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推度效符证”的思想逻辑
“元精眇难睹,推度效符证”是《参同契》的提法。在《参同契》及其阐释者关于丹药问题的各种议论中,这句话最能概括其理论特质,同时也最能反映其逻辑思维之特色。
丹药问题在《参同契》流系的丹道理论中,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约成书于晚唐五代的《太白经》,甚至有过这样的说法:
至于八卦五行,七返九还,鼎炉法样,既济未济,尽是殊事,盖丹家自要贵重作用之道。但能得水火华池、龙虎交感,已得大还丹之秘要也。(36)
“水火华池、龙虎交感”就是丹药及其化学反应。《太白经》认为丹道唯此事是秘要,其余的义理铺陈,都只是丹家托以自重的说辞而已。这个说法虽不免偏颇,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丹药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重要,丹家的议论也就繁富,分歧亦多。外丹由于所用丹药不同,分成不同的流派,如主铅派、主汞派、铅汞派、硫汞派以及金砂派等等。在外丹向内丹的转化中,对于丹药的辨认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分歧发生在同一种理论模式里。而读丹经之所以常会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丹家在同一种理论模式下论证各自不同的丹药都能造就金丹。对于丹家来说,理论模式是已经设计好的建筑方案,不再需要进行系统的逻辑论证,只要说明什么丹药才是实现这个方案的合理材料。丹家在一个不言而喻的理论模式中讨论问题,思想逻辑被有效地节省下来,这增加了我们理解其丹药理论的困难。本文在这个标题下试图讨论的,就是丹药理论及其思想逻辑问题。
让我们引证彭晓的一段话,看丹家对于逻辑前提的确立:
真铅未有天地混沌之前,铅得一而相形,次则渐生天地阴阳五行万物众类。故铅是天地之父母,阴阳之本元。盖圣人采天地父母之根而为大药之基,聚阴阳纯粹之精而为还丹之质,殆非常物之造化也。则修丹之始,须以天地根为药根,以阴阳母为丹母,如不能于其间生天地阴阳者,即非金液还丹之道。(37)
作为逻辑前提,真铅丹药即“阴阳之本元”的命题也许不必论证——因为这个命题本身就是根据金丹神仙的信仰而假设的,即首先假设有这种服之可以成仙的金丹,然后判断金丹必由阴阳之本元炼化而成。是否接受这个逻辑前提,不是思想理论问题,而是信仰问题,我们可以避而不谈。但是,生成天地阴阳的本元毕竟看不见、摸不着,亦即“元精眇难睹”,丹家又如何判断其存在并据之修炼呢?
在《参同契》流系的丹道理论中,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问题涉及到对于丹药的智性理解乃至技术性操作,信仰也就不再能发挥其掩护作用,而必须给出理论性的答案。《参同契》所谓“推度效符证”,开启了寻找这个答案的运思方法。
也许是因为逻辑前提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推度”就难免随意性(38)。但理论思维的高度活跃,毕竟酿造出对于思想史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当唐五代金丹神仙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推度效符证”的运思方法,正是酿造丹道之理论成果的内在机制。
所谓“推度效符证”,在运思方法上就表现为根据对于自然现象和自然之理的认知,思索丹药与元精元气的关系问题。丹家的认识活动,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由于铅汞与长生观念的历史性联系,炼丹实践中又发现铅汞本身的奇特变化,因而将铅汞推度为日月阴阳之精气;第二是信奉《周易》《老子》等传统经典,树立起关于元气生成之理的信念;第三是对于天地宇宙所固有的自然生机或生意的直接感知。这三个方面,也就是检验丹家的“推度”是否真实合理的“符证”,我们依次叙论之。
一、铅汞与阴阳精气
