获得。如果道是人生的必需,那么人就不能离开社会,无论这个社会有多么糟糕。于是,需要社会就是人的本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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