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山西经济金融：居民储蓄与消费变动研究

山西省居民储蓄与消费变动研究

一、引言

储蓄与消费是构成国民经济总量的主要部分，二者的变化，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变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二者关系既统一又矛盾，从统一角度来看，也就是动态的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的持续增长就为储蓄存款增长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不仅为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创造条件，即蕴蓄积聚购买力，形成了以后的更高的消费水平，而且为国家经济建设积聚了资金，并通过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事业的进步，进而在新的基础上形成更高的消费水平；从矛盾方面来看，也即从短期来看，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消费多，则储蓄少，反之，消费少，则储蓄多。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消费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真正开端，以其强调资本积累和主张消费节约为基本思想，在古典经济学消费思想中，威廉·配第、亚当·斯密等人将资本积累放在首位，对消费主张节制，而西斯蒙第则将消费放在优先地位；早期庸俗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萨伊认为消费即是效用的消灭，研究消费的唯一对象是消费行为本身所产生的满足程度，并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即生产创造需求，另一人马尔萨斯则提出了有效消费，认为人们能够而且愿意支付这样一种价格来购买产品的消费，这种价格会引起产品的继续供给而利润不至于降低；进入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消费理论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首先是边际分析进入了消费研究领域，经过边沁、李嘉图、戈森等先驱的发展，庞巴维克以边际效用论为基本阐述消费，他认为，消费品的价值是由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的，同时消费价值也决定了生产资料的价值。他重视消费者的需要的满足，认为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是制造用于直接消费的消费品。认为现期消费比同样的未来消费的主观价值要高，所以需要有相应的时间贴水，其次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分为消费论、生产论、交换论和分配论，他认为消费需求对于生产的起到指挥棒作用，他还进一步研究了消费者剩余，得出生活必需品比奢侈品的消费者剩余多的结论，第三是托尔斯坦·凡勃伦用制度的方法将消费分为有闲阶级为了过有闲生活而从事的消费和劳动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生活的消费；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使得经济学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即现代经济学，首先是凯恩斯提出了消费函数和绝对消费假说为后来的消费理论奠定了研究基础，他认为,消费支出的多少与收入的高低水平密切相关,收入的绝对水平决定消费水平,在凯恩斯之后，新古典综合学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用序数效用理论来代替基数效用理论，使用无差异曲线凹性、相对边际效用递减和收入预算线，说明理性的消费者的行为遵循等边际原则，价格变化对消费者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使需求规律发挥作用，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决定了价格变化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所得到的利害比例。

（二）国内对消费与储蓄关系实践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与思想，并结合中国实践来研究中国的储蓄与消费。

郭克莎和何东霞（1992）以可比价格和可比货币比较了居民消费和储蓄增长的态势，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居民消费与储蓄倾向的变动特点，指出我国改革以来存在着居民储蓄增长和储蓄倾向土升过快的问题;张平（1997）认为制度规定决定着消费者行为；袁志刚和宋铮（1999）转轨时期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为储蓄倾向上升；沈悦（2001）认为中国居民消费呈典型的间歇性特征；许海云（2000）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的间歇性特征表述为人们在其生命的不同阶段，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以及一个相应的储蓄目标；孙凤（2001）认为中国城镇居民本期消费对本期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中国城镇居民的本期收入变动对消费变动有显著的正影响，人们受即期收入的影响较大，这可以用短视和流动性约束来解释。龙志和（2000）利用预防性储蓄模型对我国消费者行为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城镇居民存在着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戴园晨等（2001）研究得出居民消费由“趋同”向“个性化”转变；王军（200l）认为居民消费呈现出“有限理性”特征，表现在三方面:消费者对于制度变迁的计算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消费者的“攀附性”逐渐减弱;消费者的“前瞻性”不断增强；肖殿荒（2001）提出消费档次假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量也将增加，但消费量的增加不是直线式上升的，而是呈现出台阶式变化的特征。消费增长有时速度较快，一旦达到某种档次以后，增长趋势将变得非常平缓；高玉泉（2003）从消费与储蓄矛盾的角度出发得出市场与货币制度是造成这种矛盾的重要原因，矛盾的解决要从完善市场与货币制度出发；张运平（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多年来我国利率政策对居民消费与储蓄行为影响很小，居民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叶祥松和胡剑峰（2010）通过对1978年到2008年储蓄与经济增长数据研究得出经济增长率是储蓄率的Granger原因，但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进而提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当放在启动消费上，适度改善投资结构，加强对可贷资金的引导和规范，保证储蓄向投资转化渠道的畅通。