探讨汞或者丹砂何以被作为长生药,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汞或者丹砂与长生观念的联系,事实上发生在炼丹术兴起之前。如甘肃出土的石器时代墓葬、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墓棺等,其中都发现有丹砂。(39)这些考古发现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或许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若证以战国时代的文献,则可信用丹砂与长生观念有联系。这种联系,在文献中反映为神话或者神仙传说,如《山海经》中有所谓丹水、丹穴之山、丹臒等,《楚辞・远游》则说:“仍羽人于丹丘今,留不死之旧乡。”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作一互证,可知汞或者丹砂之被作为长生药,有其观念上的历史渊源,并非出于炼丹家的技术性选择。炼丹术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是将汞或者丹砂烧炼成金丹。
远古时,丹砂为什么与长生观念联系在一起,是一个不易解开的谜。丹砂中含汞,可以使尸体不腐,这可能是由之产生永恒观念的一个原因。丹砂与黄金的并生现象被古人发现,(40)而黄金又是不朽败的物质,这可能是丹砂与长生观念产生联系的又一个原因,后世丹家甚至因此解释说,黄金是丹砂感太阳之气变化而成。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将丹砂出汞的现象拟想为天地化生的精气本元,拟想为天地间万物之所以化生的本根。
古人的拟想,当然不必是物理的事实,而只是反映出一种类比的原始思维。按照中国古代“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思维方法,很容易在生命延续与丹砂出汞两种现象之间产生联想。生命的延续、新生命的产生,由父精母血交合而成,这可能是古人所感受到的最真切的化生方式。天地万物的化生虽然难以直接感受,但可以按照生命的化生方式去类比,并由类比相信天地万物的化生也以某种元精作为本根。至于元精究竟是什么,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拟想,诸如水、土、日月星辰等等,丹砂与汞可能也是其中之一。红色固体丹砂与白色液体汞之间,会发生一种转相生成的奇特变化,古人因此将二者拟想为天地万物的元精或化生之本,似乎不难理解。而古人的永恒观念,往往与天地本根相联系,如《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天地间万物,总有荣枯成毁之时,这正如个体生命的生必有死一样。但生命链条可以由元精的化生而不断延续,则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也必由其元精的交感变化而致。
如果说远古时代丹砂与长生观念的联系出于类比的原始思维,那么由这种原始思维升华为抽象的思辨,从而探寻丹砂或汞所具有的天地本元之意义,应该说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一般原则。中国的思辨哲学,是从天人类比的原始思维中发展出来的。作为个案,《参同契》及其阐述者关于丹砂的本元思辨,也由渊源甚古的原始思维升华而来。
铅被作为金丹大药而与长生观念发生联系,大概在丹砂之后。铅与银的并生关系、丹砂与金的并生关系,最初同见于《管子・地数篇》记载,这种并生关系可能是铅与长生观念发生联系的一种原因。铅的氧化过程又有颜色变化,成为黄橙色、红色或紫色的铅丹,与传说中的金丹形色相似,这可能是铅与长生观念发生联系的另一种原因。在炼丹术史上,炼铅与炼丹砂大概同时出现或相去不远。炼丹术始于汉初,当时即有人烧炼铅丹,如《淮南子・人间训》说:“铅之与丹,异类殊色,而可以为丹者,得其数也。”青白色的矿物质铅,经过烧炼能变成红色的丹,红色的丹砂经过烧炼则变成白色的汞,这两种看起来正好相反的化学现象,在《参同契》流系的丹道理论中就被解释为阴阳互含。铅是阴中含阳,本来的青白色与五行色中的北方水、黑色相近似,阴含阳又正符合八卦方位中北方的坎卦卦象;丹砂是阳中含阴,本来的赤色正如南方火、赤色相同,阳含阴则符合南方的离卦卦象。这一系列的巧合,不但使《参同契》“因《易》以明之”,即援引甚谈八卦九宫、五行方色的汉《易》象数学发明丹道原理,同时也强化了铅汞即阴阳精气的观念。《参同契》及其阐述者关于丹药的本元思辨,正围绕这个观念而展开。
