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百家融合构建礼乐统同的理论高度

第三节　礼乐“统同”建立在百家融合的理论高度上

考察风俗民情出于一种人文化成的关怀，目的在于寻找风俗民情与礼乐文明的结合点，以礼乐文明去改造地域性风俗民情之鄙野，使之从依附于自然环境的生存状态升华到主体自觉的文明状态，摆脱地域性局障隘陋，融入文化统一体的整体发展，不遗留下一个角落作为文化停滞的“活化石”。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风俗民情之“辨异”升华为礼乐文明之“统同”。

放在自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历史背景中去看，礼乐文明之“统同”反映出这一时代的思想主题，即重新整合文化统一体，对行将统一或者已经统一的世界作出整体性解释，并从总体上调整社会关系，同时也使文化发展不平衡或文化形态不相同的地域能够融合沟通，高下互补。就历史渊源而论，这个文化统一体的基础，是由周初分封、周礼的辐射性传播奠定的，所以内涵是发轫于周人的礼乐文明。而其外延，则反映出比城邦观念、国家观念都更宽泛的“天下意识”。春秋战国时期，周室衰而礼乐坏，现实世界的裂变，使文化统一体的实质内涵受到毁灭性冲击，但其外延所反映的“天下意识”，却依然存在于人们的观念里。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但诸侯间的讨伐征战是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进行的，而且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也是在这样的观念背景下展开的⁽³⁾。秦统一之后，观念中的“天下意识”变成了现实的天下一统，车同轨，书同文，文化统一体的外延已匡廓具备，摆在思想家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如何重塑内涵。

重塑内涵的任务之所以艰巨，单从思想史的方面说，就是必须统贯诸子百家学术，不能简单地重复周礼，而必须融汇一切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以“通古今之变”为基础，达到“究天人之际”的新境界。这可以说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义。否则，只能算是自立一家之私言，不能克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蔽阨，也就达不到重新整合文化统一体的高度。(www.xing528.com)

但是，诸子百家学术包含了各种层面的差异甚至对立。如果我们以韶承周礼的儒家文化为主体，那么与之互存差异甚至对立的“显学”最少还有三派，即墨道法。墨家与儒家的差异相对要小一些，大有一种“礼失而求之于野”的精神，墨家也有与儒家相同的人文情怀，但墨家寄意于民间，提倡“兼爱”，便从根本上动摇了周礼赖以建立的宗法制度，所以孟子将墨子与“重己”的杨朱放在一起，予以抨击，谓之“无君”、“无父”，这说明儒墨不容易融合。道家以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对待周礼的失坠及其与现实浊乱的内在联系，与儒家也不能轻易地取得认同。至于法家，则主张用刑法取代礼义，与儒家势同水火，即使是汉以后的所谓“内法外儒”，其实也只是两面人的两套手段，并没有真正在文化上融合为一体。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差异和对立，将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术融合为一体，那么，所谓重塑文化统一体的礼乐文明之内涵，就不具备新时代的理论高度，而形似于典章制度、信仰形式的复古。

以历史逻辑言之，重塑礼乐文明之内涵，必然以融合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术作为理论前导，而在融合有差异的思想学术方面，道家可以发挥其长才。从老子容乃公的“常道”，到庄子与廖天为一的“齐物”，道家在超越常俗近情的精神世界中，将一切差异和对立大而化之，就像站在虚廓的高空看待凡间万物的相刃相靡，差异和对立只在一遍模糊和迷离之中，构成的却是一个完整而真实的世界，是之谓“道”、“大象”、“原一”。以形而上的抽象同一克服形而下的具体差异和对立，道家在这个理论高度上独步。因为这个缘故，率先统贯诸子百家学术的《天下篇》出现于《庄子》书中，融汇百家学术的《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也都以道家理论作为构架思想体系之圭臬。道家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的思想融合中，发挥了理论主导的作用，从思想理论上为文化统一体的重新整合奠定了基础。使文化之“统同”具有新时代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