三、山西省居民储蓄与消费态势及特点

由附表一及图一可以看出，自1978年以来，山西省居民消费与储蓄增长较快，其中储蓄的增长整体高于消费。这里以不变价格计算的消费及其增长情况说明了实际消费的变化情况，当年价格计算的消费及增长说明了货币消费量的变化情况，二者对比说明了物价对其的影响。不变价格的储蓄说明了实际的储蓄的变化情况，当期价格的储蓄变化说明了货币量存款的情况，二者对比说明了货币的贬值对储蓄的影响。

（一）山西省居民储蓄与消费态势

1.储蓄增长整体快于消费增长，其规模高于消费，但储蓄净增额增幅波动较大

分阶段来看（见附表一），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实际储蓄余额增长远快于实际消费的增长，在此阶段，实际储蓄余额的平均增长率是实际消费的3.96倍；1993年到1999年，二者增长速度之比开始下降，为2.6倍，到1999年末，实际储蓄金额是实际消费金额的2.76倍；2000年到2010年，实际储蓄的增长率总体上仍高于实际消费的增长率，但差距不断缩小，平均储蓄增长率仅为消费的1.1倍。从储蓄的当年净增变动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储蓄净增额增幅波动幅度较大。

图1　山西省居民实际消费与储蓄变化图

2.居民消费和储蓄在变动中的相互影响

居民货币消费量的增长反映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在30年间，居民消费需求的迅速增长，推动了物价的上涨，价格上涨吸收了大量货币，对居民实际消费增长起了缩减作用，又使居民储蓄发生贬值。同时，居民储蓄的持续大幅度增长降低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势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消费品市场的压力。从居民消费与储蓄的关系看，在收入增长一定的条件下，二者之间是呈反向变动的。如在2003年和2010年，这两年实际收入增长分别为21.7％和21.86％，居民货币消费增长分别为11.39％和21.85％，而实际储蓄增长分别为20.19％和11.74％；在2009年，当实际收入仅增长了1.62％，实际储蓄与货币储蓄分别增长了15.95％和14.91％，而实际消费和货币消费分别为6.63％，5.67％。因此，只有当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居民储蓄的迅速增长才有好处；而当收入增长较慢以至下降时，储蓄的过快增长可能造成消费不足会给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有效增长带来需求约束。

（二）山西省居民消费与储蓄倾向的变动特点

消费与储蓄倾向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现期收入水平的高低；二是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预期。现期收入水平越高，预期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越少，则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就会越多，消费倾向就高，储蓄倾向就低；相反，现期收入水平越低，预期未来不确定因素越多，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就会越多，储蓄倾向就高，消费倾向就低。

1.山西省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总体呈下降趋势，储蓄倾向呈上升趋势，但边际消费倾向与储蓄倾向波动较大

从各年数字来看（见附表二），平均消费倾向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平均储蓄倾向则呈上升趋势，平均消费倾向由1981年的0.6下降到2009年的0.39。具体来看，1981年—1997年之间，山西平均消费倾向保持在0.48—0.6之间；而1998年—2009年平均消费倾向较为稳定，处于0.37—0.43这样一个小的变动区间内，说明这一阶段收入与消费支出及储蓄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比例关系。

相对于平均消费倾向而言，边际消费倾向波动较大，并多次出现大于1及小于0的数值，例如在1986年边际消费倾向达到0.91高点之后，在1987年和1989年分别超过了1，分别达到4.26和3.69，说明这期间，山西省居民生活处于贫困且收入水平偏低，为满足最基本生活需求，不得不动用过去存款，或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最基本生活消费；到1990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为0.26，1998年，消费再次收缩为-0.13，边际消费倾向大幅度下滑甚至为负，究其原因，一方面，收入水平较低，且收入增长波动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受宏观经济的波动影响，消费者信心不足，收入增量多数用于储蓄；从1998年之后，边际消费倾向保持一个较低水平（小于0.5，除2002年的0.69、2006年的0.66和2009年的1.51），边际消费倾向偏低，一方面随着近几年收入的较快增长，这种变化符合收入假说理论，另一方面，与山西省居民储蓄偏好有关，这点从山西迅速增长的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超出GDP总量可以反映出来。

