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从玄道到重玄之道

中篇　从“玄道”到“重玄之道”

研述道教哲学，我们必然要遇到的复杂问题之一，是道教与道家的关系。这种关系，因道教融摄道家的思想理论而产生，所以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历史性的。

就理论的层面而言，因为问题涉及到一个哲学流派与一种宗教的同异，所以随着研述者所取角度的不同，对道家、道教理解的不同，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这种现象，在古代便出现过。许地山在所著《道教史・绪说》中，曾列举南梁刘勰、阮孝绪、宋马端临等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述，可谓见解互有参差。一般说来，凡站在儒家或佛教立场上考察道家道教关系的，多致力于辨异，指道教炼养、醮祭等违背道家之理趣。而站在道教自身的立场上论述这层关系的，则多为认同，即认为道家之“道”是其立教之理本，道教之形式是应俗之事迹。由此两种立场所得出的两种结论，我们很难评断孰是孰非，因为单从理论或精神况味方面去比较，人们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立场或角度，而以道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复杂性，选择任何一种立场或角度都将不难找到相应的资料依据，用以证成其说。所以，单纯地从理论层面考察这个问题，不免会有各种随意性，同时也就不免有各种片面性。这使我们有必要对问题进行历史的考察，庶几有一个讨论问题的共同基础。

然而，单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也不够充分，也还得不出一个全面深入的结论。因为历史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各种思想资料的堆积，还必须深化我们的理解，这些思想资料才能够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再现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而所谓理解，说穿了只是以我们自己的某些思想理论去把握和诠释历史。

准此而言，考察道家与道教的关系，必须将理论方法和历史角度结合起来。所谓结合，是说理论方法不能脱离道教的历史实际，或者说不能是外在于道教历史实际的先验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唯其理论方法切合于道教的历史实际，才能够有效地诠释道教。(www.xing528.com)

当然，理论方法必有其针对性，因为针对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自可以是多层次的。例如适合于某个理论命题的方法，便不必适合于一个历史阶段的思想整体，反之亦然。这说明方法的合理性，取决于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性，而非取决于方法所具有的逻辑性或可欣赏性。就道教与道家的关系问题而言，因为问题既贯穿道教史始终——直到现代的道教界和学术界也都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又表现出相对的历史阶段性，所以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宏观的整体性把握与阶段性的思想主题之提摄相结合，亦即抽绎出不同历史阶段道教的思想主题，从各种思想资料和历史事件中“秉本执要”，去芜存精，把握道教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思想特质，以之与道家的哲学思想相参照，然后才能够对二者的关系作出一整体性的判断。本文即试图采用这种方法，探讨汉唐时期道家道教的关系，并将道教置于中国思想文化之整体中，根据它与儒释二家先后发生主要对话关系的时代性，划分为汉魏晋和晋唐两个阶段。

汉魏晋时期，道教的思想与儒家的思想处于一种相互对待的关系中，二者既相互渗透，又在信仰形式、价值取向或安身立命之道、精神况味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对的差异。这种对待性，使我们能够透过道教派系分流、方术芜杂等现象，相对于儒家来掌握道教的文化个性，并把握其思想文化之整体，站在整体把握的高度上抽绎其思想主题。据此，我们援引葛洪之所谓“玄道”，作为对汉魏晋道教思想的主题性概括。

晋唐时期的道教，则与佛教构成一种理论上的对话关系。对话中，佛教方面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般若学，而道教方面的主要理论依据，则是既与般若学具有思想方法上的联系性，又以《老》《庄》为经典的“重玄之道”。根据这种理论对话的历史实际情形，我们将“重玄之道”作为晋唐道教的思想主题。

本篇所要讨论的，即是关于这两个时期道教思想主题的内涵、与道家哲学的融摄关系，并结合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诠释其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