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中的两位孙登：重玄解《老子》的思想背景分析

第一节　两个孙登

考察重玄产生的思想背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正本清源，即搞清楚谁最先尝试以重玄解注《老子》。对于这个问题，在重玄之道大盛的唐代已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出自唐初成玄英，另一种说法出自唐末杜光庭。此二人，都是致力于阐发重玄理论的道士，他们追溯其理论渊源犹自不同，可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成玄英将重玄的宗源追溯到东晋人孙登，他在谈到注疏《老子》的“宗致”时说：

夫释义解经，宜识其宗致。然古今注疏，玄情各别。而严均平《旨归》以玄虚为宗，顾征君《堂诰》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晋世孙登云“托重玄以寄宗”。虽复众家不同，今以孙氏为正。⁽¹⁾

这段文字，有这样三层意思值得注意：第一，“重玄”是解注《老子》的一家宗旨，同“玄虚”、“无为”等别的宗旨一样，是解注此经时确立的纲要。文中提到的“严均平《旨归》”即严遵《老子旨归》，“顾征君《堂诰》”即顾欢《老子义疏》，⁽²⁾都是解注《老子》的著作，孟智周、臧玄静，梁武帝也都曾注《老子》。第二，以重玄宗旨解注《老子》的孙登，是晋朝人。第三，孙登自称是“托重玄以寄宗”，说明孙登之前已有人谈论重玄问题，否则无所依托。换言之，孙登以重玄解《老》，肯定有一个特殊的思想背景，孙登在此背景下的创获，表现为转借外说之重玄以明《老子》之宗旨，此其所谓“托”与“寄”之义。成玄英的叙论虽然不很详尽，但这样三层意思还是可以推寻得出来的。

杜光庭作《道德真经广圣义》时，将“宗趣”与“宗旨”分开来说，以此甄辨各家《老子》注疏的特色。其说云：

宗趣指归者，《道德》尊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皆明理身之道。符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窦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钟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祐、卢氏、刘仁会，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

又诸家禀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宗旨之中，孙氏为妙矣。⁽³⁾

如此分辨“宗趣”与“宗旨”，对于我们研述南北朝隋唐道教重玄学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所谓“宗趣”，是指解注《老子》的精神况味和用意所在，据此划分，孙登为治身之道，而自南梁孟智周以降的道教学者，都具有重玄的精神况味和意趣。所谓“宗旨”，与成玄英所说的“宗致”同义，是学理性的，即对《老子》根本之理的认识和概括，这方面，孙登重玄最为精妙。这样将“宗趣”与“宗旨”分开来说，有学理上的重玄，也有意趣上的重玄，显然能打开我们研述重玄学的视野，即将它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去对待，而不必拘泥于名词概念的枝节辨析。这是杜光庭站在唐末总结重玄学数百年发展时，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但是，杜光庭所说的是“魏代孙登”，与成玄英所说的“晋世孙登”不是同一个人，在《道德真经广圣义序》中，杜光庭叙录六十家《老子》注疏，其中有“隐士孙登，字公和，魏文、明帝时人”，却没有提到晋世孙登，这就引出甚至也可以说是制造了一个问题，即重玄宗源究竟发生在魏还是发生在晋。(www.xing528.com)

杜光庭所说的隐士孙登，相传即苏门山隐士，《晋书》有他的传记。因为《晋书》等曾记载玄学家嵇康追随这位隐士游仙三年，阮籍也曾前往苏门山访问过孙登，因孙登不与之应答，便长啸而归，并作《大人先生传》赞美其隐世的风范，似乎孙登很有些闲散的仙家气色，而且善养生法，所以后来的道书仙传，便将他说成得道神仙，如宋代的《南岳总胜集》、元代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便称孙登“感赤帝得玉砂膏”，是魏晋神仙道教中人物。如果以重玄解《老》的孙登真是这位苏门山隐士，那么重玄之道的源头便要追溯到汉魏道教中。换言之，重玄之道的发生发展，自始至终都是道教中所特有的，与他人不甚相干。从杜光庭的说法里，不难引申出这样的结论。从嵇康、阮籍仰慕隐士孙登的记载看，他的学问修养必有可称道的地方，说他始以重玄解《老》，从而开创这门在道教中持续数百年的学风，不难让人信以为真。但这不是历史事实。