从唐五代的丹道著作看,围绕这个观念所展开的思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其一如《阴真君金石五相类》说:
假如用铅,铅是阴中有阳,阳是铅中有银,兼销成水,采黄华。黄华是铅之 ,银是铅中之精,三物为命,合成一体。
假如波斯铅,本出西方庚辛金,铅里有金。金华象西方庚辛金,铅质象北方壬癸水。可知自古仙士认金华为黄芽,不知铅中采者,象 同类而用之,一物之中便有金水相生之象。象者,形质之谓也。(41)
将炼铅的经验事实引申为五行方色的义理敷释,虽然也表现出思辨性,但脱离经验事实未远,所以关注的焦点在铅的形质变化上。较之更为抽象的思辨,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阴阳精气上,有形质的铅汞只被作为阴阳精气的载体,炼丹的目的就是从铅汞中提炼出阴阳精气,而非炼化其形质。这个层面的抽象思辨,不但是唐五代《参同契》流系丹道理论的主流,而且表现出针对性。如《巨胜歌序》说:
《太易图》云:凡有阴阳,即生人民禽兽草木。若以水银朱砂产于巴蜀,其不出水银朱砂处,即不合有人民禽兽草木也。(42)
这可以说是针对重视形质的铅汞论而进行的更加抽象的思辨。
思辨的进一步抽象化,在外丹的道和术两个层面都有所反映。就术的层面讲,主汞论者多用由加热丹砂提炼而得的熟水银,不用生水银(即自然汞);主铅论者不直接用铅作为丹药,而用由铅烧炼出的所谓黄芽、黄花。这种分别,在唐五代外丹术中一直被视为秘诀,有“宁修铅中金,不炼金中宝”、“黄芽不是铅,不离铅中作”等诀法,被各种丹道著作频繁转引。就道的层面讲,铅汞之作为金丹大药,则被解释为感受日月之阴阳精气、还丹所要炼化的,不是铅汞二物之形质,而是其中的阴阳精气。《金液还丹百问诀》用一譬喻说明这个道理:
譬如养子,若割父母身上之肉,内于母腹之中,而望孩子生,孩子生应难也。若离父母,孩子自何而生?(43)
用这个譬喻解释炼丹不直接用铅汞,浅显明白。而炼丹之所以要七还九返,简单地说也就是反复提炼其阴阳精气,去其形质。
由有这种愈益抽象化的思辨,导致了一种观念上的倾向性,即在《参同契》流系的丹道理论中,被突出出来的是铅汞所包含的日月精气之意义,而不是铅汞药物本身。刘知古在《日月玄枢论》中说:
夫“流珠为龙”,龙即日也;“黄芽为虎”,虎即月也。此二物者,日月精气,咸有变化之理,故饵之者亦能变化。所谓变化者,变丹砂为水银,自阳返阴也;水银复为丹砂,自阴返阳也。故流珠丹亦名火青丹。变黑铅为黄丹,自阴返阳也;化黄丹为黑铅,自阳返阴也。(www.xing528.com)
葛洪也曾谈到铅汞的变化,以为丹砂既能化汞,则人服食之可以化而为仙,但葛洪没有解释出何以能够变化的道理。刘知古解释其道理,以为铅汞所以能够变化,根源在于其所蕴涵的日月精气,或者干脆说,发生变化的是日月精气。
刘知古的解释据《参同契》推衍而出,相对于葛洪而言似乎是一种新说,而在唐五代的丹道理论中却是一种通识。如彭晓说:“太阳流珠者,地气感天气而化珠露,是纯阳之精气,能发生万物,有气而无形,故号曰赤龙也。阳火化气为 砂,故火生土,土生金。”又说:“金液还丹,莫不合日月阴阳精气而成也。”《参同契》阴注本也说:“变化始于气象而后成形。”又如《金华玉女说丹经》,其说以为太阳元精既非水银,亦非铅华,也不是二者合成之物,它“托体水银之胎,而非水银之形”。甚至在时俗流行的点金术中,也有相同的元精元气之说,如《太平广记》卷七十三录《奇事记》,言点金术,说云:“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遇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
由铅汞变化,可以推度出其中包含日月阴阳之精气;反过来说,由铅汞变化而还丹,也就验证了日月精气的变化之理。所谓“推度效符证”,在这里是双向的,经验事实与道理解释不但可以相互“推度”,而且可以互作“符证”。这种推论方式虽然不符合逻辑原则,但对于丹道理论的形成却是有意义的。由这种推论所得出的还丹之理,是出于天地自然的一阴一阳之道。如唐金竹坡在《大丹铅汞论》中说:
