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仙道到内丹道：道教哲学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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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不但信仰神仙，而且主张炼质登仙，亦即通过修持炼养，使肉体凡躯变化成神仙。修持炼养要讲究方式方法，一般称之为方术、方诀或道术。

有关方术的文献资料，《道藏》存录极多。在《道藏》三洞之十二部中，各有方法、众术一部，约占三洞经书的六分之一，内容除符咒法术外，主要即神仙修炼之方诀节度。三洞之外的四辅，太清部主要是金丹药铒之资料，其余三辅也大量收录各家各派关于修持炼养的著述。从《道藏》所收此类著述之繁复，我们可以说道教是一门极端重视方术的宗教。

繁复的资料，由历代累积而成。因为方术与道教的神仙信仰直接相关，是修炼神仙的途径，所以历代道流以及教外企羡神仙之说的方士者流，不但倾注极大的热情探讨之、研述之，而且还要天下云游，四处寻访，有闻必录。其结果是，方术方诀虽各派皆自珍自秘，甚至有誓不轻传或三十年、五十年一传的戒规，但累积起来的资料，反而汗牛充栋。

与资料繁复相表里，方术的内容也极其芜杂，诸如金丹药铒、吐纳导引、服气辟谷、房中还精等等，甚至连符咒法术、各种禁忌以及拜祠祈请的敬神活动，也往往被作为修仙求仙的方诀。

资料繁复，内容芜杂，不但使研究面临着重重困难，而且随时都有可能闯入某种误区。

最大的困难，也许还不是资料之难以梳理，撰人及年代不易考订，传派错综复杂，用语又隐晦难解等等，而是如何对它进行整体性把握的问题。所谓整体性把握，首先要求具有历史的眼光和理性的态度，否则容易陷于两种偏执。其一是因为方术围绕神仙信仰，不能予以同情之理解，笼统地斥为妖妄；其二是沉溺于所谓秘术，以迂怪相夸诞，近年因为“气功热”，此风有日趋滋盛之势。要避免这两种偏执，第一必须梳理神仙方术的历史流变，从中寻绎出主脉络，不因其繁冗芜杂而坠入疑惘；第二是在对于“术”的知识性了解中，要贯穿对于“术”中所寓之“道”的思想性理解，不被方术的神秘外衣所迷惑，然后能于其是非真伪，凿然得一判断。

神仙方术作为修炼的法门，操作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其理论层面，亦即不能忽略“术”中所寓之“道”。此所谓“道”，是方术中固有的。以神仙方术与各种工艺制作相比较，虽然同样重视操作性，但对于“道”的要求是不同的。例如陶工之操作，目的在于制陶，从技术操作到目的，只要有足够的经验即可以完成，不必耗费时光去思索经验之外的形上问题。而方术的最终目的在于炼成神仙，神仙在超经验的想象之境，所以从技术操作到目的，必然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思考，诸如神仙是否存在，神仙的特质如何，是否可学而得等等。换言之，因为从经验性的技术操作到超经验的最终目的，没有事实上的必然联系，所以需要有形上思考作为中介。其所思考的问题，虽然带着神仙方术的特征，围绕神仙信仰而展开，但其中又包含着对于自然之理的体认，具有形上学的一般特征。

按照现代人的逻辑思维去分析，神仙方术之所谓“道”，归旨在于论证神仙存在并且可学而得，所要论证的观点或所要思考的问题，本身就是从信仰出发所进行的假设，所以理论体系是不真实的。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这种现代式的逻辑分析，只表明现代人不必接受神仙方术之理论体系，或者说不必接受理论体系所要论证的神仙信仰，而不足以否定其理论体系的历史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主要表现为“道”对于“术”之历史流变所产生的作用。(www.xing528.com)

