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参同契》的思想史价值
因为是站在思想史的角度探讨《参同契》流系的丹道理论，所以我们有必要就《参同契》本身在思想史上的价值问题作一些讨论。将这个问题分疏开来，可以叙论为两个方面：第一，《参同契》依傍《周易》经传而立论，它在《易》学史上的价值如何？第二，《参同契》被道教奉为“万古丹经王”，它在道教史上的价值如何？
讨论《参同契》在《易》学史上的价值，首先会遇到的是《参同契》与《易》学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两种看法，其一如葛洪《神仙传》说：
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如似解释《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7)
其二如朱熹说：
《参同契》本不为明《易》，姑借此纳甲之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火候异时……此虽非为明《易》而设，然《易》中无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推而通，则亦无害于《易》。(8)
两种看法，各有各的道理。在葛洪看来，《参同契》运用《周易》的符号系统和概念系统，表面上看起来象是解释《周易》义旨，其实是讲炼丹之事。儒家学者将《参同契》当作一般的《易》学著作去解读(9)，反而失落了它的本旨。
显而易见，葛洪是站在丹家的立场上，强调《参同契》比一般的《易》学著作更深奥。但是反过来看，也未尝不可以根据葛洪的叙论，判断《参同契》只是假借爻象，与《易》学没有理论上的更深联系。葛洪的这种看法，应该说是由于过份强调《参同契》本旨在于炼丹的一面，确切地说是强调炼丹术的秘奥，从而忽视了《参同契》与《易》相关涉的另一面。如果没有这一面，儒者“多作阴阳注之”的事，大概就不可能发生。
比较而言，朱熹的看法见得事理更全面。一方面他看到《参同契》的立言本旨不在于解释《周易》，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参同契》对于《周易》的运用是合理的。朱熹对《参同契》甚至有过这样的赞叹：
《参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10)
朱熹研究《周易》，也研究《参同契》。他的研究结果，是发现《参同契》所描述的《易》道中，包含了奇妙的“天地造化”。
朱熹的研究对我们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参同契》作为一部丹经，其独特之处正在于引申发挥了《周易》的天道原理，与专言药物方剂、操作程序的丹经不同。正是这一特点，使它与《易》学以及《易》学史发生深刻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易》由卜筮之书发展为融贯天道与人事的哲学经典，本来就是历代学者不断理解和诠释的结果。理解和诠释，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由此便形成了《易》学的流派和类别。按照《四库提要》的看法，历代《易》学著作可以总分为两大类，一类被概括为“两派六宗”，另一类统称为“《易》外别传”。(11)从形式上看，“两派六宗”是儒家的经学传统，但这个传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如王弼的《易》学“说以老庄”等。这说明儒家《易》经学历史传统的形成，并不是僵化封闭的，而是以《易》学的独特形式，吸收其他各种思想内容，从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使经学与非经学之间保持着思想理论上的联系，互有启发。“易外别传”包括天文、地理以及《参同契》所代表的“方外之炉火”等。《四库提要》何以如此划分，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这也许是《易》学范围很难界定的表现，不过编纂者对《周易》宗旨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并根据这个认识确立了一条总体原则：“今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者为宗，而其他易外别传者，亦兼收以尽其变。”据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理解：《易》学作为儒家的经学传统，以着眼于社会整体的人文建设为宗旨，其他“易外别传”则结合于各自特定的知识领域和角度，与《易》学发生形式不同、程度不等的联系。联系的本质，是《周易》的天道原理与各门类的具体应用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或者转相发明。《参同契》与《易》学的关系，就是站在炼丹的角度印证或者运用了《周易》的天道原理，并不只是葛洪所说的“假借爻象”而已。