夫大丹之术出乎铅汞,而铅汞之药乃大丹之基。观其互换感发之机,交相制伏之妙,皆出乎天地自然,非人力所能致也。(44)
又如《大还心鉴》说:
铅汞合天地之元纪,包日月之精华……论大丹唯一阴一阳之道,即合天地机也;一金一石谓之丹,亦天地合也。(45)
应该承认,由炼丹术所推度出的还丹之理,有其独立的理论价值。以这种理论论证金丹神仙的信仰或许是荒谬的,为简单的信仰作此繁富的理论注脚,也似乎大不相称,但这并不妨碍理论本身具有其历史意义,至于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激发其理论思维的精神力量。
二、《易》、《老》与元气生成之信念
丹道与《周易》《老子》的深刻联系,在《参同契》的题旨中已反映出来: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
《参同契》丹道的建立,本以《易》、《老》为依据。其得之于《周易》的,主要是阴阳对待而互含以及阴阳消息的有序性思想;得之于《老子》的,则主要是自然化生思想。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其自然之理体入于炼丹之实用,便是此书三道由一、同契相符的题旨。
因为《参同契》本身就将《周易》、《老子》作为理论依据,阐发其丹道的后来者继而援引之以立说,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似乎不必特别地提出来讨论。而且,在《参同契》流系的丹道著作中,援引《易》、《老》的现象也实在太多,司空见惯反而生不出新鲜感。本文之所以不回避这个看来平淡的话题,只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在丹道“推度效符证”的运思方法中,向《易》、《老》求印证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而《易》、《老》作为传统经典,对于丹道理论中的元气生成之信念,实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一点,在元气生成论深受佛教冲击的唐代,似乎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二,丹道与《易》、《老》的关系,还有比推求印证更加深微的一面,就这一面而言,与其说是以《易》、《老》的思想理论印证丹术之不诬,毋宁说是《易》、《老》的思想理论引导了丹家对丹术作出超越于经验事实之上的理解。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二说:
按《易》云:二女同居曰革,乾坤交会曰泰。故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媾精,万物化生。阴阳不测之谓神,一阴一阳之谓道,故能陶铸万品,埏埴生灵,此并造化之神功,阴阳之妙力。神丹秘要,亦同此义。太阴者铅也,太阳者丹砂也。二物相生,成其大药。九鼎之法,长生之道,原始要终,莫不皆以丹铅二物为主也。(46)
这是用《易传》的一阴一阳之道,印证铅汞派之丹药。《革・彖传》:“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卦离下兑上,据《说卦传》,离为中女,兑为少女,故称“二女同居”。泰卦乾下坤上,有阳升阴降而生成之义。以此一阴一阳的生成之道,印证丹药所以用铅汞,意在援引经典的权威性理论,助证其铅汞派之主张。
以上是求印证的例子。《易》、《老》引导丹家对丹术作出理解,则如陶埴《还金述》说:
古人所以假《易》象而为经者,谓至道与天地配。如太上始分一气为二仪,二仪判然后有三才,俾乾坤运而品汇贞,坎离用而金水并,此道之枢也。男冠女笄,牝牡相得,气交体合,应变无方,此道之用也。日月运矣,寒暑节矣,滋液润泽,施行流通,此道之验也。阴伸阳屈,阳用阴潜,一往一来,推情合性,此道之返也。此乃明乎剖一气以法天象地,自有为合于无为者矣,岂假他物而成之乎?(47)