在现代学者中，蒙文通先生最先辨明杜光庭的错误，他在《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中说：“杜以孙登为隐士，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时人，此涉与嵇阮同时前一孙登而致误者也。”有一条简单的理由支持蒙文通先生的这一判断：历史上解注《老子》的孙登只有一人，而此人只能是晋世孙登。成玄英提晋世孙登则不提魏代孙登，杜光庭反之，提魏代孙登则不提晋世孙登，由此可见解注《老子》的孙登只有一人。而隐士孙登，未曾注《老子》，如《晋书》只说他好《易》，隋唐诸史志也都未曾著录他有《老子注》，说隐士孙登解注《老子》，只是杜光庭一家的说法，前面没有根据，后面不见踪迹，所以不可信，只是杜光庭的一时失察。至于晋世孙登注《老子》事，则史有明载，如初唐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卷一叙录各家《老子》注疏，有“孙登集注二卷，字仲山，太原中都人，东晋尚书郎”的记载，《隋书・经籍志》也著录“晋尚书郎孙登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音一卷，两《唐志》犹著录其书。是则晋世孙登的《老子注》虽然久佚，但其注《老子》事，亦可谓斑斑可考，而始以重玄解《老》者，非此人莫属。⁽⁴⁾由此看成、杜二人之说，一正一误，误在杜光庭，所谓正本清源，也就是回到成玄英的说法上，重新考察晋世孙登“托重玄以寄宗”的思想背景和渊源等问题。

根据成玄英提供的线索，可以考知“托重玄以寄宗”的晋世孙登，是东晋时的一位青年学者，他的活动年代，上距隐士孙登将近百年，而且他的思想学说出于玄学家对《老子》理论的阐发，与魏晋神仙道教无关，也不是隐士的思想。重玄理论被道教所吸收，是南北朝以后的事，它的发生则根植于魏晋玄学。所以，重玄之道的宗源要向玄学追溯，它产生的思想背景也要放在玄学中去考察。

放在玄学里看，孙登以重玄解注《老子》，反映出东晋玄学《老子》的深化，在当时代表了很重要的思想倾向，可以说是玄学力图摆脱理论困境的一种尝试。可惜的是，孙登的《老子注》久佚，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夹附在一些集注本中的寥寥数语，难窥全豹。不过，从孙登的家族身里，我们倒可以获悉一些消息，有助于了解他以重玄解注《老子》的思想背景和具体环境。

关于孙登的身世，《晋书》卷五十六有一些简短的记载，谓之：

少善名理，注《老子》，行于世。仕至尚书郎，早终。

记载虽然简略，但对于考察重玄产生的背景，却有很大的帮助。由孙登“少善名理”，可知他是东晋时的玄学者流。太原中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是其孙氏家族的籍贯，至于孙登本人，则大抵生长于东晋之会稽。约在永嘉之乱后不久，孙登的父亲孙统还很年轻，便与其弟孙绰、从弟孙盛迁居会稽，后来孙氏兄弟“驰声江左”，在精英荟萃的江东士林中大获声望。孙统“诞任不羁，而善属文”，曾出任吴宁等县令，但“居职不留心碎务，纵意游肆，名山胜川，靡不穷究”，人格性情都属于玄学名士之流。孙绰也是一时名流，好与诸名僧往还，尤其与支道林过从甚密，曾作《道贤论》，以七僧拟于竹林七贤，又作《喻道论》，倡“周孔即佛”之说，是当时理论界的活跃人物。孙盛涉足老庄学，对正始以来的玄学理论进行过研究，曾著文论指摘王弼等人的玄学《老子》之失，即见收于《广弘明集》的《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两篇。从一些史料看，孙氏昆仲与支道林等声息互通，大概属于同一个玄佛合流的学术圈子或名士集团。孙登之“托重玄以寄宗”，解注《老子》而别开生面，便是这个集团酝酿启发的结果。结合于见存资料言之，则孙盛的诘难点示出玄学《老子》的理论困境，而支道林本着玄佛合流的思想所给予的回应，诱发出孙登解注《老子》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