历史地看，《参同契》对于《周易》原理的运用，使它在炼丹术的形式和神仙信仰的方式下，承传了中国文化所固有的天道观念，成为元气生成论和宇宙生机观的一大载体。《参同契》在《易》学史上的价值，主要就体现在承传转载的历史功能上。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参同契》对于《周易》理旨的发明或者发展并不突出，其中用来解说《易》理的纳甲、卦气等方法，都来自孟喜、京房一系的象数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参同契》与孟京《易》之间，存在着某种文化导向上的重大差别。孟京之《易》，本身便“入于 祥”(12)，流变中更耽溺于风角占算之小术，这一点，只要翻看《隋书・经籍志》即可了然。《隋书・经籍志》的五行类，著录京房撰著的《周易飞候》、《周易占事》等杂占类书，多达十九种、一百三十卷。其中绝大多数无疑是托名之作，但这种情况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京房《易》本身存在文化导向上的问题，是由京房《易》“入于 祥”的因所引出来的果。《参同契》将其《易》理和方法转用于炼丹，另辟蹊径，将孟京《易》引上探讨天地造化问题的发展道路，从而使汉《易》的天道观能够跨越佛教的历史性冲击，存微继绝，承传转载到唐五代道教中，成为与佛教世界观相颉颃的重要理论基础，并以其对于传统理论和信念的维护，为宋儒理学的兴起完成了历史性的铺垫。站在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参同契》，则其承传转载的历史功能不但于《易》学史有价值，于唐宋思想史也有重要的价值。
再从道教史的角度看，《参同契》的传播，第一是使金丹术上升到系统理论的高度，第二是引导道教完成了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化。
金丹术在汉初兴起时，只是籍附于神仙信仰和传说，没有基础理论。信仰神仙存在则相信金丹术，反过来说，相信金丹术便相信神仙实有并且可致。信仰和方法都未经过理性思考，思想处在比循环论证还要混沌的状态。正因为信仰和方法都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使金丹神仙长期停留在民间信仰的层面，未能发展为一门有教理宗旨的宗教。汉末魏伯阳作《参同契》，可以说为金丹神仙的信仰弥补了理论上的极大缺陷。但奇怪的是，《参同契》的丹道理论，在隋唐以前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而这时候信仰金丹神仙的道士，却又正在寻找已经被写在《参同契》中的丹道理论。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现象，也许是道教史上的一个谜。我们以葛洪和陶弘景为例。
若前引《神仙传》果为葛洪所作，则葛洪对《参同契》非但知之，甚至可以说知之甚深，因为他已点明此书中有炼丹的“奥旨”。其《抱朴子内篇・遐览》又著录有《魏伯阳内经》，可以佐证葛洪对魏伯阳及《参同契》必有所了解和接触。但葛洪对丹道的解释，却无所援引于魏伯阳或《参同契》。如《抱朴子内篇・金丹》说，世人少所识，多所怪，不知水银可以从丹砂中提炼而出，不敢想象固体的红色丹砂如何能够烧炼成液体的白色水银，以为丹砂是石，各种石料烧即成灰，何独丹砂有这种奇妙的变化？“告之终不肯信”。信服这种奇妙变化的葛洪，又如何解释这一神秘的现象呢？他说：“凡草木烧之即烬，而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亦远矣。故能令人长生。神仙独见此理，其去俗人，亦何缅邈之无限乎？”这样的解释，显然十分勉强，不若同书《对俗》中的一段话来得实在：
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粮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飞也，黄白之可求也，若责吾求其本理，则亦实复不知也。
探索出金丹神仙的“本理”，应该说是走出思想的混沌状态之后、由时代理性所提出来的必然要求，是大势所趋。这个“本理”，在《参同契》中已有系统的叙论，虽然其中也存在种种逻辑上的问题，但就论证金丹神仙的信仰而言，无疑要比葛洪的勉强解释圆满得多。但葛洪全不称引其说，这里面的缘故，实难推测。
陶弘景同葛洪一样，也是炼丹名家，长期从事炼丹实践，并且同样地遇到丹道理论问题又不借鉴《参同契》的理论成果，而是研究阴阳五行学说，自造浑天象，称言“修道所须，非止史官是用”。(13)修道须用浑天象，想必是依准天象运行之时序以定修炼之节度，这与《参同契》的卦气火候说是一样的道理。但陶弘景却没有接受《参同契》的帮助。如实地说，陶弘景虽然是道教史上的一代宗师，但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成就并不高，以至其法嗣司马承祯也颇有微词。司马承祯在《茅山贞白先生碑阴记》中，一方面对陶弘景推崇备至，许为“百代之名师”，另一方面又说：