2.山西省城乡居民消费与储蓄倾向变动比较

分城乡来看，整体上山西省城乡居民平均消费与储蓄倾向变动较为平稳，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居民，而平均储蓄倾向则正好相反（见图二）。

分阶段来看，1981年—1990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高于农村，平均储蓄倾向低于农村，且平均消费倾向呈现V字走势，高的平均消费倾向，低的储蓄倾向说明在这个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偏低，人们不得不将收入的近80％用于维持生存需要；第二阶段是1991年—1995年，这阶段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平均消费与储蓄倾向差距减小，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略有下降，储蓄倾向开始上升，而农民平均消费倾向呈稳中有升的态势，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扩大，农民生活水平相对于前几年没有改善；第三阶段是1996年—2007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再次高于农民平均消费倾向，且二者呈反向变动。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在0.7—0.83区间内小幅波动，而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则在经历1996年—1999年较大幅度的下降后也基本维持在0.6—0.73区间内，农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主要原因是，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基于未来预期下降和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考虑，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大幅提高，因而用于消费比例下降幅度较大；第四阶段是2008年—2010年，农民平均消费倾向明显上升并超过了城镇居民，而城镇居民仍然保持上一阶段的下降趋势，主要因为在这一阶段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政府启动了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而针对农村市场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优惠的活动大大地刺激了农民的消费热情，而城市居民受危机影响较为直接，加上高房价、高医疗费用、高教育支出等因素影响，城市居民加大了储蓄力度，平均消费倾向自然下滑。

①此处城乡居民消费与储蓄倾向数据来源于《山西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城镇居民中收入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支出为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收入为人均纯收入，消费支出为农村家庭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

图2　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储蓄倾向图

从边际消费与储蓄倾向来看（见图三），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总体高于城镇居民，且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波动剧烈，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波动则相对平稳，二者呈不同走势，同样，作为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对的边际储蓄倾向也呈相同规律。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整体偏高，在三十年间有一半年份在0—1之外，说明了，在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和收入增长不稳定进而导致消费增长也频繁波动，即农村居民生活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而相对于剧烈变动的农村居民消费倾向来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则较为平稳，整体也低于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但平均仍然高于0.6。

图3　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储蓄倾向图

3.山西省居民消费与储蓄周期分析

经济中常见周期的划分方法主要有直观判断法、趋势线法、中位线法等方法。这里我们采用中位线法进行划分。中位线法根据时序数据的波动情况，选取原始数据中波峰数值和波谷数值形成中位线，以中位线为判断标准，确定波动峰值和谷值是否为周期的峰值和谷值，谷值年份作为一周期的起点和下一周期的终点。通过中位线法将背离经济运行最佳理论状态的波动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判断出各种波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由于受到各种内外部的冲击而形成波动，由此为了研究这些波动情况，采取中位线法有着较好的效果，决定中位数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长中的高位转折点和低位转折点，由数据本身决定，避免了依靠主观判断而出现差异的问题。

图4　山西省居民消费周期

由图四可以直观地看出，具有高位拐点特征的点是1980年（13.14）、1984年（11.67）、1992年（13.44）、1996年（12.53）2002年（27.45）、2010年（19.11）六个点，因此，自1978年以来，山西省居民消费共经历了五个完整的周期，即1980年—1984年为第一个周期，1985年—1992年为第二个周期，1993年—1996年为第三个周期，1997年—2002年为第四个周期，2003年—2010年为第五个周期。

图5　山西省居民储蓄周期

由图五可知，具有高位拐点特征的点是1980年（33.54）、1990年（100.82）、2005年（22.89）、2008年（21.26）四个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居民储蓄可以分为三个完整的周期，即1980年—1990年为第一个周期，1991年—2005年为第二个周期，2005年—2008年为第三个周期，2009年之后进入第四个周期。