就神仙信仰之流传而言，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东方的蓬莱神话由西方的昆仑神话演变而来，并认为其传播中介主要是道家之《庄》《列》。在传介中，道家赋予神仙信仰以一种内在的精神旨趣。而在秦皇汉武时代，这种精神被甚嚣尘上的巫觋杂术所湮没。就《史记》《汉书》所载，秦皇汉武时代的神仙信仰，一则依于鬼神之事，在行为方式上模仿巫祝之拜祠；再则凭藉并且编造新的神仙传说，以传说维系信仰。此为方术信仰嚣张而精神旨趣沉寝的阶段，即由神话传说产生信仰和拜求仙药等方术。“术”既浅陋，“道”亦未彰。在这个阶段，比神仙方术更具理论系统性的，是与之若即若离的精气养生说。此说渊源于巫医，与神仙方术有一种交互影响的关系，但历史地看属于两种流系，不可混为一谈。二者真正合流，始于汉末之《周易参同契》，至唐宋时成为广泛流行的思想理论。而在秦汉时代，则神仙方术与医家养生为二事，如《汉书・艺文志》，即将医经医方与神仙家分开。

汉末《参同契》的问世，使神仙方术首次具有完整的理论形态，从“术”的层面上升到“道”的层面。关于《参同契》，研究者长期以来都在争论其外丹术还是内丹术的属性问题。这种争论，可谓辨末而不知本，不知《参同契》主旨之所在。就《参同契》本身而言，主旨在于推阐丹道，既可以用于解释外丹，也可以用于解释内丹，这是其建言丹道而左右逢源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建言丹道，主旨不在于丹术，所以无论是外丹还是内丹，仅从《参同契》本身并不能获知具体的操作。我们这样理解《参同契》，绝非刻意要为学界的争论作一调和，而是其旨趣本来如此。

《参同契》出现于汉末，但在当时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对神仙方术并没有产生值得记叙的影响。若推论其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金丹术在此时流传尚未广，丹方及操作技术被作为秘诀在丹家之间流传，烧炼实践中铅汞又有超乎常理的变化，这种少数人得传秘术的神秘氛围及丹药变化的效验，足以维护神仙信仰。相对于汉魏晋南北朝时金丹术的需要而言，《参同契》的丹道理论是提前到来了。

唐代，金丹术广泛流传，自公卿士大夫以至帝王，好尚斯术者比比皆是。崇信的人多，烧炼金丹的活动频繁，同时，金丹药饵之非唯无验而且有害的问题，也就普遍地暴露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同契》成为道教中的一门“显学”，以之为核心，丹道理论问题受到公开而且广泛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参同契》之所以在唐代广泛地流传，是因为其丹道理论适应时代需要，即对于丹术无验问题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检讨。而其结果，第一是维护了金丹神仙之信仰，第二是酝酿出内丹道。

金丹神仙之无验，在唐初已为世人所识，但由于《参同契》丹道理论的传播，又使人深信确有还丹成仙之理，所以在中晚唐时，金丹术非但没有消退，反而转盛。而随着《参同契》丹道理论的展开，被理解为还丹之本的所谓元精元气，也日益明确地指向人体内部，因为这样更切近元精元气的涵义。所谓内丹道，大体上说即由此形成。

从“术”的层面看，内丹与六朝道教的内修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甚至更古远的精气养生说。但六朝道教的内修术，只是养生方法，可作为金丹药饵的辅助性修持，不是证验神仙的直接途径。依六朝道教的一般情形而论，成仙必须金丹大药，内修则是道士的日常修持，未与神仙信仰直接联系起来。内丹道与内修术之不同，关键在于修炼内丹可以成仙。虽然这种看法只是出于丹道理论的敷释，但它使神仙方术克服了金丹无验的信仰危机，神仙信仰与内丹道相辅以行，这为宋以后内丹道的流传、道教信仰体系之得以维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承上所述，神仙方术的历史流变无疑与丹道理论的发展有着极深刻的关系，以纵贯的历史观去看，甚至可以说“术”的流变是由“道”所引导的。无其“道”，则方术是盲修瞎炼，不可能形成有其流变轨迹的历史，至少可以说不会是已经形成的这种历史状态。根据已经形成的历史状态，我们探讨从方仙道到内丹道的流变，主题在于揭示其纵贯之“道”，至于方术，则只是一些零星注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