至于思神密感之妙，炼形化度之术，非我不知，理难详据。(14)
祖师的学和术，如果理据不够充分，法嗣就不免要抱持怀疑的态度。到了这个阶段，炼形化度的金丹术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无疑是基础理论方面的。因此之故，《参同契》终于走出晋南北朝的沉寝，成为道教中的一门显学。
以葛洪和陶弘景为例，也许我们可以说，晋南北朝道教丹术对于技术层面的重视，掩盖了对于理论层面的应有关注。这种倾向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因为金丹术终究不能证验神仙长生，在丹术背后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那么金丹神仙之信仰就很容易受到怀疑，甚至是面临危机。北齐颜之推在《家训・养生篇》中说：
神仙之事，未可全诬，但性命在天，或难种植。……加以金玉之费，炉器所须，益非贤士所办。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华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内教，纵使得仙，终当有死。(www.xing528.com)
颜氏只是有限度地相信药物养生对于健康有益，不相信金丹神仙之长生。《隋书・经籍志》叙论道教时说：
金丹玉液长生之事，历代糜费，不可胜记，竟无效焉。
金丹术不能证验神仙长生的问题，在南北朝末至隋唐之际已暴露出来，金丹神仙的信仰已经面临着危机。但是，此后的金丹术非但未至衰颓，反而转盛。其原因，恐怕不在于唐朝人具有特别的冒险精神，而是在此信仰危机中，《参同契》得到迅速传播，从而以其理论挽救了金丹神仙之信仰(15)。
《参同契》开始成为道教中的一门显学，大约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如此时绵州昌明县令刘知古在所进《日月玄枢论》中说：
道之至秘者莫过还丹，还丹之近验者必先龙虎，龙虎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世之习此书近乎 ，其徒实繁，达乎玄义者，未之有也。(16)
研习者很多但精通者少见，这不奇怪。《参同契》本身辞义古奥，多隐喻，作为一门学术又开始未久，从接触到理解必有一个过程。《参同契》依傍《周易》以立说，而南北朝以前的丹经丹术多不参《易》理，《参同契》似乎是个例外，丹家要解读这部书，在《易》学的背景知识方面也需要积累。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于解读《参同契》的需要，也促使道士及丹术之士去接触《易》学，如《道藏》中唐人托名阴长生的《参同契》注本，即多援《易》以入丹道，言《易》的成份比言丹术的成份更浓厚。在一些丹道杂著中，研寻《易》理也同样受到特别的强调，如张玄德《丹论诀旨心照五篇》说：
凡修大丹，不在药味，事在五行，精究《易》象，明辨节序之运移，知日月之度数，阴阳相使，神仙之要，合道之宗。辄不可信八石四黄，非长生之妙药。(17)
研寻《易》理，可能是《参同契》的流传对道教学风所产生的无形但又极重要的影响。历史地看道教与《易》学的关系，唐代似乎是个转折点。此前道士的著述，很少涉言《易》理。(18)从唐代开始，《周易》的义理及辞例，在道士的著述中频繁出现，由唐而宋，蔚为风气。(19)
唐道教研习《参同契》，进而涉猎《周易》经传，以之与《老子》互训互证，使唐代道教的元气生成论和生机观具有经典依据。同时，《参同契》丹道理论的展开，为金丹神仙之说开一新局，以其理论和逻辑的力量，维护了金丹神仙之信仰。唐玄宗朝是《参同契》学术大兴之时，也是金丹方术大兴之时。这种并生现象当非偶然。
但是，金丹术终究还是不能证验神仙。玄宗朝《参同契》学术与金丹方术的并兴，由此便陷于一对矛盾。一方面，《参同契》所讲的道理，不但有许多道士和丹术之士坚信不疑，儒者如李德裕等，也深信其自然造化之理不虚（详后）。另一方面，服食金丹非但不能成仙长生，反而因丹毒杀人无数的事实，又让时人触目惊心。韩愈的《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对金丹术的迷狂及危害作出沉痛揭露：
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蕲不死，乃速得死，谓之智，可不可也？
目睹故旧屡被金丹所杀，韩愈只得深叹：“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信其道而不可信其术，是中唐时在金丹的道与术之间所发生的一对矛盾。矛盾以生命为代价在现实的层面暴露出来，此前的孙思邈等丹家对于克服丹毒问题富有成效的研究，也未能阻止丹药中毒问题的继续发生。