四、山西居民消费和储蓄变化的因素分析

影响消费与储蓄的主要因素有收入因素、制度因素、环境因素、物价、利率因素、风俗、传统文化、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就山西而言，虽然受上述因素影响，因其特有的环境原因，因此也有着其自身特点。

（一）煤炭价格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山西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进而推动了消费与储蓄的结构变化

山西省作为煤炭大省，在煤炭价格改革之前，受国家价格管制，煤炭资源价格没能真实地反映出供给与需求平衡状况。在改革之后，煤价大幅度上涨，煤炭产能进一步释放，到2010年，山西省规模以上企业中煤炭业总资产占到其44.4％，而当年利润占到90.2％，煤炭行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带动了山西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实际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477.1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860.09亿元，平均增幅达14.77％），同时也使得山西居民消费与储蓄增长进一步加快，其结构也发生变化。首先，从居民生活消费结构来看（见附表三），城乡居民用于食品支出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而在居住支出及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方面，农村居民呈上升趋势，城市居民呈下降趋势，在医疗、交通、通讯、教育等支出则都不断加大，反映出了城乡居民在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消费结构也开始出现转变；其次，从消费与储蓄倾向来看，2000年以后，二者倾向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区间内，波动较2000年以前进一步缩小，且消费倾向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此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说明收入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消费与储蓄结构的变化。

（二）收入差距扩大化加快，制约了中低收入者的消费(www.xing528.com)

首先是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是城乡居民消费与储蓄水平迥异的首要根源。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西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不断扩大。1990年时，山西省城乡收入之比为2.15：1（农村纯收入为1），2000年时进一步扩大为2.48：1，2010年为3.57：1，2010年山西省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4736.3元，仅相当于2000年初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城乡居民相隔10年的收入差距使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更是存在着巨大的时差。其次，城市及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是导致消费与储蓄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高收入组人口数量少，但是其总收入占全体人口总收入的份额却不小，特别是2000年以来煤炭价格改革以来，一部分“煤老板”的涌现更加加剧了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导致财富相对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对高收入群体来说，现有消费已达到一定水平，消费意愿不高，收入中用于日常消费的开支比例很小，更多的钱用来投资。而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许多人就只选择将钱存在银行里。而广大中低收入者由于预防性储蓄需要迫切，不得不进行超储蓄，从而加剧了高储蓄行为。

（三）消费、储蓄习惯受习俗影响较大

山西省居民受历史及习俗文化影响，喜欢存钱的偏好强，特别是农村居民，由于其受文化程度、收入较低等影响，消费储蓄习惯很难改变。根据山西省2010年下半年农户问卷调查显示，在年龄结构及学历方面，全省农业人口主要呈现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局面。全省农业人口中36-45岁的占35.93％，46-55岁的占24.52％，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业人口占41.22％，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农业人口占36.30％。从农户经济收支状况来看，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养殖及打工，其中，37.52％的调查对象主要从事种植业，16.70％的调查对象主要从事养殖业。两项合计，全省大约有将近六成的农民仍未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出来，结构单一与发展滞后，而支出多为生产投入、盖新房以及子女上学（占调查比例的23％、21.99％和28.8％）。从农民选择储蓄的动机来看，储蓄、子女上学、看病、养老分别占到了50.35％、56.76％、46.98％、11.52％。农村居民受到以上因素的约束，在其收入难以大幅稳定增长，保障具有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其消费习惯及储蓄习惯一时仍难以改变。结合消费与储蓄周期变化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居民消费经历了四个完整的周期，并已经进入第五周期，而储蓄则到2010年刚好经历了三个完整周期，且消费的波动远远远大于储蓄波动，说明了山西省居民储蓄增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四）收入来源单一，投资渠道少，居民风险意识加强，居民储蓄偏好加强

由附表四可知，城乡居民收入来源主要由生产性收入构成，其中城镇居民生产性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70％以上，而农村居民生产性收入则占到总纯收入的90％左右；在非生产性收入中，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人均282.48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4044.97元，构成了城镇居民另外一项主要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由1990年的人均16.71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252.39元，仅占总收入比例仅徘徊在2％不到的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收入仅占到其总收入的5％多，但是可以看到，从2009年该占比已经超过了10％以上。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增长缓慢，居民储蓄大幅增加，反映出当前投资仍然不能成为居民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再加上教育、医疗、房价等改革以及物价的高涨等因素，不确定性加剧，进一步推高了山西居民储蓄。