所谓古人“假《易》象而为经”,指《参同契》而言。陶埴是中唐人,其丹道理论颇有影响,频见后人称引(48)。他的这段叙论,可以理解为对《参同契》题旨的阐发,即以《老子》之自然化生、《周易》之阴阳节序,与炼丹之事相参证。论述的主题虽然是丹术,但将丹术提升到生成之道的高度去理解,则在运思理路上就表现为以《易》、《老》的思想理论作为主导,或者说以《易》、《老》之思想理论通解其炼丹之术。炼丹术本身有物理、化学方面的知识,无所谓系统理论。其所以有理论而可以称为丹道,无疑是超越于经验事实之上并入于《易》、《老》之学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三道由一”的相互参证,其实是藉附于《易》、《老》所进行的新的理论建构。而这一点,也许就是《参同契》的题旨最值得深察的地方,陶埴可算是善察其题旨者。
三、对于自然生机的直接感知
对于自然生机的直接感知,也是丹道之元精元气说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推度效符证”的运思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符证最浅显明白,推度也不须玄思冥想。《元阳子金液集》说:“真阴真阳是真道,只在眼前何处讨。”宇宙间阴阳对待而化生的道理,普遍存在于耳目所可知见的自然界。阴阳化生中就显现出自然生机,显现出元精元气的运动流通。以对于自然生机的直接感知言诸丹药,则丹药蕴涵元精元气的道理容易晓喻。《真元妙道修丹历验抄》说:
夫铅者,玄元之泉,泉者水之源也。人但见泉水流出于石窟之中奔腾,莫知源水自何而至。亦如元气生育,万物成熟,莫见元气从何而来也。(49)
铅中之元精元气,一如不可名状的玄元之泉。泉水从石窟中流出,川流不息,由此我们推测必有其泉水之源。自然万物的生育成熟,生生不息,正如泉水奔腾出石窟,由其生育我们可以推度化生之本元的存在。至于泉源究在何处,本元毕竟如何,则“深不可识”。对于丹道来说,铅汞之蕴涵元精元气,可由这样的感知得到证实。烧炼铅汞而生丹药,正是交感其元精元气的结果。
如果将感知的视野投放到天地宇宙,则可知天地宇宙也同样以阴阳造化而充满生机。如《混元八景真经》说:
始天降地腾,水火相交,阴阳相战,交气极足,方结就大丹,太阳是也。其阳被天地运转,至有金气。金气属阴,运转气足,始生太阴,月是也。自后日月交泰,阴阳相炼,其数满足,渐生星辰。自古至今,不离天降地腾,阴阳相交,日月相合,真气生产万物。(50)
将这样的感知用诗句表述出来,则如《玉壶颂》所说:“二气推寻不暂停,阴阳互用若神灵。”(51)天地间阴阳元气的相推相荡,是造化万物的源泉活水。阴阳推荡不息,天地造化不已。推荡造化,可以从具体某物的生成流动中去感知,也可以从天地日月的轮转交合中去感知。
综观上述三个方面,回到“元精眇难睹,推度效符证”的命题上。这句话在《参同契》中的本意,是就还丹火候而说的,如阴注本说:
元精者,元气也……元气悬远,不可见其形容,故推日月以度寒暑,占其卦象以明吉凶。即金水禀精气于器中,不可见其状貌,亦以寒暑日月卦象测焉。
对于丹家来说,铅汞药物禀受阴阳元气,是一个不容置疑的逻辑前提或基本信念。他们所关注的,是元精元气在丹鼎中的变化节序,所以要“推度”,要在丹鼎之外求得“符证”。然而,就在这种推度和求符证的运思中,却表现出丹道关于天地宇宙之自然造化的理论。放在思想史上看,这种理论上承汉代之元气本元说,下启宋代之理气本体论,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具有承传转合之历史功能的过渡性阶段。之所以谓之过渡性,是因为思想理论被掩盖在神仙信仰的外衣之下。若就唐五代之断代史而言,则神仙信仰又是激发这种理论而与佛教颉颃的精神力量。信仰与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样,宗密等佛教学者对于元气生成论的非难,也是立足于其佛教信仰,并不单纯是思辨理论上的不能苟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丹道理论与神仙信仰的种种纠葛,自当具一种历史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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