如何克服已经暴露出来的矛盾，在中晚唐时是一个关系到道教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在道教的信仰体系中，金丹神仙始终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代表了修持与信仰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从修持炼养到实现信仰的主要途径。倘若途径不通，如法修持炼养不能得仙，那么道教的信仰体系便必将受到彻底的怀疑，其信仰体系与信徒之间固有的联系方式，同样也要受到怀疑。世上果无神仙，修持炼养又不能使人得仙，则道教丧失了用以“设教”的根据。问题如此严重，迫使道教必然有所变革。
变革有三条途径。其一以“重玄之道”为主体，以关于“道”的信仰取代了关于神仙的信仰，同时对神仙作出新的解释，即如《天隐子》所说，神仙是顺适自然性命的人。其二是不放弃对于金丹神仙的信仰，继续探讨克服丹毒的方法。这条金丹的途径，历史的总体趋势是越走越微弱，虽然直到近代依然有人信奉此道，但毕竟只是一个关于神仙速成的梦，其真实成果，除化学方面的经验积累之外，恐怕主要还在于医用中成药的炼制。第三条途径是由外丹转向内丹。中晚唐时，一些丹家主张内外兼修，一些丹家以内丹排斥外丹，自五代北宋以后，内丹成为道教修持炼养方法的主流。
中晚唐道教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化，问题十分复杂，很多丹道著作现在要辨别究竟是外丹还是内丹都很困难，其转化的具体情况此处不遑详论。在这里我们只想说明一点，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化之所以发生，根源在于前述的金丹之道可信而术不可信的矛盾。换言之，道教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化，与《参同契》丹道理论的展开关系密切，是承扬《参同契》之丹道而转换金丹烧炼之方术的结果。
如果单从操作技术的层面讲，内丹所采用的宝精爱气、行气养神等方法，至迟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秦汉时相传不绝，一直被作为重要的内修养生方法，六朝时道教上清派更奉为修持之圭臬。但这套内修方法，与内丹之说有一个极重要的差别。内修的根旨在于养生，修炼内丹则被作为证验神仙的新途径。这样，金丹术与神仙信仰之间几将隔断的联系，被内丹术重新补续起来。
内修包括行气导引、房中还精等方术，这套方术在晋南北朝道教中流行甚盛，但不是证验神仙的途径，与神仙信仰没有直接的联系。《抱朴子内篇・极言》说：
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不得仙也。若年尚少壮而知还年，服阴丹以补脑，采玉液于长谷者，不服药物，亦不失三百岁也，但不得仙耳。(20)
《养性延命录》说：
常导引内气息，但尔可得千岁。欲长生无限者，当服上药。(21)
修持炼养能否使人成仙，对于道教来说是一个关涉到信仰能否成立的问题，所以是极其重要的。(22)内修术经过《参同契》丹道理论的改造，发展为内丹道，以为修炼身中之元精元气，与天地间阴阳消息同盈虚，则与日月同光、共天地齐寿。这在事实上当然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但就其以理论形态维护道教的固有信仰，并在信仰的支持下承扬其对于宇宙生机的信念而言，历史性的深远意义显然比简单的事实重要得多。
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探讨《参同契》与唐五代道教的外丹理论。虽然这种理论本质上只是对金丹术的义理敷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虚构的——被体系化了的理论并不能由服丹成仙而得到验证，但丹道理论中所反映的对于天地宇宙、自然生机的看法却是真实的，是思想发展的一段真实历史。这段历史，因为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参同契》及唐五代外丹理论自身的逻辑结构，大体上可分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炉鼎法象天地，第二是铅汞药物蕴涵元气生成，第三是火候符合宇宙之阴阳消息，第四是还丹印证五行生克之理。由这四个方面所构成的宇宙图景是，天地间氤氲着阴阳二气，相摩相荡，动跃流转。宇宙的大化流行，映现出无穷的自然生机，阴阳所具有的生成本元意义就体现在这一片生机之中。阴阳虽不可见，但阴阳造化的有序性可以掌握，阴阳有消息，造化有盈虚。按照消息盈虚的固然之理而动用，则自然生机可以体现在人事中，这就是以人事发明天道的“别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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