五、对山西省居民消费与储蓄变动关系的思考

上面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的消费与储蓄变动的态势、特点及影响因素，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以下认识：

（一）居民储蓄与消费变动关系的协调发展对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居民的消费行为不再受政府所直接控制，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消费作为市场调节的关键一环，其重要性越来越大。消费与储蓄的变动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或阻滞作用。当需求过旺而供给不足时，就会推动经济的过热发展，反之，当消费不足时，就会出现市场疲软，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如在1980年到1984年，在改革刚实施的几年间，实际居民消费得到迅速膨胀，在产品供给缺乏的情况下，消费品价格大幅攀升，直接推动了经济的过热发展，之后5年里，消费大幅下降，储蓄继续不断增长，经济增长在低位徘徊不前。而进入21世纪以来，山西省消费与储蓄增长相对平稳，消费增长与GDP增长几乎呈同步变化趋势，说明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居民储蓄增长，而且依赖于居民消费增长，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以居民消费与储蓄变动关系的协调为条件；只有在这一关系协调的基础上，才能促进投资有效增长从而经济有效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的波动与居民消费和储蓄的波动（失衡）密切相关。居民消费与储蓄变动关系的协调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图6　消费、储蓄与GDP变化情况

注：图中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波动情况，将1990年的储蓄增长率进行放小，该年度实际增长率为100.82％。

（二）山西居民消费与储蓄变动对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山西省作为一个重工业基地，再加上其丰富的煤炭资源，第二产业的发展远超其他产业，而在近年来，山西面临着资源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要求，这些就需要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与结构的变动速度要与国内外市场变动相适应，市场的变动最终仍然由消费所决定，因此，也就是要与居民消费和储蓄的变动相适应，因为居民储蓄增长会推动投资增长，但投资增长速度如超过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就会引起投资效益下降和需求膨胀，因而居民储蓄增长过快会导致储蓄、投资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上升会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有一个相互适应的问题，如果居民消费增长过快，就会导致消费结构变动过快，与产业结构的转换过程发生矛盾，引起结构关系的失衡。

（三）收入仍然是改变山西消费与储蓄变动关系的关键所在

虽然近年来，山西居民整体消费与储蓄倾向波动较小，但是，在经历两次危机冲击，收入增长呈现较大波动，居民边际消费与储蓄倾向均出现了短暂的较大幅度变化。从分城乡居民消费与储蓄倾向看，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处于高位，但边际消费倾向为农民边际倾向及波动大于城市居民，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扩大。这反映出在整体收入增长，但内部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且收入向少数人积聚的情况下，消费与储蓄将会出现失衡，一方面是中低收入者不得不将收入的大部分用于维持基本消费，另一方面是储蓄余额的不断增加，并已经超过了GDP，因此，要保持储蓄与消费的协调以及储蓄与经济同步发展，提高广大居民的收入仍然是关键。

（四）宏观政策和体制改革可以协调居民消费与储蓄的变动

针对山西省改革以来居民消费和储蓄变动中存在的问题，从宏观上加以协调主要应考虑以下几点：

1.协调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关系，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使得该类人群消费意愿得以真正的释放，进而使居民消费和储蓄更加协调稳定发展。

2.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居民老有所依、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进而树立居民消费信心，改变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习惯。

3.加强和改善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改善这些地区的消费环境，同时，合理引导居民的消费，使其消费结构向着丰富、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

4.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扩大和有效运转，通过金融市场与消费市场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沟通，扩大居民投资渠道，合理引导居民的资金的流向，来协调居民的消费和储蓄关系。最后，充分利用山西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政策，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和机制，运用财政税收、工资等经济杠杆，调节居民的收入、消费和储蓄，使其变动的态势与经济增长与发展及结构转变的要求相适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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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叶祥松，胡剑峰，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978～2008年间的数据分析，创新，2010年第5期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调查统计处课题组

课题组长：张育春

课题组成员：郝冬莉　宁雪慧　鲁学东　刘仕俊　孙树恩

执　笔　人：孙树恩